歷史發展大體

1. 商品質量管理的歷史發展大體經歷了三個階段其演變原因是什麼

20世紀，人類跨入了以「加工機械化、經營規模化、資本壟斷化」為特徵版的工業化時代權。在過去的整整一個世紀中，質量管理的發展，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

質量檢驗階段

20世紀初，人們對質量管理的理解還只限於質量的檢驗。質量檢驗所使用的手段是各種的檢測設備和儀表，方式是嚴格把關，進行百分之百的檢驗。其間，美國出現了以泰羅為代表的「科學管理運動」。「科學管理」提出了在人員中進行科學分工的要求，並將計劃職能與執行職能分開，中間在加一個檢驗環節，以便監督、檢查對計劃、設計、產品標准等項目的貫徹執行。這就是說，計劃設計、生產操作、檢查監督各有專人負責，從而產生了一支專職檢查隊伍，構成了一個專職的檢查部門，這樣，質量檢驗機構就被獨立出來了。起初，人們非常強調工長在保證質量方面的作用，將質量管理的責任由操作者轉移到工長，故被人稱為「工長的質量管理」。

後來，這一職能又由工長轉移到專職檢驗人員，由專職檢驗部門實施質量檢驗。稱為「檢驗員的質量管理」。

2. 中國古代飲茶歷史大體上分為哪三個發展階段

發展時間：中國飲茶始於西漢有史可據，但茶是供上層社會享用的珍稀之版品，飲權茶限於王公朝士。南北朝時期，帝王公卿、文人道流，茶風較晉更濃。
形成時間：唐代開元以後，中國的"茶道"大行，飲茶之風彌漫朝野。東都洛陽和西都長安及湖北、山東一帶最為盛行，都把茶當作家常飲料。
普及時間：宋承唐代飲茶之風，日益普及。茶在社會中扮演著重要角色。

3. 中國古代旅行與旅遊歷史的發展、大體可分為哪兩個時期

古代中國旅行與旅遊歷史的發展,大體可分為兩個時期,即神話傳說時期和信史時期。

4. 中國古代建築的歷史演變大體上可以分 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古典時期。如果用動物表示是

用動物表示應該屬於猛馬象。

5. 中國歷史發展過程

中國，是以華夏文明為源泉、 中華文化為基礎，並以漢族為主體民族的多民族國家，通用漢語、漢字，漢族與少數民族被統稱為「 中華民族」，又自稱為炎黃子孫、龍的傳人。

中國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國之一，有著悠久的歷史，距今約5000年前，以中原地區為中心開始出現聚落組織進而形成 國家，後歷經多次民族交融和朝代更迭，

直至形成多民族國家的 大一統局面。20世紀初辛亥革命後，君主政體退出歷史舞台，共和政體建立。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在中國大陸建立了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政體。

中國文化淵遠流長，是東亞文化圈的文化宗主國，在世界文化體系內佔有重要地位，由於各地的地理位置、自然條件的差異，人文、經濟方面也各有特點。傳統文化藝術形式有 詩詞、戲曲、書法、國畫等，而春節、元宵、清明、端午、中秋、重陽等則是中國重要的傳統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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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文化

文學

從先秦始，詩經、楚辭、漢賦、晉書、唐詩、宋詞、元曲、明清章回小說、民國雜文，描繪了中華古代文學史的燦爛。

經史子集是傳統中國的學問。東晉李充正式確定甲乙丙丁即經史子集次序，但尚未直接用經史子集之名。唐初編成《隋書·經籍志》，這是正式以經史子集為類名的四部分類法中現存的第—部目錄。它分經史子集4部，下分40細類，

經史子集各部書籍六萬九千五百七十餘卷，譯本書千三百二十餘冊，釋藏七千零&八卷，書畫圖象等約二百餘種。其外又有藝術志、道書志、書志、畫志、通為八目。

繪畫

中國畫在中國被稱國畫，主要是用毛筆、軟筆或手指，用墨和國畫顏色在帛或宣紙上作畫。

中國畫按照內容可分為花鳥畫、山水畫及人物畫；按照技巧可分為工筆畫、寫意畫、重彩畫、水墨畫、白描畫、壁畫、內畫；按照藝術層次可分為具象國畫和抽象國畫等。

中國畫擅長寫意，其重在神似不重形似，強調觀察總結不強調現場臨摹，運用散點透視法不用焦點透視法，重視意境不重視場景。

6. 拜占廷1100餘年歷史發展大體可以劃分為幾個階段

自330年君士坦丁一來世遷都自「新羅馬」，開始東羅馬帝國時代到1453年君士坦丁堡被奧斯曼土耳其軍隊攻陷，拜占廷歷史經歷了1100餘年。在此期間，拜占廷歷史發展大體可以劃分為3個歷史階段，即330～610年的早期拜占廷史，610～1056年的中期拜占廷史和1056~1453年的晚期拜占廷史。

7. 我國歷史的描述，大概描述一下發展歷程...

中國是人類重要的發源地之一，經過漫長的進化，產生了不同時期的原始人、氏族部落，如元謀人、藍田人、北京人、山頂洞人及半坡人等等，同時經歷了原始人群、母系社會和父系社會幾個階段。

中國又是一個有著輝煌文明的古老國度。從步入文明的門檻之日起，中國先後經歷了夏朝、商朝、西周、東周（春秋、戰國）、秦、西漢、東漢、三國、西晉、東晉十六國、南北朝、隋朝、唐朝、五代十國、宋遼夏金、元朝、明朝和清朝、近代等歷史時期。

歷代統治者，以其各自的政績在歷史舞台上演出了內容不同的劇目，或名垂青史，或遺臭萬年。其中在夏、商、西周和春秋時代，經歷了奴隸社會發展的全部過程。從戰國開始，封建社會孕育形成，秦朝則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中央集權的大一統封建帝國。

此後，兩漢王朝是封建社會迅速成長的階段，唐、宋時期經歷了封建社會最輝煌的時代，至明、清兩代，封建社會盛極而衰，並最終開始步入了多災多難的近代社會。

19世紀中期，鴉片戰爭後中國開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確立了共和政體。袁世凱死後，中國進入軍閥割據混亂時期。

後經國民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戰爭以及解放戰爭，終於在1949年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又經1966年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1978年後中國開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中國經濟快速發展，2011年中國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在數千年的古代歷史上，中華民族以不屈不撓的頑強意志和勇於探索的聰明才智，譜寫了波瀾壯闊的歷史畫卷，創造了同期世界歷史上極其燦爛的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

萬里長城、大運河、明清故宮以及多姿多彩的各種出土文物，無不反映出大膽、高超的生產技術；同時在思想文化、科學技術領域產生了無數傑出的人物，創造出無比博大、深厚的業績；而包括指南針、造紙術、火葯和印刷術這四大發明在內的無數科技成就，更使全人類受益匪淺。

歷史王朝簡記：夏商與西周，東周分兩段，春秋和戰國。一統秦兩漢，三分魏蜀吳，兩晉前後延。南北朝並立，隋唐五代傳。宋元明清後，王朝就此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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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歷史文獻和考古物證，可將中國歷史（炎黃文明）劃分為十個紀：

炎黃、虞夏、商周、齊楚、秦漢；

魏晉、隋唐、宋元、明清、共和。

一、炎黃紀：以仰韶文化為代表，約兩千四百年（公元前五十至前二十六世紀）。以農業社會、母系社會末期、銅石並用時代、父系社會初期為准。炎黃紀已經出現私有制、商業、戰爭、奴隸。

二、虞夏紀：以龍山文化、齊家文化為代表，約一千年（公元前二十六至前十六世紀）。二里頭文化兜底：以青銅器時代初期、雙輪車、城市、文字等古文明標志為准。傳說時代的顓頊、帝嚳、堯、舜、禹或可研究納入本時代故事集。

三、商周紀：青銅器時代中期，分封制中期，以殷墟、甲骨文為典型代表。成湯滅夏、武王伐紂、國人暴動為本時代三部曲。約八百年。

四、齊楚紀：銅鐵並用時代，約六百年。以齊楚為代表的眾多周邊族群勢力（分別代表沿海地區、長江流域），大規模融入華夏，為最終形成漢族奠定了基礎。

這個時代，分封制由鼎盛而崩潰、社會發生巨大變革、封建帝制萌芽。有西周共和、平王東遷，尊王攘夷、問鼎中原，商鞅變法、長平之戰等等重要歷史故事。

五、秦漢紀：鐵器時代初期，中國進入帝制時代。以大一統、書同文為時代口號，史記、漢書為時代標志，蔡倫改進造紙術更具有劃時代意義。有秦並六國、大澤鄉起義、楚漢相爭、張騫出使西域、霍去病封狼居胥、昭君出塞、班超投筆從戎等重要歷史故事。

六、魏晉紀。亢龍有悔，黃巾起義，三國兩晉，五胡亂華，十六國走馬，南北朝並立。

七、隋唐紀。鳳凰涅盤，盛世隋唐，隋文科舉，大乘玄奘，貞觀天可汗，則天女皇帝。（隋文帝……）

八、宋元紀。天下一家，地獄天堂，文明臻極，野蠻大成，華夏之殤無盡痛，上帝之鞭驚啟蒙。（借用歐洲文藝復興之意）（十字軍東征、蒙古西征、巴格達百年翻譯運動……）

九、明清紀。黃粱石頭，南柯紅樓，千載遺夢，百年屈辱，金粉帝國，罪惡毒瘤，極權桎梏瓜藤獄，十萬成就皆嫁衣。（紅樓夢……）

十、共和紀。太平天國，洋務運動，甲午辛亥，北伐長征，民國共和，抗戰翻身。

參考資料：網路-中國古代史

8. 新中國成立後中國歷史發展經歷了哪些階段在各個階段取得的重大成就有哪些

一、新中國成立後中國歷史發展經歷了四個階段：

1、恢復發展時期的中國經濟（~1957年）。

新中國成立後建立了國營經濟領導下多種經濟成分並存的新民主主義經濟體制，中國共產黨運用政治魄力和政治智慧，僅用三年的時間就奇跡般地在戰爭廢墟上恢復了國民經濟，並在此貧窮落後的基礎上開始了大規模的經濟建設。

「一五」時期開展了以「156項工程」為中心的大規模工業建設，為我國基礎工業體系奠定了重要的基礎，大大縮短了中國與發達國家工業發展水平的距離。

2、動盪發展時期的中國經濟（1958~1978年）。

1958~1966年，是全面進行經濟建設的時期，是探索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道路的時期，前幾年是失誤，後幾年糾正和彌補失誤。

總的來說，1958~1978年的20年是實行計劃經濟體制的時期，是中國共產黨帶著社會主義改造勝利和「一五」計劃成功的喜悅開始，經歷了「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最後帶著對「文化大革命」痛苦反思、對計劃經濟體制的困惑而結束。

3、經濟體制轉型初期的中國經濟（1979~1991年）。

中國20年單一公有制和計劃經濟體制所經歷的曲折、挫折、災難、困惑，孕育著一場新的探索。國民經濟經歷了1986~1987年的「軟著陸」，1988年價格「闖關」和1989~1991年治理整頓的曲折。

4、全面建立市場經濟體制時期的中國經濟（1992~2002年）。

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和中共十四大的召開，統一了全黨關於經濟發展和改革開放方面的認識，明確了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二、在各個階段取得的重大成就有：

1、第一階段

承上啟下的關鍵階段。承上：完成民主革命的遺留問題。啟下：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

（1）鞏固了人民政權；

（2）1956年底，社會主義三大改造基本完成；

（3）社會主義制度基本確立；

（4）一五計劃制定及超額完成；

（5）召開全國一屆人大，制定我國第一部社會主義類型的憲法。 由於社會主義改造的速度過於迅猛，在工作中也出現了一些偏差 。

2、第二階段

中共八大制定了黨和人民的主要任務是：集中力量發展社會生產力，把我國盡快地從落後的農業國變為先進的工業國，以滿足人了日益增長的物質和文化的需要。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後，我國開始全面的社會主義建設。

（1）鋼、煤、原油、發電等主要工業品產量都有很大增長。大慶油田建成，結束了靠「洋油」過日子的時代；

（2）涌現出王進喜、雷鋒、焦裕祿等社會主義建設的傑出代表；

（3）新興的電子計算機工業、原子能工業和航天工業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地發展起來1958年提出了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輕率地發動了「大躍進」運動和農村人民公社化運動。1958年提出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

3、第三階段

以階級斗爭為綱國民經濟在曲折中前進，糧食、鋼、煤、原油持續增產，成昆鐵路、南京長江大橋建成通車。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左」傾錯誤，十年間，使我國經濟損失約五千億元。

4、第四階段

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作出把全黨工作的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的戰略決策。

工業上，建成了上海寶山鋼鐵公司、湖北葛洲壩水利樞紐工程、大亞灣核電站、京九鐵路、南昆鐵路等一批重點工礦企業。建立起獨立的現代化工業體系。

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對內改革，對外開放的方針-強國之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立國之本。

新中國成立以來50多年的歷史昭示我們,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才能發展中國,中國共產黨是領導中國革命、建設、改革事業的核心力量。只有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才能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8)歷史發展大體擴展閱讀：

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矛盾是事物發展的動力和源泉。據此我們可以認為，社會的基本矛盾決定著社會發展的主線。

中國共產黨對新中國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後的社會基本矛盾的判斷經歷了一個曲折的過程。今年是中共八大勝利召開60周年。

60年前，八大明確提出：「我們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後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

這一矛盾的實質，在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已經建立的情況下，也就是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同落後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黨和全國人民的當前的主要任務，就是要集中力量來解決這個矛盾，把我國盡快地從落後的農業國變為先進的工業國。」

八大對新中國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後的社會基本矛盾的判斷是基本正確的，但是由於當時黨對於全面建設社會主義思想准備不足，八大提出的正確意見後來沒有能夠堅持下去。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實現了指導思想上的撥亂反正，1981年作出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正確地總結了新中國成立以來32年特別是10年「文化大革命」的歷史。

再次明確指出：「在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後，我國所要解決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

黨和國家工作的重點必須轉移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大大發展社會生產力，並在這個基礎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

這一提法一直沿用下來。6年之後的中共十三大提出了更為成熟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指出：「我國從五十年代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到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基本實現，至少需要上百年時間，都屬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

這個階段，既不同於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尚未奠定的過渡時期，又不同於已經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階段。我們在現階段所面臨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階級斗爭在一定范圍內還會長期存在，但已經不是主要矛盾。」

既然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那麼不斷解決這一矛盾就構成這個階段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主線。經濟是基礎，是手段，落實到社會層面就是要著眼於民生問題的解決，這也是與中國共產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完全一致的。

基於上述認識，我們把新中國60餘年的歷史分作六個階段加以討論。從1949年新中國成立到1956年中共八大召開之前是第一個階段。這個階段革故鼎新，為新中國未來的社會建設奠定環境基礎和制度基礎。

從1956年中共八大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結束是第二個階段。這個階段歷經曲折，但是大規模開展的工業化建設為下一步的民生改善打下了比較堅實的經濟基礎，而且人們從親身經歷的探索和曲折的反思中獲得了開辟新路、改革開放的精神動力。

之所以將這20年放在一起來看，主要是基於這一時期的民眾生活變化不大，相關體制包括計劃經濟、二元結構、單位體制等等也一直延續下來，還有以重工業為主導的工業化戰略和越來越「左傾」的指導思想等。

從1976年「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後到1982年是第三個階段。這個階段時間不長，是一個結束動亂後休養生息、撥亂反正的階段，執政黨的工作重點重新轉移到現代化建設上來，並從醞釀、徘徊、躁動中逐步形成改革開放的新思路，中國再次迎來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的春天。

從1982年到1992年是第四個階段。這個階段開啟了全面改革的新征程，基本解決了人民群眾的溫飽問題。從1992年到2002年是第五個階段，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新體制，人民生活總體達到小康水平。

接下來的10年是第六個階段，提出要建設更高水平更為全面的小康社會，民生建設民生保障受到空前重視。

也正是在這個階段，中國成為中等收入國家，社會結構發生深刻變化，各階層利益多元化，社會矛盾易發多發且極為復雜，為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中國需要實現更加和諧更加協調的發展，因而社會建設的地位大大提高。

新中國60餘年的社會發展史，也就是圍繞民生主線開展的社會建設史。特別是改革以來幾個階段的民生進步和發展取向，也暗合著馬斯洛揭示的人類需求層次階段性台階式提升的基本走勢。

9. 中國歷史發展是怎麼進行的

中國歷史的發展是在中原王朝與周邊各游牧民族的互動過程中進行的，歷代中原王朝面臨的共同危險，即來自北方(西北、北方、東北)游牧民族的持久威脅，也就是傳統所謂的「邊患」，「防虜」成為歷代邊疆經營的中心任務。

勒尼·格魯塞在其名著《草原帝國》中曾指出，在歐洲、小亞細亞、伊朗、印度及中國都早巳達到同一物質文明階段後，「還有一個同樣重要的地帶曾經擺脫了這種運動。這就是那伸展於歐亞大陸中部和北部的一條長方形的領土，草原地帶。它從滿洲邊界直至布達佩斯和西伯利亞森林，是在它的北方邊緣延伸著。在那裡，除了一些孤立的小方塊土地以外，地理條件不允許農業生活的發展，把居民們限制於永遠過著畜牧的生活、游牧生活；在幾千年前新石器時代末期時的生活還存在於其餘的人類中間。更有甚者，這些部落中的一部分，即森林地帶的部落，還停留於馬德林式獵人的文化階段。因此，草原和森林地帶遂成為野蠻人生活的保留地」。美國歷史學家斯塔夫里阿諾斯研究了公元1500年以前世界文明史的進程後也指出，自從人類進入第一個文明時代——古代文明(前3500年~前1000年)開始，歐亞大陸邊緣地帶的各文明中心，就已面臨游牧民族入侵的持久威脅。原因是：「在地處大草原西部的印歐各族和地處大草原東部的蒙古一突厥人之間，有一條最早的分界線，這就是阿爾泰山脈和天山山脈。這條分界線以東的大草原，地勢較高、乾燥，氣候通常也更惡劣……這一地理上的不平等造成相應的歷史上的不平等。即出現一個持久的、影響深遠的、由東向西的民族大遷徙……只要有機會，它們就不時地侵入中國。」所以，他認為，1500年以前人類歷史幾乎是游牧民族在「自然法則」支配下南下，對南方諸文明帝國壓迫以至於征服的歷史。

中國境內北方的高原和草原，恰恰是歐亞大陸游牧民族生存圈的重要組成部分，匈奴、鮮卑、突厥、回紇、蒙古等幾個在世界古代歷史上有重大影響的民族，都在這一地區生活過，使這里成為少數民族活動最活躍的地區，中國歷史上的緊張狀態正與這一大背景息息相關。從公元前4世紀末開始，草原部落中就不時會出現一些強大的集團，「胡騎南下」，挺進和占據這一地區，並大規模地撲向中原，給中原王朝造成巨大壓力。比如公元前3世紀到公元2世紀，有秦、漢與匈奴的對抗。魏晉時是所謂的「五胡亂華」，匈奴、鮮卑、羯、氐、羌等輪番進入中原。到了南北朝和隋唐，則有突厥、回紇、吐蕃相繼登上歷史舞台，成為隋唐二代邊疆經營中的首要問題。此後，則有契丹、女真、蒙古、滿族從其在北方和東北的原居住地崛起。可以說，游牧民族此起彼伏，由秦漢時的「寇邊」到後來據有半壁江山，甚至入主中原，一直是歷代中原王朝面臨的威脅。所以，歷代中原王朝無不苦於北部邊疆問題。正如漢代的揚雄所說：「北地之狄，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即使邊疆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實現了大一統，但因為亞洲內陸游牧民族的遷移不定，新人居其發祥地的游牧民族，會重新構成對中原王朝的威脅，中原王朝仍面臨著所謂的「防虜」問題。對此，著名歷史學家呂思勉先生早在上個世紀40年代就指出：「在歷史上，最威脅中國的是北族。他們和中國人的接觸，始於公元前4世紀秦、趙、燕諸國與北方的騎寇相遇，至6世紀之末五胡全被中國同化而告終結，歷時約1000年。其第二批和中國的交涉，起於4世紀後半鐵勒侵入漠南北，至10世紀前半沙陀失卻在中國的政權為止，歷時約600年。從此以後，塞外開發的氣運，暫向東北，遼、金、元、清相繼而興……這三大批北族，其逐漸移人中國，而為中國人所同化，前後相同。惟第一二期，是以被征服的形式移人的，至第三期，則系以征服的形式侵人。」

因此，建立穩定的邊疆秩序，有效對付游牧文明的流動性格以及大草原興衰無常、充滿變數的政治形勢，是中國傳統邊疆經營艱巨而經常性的任務。因為，盡管中原王朝與境內周邊游牧民族的關系是一國之內中央政府和地方政權之間的關系，但強大的邊疆民族政權的存在，對中原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安定，對大一統局面都是最嚴峻的挑戰。中央政府如不能有效抵禦或反擊來自這些游牧民族的威脅，保護邊疆，則中央的威信勢必難以維持，大一統的政治秩序就面臨動搖和被打破的危險。所以，防禦游牧民族的襲擾，解除其對邊疆的安全威脅，將其納入大一統政治秩序的支配，成為歷代大一統帝國邊疆經營的主要任務。

對於這種游牧民族周期性南下的現象，從歷史上以來就有不同的解釋，這些意見歸納起來不外有以下幾條：一是認為游牧民族「虜性狼狠」。如唐朝史官在《晉書·劉曜傳》中有一段「史臣曰」就非常典型：「彼戎狄者，人面獸心，見利則棄君親，臨財則忘仁義者也。投之遐遠，猶懼外侵，而處之於封畿，窺我中釁」；二是歸之於氣候變化或地理環境因素；三是認為草原地帶人口的過度膨脹威脅到游牧民族的生存，使其不得不向外擴張；四是認為緣於游牧民族與農業民族的貿易受阻，如林恩顯先生就認為「北亞游牧民族對中原農業民族的一切行動動機，多數出於經濟上的需求；而農業朝廷對北亞游牧政權的要求，則多屬於政治性」；五是認為掠奪對游牧民族有利；六是認為游牧貴族為了擴大自己的統治而發動戰爭；七是認為源於雙方的文化隔閡和沖突。這些觀點有的從人性論出發，有的歸之於地理環境或文化，有的歸之於經濟貿易，但基本上只是道出了現象而未觸及本質。

按照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自然條件通過對生產方式的制約進而影響到經濟結構和社會行為。「中國政治生活一直受『夷狄』影響主要是因為地理環境所致——草原與農耕地區緊緊地連在一起，不可避免地存在與地理上的不同相適應的兩種不同的生活方式和社會制度。亞洲腹地草原於燥，沒有河流流入大海，不可能從事大面積農耕。西藏高原和蒙古草原缺乏充足的水資源，因而人口稀少。這些『夷狄』所居住的地區大約是中國面積的兩倍，但人口不可能超過中國人口的四十分之一。」所以，游牧經濟與定居農業在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上存在的極大反差，生產力技術構成的低下以及社會經濟結構單一，內部轉化產品途徑的過於狹窄，使得他們的周期南下成為草原社會發展的自然過程。於是，「進行掠奪在他們看來是比創造勞動更容易甚至更榮譽的事情」。也就是說，游牧經濟對農業經濟的依賴性刺激游牧民族向農業區掠奪，而經濟上脆弱性和不穩定性又增加了其劫掠的慾望，「於是這種人文地理上的問題變成了社會問題……。在這樣的條件下，游牧人民定期性向農業區域侵犯便成了一種自然法則」。

歷史上某些時期，中原王朝固然可以憑軍事實力或行之有效的戰略，扼制邊疆地區游牧民族的襲擾，或與之達成和解，解決「邊患」，但這仍然只是暫時的，因為，「人文地理上的嚴酷法則在繼續起著它的作用。假使漢化了或波斯化了的汗王們沒有被當地居民的反擊，逐漸地或突然地淘汰了的話，卻有新的部落出現於他們的邊境；那些出現於草原深處而還在忍受著飢餓的部落把他們的堂兄弟只看作是一個暴發的塔吉克人或一個拓跋人，一個波斯人或一個漢人，他們重新開始不利於他的同樣的冒險行動。這種冒險行動幾乎常常是成功的，同樣一個調子在一千三百年間，因為從匈奴人據洛陽到滿族進入北京恰為一千三百年，重彈了幾次」。

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在於游牧民族相對於農業民族的軍事優勢。作為「馬背上的民族」，游牧民族行軍作戰固然騎馬，平時也「逐水草而遷徙」，如此，日常生活也就如同行軍打仗。嚴酷的自然環境又磨練了其人「耐飢凍，習勞苦」的性格。因為，「游牧生活要求游牧人較之定居的綠居民，要具有更強健的體魄，同時它也要求游牧人比定居居民具備更加獨立的意識。因為這可使游牧者在危急關頭敏捷地做出判斷，採取主動。這對於被束縛在無休止的農業勞動中的定居者來說，幾乎是無法想像的。在爭奪牧場、部落內訌以及血親復仇的戰爭中，游牧者自然地形成了侵略的本性，這種侵略本性，再加上他們對定居社會產品的需求，使游牧者經常對自己的鄰人進行掠奪。這些掠奪的習性以及他們所帶來的毀滅，使游牧者得到了天生蠻夷的稱號」。馬背上民族的這種空前的靈活機動性和善戰在向中原進犯中得到充分發揮，同時，「因為獰獵和牧馬職業，是以箭術和騎術的技藝為先決條件的，而對於為了短期戰役招募來的沒有受過長期訓練的農民或綠洲居民戰士來說，要具備這些技藝則是不可能的」。因而，習慣於游牧生活的民族，在軍事戰術上超過農業民族的步兵，能夠很容易地征服人口更多且文明水準遠遠高於自己的民族。

此外，原始的部落組織更增強了其軍事力量。游牧帝國不像中原農業帝國行政與軍事分離，其軍事組織與行政組織(氏族部落體制)是合一的，成年男子無疑都是部落的戰士，所謂全民皆兵。部落首領平時組織部民游牧狩獵，戰時即為軍事長官，便於動員，能夠做到「指麾而令從」。投降匈奴的漢人中行說與漢朝使者辯論時就說，匈奴軍政合一的優點在於「約束徑，易行；君臣簡，可久。一國之政猶一體也」。可見其部落組織也就是軍事組織，基本不存在向戰時體制轉變的問題，具有很強的適應性，能夠全力以赴地投入戰爭。以農業立國的中原王朝雖然社會經濟發達，但同時社會結構復雜，國家力量為各種各樣的活動所分散，軍事動員復雜而困難。同時，定居的農業經濟難以承受戰爭的巨大負擔，曠日持久的戰爭對社會造成的是破壞性的影響，比如，沒完沒了的兵役使農民難以忍受，並影響到農業生產，軍隊數量的無限制擴大又會增迦納稅者的負擔，使農業經濟不堪重負，從而導致社會矛盾的激化。歷史上，因頻繁發動邊疆戰爭而導致亡國的王莽、隋煬帝等，給後代統治者留下的是不盡的教訓，所以，游牧民族在同中原王朝的戰爭中往往居於主動，而中原王朝的邊疆經營卻有著先天的困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