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雅典民主政治對人類文明發展的重要意義
雅典民主政來治的核心是廣自大公民直接參與，原則上公民都有權利決定和管理國家大事，通過選舉擔任各級政府官職。這種先進的古代政治制度，為公民創造了廣泛的參政機會，激發了公民的自由，開拓精神，推動了雅典社會經濟和文化的發展，具有歷史性的進步性。
⑵ 希臘式民主
希臘抄是民主城邦制。對於向封襲建社會過渡的歷史進程來講屬於落後制度。
產生的特定條件是其他各國不一樣的：
古典時代的希臘生產力水平已經發展到奴隸社會的頂峰，因此並不能說是因為生產力不發達！
古希臘民主制產生的條件非常復雜,傳統觀點認為：雅典民主政體被認為是雅典古希臘民主政體的發源地，而雅典民主政體的成因即可視為古希臘民主政體的成因。這些成因不外是：原始社會民主遺風；工商業發展及獨立小生產經濟的穩定；平民力量增強和貴族內部的分裂；以梭倫等為代表的個人作用等等，均為雅典民主的產生提供了可能。
我想補充具體一些，古希臘民主制的產生最基礎條件是地理環境，當地多石的土壤不適合農業發展，而曲折蜿蜒的海岸線則為遠洋航行提供了許多優良的深水港，因此造就了一個強大的工商業階層——民主政治的中堅。而與之相對的東方可參看魏特夫的「水利社會說」；其次，關於古代社會氏族制的殘余，具體可以參看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的論述。這兩點是前提！
⑶ 雅典民主政治的基本內容及其積極意義和局限
雅典民主政治制度的主要內容
（1）國家的一切權力屬於全體公民，民主政治的主要機構是公民大會、五百人會議和陪審法庭。
（2）公民大會是國家的最高權力機關，內政、外交、戰爭、和平、重要官員任免等一切國家大事，都由公民大會討論決定。
（3）國家最高常設行政機關是五百人會議，負責處理日常政務，召集公民大會。
（4）陪審法庭是國家最高司法機關和監察機關，對公民大會的決議擁有最終核准權。
（5）國家一切官職向各等級公民開放，國家官員由選舉產生。各級公職人員實行「公職津貼制」。
雅典民主政治制度的積極意義
雅典民主的理論與實踐，對後世也產生了深遠影響,民主政體的理論和實踐為後來歐美資產階級提供了思想基礎。雅典民主政治的核心是廣大公民直接參與，原則上公民都有權利決定和管理國家大事，通過選舉擔任各級政府官職。這種先進的古代政治制度，為公民創造了廣泛的參政機會，激發了公民的自由，開拓精神，推動了雅典社會經濟和文化的發展，具有歷史性的進步性。
具體來說：
1. 民主有利於正確決策
2. 民主有利於修正錯誤
3.民主有利於監督政府為公服務，減少以權謀私的可能
4.民主有利於促進文化廣泛深入發展
5.為人類提供了一種集體管理的新形式，創造出法制基礎上的差
額選舉、任期制、議會制、比例代表制等民治運作方式
雅典民主有其局限性
第一，雅典民主只是「成年男性公民當家作主」的政治制度，它是城邦公民內部的民主，
只有成年男性本城邦公民才真正享有權利。它限制了社會另一部分成員的自身發展能力，
這是其最大的歷史局限。
第二，一部分貴族擁有最高的權利，而且參加公民大會的人員文化素質參差不齊，議事效率低。易造成多數人的暴政，即庸才誤國。
第三，直接民主會導致權利的濫用和誤用，絕大多數的公民都無知且短視，使得公民在投票時總是情緒化與缺乏理性；公民往往具有自私及妒忌心理，在投票時往往忽視公益。
⑷ 雅典民主對近代西方民主政治的積極影響
在雅典民主對近代的西方民主政治的激情也非常多，所以你現在應該對那邊民主清楚情況了。
⑸ 雅典民主政治有何作用
雅典民主政治，又稱雅典式民主，是在公元前508年於希臘城邦雅典（包括雅典的中心城邦及其周邊的阿提卡地區）發展出的一套民主體系。雅典也因此成為最早的民主政體之一。[1]雖然其他的希臘城邦也設立了各式各樣的民主體制，其中大多數也借鑒了雅典的模式，但它們沒有一個能如同雅典的民主體制一般有力、穩定且具備良好的明文規定。雅典民主可以被看作是一次對直接民主制度的實驗——因為選民並非選舉民意代表而是直接參加對立法和行政議案的投票。[1]
雅典民主政治是一種公民領導的地方自治，但它與現代民主制度的差異仍然是巨大的。首先，雅典民主的參與權並非如現代基於居民，阿提卡的女性和奴隸沒有完整的權利；[1]其次，制度的不完善導致政府的效率非常低。政治家們為了名利經常借演講互相詆毀，選民的民意會受在劇場中上演的政治諷刺戲劇的巨大影響都是無法忽視的事實。然而由於參與權有無的劃分與經濟上的階層無關，因此雅典民主的選民參與程度在那個時代來說已經非常高。這種制度為希臘文明的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雅典民主制的基本特點是人民主權和輪番而治。[2]
公民大會，五百人議事會和民眾法庭是民主政治特徵的充分體現。
公民大會是最高權力機關，負責審議且決定一切國家大事。所有合法公民均有參與權、知情權、發言權、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公民大會最重要的程序是就某項議案展開辯論。雄辯的演說有賴於豐厚的學養，激烈的辯論促進了對知識的崇尚與演述說的發展。
五百人議事會是公民大會的附屬機構，負責為大會准備提案並主持大會，在公民大會休息期間，議事會是大會最高權力的代表，負責監督行政官員落實大會決議。
民眾法庭是日常司法機關，高級公職人員的任職資格，也是民眾法庭終審。
雅典人民主權的特徵也體現在眾多規模不大的行政和軍事機關上。
雅典政治特徵
雅典民主政治被恩格斯稱為」最純粹、最典型的國家形態」。通過對公元前6世紀～公元前4世紀古希臘社會歷史的考察，不難發現雅典民主政治雖然粗朴，但它已具有了如下鮮明的特徵。
直接民主制
在雅典，凡公民都享有充分的民主政治權利，其權力通過公民直接參與和管理城邦事務的方式來實現。公民參政的最高民主機構是公民大會。公民大會每月召開3次～4次，凡20歲以上的男性公民都有權參加，平等享有立法權、選舉權、監督權。公民大會上，公民對城邦大事的議案自由發言或展開激烈的辯論，最後採取投票或舉手的方式，按「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作出決議，決議一旦形成，不能隨意更改。這種簡朴的參政方式鮮明地表現了雅典民主政治的直接性。
主權在民
雅典民主政治的本質是主權在民。伯里克里著名的《喪禮演說詞》宣稱：「我們的政治制度之所以被稱為民主政治是因為政權是在全體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數人手中。」城邦政權在「全體公民手中」這是對「主權在民」的十分明確的表述。公民大會對國家事務擁有最高的決策僅是「主權在民」的集中表現。公民大會是國家最高權力機關，主要職權是選舉政府官員。決定宣戰媾和、制定和修改法律、決定財政開支等等，包攬了邦內一切政事。「一切政事」的決策不以某個人或某些人的意志為轉移，而由參加公民大會的公民群體的意志所左右，這表明城邦的最高權力掌握在公民手中。「主權在民」不但體現在公民的決策權，而且體現公民的管理權。凡雅典公民都可以通過民主選舉成為城邦的公職者，如執政官、將軍、議員、陪審員等，參與城邦事務的管理。公職的取得有賴於公民權利的賦予，而非君王之類權勢者的任命和恩賜。
崇尚法治
雅典民主政治是建立在法治基礎之上的國家政治，其產生、發展、繁榮的過程中無不充滿法的精神。「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雅典民主政治運行的基本政治原則。「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的情形在雅典是不存在的。伯里克里宣稱：「解決私人爭執的時候，每個人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官員必須依法行事，一旦觸犯法律，便要受到懲處。位高權重的伯里克里在首席將軍任上就曾被控瀆職而受到法庭審判，並被處以罰金。
⑹ 簡述雅典民主政治的歷史意義
歷史意義：抄
在古代君主專制盛行的情況下，雅典民主為人類提供了一種集體管理的新形勢，創造出法制基礎上的差額選舉制、任期制、議會制、比例代表制等民主的運作方式。雅典民主政治的核心是廣大公民直接參與，原則上公民都有權利決定和管理國家大事，通過選舉擔任各級政府官職。這種先進的古代政治制度，為公民創造了廣泛的參政機會，激發了公民的自由，開拓精神，推動了雅典社會經濟和文化的發展，具有歷史性的進步性。
雅典民主政治是建立在奴隸制基礎上的，其實質上是以雅典工商奴隸主為領導的奴隸主階級對於奴隸、非公民群眾實行專政的工具，歸根結底，它是為奴隸主階級整體的經濟利益而服務，是奴隸主自由民階級的民主。這種有限的階級民主決定了這種民主有巨大的局限性和狹隘性。
⑺ 如何評價古希臘的民主政體
雅典民主專政為雅典的昌盛提供了政治的條件和保障。把古代世界的民主政治發展到頂峰，成為一種典型範例，對近代西方民主政治也產生一定影響.但是也有弊端，公民們不勞動，靠奴隸養活滋生腐敗，是雅典落的原因之一
在人類歷史上，民主及民主思想源遠流長，可追溯到古代。民主一詞源於古希臘文δη～μοs，這個詞來源甚古，邁錫尼文化線形文字B有da－mo（village 村落），這與δη～μοs是同義語。而荷馬史詩《伊利亞特》、《奧德塞》中有δη～μοs出現，但不是舊日的線文B形式，而是由新來者從希臘語用字母寫成的。之後δη～μοs的含義逐漸擴大，由「地區」到「人民」，而後在公元前5世紀，希羅多德用上了「民主」或「民主政治」，即後來翻譯的德謨克拉西（δημoкρáτιа），英文為democracy。一般認為，民主一詞最早還是見於古希臘歷史學家希羅多德《歷史》一書[1]。即希羅多德記公元前5世紀希波戰爭歷史事件時始用此詞。從詞源學來說，古希臘文δημoкρáτιа（民主）是由δημos（人民）和κρaτοs（權利）兩個片語合而成，含義為人民的權利，即由人民執掌政權共同治理國家之意。後來，西方國家文字將此直譯為德謨克拉西（英文為Democracy），在近代作為政治術語使用時，內涵有所延伸和擴展，主要是指人民主權，與古代含義不盡一致。
在古希臘，民主是指一種國家形式即政體，按近代政治術語稱之為民主政體、民主政治、民主制。而按照希羅多德及其他古典學者根據當政人數及其宗旨和方法手段劃分政體類型的傳統方法，可分為三種正宗政體及其相應的三種變態政體：實行一人統治的為君主制和僭主制；體現少數人統治的為貴族制和寡頭制；實現多數人統治的則為民主制和極端民主制（或稱暴民政治）[2]（pp．133～134）。在本文中所說的民主，乃是奴隸佔有制城邦的一種政體。這種政體在把整個城邦的利益置於首位的同時，確實能夠保證絕大多數公民有一定的參政權利，使其對國家生活的各個方面發生積極影響，確實能夠使絕大多數公民的生命財產安全得到一定保障。
根據目前史料，古希臘城邦中，雅典民主政體的建立在時間上先於其他城邦，因此可以認為雅典是古希臘民主政體的發源地，而雅典民主政體的成因即可視為古希臘民主政體的成因。這些成因不外是：原始社會民主遺風；工商業發展及獨立小生產經濟的穩定；平民力量增強和貴族內部的分裂；以梭倫等為代表的個人作用等等，均為雅典民主的產生提供了可能。
人類社會中的民主歷史長河的源頭，可追溯到人類的史前時期。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起源》一書中說到：「雅典人國家的產生乃是一般國家形成的一種非常典型的例子，一方面，因為它的產生非常純粹，沒有受到任何外來的和內部的暴力干涉……另一方面，因為在這里，高度發展的國家形態，民主共和國，是直接從氏族社會中產生的。」[3]（p．115）……盡管史學界關於原始民主因素對日後各國家尤其對雅典的影響仍有分歧，但是摩爾根《古代社會》、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起源》中都承認，雅典民主蘊涵有原始民主的遺風。在生產力不很發達的情況下，原始民主有效地平衡和協調著氏族社會內部各種利益關系和矛盾沖突。原始民主內容主要包括：氏族成員在社會生活中享有平等的權利等內容[4]（pp．44～45）。而到了原始社會末期，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剩餘產品、私有財產等社會因素的萌芽，原始民主在一些原始氏族中過渡到軍事民主制。恩格斯曾將這種軍事民主稱作原始氏族制度「所能達到的最發達的制度」，「是野蠻時代高級階段的模範制度」[5]（p．142）。軍事民主制下的人民大會、部落議事會和軍事首領這三個氏族部落管理機關，也體現氏族制度的民主原則。總的來說，原始民主因素在世界各地進入國家後影響不甚相同，而對雅典的民主制的影響卻是顯著的，雅典民主機構及運行機制，一定程度均帶有原始民主遺蘊。因此雅典民主產生的重要因素之一即原始民主的影響。
雅典民主在承繼古代原始民主遺風的同時，其本身經濟的發展也是促進雅典民主制產生不容忽視的重要的因素。雅典的自然條件決定其工商業的迅速崛起。經濟作物種植、工藝品乃至航運業均有不同程度的發展。雅典商業利益遠遠超出了其城邦的邊界，甚至遠達西西里、埃及、腓尼基等地[6]（p．43）。這些說明了雅典工商業活動的興盛，其造就的工商業奴隸主，在雅典民主發展軌跡中發揮了不小作用。工商業的發展也為中小手工業者和小農階層提供了更多的致富機會，開辟了更廣的財源。目前史學界關於雅典究竟是商本還是農本社會仍然有分歧，但是雅典工商業以及小農經濟的發展，的確為民主制產生造就了一個堅實的經濟基礎。
而推動古代雅典民主政體演變的最重要的力量，是廣大自由平民的斗爭。雅典相對廣大的地域，眾多人口，加上既能發展農業又能發展工商業、采礦業的自然條件，為中小所有者隊伍即平民力量的擴大和發展，創造了有利的條件。這些獨立的中小所有者數量眾多並且有力量，是發展民主、鞏固民主不可缺少的因素。強調平民在民主政體的作用，這也是亞里士多德《政治學》中論述的重點之一[2]（pp．183～192）。平民即社會中下層群眾經濟狀況的改善和政治力量的壯大，構成了民主派的骨幹力量和基本群眾。這里說的社會中下層群眾，主要指活躍於公元前5世紀的、梭倫改革劃定的，第三、四等級，第三等級包括中小工商業奴隸主和小農階層，第四等級主要是無地貧民。而正是由於工商業與小農經濟的發展，民主力量不斷壯大，貴族勢力相對削弱，從而引起階級力量對比的變化。一般認為平民是民主政體的中堅力量，因而社會中下層群眾力量壯大，促進了民主確立並成為雅典民主堅實的階級基礎。
原始民主遺蘊的影響、經濟因素、平民力量增強，都提供了雅典民主形成的可能性。而將可能變成現實還需主觀條件的配合，即作為歷史創造者的人的活動。按照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認為，人是歷史創造者，這個命題中的「人」即應包括傑出人物。尤其在雅典民主改革發展進程中，一系列傑出的民主政治家，如梭倫、厄菲爾阿特、克里斯提尼、伯利克里都是推動雅典民主改革進程的關鍵人物。在上述客觀歷史條件下，這些關鍵歷史人物推動雅典社會，從君主制發展到貴族制，從貴族制發展到民主制，乃至民主制繼續和完善。
公元前8—公元前7世紀左右，雅典貴族集體廢黜早期君主制，建立貴族政體，從而阻斷了早期君主集權產生。雅典的貴族政治是民主政治的前身，它是由傳說中提修斯改革確立的。而改變這種貴族政制的關鍵則是公元前592年的梭倫改革，這場改革是一場政治革命，是平民反對貴族斗爭的勝利。《劍橋古代史》認為，梭倫思想的本質是公正，這個公平、公正主要關涉到了社會事務[7]（p．391）。而平民政體的第一個品種是最嚴格地遵守平等原則的品種[2]（p．189）。在梭倫政體中，看來有三點最具平民性質，最先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是禁止借貸以人身為擔保，接下來是凡願意者皆被允許替遭受不公正對待的人伸冤，第三點，人們說最主要地是憑借了這一點民眾才獲得了力量———是向公審法庭申訴的制度[8]（p．302）。這種民主機制使雅典政治統治朝著民主化方向邁出了第一步，從而構建起民主體制的基本框架和穩固的社會基礎。
庇西特拉圖僭主時期，仍然保持了梭倫改革的勢頭，在公共事務上他奉行一種較之於僭政更具公民政治色彩的政策[8]（p．308）。他發展了社會經濟，為民主政治的確立創造了有利條件。貴族內部分裂以及社會存在的強烈的民主改革的要求等因素影響下克里斯提尼改革出現了。這場改革的意義是劃時代的，平民反對貴族的斗爭終於取得了決定性勝利，民主政治最後確立。克里斯提尼加強了公民大會和五百人會議的權力，創造性的實行了貝殼放逐法，形成了群眾性的監察機制以維護民主制度，以平民為主，包括部分貴族在內的人民主權已成定局。至此，雅典政治發生質變，形成了既有形式又有內容的民主體制。正是在此基礎上，公元前462年，厄菲爾阿特將由氏族貴族控制的執政官委員會和由卸任執政官組成的戰神山議事會降到了從屬地位。全體公民有權參加的公民大會成為雅典內外政策最高決策機構[9]（p．237）。雅典民主政治確立後不久，希波戰爭爆發，雅典民主政治在戰爭中經受住了嚴峻的考驗，穩步發展，走向繁榮。希波戰爭後，雅典商業貿易進一步擴大，工商業奴隸主勢力增強。小農經濟和手工業作坊生產發展，第三、第四等級的自由民力量上升，民主政治的經濟基礎和群眾基礎更加廣泛了。這時期又出現一位對雅典民主政治進程有極大推動作用的歷史人物———伯里克利。從公元前443年到公元前429年伯里克利連任首席將軍15年間，史稱「伯里克利時代」。在波里克利當政期間，雅典政治、經濟和文化呈現出繁盛局面。馬克思說：「希臘的內部極盛時期是伯里克利時代。」[10]（p．113）
在伯里克利時代，雅典奴隸主民主政治獲得高度發展並臻於極盛。所有公民都獲得了各級官職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並且擔任公職的公民開始得到貨幣津貼，公民都有平等權利來決定國家制度和管理國家。據修昔底德《波羅奔尼撒戰爭史》記載，伯里克利曾演講：「我們的制度之所以被稱為民主政治，因為政權是在全體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數人手中，解決私人爭執的時候，每個人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11]
（p．130）普魯塔克的《伯里克利傳》也說：「沒有誰像伯里克利那樣，能夠在嚴厲時做到適可而止，在溫和之中不失威嚴，他那招人嫉妒的權力，曾被稱為專制獨裁，如今看來，都是政體中的中流砥柱……」[12]（p．501）因此，伯里克利以其政治遠見、對民主的堅定信念、廉潔勤政的個人魅力，成為卓越民主政治家，其所完善並有所創新的民主政體至今仍為世人所稱道。
雅典民主政治自梭倫改革開始，到克里斯提尼改革時確立，伯里克利時代發展到頂峰，民主進程沿著上升路線前進，其帶來的影響是巨大的。雅典公民由於有了較多的民主權利，因而發揮了參政、議政的積極性，在保衛國防、國家管理、官員監察等方面注入了新的活力，對增強國力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民主政治也保護工商業奴隸主的利益，小生產者壯大了自己的力量，國家經濟呈現了前所未有的勃勃生機。再加上雅典城邦民主政治，吸引了許多著名學者、藝術家來雅典，以及鼓勵公民們積極參加文化活動，促使雅典乃至整個希臘文化的繁榮，哲學、文學、雕刻等成就均居當時世界前列。城邦民主制在一定程度上使個人創造能力有充分發展餘地，在經濟、軍事、科學、技術、文化、藝術等各個方面，充分吸收了東方古文明的遺產，加以消化，加以改造，並以躍進的速度加以提高[13]（p．153）。列寧曾把古希臘國家如雅典視為當時最先進、最文明，最開化的國家，主要也是由於它的民主政治[14]（p．50）。
這的確是有史以來最徹底的政治民主，它的影響彌漫於城邦各個角落。但我們必須明確，雅典民主政治實質是雅典奴隸主民主政治，它的民主是建立在對二三百個屬邦和二十萬奴隸殘酷壓榨和剝削之上的，它窒息或限制了社會的另一部分成員———奴隸與外邦移民，以及附屬國民的自身發展能力，實際也阻塞了自身民主制度的進一步完善和發展，因此，它既是偉大文明的催化劑，也是社會奴役與不公的一種突出體現[4]（p．204）。這種局限性使得雅典在伯羅奔尼撒戰爭中軍事形勢越來越不利，雅典人也逐漸對民主政治失去了信心，城邦危機日益加深，民主政治越來越成為一付軀殼，失去了往日的輝煌。
雖然雅典民主制不得不以馬其頓亞歷山大征服而告結束，但其民主思想經眾多古代學者的著作遺贈給後世，如柏拉圖《理想國》、亞里士多德《政治學》和《雅典政制》，乃至到羅馬時代波里比烏斯《通史》、西塞羅《論共和國》等。這些著作流傳下來，經中世紀到文藝復興再到近代，對西方乃至近現代東方社會政治思想理論發展起到了重大的影響和作用。
雖然封建制及基督教統治著中世紀，但在這一千多年時間中，民主及民主思想的暗流涌動，不僅傳承發展著古代民主的遺風，而且在承繼古代民主遺產的基礎上，建立了對後世影響極大的英國議會制和法國三級議會等制度。中世紀早期雖歷經蠻族入侵，但西歐民主源流不斷。日爾曼人部落民主遺風；羅馬政治法律和思想中民主與共和因素以及封建契約、憲章中萌生的民主法制因素等，均體現了民主的遺韻和風采。到中世紀中晚期民主及民主思想日趨完善，英國議會及代議制發展、法國三級議會的起源與演變、馬基雅維里的共和思想等等，在宗教改革、文藝復興的運動中均有體現和發展。甚至近代的英國兩院國會制、法國資產階級民主政治的議會制不能不說與中世紀英國議會制及法國三級會議，乃至古代希臘民主傳統有著歷史淵源的關系。
文藝復興掀起對古代希臘民主與文化的研究熱潮。雅典民主制、民主思想及相關著作大量面世，與中世紀的民主思潮一道形成一股強大的研究民主的潮流，不僅影響著當時人的思想而且對後世影響極大，至今經久不衰。
⑻ 雅典民主制的含義
含義：指的抄是全體公民襲是統治者，參與政治，集體掌握國家最高權力；公民集體內部相對平等；法律至上的政治制度。
歷史作用：它重視公民的個體自由和責任感；鑄就了希臘人渴求知識、樂於探究的民族性格，其民主氛圍創造的空間，使古代希臘在眾多文化領域取得了輝煌成就；雅典民主的理論與實踐為近現代西方政治制度奠定了最初的基礎。
雅典民主政治的實質和局限性：雅典民主政治維護奴隸主貴族的統治地位和利益，其實質是建立在奴隸制基礎之上，是少數人的民主。雅典民主只是「成年男性公民當家作主」的政治制度，民主對婦女、外邦人、廣大奴隸而言，是遙不可及的，它與現代民主是不同的，它窒息和限制了社會另一部分成員的自身發展能力，帶有很大的局限性
⑼ 古代希臘民主政治的社會條件和影響
社會條件：
1、古希臘山多，島嶼多，良港多，平原少，土地貧瘠。由山嶺、回海域、水域隔開的小塊陸地答，形成小國寡民為特徵的城邦體制（主要因素）容易實行民主體制。同時小國寡民的城邦要保證其獨立和發展，維護奴隸主的統治地位和利益，也需要通過民主增強凝聚力。也導致商品經濟發達，易於形成平等、互利、誠信，平等、民主、開放等共同的價值觀，同時使新興的工商業階層興起，迫切追求民主權利。
2、政治家不懈的努力和平民，特別是新興工商業階層的抗爭。
3、奴隸制經濟發展，為其提供了必要的物質保證。
4、受原始社會的民主習慣影響和亞非文明的影響。
影響：
1、促進了希臘的全面繁榮，使古代希臘在眾多文化領域取得輝煌成就，成為西方文化的搖籃。
2、開西方民主政治的先河，其思想與實踐（主權在民、輪番而治、公民平等、法律至上，權力分立等思想與差額選舉制、任期制、議會制、比例代表制等民主運作方式）為近現代西方民主政治制度奠定了初步基礎。
⑽ 希臘民主政治對我們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有何影響謝謝你哈
凡討論民主制度，必溯源至兩千五百年前的古希臘，特別是古希臘的雅典城邦。自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民主已經成了世界上的「神聖」概念。冷戰以後，歷史學家和政治學家們對雅典城邦的贊美也「與時俱進」，理想化了的古雅典成了一種當代迷信，貶抑斯巴達成了時髦。然而，至少到近代，歐洲贊美斯巴達甚於雅典。近到希特勒時代的歐洲，「平等簡朴」的斯巴達依然被用於批評「腐朽沒落」的雅典，理想化了的斯巴達是古希臘最純粹的北歐日爾曼人，是「國家社會主義」（納粹）價值觀最偉大的榜樣。無庸諱言，斯巴達精神對羅馬精神，乃至整個西方文明精神的影響並不亞於雅典。[1] 當今大多數學人屬「民主派」，認民主為「普世價值」，批評民主自然被視為「異端邪說」。然而，如茨威格在上個世紀二十年代指出的，「異端的權利」之不可被剝奪是「現代文明的一般准則。」[2] ( http://www.tecn.cn )
在公元前九世紀，斯巴達的英雄「利可古斯」(Lycurgus) 創立了斯巴達憲政，建立了一個正式而且穩定的公權體系，利可古斯的憲政體制持續了800年，城邦也保持了800年穩定。與之相對照的是，雅典的梭倫在公元前六世紀初期（公元前594年梭倫開始執政）制定了以擴大平民權力為導向的憲政體制。他在逝世之前，雅典平民就已經支持庇西特拉圖在雅典實行專制了。四十年以後，庇西特拉圖的繼承人被驅逐，但雅典卻實行了比梭倫激進得多的擴大平民權力的體制。新政削弱了社會妥協，傷害了城邦的共同利益，增長了黨爭，僅僅維持了一百年就陷入混亂和衰落。無論右翼的馬基亞維利，還是左翼的盧梭，都贊美斯巴達而非雅典。[3] ( http://www.tecn.cn )
世界史上第一個民主制產生於古代希臘。雅典民主制之前還有所謂「部落民主」，或「原始共產主義形態的民主」。然而，說民主制從來就有（因而天然合理）如同說專制從來就有（因而天然合理）一樣沒有多大意義。在古希臘最偉大的三大哲人中，蘇格拉底（Sokrates, 前469-前399）和柏拉圖（Plato, 前427-前347）明確表示了對雅典民主制的厭惡。亞里士多德（Aristotle, 前384-前322）也批評了雅典的直接民主，他把法治當作理想制度。亞里士多德寫的《政治學》是人類第一部政治學著作。[4] 亞里士多德是柏拉圖的學生。柏拉圖遺下《理想國》和《法律篇》，深刻地討論了政治生活，強烈批評了民主制度。[5] 柏拉圖是蘇格拉底的學生。蘇格拉底誕生於我國思想家孔子 (前551-前479) 逝世以後的第十年，也象孔子一般「述而不作」，兩人的政治理念有驚人的相通之處。他對民主制度的激烈批評導致雅典公民們投票處死了他。[6] 從蘇格拉底誕生到亞里士多德逝世的一個半世紀是古希臘民主文明最興盛的時代。世界上的第一個民主制度，即雅典民主制，也在這百年中經歷了興起和衰落。[7] ( http://www.tecn.cn )
本文要討論的問題有三個。（1）古希臘民主制度的社會起源和社會基礎。（2）最早的民主制與其他制度怎樣聯系和區別。（3）古希臘民主制的優點、缺陷及其與文明興衰之間的關系。 ( http://www.tecn.cn )
這里陳述的不是歷史學意義上的古希臘史。與歷史學不同，政治學密集地討論歷史是闡述理論的一種方法。與歷史學不同，對政治學而言，歷史永遠是現代史，用於檢討已有的觀念，讓歷史這顆常青之樹給世界政治的灰色理論注入生機。 ( http://www.tecn.cn )
二．什麼是古希臘文明？
大約兩千五百年前（春秋戰國之交的時期），在愛琴海和愛奧尼亞海之間的山區和海島上生存著數百個獨立自治而且驕傲自豪的城市國家（城邦），其中最著名的有三個，直接民主制的雅典 (Athens)、寡頭法治制的斯巴達 (Sparta)、和缺少穩定製度的科林斯 (Corinth)。如同我們今天的世界，無論在哪個制度之下，古希臘全境都是充滿智慧和熱忱的地方。當其他文明還在用神話的語言來思考，希臘人已經用「思維」、「物質」、「形式」、「本質」、「自然」、「存在」、等等概念把抽象思考推到了極限。他們提出有永恆意義的疑問，而且嚴格依照理性標准來回答這些問題。蘇格拉底的熱誠，柏拉圖的敏銳，以及亞里士多德的透徹都源於理性求知的渴望。社會自由與哲學、戲劇、建築、和雕塑一道進入黃金時代。古希臘人對知識的渴望使他們從東方學來了很多，如醫學、數學、應用幾何、天文學、鍾表、日歷。希臘人的卓越之處是在學到的技藝中找出秩序，概括到系統和定理中，建立完整的理論。為此，他們發現了推理的規則，對邏輯學做出了偉大的貢獻。古希臘人運用科學的方法檢討一切假設，不受制於成見，更不畏懼權威，而是仔細觀察，不辭辛苦地收集材料，帶著不懈的熱情進行分析。他們在生物學上預見了達爾文的進化論；在物理學上提出了原子論；在天文學上發現地球是圍繞太陽運轉的。古希臘的很多科學思想後來失傳了，一如他們的音樂、舞蹈、繪畫、以及大部分文學作品。然而，那時留下的悲劇藝術在今天的歌劇院里仍然令我們深感震撼。那些戲劇表達了在自由意志和自尊與宇宙規則和法律之間所發生的激烈沖突。在殘存的古希臘雕塑里，我們看到了栩栩如生的人，其精確的比例閃爍著理性主義、自然主義、和人本主義的光輝。如同中華文明，古希臘的宗教是多元混雜的。他們沒有一個共同的宗教，沒有教會，沒有統一的基本教義。如同中國人舞龍，希臘人常拿他們的神明開玩笑，把宗教慶典奧林匹克節變成體育節，把眾神描繪成愛爭吵，不道德，受誘惑，盜竊，甚至相互開戰的有特異功能的尋常人。如同對於中國人，希臘人的神明只是表達了現世，不似後來的基督教演進成「普世價值」和自由思想的羈絆。 ( http://www.tecn.cn )
古希臘的成就是無可質疑的，它的燦爛文化是西方文明的三大源泉之一。[8]政治體制構成所有文明的核心。但把古希臘的成就全歸於雅典是淺薄的，全歸於雅典的民主制更是荒唐，一如把現代世界文明僅歸功於美國，把美國的成就全歸功於民主制度。那斷臂的維娜斯並不屬於雅典，眾多的希臘科學和文化成就是在雅典民主制確立之前或衰落之後取得的，絕大多數也不是在雅典產生的。雅典民主的輝煌僅維持了百十來年，從未「不可避免地」擴散，而是古希臘數百個城邦中的異數，也是古希臘實行的若干政治體制中的一種。民主的順利運轉要求特定的社會結構。象雅典一樣採用民主制的城邦大多默默無聞，並未取得能與雅典比美的成就；其他多數城邦採用的是貴族寡頭制，或個人專制。我們通過考察古希臘民主制產生的歷史背景和社會結構，說明民主制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它有自己的歷史性，有興也有衰。而且民主制的興衰未必代表文明的興衰。 ( http://www.tecn.cn )
三. 希臘文明的緣起
古希臘文明的崛起大約經歷了三個重要階段，分別是米塞尼文明，多利亞人的入侵，和殖民擴張。
（1）米賽尼人的文明
距今大約四千年前，在公元前二十世紀（前1999-前1900）我國夏朝剛開始不久，一些講希臘語的原始部落從巴爾干北部地區進入了半島的南端，即現今希臘的中部以及位於南部的伯羅奔尼撒半島。《荷馬史詩》稱這些人為「阿加」人 (Achaians)，現在的歷史學家稱他們為「米賽尼」人 (Mycenaeans，又譯「邁錫尼」人) ，因為他們文明的中心是伯羅奔尼撒半島上的米賽尼城 (Mycenae), 在今日希臘的特里波利市 (Tripolis) 附近。米賽尼人深受克里特島 (Crete) 上先進的米諾安 (Minoan) 文明影響（米諾安是歐洲地區第一個脫離野蠻時代的文明），從米諾安人那裡學來了文字、藝術、陶器、建築、和宗教。他們還從東方的西提特（位於小亞細亞半島，今土耳其）和古埃及學來了裝飾和雕塑。五百年後，米賽尼人在公元前1400到1200的二百年間把自己的文明推進到高峰。這個時期大體與我國的商朝（公元前16世紀到公元前1066年）同時代。自公元前十五世紀開始，克里特島頻遭天災，內部叛亂，及希臘人的侵略，已經衰弱了。米賽尼人在公元前十五世紀的中期，攻佔了克里特島的中心科諾索斯城 (Knossos)，摧毀了那裡的文明，使克里特島成了希臘人的天下。科諾索斯城牆上的著名壁畫描繪了一個和平而且先進的文明怎樣被高度軍事化的希臘人所淹沒。由此，米賽尼人取代米諾安人成了地中海區域的霸主。地中海地區當時受兩大帝國文明的包圍，東面是位於小亞西亞半島的西提特帝國 (Hittite Empire)，南面是北非的埃及帝國。沒有證據顯示米賽尼文明的安全受到這兩大帝國的威脅；相反，愛琴海各島上的米賽尼人顯然參加了對西提特帝國首都和對埃及帝國北部沿岸的掠奪式攻擊。 ( http://www.tecn.cn )
《荷馬史詩》描繪了米賽尼人的文明，近代考古發現了米賽尼人的陶器、雕塑、工具、墓葬、建築、等等，而且發掘出了《荷馬史詩》中描繪的特洛伊城。考古證據顯示，米賽尼人在富庶的東方和西北方蠻荒的歐洲大陸之間從事掮客，海盜，小規模的製造業，並經營一點農業。他們掠奪弱小落後的鄰居，與不易掠奪的強大國家進行貿易，販賣武器、奴隸、木材、原料、金屬工具、首飾、香料、及皮革。其貿易網東至小亞細亞半島，西到南義大利和西西里島，法國的沿海地區，西班牙，甚至英倫三島。如同他們的後輩，米賽尼人未能克服困難的地理條件而建成統一的帝國，僅在希臘本土和愛琴海的島嶼上建立了許多小型王國。但那些小國的社會管理達到了相當高的水準。在希臘本土發現的皮羅斯國 (Pylos) 的政府檔案顯示，其王室的集中統治是經由組織完善而且機構復雜的官僚體系實現的，這個體系分區管理稅收徵集，貨物分配，和宗教生活等方面事務，而且置有監督機構來控制腐敗和糾正行政錯誤。這種專業化的機構顯然不屬於農業社會。這些小國政治上彼此互不隸屬，但語言文化上卻高度一致，說明他們之間的商業和文化交流非常密切。一位西方文明史專家就米賽尼人獲得的成就評論道，「其高峰時期的文明比公元前六世紀的希臘文明更發達。」[9] 公元前六世紀的上半期是雅典的梭倫時代，下半期是雅典比西特拉圖父子的僭主時期。 ( http://www.tecn.cn )
（2）多里亞人的入侵和「英雄時代」
大約在公元前1200年左右，即我國商朝的末期，米賽尼文明的二百年繁榮被突然打斷了，一些講另一種希臘方言的野蠻部落從北部侵入，他們大約是進入希臘地區的最後一支講希臘語的部落。這些被稱為多里亞 (Dorians) 人的部落摧毀了米賽尼文明。一些米賽尼人向東逃亡到未被鐵蹄踐踏的「阿提加」平原 (Attica，即雅典地區)，以及愛琴海上的島嶼和小亞細亞沿岸，如後來的復興基地愛奧尼亞地區。公元前1190年左右（即我國西周開始的前夕）在小亞細亞的愛琴海沿岸爆發了特洛伊戰爭。那大約是米賽尼人逃亡過程的一段插曲。直到公元前八世紀的四百年間，希臘和愛琴海地區陷入了史家所稱的「黑暗時代」，作為多里亞人和米賽尼人後裔的古希臘人則據《荷馬史詩》稱其為「英雄時代」，是巨人在大地上行走，留下無數奇跡的時代。考古發現顯示，那時希臘各部落王國間的聯系中斷了，各地形成了不同的方言和不同的陶藝風格。由於鄰近的兩大帝國也處於被侵略和混亂之中，希臘與東方的聯系中斷了。寫作的技藝失傳了，雄偉的宮殿塌毀了，地中海上的希臘商船沒有了，商業財富消失了，墓葬里不再出現大量的金銀製品，整個地區倒退到了簡單和的農業社會。然而，講不同方言的希臘人之間仍然能彼此交流，米賽尼文明並未被徹底摧毀，後來古希臘文明中的一些重要部分是米賽尼文明的翻版。代表多里亞文明的斯巴達把米塞尼人的後裔變成了奴隸。 ( http://www.tecn.cn )
米賽尼文明的興起和衰落與世界其他文明史有相通之處：無論先進或落後或奉行哪種政治制度，（軍事上的）安全是最終的保障。沒有能力維持自身安全的文明是虛弱的文明。換言之，民族的興衰不僅與文明的政治制度相關聯，更與能否持續地擁有強盛的軍事力量相關。不能維系強盛軍事力量的政治制度是有重大缺陷的制度。 ( http://www.tecn.cn )
（3）殖民擴張運動
希臘人花了大約四個世紀才重建和穩定了社會秩序。到荷馬寫作史詩的公元前八世紀 (前799-前700)，即我國西周末期與春秋時代之交的時期，希臘地區發生了一場技術革命和文化復興運動。首先是鐵制農具的普遍使用增加了農業產量，導致人口暴增，出現了所謂「生存空間」問題。其次是從來自黎巴嫩地區的腓尼基人 (Phoenicians, 因主要販賣一種紫紅色的織品而得其名) 那裡學到了閃米特人（猶太和阿拉伯人的共同祖先）的西伯萊字母，經改造之後用於拼寫希臘語言，這是一切西方語言字母之源。第三，在小亞西亞半島上的特洛伊城附近形成了第一個城市社會愛奧尼亞 (Ionia)。愛奧尼亞是傳承米賽尼文明的重要據點，更因重新溝通與東方發達社會的聯系成為希臘的文化和商業中心。愛奧尼亞的文明貢獻出了《荷馬史詩》，史詩描繪的神話歷史寫成文字後迅速流傳，促成了浪漫的英雄主義和泛希臘主義理想。公元前八世紀史詩出現後不久，古希臘為「生存空間」開始了一場持續二百年之久的殖民擴張運動，在公元前750-550年左右到處去建立獨立於母邦的城邦。這個時期大體相當於我國的東周時期（前770—前481）。 ( http://www.tecn.cn )
那時的殖民擴張把古希臘文明推向輝煌。這場殖民運動雖比不上近代西方的殖民主義－帝國主義搶地浪潮，卻在空間和時間上同開拓北美的運動不相上下。如同古希臘人在《荷馬史詩》的激勵下四處殖民，英國早期的殖民者是吟唱著莎士比亞的詩歌開拓北美的（快樂的男人，渺小的世界，銀色大海里的寶石 …This happy breed of men, this little world; This precious stone set in the silver sea …）。[10] 近代的殖民擴張有力地推動了近代歐洲資本主義文明。 ( http://www.tecn.cn )
一些人希望把希臘的成就描繪成民主制的成就，一如把近代歐美資本主義的發展史描繪成民主發展史。其實民主制是文明發展的結果之一，而非其原因。古希臘的主要科學成就獲得於雅典民主制衰落之後。羅馬的崛起不靠民主制度。近代西班牙帝國的建立不是民主制的結果。伊麗莎白女王建立的英帝國也不是民主國，但產生了莎士比亞和牛頓。愛因斯坦的相對論也並非出現在奉行民主制的美國。中國在近代以來的衰落不是因為專制，中國在現代的崛起也不是因為實行民主。誰又能因為沙皇俄國和蘇聯不是民主國家就可以忽視俄國人在這個時代取得的科學、藝術、和文化成就呢？美國作為現代最偉大的民主國家其實是英國殖民擴張的一個意外結果。神化民主制的作用是冷戰之後的事情。 ( http://www.tecn.cn )
古代希臘的殖民點遍布地中海，西至西西里島和法蘭西海岸，東達黑海沿岸。著名的希臘殖民地包括西西里島南端的希拉求斯 (Syracuse, 遠征該城是雅典衰落的轉折點，美國紐約州的一個重要城市即以此為名)，法國南部的重鎮馬塞 (Massilia, 即今Marseille), 和控制黑海出口的拜占廷 (Byzantium, 今土耳其的伊斯坦布爾)。希臘人沒有發明殖民擴張運動，只是步東方腓尼基人的後塵而已，頗似英國近代的殖民擴張學自西班牙。腓尼基的殖民擴張比希臘人早了兩個世紀。大約在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前800年，腓尼基人在西班牙南部和北非的北部建立了若干殖民地。其中兩個殖民點特別有名，一個稱為「蓋底斯」(Gades)，在直布羅托海峽的西班牙一側，控制地中海的大西洋出口；另一個稱為「卡薩基」(Carthage)，即今天突尼西亞的首都突尼西亞市，在北非隔西西裏海峽與義大利的西西里島相望。時至今日，黎巴嫩依然是阿拉伯世界與西歐的橋梁，黎巴嫩人也依然擅長國際貿易，但只有少數黎巴嫩人認為自己是腓尼基人的後裔。如同「地理大發現」是近代西歐社會變遷的動力，殖民運動對古希臘的社會結構也產生了重大影響，以部落血緣為基礎的社會演變為「城邦」 (polis)。 ( http://www.tecn.cn )
「歐美資產階級代議制度的確立和發展」：歐美資產階級代議制度是人類政治文明歷史上的重要成果，它的理論基礎是啟蒙思想家倡導的「人民主權說」，在17、18世紀，通過英國、美國、法國早期資產階級改革在歐美國家確立；在啟蒙思潮和以上國家革命的影響下，19世紀末，德國、日本等國又通過又通過自上而下改革的方式，制定憲法，設立議會，資產階級開始參與國家政權，初步建立代議民主制度，建立了形式上的近代資本主義政體。但是，這些國家實質上依然是君主專制。後來，這種制度通過一系列的歷史變革得以發展。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通過對德國和日本的民主化改造，代議會制度民主才得以在這兩個國家鞏固下來。具體到本課，要求講清德國代議制民主是怎樣初步確立、發展和完善的。
「知道《德意志帝國憲法》的主要內容」：1871年《德意志帝國憲法》，是德國歷史上第一部憲法，它繼承了普魯士的專制主義和軍國主義傳統。它是德國歷史和現實的產物，也在相當長時間決定了德國歷史的走向，德國挑起兩次世界大戰，對歐洲乃至對世界造成極大的傷害，都與這部憲法的影響有聯系。學習這部憲法是了解德國歷史乃至歐洲歷史的關鍵點之一，所以課程標准要求知道它的主要內容。
「比較德意志君主立憲制度和法國共和制度的異同」：在歐洲歷史上，德國和法國是毗鄰的兩大國，兩國都是歷史文化悠久的國家，都對人類做出了傑出的貢獻。但是，他們之間的恩怨情仇也十分引人注目。拿破崙戰爭、普法戰爭、一戰、二戰，他們是不共戴天的敵人。二戰後，由於德國最終走上民主道路，正確解決了歷史問題，兩國關系才正常化，並逐步發展成兄弟國家。在19世紀，他們在經濟上都是資本主義國家，但在政治上，他們是兩個不同的類型。法國通過一次又一次的革命，打擊了封建勢力，確立了資本主義民主政治，確立了共和整體。而德國是通過自上而下的王朝戰爭完成統一的 ，《憲法》是皇帝對臣民的恩賜予，披民主的外衣而行專制之實際。比較兩國的政體有助於理解19世紀以來資本主義國家政治體制的全貌，也有助於理解德法關系。所以，課程標准要求比較兩國政體的異同。
「分析資產階級代議制在西方政治發展中的作用」：資產階級代議制有局限性，它是資產階級的民主，勞動人民很少享受到民主自由的權利。但在歷史上它還是發揮了重要作用，它調整了統治解決內部矛盾，也調整了階級之間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保證了人民能夠享受到民主和自由。它有利於資本主義國家經濟發展，政治穩定，社會和諧。而在德國，它是不健全的，所以德國的資本主義發展是畸形的：經濟上資本主義發達；政治上，有濃厚的專制主義色彩。也正是由於德國的資本主義是不健全的，所以它給德國人民、給世界帶來了災難。1871年《德意志帝國憲法》從反面說明了資產階級代議制在西方政治發展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