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學發展的歷史

A. 簡述語言學的發展歷史及語言學的分類

一、傳統語言學

（一）古希臘語言學
有文字記載的語言研究可以追溯到二千多年前的古希臘。當時的語言研究是在哲學研究的范圍內展開的，屬於哲學的一個分支。大約在公元前五世紀，希臘人就對語言問題進行過兩場有名的大論戰。第一場論戰是在「自然發生派」和「約定俗成派」之間展開的。論戰的焦點集中在語言的形式與意義之間的關繫上。「自然發生派」認為，單詞的形式反映了事物的本質，也就是說事物的名稱是由事物本身的性質決定的。他們以語言中的象聲詞為依據，得出語言是自然發生的結論。「約定俗成派」則認為，事物的命名是人們在實踐中互相約定的，和事物的性質沒有什麼必然的聯系。語言中的象聲詞是極少數，即使沒有它們也不會影響語言交際。由此，他們認為語言是約定俗成的產物。這場論戰持續了很久。雖然沒有得到什麼結果，但它促進了對詞源的研究，對詞的各種關系的分類產生了興趣，可以說是開創了在哲學這個總的框架中研究語法的先河。

值得一提的是，戰國末期的荀況（公元前335—255年）曾在其《正名篇》中指出：「名無固宜，約之以命，約定俗成謂之宜，異於約則謂之不宜。名無固實，約之以命，約定俗成謂之實名。」由此可見，早在春秋戰國時期，我國學者就持有與「約定俗成派」相類似的觀點。

第二場論戰與第一場論戰有著密切的聯系。它是在「變則派」與「類推派」之間展開的。爭論的焦點集中在語法結構是否規則這一問題上。「變則派」認為，由於語言是自然發生的，所以也是不規則的，並以語言中許多不規則現象作為立論的依據。「類推派」則認為宇宙間日月的運行、四季的輪轉是有規律的，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受法則支配的，語言也不例外。它雖然有不規則的現象，但總體來說還是規則的。由於希臘語既有規則的成分，也有不規則的因素，所以論戰的雙方誰也說服不了誰。但雙方都對語法理論的產生有較大的貢獻。「變則派」的貢獻在於他們辨別出了主要的語法范疇；「類推派」的貢獻則在於他們確定了主要的屈折變化形式。

早期的希臘學者對語言的研究主要側重於詞源學、語音學和語法學三個方面。其中語法學所取得的成績最為突出，對傳統語言學的發展有著很大的影響。哲學家柏拉圖（公元前428—348年）在「自然發生派」和「約定俗成派」的論戰中持中立態度。他認為，有些詞直接反映了事物的本質；但有許多詞，其語音形式與意義之間究竟有些什麼聯系是無法判斷的。他在分析單詞與意義的關系時，把詞分為主詞和述詞兩大類（大致相當於名詞和動詞），是西方語言學史上第一個對詞進行分類的學者。

柏拉圖的學生亞里斯多德（公元前384—322年）是位堅定的「約定俗成論」者。他認為語言是約定俗成的，是有規則可循的。他在柏拉圖的詞類兩分法的基礎上把那些既不屬於主詞又不屬於述詞的詞自成一類（大約相當於我們今天所說的連詞）。他還注意到名詞有格的變化、動詞有時態變化等這樣一些結構上的特徵，並第一次給詞下了定義。

後來的「變則論」者斯多葛學派（The Stoic School）又在亞里斯多德的詞類三分的基礎上，進一步把詞分為冠詞、名詞、動詞和連詞。後來又把名詞分為專有名詞和普通名詞。他們還對動詞的時態和名詞的格等問題進行了細致的研究，認為名詞有主格、賓格、與格、所有格和呼格之分。

在古希臘時期，對傳統語言學作出較大貢獻的是亞歷山大里亞學派（The Alexandrian School）的特拉克斯（約公元前一世紀）。他在名為《讀寫技巧》的只有15頁的小冊子中，把詞分為名詞、動詞、分詞、冠詞、代詞、介詞、副詞和連詞八大類。這本小冊子對後世影響很大，在此後將近兩千年的歷史長河中，歐洲的語法學家在分析其它語言時，仍將詞分為八大類，盡管所用的術語略有不同。

特拉克斯對語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詞法上。最早對希臘語句法進行全面描寫和分析的是公元二世紀在亞歷山大里亞從事著述的狄斯考魯。他名詞與動詞之間的關系入手，再分析描寫其它詞類與名詞和動詞的關系。同時，對動詞與名詞或代詞在人稱和數的一致關系、對一類詞代替另一類詞的替換關系等問題也進行了研究。他的句法分析和描寫為後來區分主語和賓語、區別主從結構等奠定了基礎。

（二）古羅馬語言學
從公元前三世紀到公元前二世紀，希臘的統治地位逐漸由羅馬帝國所代替。到公元一世紀，羅馬帝國的統治已相當穩固。在羅馬帝國統治西方文明世界的年代裡，研究語言的空氣比較活躍，並已經了解到古希臘的兩次有名的大論戰，也了解亞歷山大里亞學派和斯多葛學派對語言問題的看法和他們的成果。瓦羅（公元前116—27年）曾對「變則派」和「類推派」的觀點進行過詳細地敘述和說明，同時也對拉丁語法作過大量的分析。他把語言研究劃分為詞源學、形態學和句法學三大部分。在西方語言學史上是他首次把派生結構和屈折結構區分開來，並發現拉丁語的名詞除了有希臘語名詞的五個格之外，還有一個奪格。

昆提利安（公元35—95年）是一位對教育比較關心的學者，在語法方面也有過一些論述。他認為語言的正確運用應合乎推理、應仿效權威和引經據典。在詞彙的發展過程中，意義比其形式重要得多，因此詞彙的選用應遵循自然邏輯和類推這一基本原則，即應合乎推理。要判斷現行的用法是否正確，則應求助於那些受過教育的權威人士，看是否能夠得到他們的認可。如果學者之間對某一用法意見不統一，就應在古代的經典中查找證據。這些主張無疑對後來的傳統語言學家有很大影響，特別是在制定語法規則、對某一用法進行硬性規定時，總會自覺或不自覺地運用到這些原則。

在所有的拉丁語法學家中，對後世影響較大的當屬多納圖斯（約公元四世紀）和普里斯基安（約公元五世紀）。普里斯基安所著的一套18卷的語法書可視為拉丁語法的代表作。在這部巨著中，普里斯基安運用特拉克斯和阿波洛紐斯的理論體系和方法對拉丁語法作了較為全面的分析和描寫。他基本上全盤借用了希臘學者的語法體系，只是由於拉丁語沒有冠詞而將其改為嘆詞，甚至連瓦羅區分開的派生結構和屈折結構也沒有被他接受。總的來說，絕大多數的拉丁語法學家都同普里斯基安一樣，注重用希臘語法的模式來分析拉丁語法，而對語法理論少有建樹。他們對語言學的最大貢獻就是建立了拉丁語法。

普里斯基安的拉丁語法雖然沒有什麼獨特的見解，但它對傳統語法的傳播卻起了很大的作用。在後來的好幾個世紀中，拉丁語法一直襲用這一模式。在中世紀，其它語言的語法書相繼問世，12世紀中葉就已經有希伯來語語法、阿拉伯語語法、古愛爾蘭語語法等。到16世紀末17世紀初，幾乎所有的歐洲語言都有了自己的語法。但所有這些語法都是以希臘語法或拉丁語法為模式的。

二、歷史比較語言學

（一）歷史比較語言學的形成
討論歷史比較語言學的成就與發展，我們不能忽視古印度語言研究在歷史比較研究中的重要作用。古印度的語言研究早在公元前四世紀就已蓬勃發展，富有成效。巴尼尼（約公元前四世紀）的梵語語法《八章書》是這一時期的代表作，其討論問題的深入程度、自身的系統性以及表述的簡練性是其他語法書無法比擬的。在巴尼尼之後，古印度的語言研究更加興旺，先後出現了十多種語法派別，盡管它們或多或少都打上了巴尼尼語法著作的烙印。古印度的語言研究有兩個方面是西方傳統語言學望塵莫及的：一是對語音問題研究；二是對單詞內部結構的研究。雖然直到18世紀末西方學者才開始大量接觸到古印度學者的語言研究成果，但正是因為古印度學者對梵語語音所作的准確詳盡的描寫才使得梵語同拉丁語、希臘語和其它日耳曼語言的比較成其為可能。

雖然語言學界公認19世紀是語言的歷史比較研究時期，但早在12世紀，冰島一位姓名不明的學者就根據詞形的類似來確定冰島語與英語的關系，進行了語言的比較研究。14世紀初，義大利著名詩人但丁的《俗語論》問世。雖然這是一本討論方言問題的著作，但也涉及到了語言的起源問題：不同語言是同一源語經過時間的推移和說話人的移居而造成的。16世紀的斯卡利格（1540－1609年）和17世紀的萊布尼茨（1646－1716年），都對語言的起源問題感興趣，並試圖將語言分成不同的語系。到了18世紀，已經有人收集有助於比較研究的各種語言材料，如德國人帕拉斯的《世界語言比較詞彙》就是一例。18世紀末，西方學者開始接觸並掌握古印度語——梵語。通過比較研究，他們發現梵語和歐洲的幾種主要語言在某些詞彙層次和語法結構上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其中，英國學者W. 瓊斯爵士（1746－1794年）在1786年舉行的亞洲學會上宣讀的論文影響最為顯著。在這篇論文中，他根據梵語、希臘語和拉丁語在動詞詞根和語法形式的相似性斷言，這三種語言源於同一原始語言。從而正式揭開了語言學史的新的一頁。

（二）歷史比較語言學的發展
19世紀是歷史比較語言學的世紀。1808年, 施勒格爾（1772－1829年） 發表了題為《論印度人的語言和智慧》的學術論文。他強調語言內部結構方面的研究，指出梵語和拉丁語、希臘語、日耳曼語等在詞彙及語法關系方面有著親緣關系，並首次使用了「比較語法」這一術語。19世紀初從事語言歷史比較研究的學者中,最著名是丹麥的拉斯克（1787－1832年）與德國的格里木（1785－1863年）和葆朴（1791－1867年）。拉斯克在1811年出版了一本討論古北歐語的語法書，1830年又出版了一本討論古英語的語法書。在這兩部書中他首次使用語音對應關系來比較不同語言中的詞源形式。後來的「格里木定律」中的各種對應關系實際上是由拉斯克首先提出並用例子加以證明的。格里木1822年出版的《德語語法》（第二版），用較大的篇幅來討論字母，闡述了德語與其它印歐語言之間的語音對應關系。他所發現的這些語音對應規律被後人稱為「格里木定律」。葆朴的語言研究目的是為了找出語言的原始語法結構。他在《比較語法》一書中宣稱，他的目的在於對有關語言進行比較描寫，探索支配這些語言的規律及其屈折變化的起源。就是在探索原始語法結構的過程中，他發現了比較語法的原理。有人在評價他發現比較語法原理時認為他的發現可以同哥倫布發現新大陸相媲美。

19世紀中葉的語言學家幾乎都用比較的方法來研究語言，其中最為著名、影響最大的是施萊歇爾（1821－1868 年）。在他眾多的著述中，最主要的當屬《印度日耳曼語言比較語法綱要》。該書於1861年出版，後來曾再版過四次，對歷史比較語言學的發展有很大的影響。施萊歇爾根據語言的共有特點而將其分為不同的語族，並用譜系樹形圖來表示語言的歷史淵源和體系。他受達爾文生物進化論的影響，認為語言的生命同動植物的生命一樣，都有成長期和衰老期，因此語音的變化是嚴格按照規律進行的，這些規律與自然規律沒有什麼本質上的不同。語言學家的任務就是研究語言發展史，研究語音的變化規律。在《印度日耳曼語言比較語法綱要》中，他用了約三分之一的篇幅來研究語音。他的這種觀點對後來的青年語法學派的影響尤為明顯。

（三）青年語法學派

青年語法學派產生於19世紀末葉，並在當時的語言學界占統治地位。其代表人物有雷斯琴（1840－1916年）、奧斯特霍夫（1847－1909年）、勃魯格曼（1849－1919年）、 維爾納（1846－1896年）、德爾勃呂克（1842－1922年）等人。青年語法學派認為語言之間的語音對應規律沒有例外，所謂例外是由於不同規律交叉運用或其它因素所造成的。維爾納在1875年發表了一篇文章專門討論「格里木定律」中的例外問題，認為這些例外實際上是由於重音的變化所導致的。他的這種音變規律後來被稱為「維爾納定律」。青年語法學派還認為語音和形態的變化是由於類推所起的作用。他們強調對現代語言及其方言的研究。青年語法學派的觀點及其研究推動了語言學研究方法的發展，並對同時代學者及後人有很大的影響。
三、現代語言學

在19世紀末的語言學界，絕大多數的人都認為語言研究已到達頂點，科學的語言研究方法就是歷史比較法。20世紀初，語言學經歷了一個巨大的轉折而進入到現代語言學時期。

（一）索緒爾與結構主義語言學
瑞士語言學家索緒爾（1857－1913年），是現代語言學的奠基人。盡管索緒爾在歷史比較語言學，特別是在印歐比較語言學中作出重大貢獻而在語言學界嶄露頭角，但真正使他享有「現代語言學之父」這一美稱的卻是他在1906年至1911年期間為日內瓦大學的學生開設的「普通語言學」課程。1913年他去世之後，他的兩位同事根據學生所作的筆記和他所留下來的講稿整理出了《普通語言學教程》這部不朽的著作，並於1916年出版。

索緒爾主張把語言和言語這兩個不同的概念區分開來。他認為語言是抽象的語法規則系統和詞彙系統，它潛存於人們的意識之中，是社會產物，不從屬於某一個人。言語是說出來的話或寫出來的文章，因此運用同一語言的人很少有同樣的言語。言語是由個人通過運用語法規則將語言單位組織起來的結果，因此言語是語言的具體體現，而語言則是對言語的抽象。雖然言語是可以直接接觸到的素材，但語言學的研究對象卻應是語言。

他主張將內部語言學和外部語言學區別開來。他雖然承認社會史、文明史等因素與語言發展有很大的關系，但認為這些因素不會觸動語言的內部系統。研究語言內部系統的內部語言學完全沒有必要知道語言是在什麼條件下發展起來的。因此在他看來，語言學就是一門研究語言內部系統的科學。

他主張將共時性的研究同歷時性的研究區分開來。在他之前，人們研究語言往往是縱向地追溯語言的歷史，從歷史的角度來解釋語言現象，甚至有人認為唯有歷時性的研究才是科學的。索緒爾認為對語言進行共時性的研究，即對語言作出靜態描寫也是一門科學，而且還優於歷時性的研究，因為對說話的大眾來說，歷史變化是很少在考慮之列的。

索緒爾認為語言符號在構成關系系統時存在於兩種關系之中，即組合關系和聚合關系之中。組合關系與語言成分的線性排列次序是一致的，而聚合關系則是以語言項目中一定成分的選擇為條件的。

索緒爾認為語言是形式而不是實體，也就是說語言是一套規則體系，而不是具體的材料。規則體系是相對固定的，約定俗成的，是語言學的研究對象。

索緒爾對現代語言學的貢獻還在於他確立了語言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所必需的特點。他在《普通語言學教程》的結尾處指出：「語言學的唯一的真正的對象就是語言和為語言而研究的語言。」雖然這段結論性的話語的後半部分在語言學界尚有爭議，但它確定了語言學研究的對象和相應的研究方法，明確了語言學成為一門學科所需的特點。索緒爾對共時語言學的發展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後來涌現出的各種學說和流派都直接或間接地受到他的這些觀點的影響。
四、當代語言學

（一）喬姆斯基與轉換生成語言學
本世紀50年代後期，美國語言學家喬姆斯基（1928年－ ）的《句法結構》問世在語言學界掀起了一場新的革命，並由此而產生了一個新的學派——轉換生成派。轉換生成派在美國結構主義學派的土壤上產生，並在同結構主義決裂和挑戰的過程中成長起來。

喬姆斯基認為語言研究應致力於探索人的內在的語言能力，不應滿足於對言語行為這種表面現象的觀察和描寫。結構主義研究語言的目的是為了對語言進行分類描寫，而在喬姆斯基看來，語言研究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一套形式化的演繹系統，一套有限的語法規則。這套規則既能生成出無限合乎語法的句子，又能解釋各種句子內部的語法關系和語義上的歧義性。既然研究的目的不同，那麼研究的材料和方法也就大不一樣。

結構主義研究語言的材料是隨機搜集起來的大量句子。喬姆斯基認為，隨機搜集的句子是十分有限的，而句子的數量卻是無限的，人們不可能將所有的句子搜集完全，所以，語言研究的不應是人們的言語行為，而應是人們內在的語言能力，因為正是語言能力使人們能夠不斷地產生並理解新的句子。在研究方法上，結構主義是先搜集語言素材，然後通過一套發現程序對素材進行分析並找出規則，最後用所得出的規則來解釋語言現象。喬姆斯基認為，既然語言材料是無法搜集完全的，那麼，從零星的語言素材中發現的規則必定是不完整的，無法說明所有的語言現象。因此，語言研究的方法應當同自然科學中的研究方法相同，即先根據觀察作出假設，然後再到實踐中去檢驗或證明假設，並針對實際情況對假設進行修改。這樣多次地進行反復，直到能夠正確地解釋句子結構為止。

在兒童語言習得的問題上，結構主義接受英國哲學家洛克（1632－1704年）「白板說」的哲學觀點。洛克認為人的心靈的原始狀態只是白板一塊，一切知識和觀念都是後來從經驗中獲得的。由此，結構主義者認為小孩的語言是靠反復地模仿和記憶，使其成為一種習慣而獲得的。喬姆斯基認為「白板說」的觀點很難解釋這樣兩種現象：一是動物通過反復訓練之後為什麼不能掌握語言；二是供小孩模仿的句子無論數量有多少，但畢竟是有限的，小孩為什麼能夠理解並產生以前從未聽見過的無限的句子。喬姆斯基贊成17世紀的法國哲學家笛卡爾（1596－1650年）的「天賦觀念」說，因此他認為人的大腦中天生就有一個「語言習得機制」，一旦特定的語環境觸發這一機制，小孩就自然能夠獲得某種語言。

喬姆斯基還認為結構主義只是對語言結構的表層進行切分和描寫，所以他們無法解釋為什麼具有相同結構的句子會在意義上有很大的區別等這樣一些語言現象。語言研究不僅應注意表層結構，而且還應注意其深層結構。

喬姆斯基在發展自己語言理論的過程中，主張將語言能力和言語行為區分開來。並試圖說明人的語言能力，試圖用語言研究來說明心理活動，因此，他認為語言學應是心理學的一個分支。

轉換生成語言學在發展過程中曾作過多次修改，經歷了早期理論、標准理論、擴充式標准理論和修正的擴充式標准理論四個階段。最近一個階段的語言理論模式由句法、語音和語義三大部分組成。句法部分包括基礎部分、轉換部分和格部分，基礎部分生成出深層結構，然後通過轉換部分生成出淺層結構，再通過格部分而成為帶有格標志的淺層結構。帶有格標志的淺層結構既可通過語音部分而獲得語音表達，也可通過語義部分獲得語義表達。

B. 話語語言學的發展歷史

前蘇聯話語語言學開創於1948年。在這一年，Н·С·波斯別洛夫撰寫的《復雜的句法整體及其主要結構特徵》及И·А·菲古洛夫斯基發表的《從單句句法到話語句法》兩文，奠定了前蘇聯這門學科的基礎。前蘇聯話語語言學者從一開始就形成為一個特殊的學派，它重視研究超句單位──復雜的句法整體（又稱散文段）。
從20世紀50年代到60年代上半期，話語語言學尚未引起各國語言學家們的足夠重視。從20世紀60年代下半期起，特別是到了20世紀70年代，話語語言學才逐漸形成為一門獨立的語言學科。德國語言學家 R.哈爾維克、W·德萊斯勒、S·施密特以及H·溫利希等人對話語語言學的研究對象、研究方法都做了詳細的敘述。他們主要研究人類正確交際的前提和條件以及話語與語境和上下文的相互關系。
在此期間，話語語言學在前蘇聯成為許多學術討論會的重要議題。1970年、1974年、1975年、1977年這幾年，都開過專門討論話語和話語分析等問題的會議。20世紀70年代，前蘇聯語言學家在應用句子實際切分法研究俄語詞序、分析句際關系和連接手段、研究超句統一體的結構特點及其結構－意義類型等方面都取得了較大的進展，近年來尤其重視研究話語修辭，已出版了Г.Я.索爾甘尼克，В.В.奧金佐夫，О.И.莫斯卡里斯卡婭等人的著作。
話語語言學正處在一個形成階段，各國語言學家在研究內容和研究方法上還沒有取得一致的看法。

C. 簡要梳理語言學發展歷史

英語語言學還是漢語語言學呢？如果是廣義上的語言學推薦看胡壯麟的書，語言回學教程答，北京大學出版社，經典中的經典。語言學很難按照時間順序進行描述，多數的書都是按照流派進行介紹，其中當然也會提到年代。上面推薦的這本書的第四章和第十二章你可以重點看一下。分數加不加都行。

D. 計算語言學的發展歷史

NLP於20世紀年代早期開始於美國，當時美國害怕在空間競賽中落敗，需要翻譯大量俄文科技文獻，於是開發機器翻譯系統，特別是俄英機器翻譯系統，做法是採用詞到詞的翻譯。由於成本高而效率低，漸漸撤去了資金支持。60年代開發的自然語言理解系統，大都沒有真正意義上的語法分析，而主要依靠關鍵詞匹配技術來識別輸入句子的意義。在這些系統中設計者事先存放了大量包含某些關鍵詞的模式，每個模式都與一個或多個解釋(又叫響應式)相對應。系統將當前輸入句子同這些模式逐個進行匹配，一旦匹配成功便立即得到了這個句子的解釋，而不再考慮句子中那些不屬於關鍵詞的成分對句子意義會有什麼影響。進入70年代以後，一批採用句法—語義分析技術的自然語言理解系統脫穎而出，在語言分析的深度和難度方面都比早期系統有了長足的進步。這個時期的代表作是LUNAR，SHRDLU和MARGIE系統。進入80年代以來自然語言理解系統的最大特點就是實用化和工程化。其重要標志就是一批商品化的自然語言人----機介面和機器翻譯系統出現在國際市場上。著名的有美國人工智慧公司(AIC)生產的英語人—機介面系統Intellect，美國弗雷公司生產的Themis人----機介面，美國加利福尼亞工學院研製的ASK介面；歐洲共同體在美國喬治敦大學開發的機譯系統SYSTRAN的基礎上成功地進行了英、法、德、西、意、葡等多語對的機器翻譯，加拿大蒙特利爾大學開發的服務於天氣預報領域的英法機譯系統TAUM—METE0，日本富士通公司開發的ATLAS英日、日英機譯系統，日本日立公司開發的HICATS英日、日英機譯系統等等。國內「七五」期間由中國軟體總公司開發的商品化英漢機譯系統「譯星」(TRANSTAR)，也是這方面的一個範例。 1990年8月，在赫爾辛基召開的第13屆國際計算語言學大會上，大會組織者首次提出了處理大規模真實文本的戰略目標，並在會前組織了「大型語料庫在建造自然語言系統中的作用」、「詞典知識的獲取與表示」和「電子詞典」等專題講座，預告了語言信息處理的一個新的歷史階段即將到來。

E. 語言學的發展歷程

一、現代語言學的主要發展歷程
(一)歷史比較語言學
在現代語言學發展的初期，歷史比較語言學通過在世界各地搜集和整理語言標本，通過豐富的第一手資料的比較、分類、歸納、總結，發現了語言的不斷演變發展的客觀歷史。語言學家在把各個時期的語言、語法、詞彙對應關系加以對比研究後，證實了印歐諸語言的有機聯系，並且開始研究本族語及其親屬語言的聯系和它們的發展規律，從而打破了形而上學的固定不變的框架，建立了現代語言學的第一個里程碑。
但是歷史比較語言學也有它的局限性：它過分偏重於語言的縱向歷史研究，面忽視了橫向的系統研究。到了20世紀初，現代語言學進入了第二個時期，產生了結構主義語言學。
(二)結構主義語言學
結構主義語言學認為每種語言都有一套獨特的關系結構，語言中的個別單位都是在跟其他單位的區別和對立中存在的，而不是孤立存在的。結構主義學派的創始人、瑞士語言學家索緒爾的《普通語言學教程》是一部劃時代的著作，他在書中提出的新的概念、原則和理論為現代語言學研究打下了科學的基礎。
索緒爾認為語言行為有兩部分不同的性質，一部分具有社會性，是主要的具有共性的本質，稱為「語言」(langue)，另一部分具有個別性，是次要的，因人而異，稱為「言語」(parole)。這兩個部分是互相聯系的，但是它們有本質上的差別，應該分別對待。語言和言語是互相依存的。語言既是言語的工具，又是言語的產物。
按照索緒爾的學說，語言的特點在於聲音和意義之間的關系，這些關系有一定的結構規劃，從而組成了語言的符號系統。符號由「能指」和「所指」兩部分構成。索緒爾還指出了語言的橫線組合關系和豎線聚合關系的特點。
布龍菲爾德的《語言論》是美國結構主義語言學的奠基性著作。他提出了語言的科學描寫的標准，制定了描寫語言結構的總框架。他認為語言是音義結合的詞彙和語法兩部分構成的整體，描寫語言結構應該從音位學開始。
結構主義採用了系統論的原則，即整體性原則、結構性原則、層次性原則、動態性原則。這些原則非常適用於語言這個系統。結構主義語言學對認識語言的系統性做出了突出的貢獻。
到了20世紀中葉，語言學由於受到數理邏輯的影響，進入了第三個時期--語音、語法、語義、語用的綜合研究時期，這一時期的特點是：把語言看作復雜的信息系統，不僅用實驗技術和歸納方法，而且採用建立數學符號模型和形式演繹的方法。實驗語言學將語言結構劃分出詞句層次、音節層次和音素層次等等。
(三)轉換生成語言學
美國語言學家喬姆斯基不滿足於觀察言語行為的表面現象，而要探索內在的語言能力。他提出了一個全新的語言觀：語言這個概念是從語法派生出來的。他在1957年出版了著名的《語法結構》一書，提出了「轉換生成語法」。
喬姆斯基把語言學看成跟自然科學一樣，可以從假設出發，進行推演並形式化。他提出把句法關系作為語言結構的中心，並且以此說明語言的生成性。喬姆斯基區分了語言的深層結構和表層結構，指出語言學家的任務是揭示深層結構到表層結構的轉換。他認為研究語言的目的不應當只是分類的描寫，而應當建立起一整套的形式化的演繹系統，這種形式系統包含有限的語法規則，卻能生成無限的符合語法的句子，並且能對句子的結構做出描寫。喬姆斯基還假設人們有一種語言習得機制，它可以用嚴謹的數學模型來加以類比和推導。他認為語言能力是人類天賦的，語言行為是語言能力的具體表現。
喬姆斯基的全新的語言觀被認為是一場語言學的革命。它所產生的巨大影響波及到世界各國的語言學界，而且，還在數學、社會學、哲學、心理學和計算機科學等廣大領域里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
(四)系統功能語言學
以英國的語言學家韓禮德為代表的功能學派認為語言是一種社會現象，強調交際和交流是語言的基本功能，因此，研究語言不僅要重視它的形式結構意義，而且要重視詞句與社會文化的情景意義。韓禮德認為系統是第一性的，並且對語義功能進行了系統分類。他從語言運用的角度提出了語言有三種功能：概念功能、人際功能和語篇功能。
韓禮德認為，結構研究是語言的表層形式，而系統研究是語言的深層形式，是語言的意義潛勢(meaningpotential)，這二者是互相聯系的，缺少其中任何一項都不能對語言進行全面的描寫。
系統功能語法學派認為語言首先是一種「行為」，是一種「做」(doing)的形式，而不是一種「知」(knowing)的形式。也就是說，僅僅具有語言知識是不夠的，重要的是要能夠實際運用語言。語言行為是人與人之間、人與環境之間進行交往、相互作用的社會現象。運用系統理論研究語言，就是把語言看作一種社會符號系統，並且用這一符號系統來認識社會，認識社會與人以及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最終建立動態化的語言社會模式。系統理論把研究重點放在語篇上，認為語言必須通過特定的語言組合(即存在於某一特定語境中的語篇)，才能充分實現其意義。
韓禮德的語言理論不但探討了語言的形式，還研究了語言的意義和功能，並且分析了語言與社會的關系。系統功能語法把語言的實際使用作為研究對象，並且在應用過程中不斷地檢驗和完善理論，具有較強的科學性和實踐性。

F. 語言學的發展的幾個階段是什麼啊

一、傳統語言學

（一）古希臘語言學
有文字記載的語言研究可以追溯到二千多年前的古希臘。當時的語言研究是在哲學研究的范圍內展開的，屬於哲學的一個分支。大約在公元前五世紀，希臘人就對語言問題進行過兩場有名的大論戰。第一場論戰是在「自然發生派」和「約定俗成派」之間展開的。論戰的焦點集中在語言的形式與意義之間的關繫上。「自然發生派」認為，單詞的形式反映了事物的本質，也就是說事物的名稱是由事物本身的性質決定的。他們以語言中的象聲詞為依據，得出語言是自然發生的結論。「約定俗成派」則認為，事物的命名是人們在實踐中互相約定的，和事物的性質沒有什麼必然的聯系。語言中的象聲詞是極少數，即使沒有它們也不會影響語言交際。由此，他們認為語言是約定俗成的產物。這場論戰持續了很久。雖然沒有得到什麼結果，但它促進了對詞源的研究，對詞的各種關系的分類產生了興趣，可以說是開創了在哲學這個總的框架中研究語法的先河。

值得一提的是，戰國末期的荀況（公元前335—255年）曾在其《正名篇》中指出：「名無固宜，約之以命，約定俗成謂之宜，異於約則謂之不宜。名無固實，約之以命，約定俗成謂之實名。」由此可見，早在春秋戰國時期，我國學者就持有與「約定俗成派」相類似的觀點。

第二場論戰與第一場論戰有著密切的聯系。它是在「變則派」與「類推派」之間展開的。爭論的焦點集中在語法結構是否規則這一問題上。「變則派」認為，由於語言是自然發生的，所以也是不規則的，並以語言中許多不規則現象作為立論的依據。「類推派」則認為宇宙間日月的運行、四季的輪轉是有規律的，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受法則支配的，語言也不例外。它雖然有不規則的現象，但總體來說還是規則的。由於希臘語既有規則的成分，也有不規則的因素，所以論戰的雙方誰也說服不了誰。但雙方都對語法理論的產生有較大的貢獻。「變則派」的貢獻在於他們辨別出了主要的語法范疇；「類推派」的貢獻則在於他們確定了主要的屈折變化形式。

早期的希臘學者對語言的研究主要側重於詞源學、語音學和語法學三個方面。其中語法學所取得的成績最為突出，對傳統語言學的發展有著很大的影響。哲學家柏拉圖（公元前428—348年）在「自然發生派」和「約定俗成派」的論戰中持中立態度。他認為，有些詞直接反映了事物的本質；但有許多詞，其語音形式與意義之間究竟有些什麼聯系是無法判斷的。他在分析單詞與意義的關系時，把詞分為主詞和述詞兩大類（大致相當於名詞和動詞），是西方語言學史上第一個對詞進行分類的學者。

柏拉圖的學生亞里斯多德（公元前384—322年）是位堅定的「約定俗成論」者。他認為語言是約定俗成的，是有規則可循的。他在柏拉圖的詞類兩分法的基礎上把那些既不屬於主詞又不屬於述詞的詞自成一類（大約相當於我們今天所說的連詞）。他還注意到名詞有格的變化、動詞有時態變化等這樣一些結構上的特徵，並第一次給詞下了定義。

後來的「變則論」者斯多葛學派（The Stoic School）又在亞里斯多德的詞類三分的基礎上，進一步把詞分為冠詞、名詞、動詞和連詞。後來又把名詞分為專有名詞和普通名詞。他們還對動詞的時態和名詞的格等問題進行了細致的研究，認為名詞有主格、賓格、與格、所有格和呼格之分。

在古希臘時期，對傳統語言學作出較大貢獻的是亞歷山大里亞學派（The Alexandrian School）的特拉克斯（約公元前一世紀）。他在名為《讀寫技巧》的只有15頁的小冊子中，把詞分為名詞、動詞、分詞、冠詞、代詞、介詞、副詞和連詞八大類。這本小冊子對後世影響很大，在此後將近兩千年的歷史長河中，歐洲的語法學家在分析其它語言時，仍將詞分為八大類，盡管所用的術語略有不同。

特拉克斯對語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詞法上。最早對希臘語句法進行全面描寫和分析的是公元二世紀在亞歷山大里亞從事著述的狄斯考魯。他名詞與動詞之間的關系入手，再分析描寫其它詞類與名詞和動詞的關系。同時，對動詞與名詞或代詞在人稱和數的一致關系、對一類詞代替另一類詞的替換關系等問題也進行了研究。他的句法分析和描寫為後來區分主語和賓語、區別主從結構等奠定了基礎。

（二）古羅馬語言學
從公元前三世紀到公元前二世紀，希臘的統治地位逐漸由羅馬帝國所代替。到公元一世紀，羅馬帝國的統治已相當穩固。在羅馬帝國統治西方文明世界的年代裡，研究語言的空氣比較活躍，並已經了解到古希臘的兩次有名的大論戰，也了解亞歷山大里亞學派和斯多葛學派對語言問題的看法和他們的成果。瓦羅（公元前116—27年）曾對「變則派」和「類推派」的觀點進行過詳細地敘述和說明，同時也對拉丁語法作過大量的分析。他把語言研究劃分為詞源學、形態學和句法學三大部分。在西方語言學史上是他首次把派生結構和屈折結構區分開來，並發現拉丁語的名詞除了有希臘語名詞的五個格之外，還有一個奪格。

昆提利安（公元35—95年）是一位對教育比較關心的學者，在語法方面也有過一些論述。他認為語言的正確運用應合乎推理、應仿效權威和引經據典。在詞彙的發展過程中，意義比其形式重要得多，因此詞彙的選用應遵循自然邏輯和類推這一基本原則，即應合乎推理。要判斷現行的用法是否正確，則應求助於那些受過教育的權威人士，看是否能夠得到他們的認可。如果學者之間對某一用法意見不統一，就應在古代的經典中查找證據。這些主張無疑對後來的傳統語言學家有很大影響，特別是在制定語法規則、對某一用法進行硬性規定時，總會自覺或不自覺地運用到這些原則。

在所有的拉丁語法學家中，對後世影響較大的當屬多納圖斯（約公元四世紀）和普里斯基安（約公元五世紀）。普里斯基安所著的一套18卷的語法書可視為拉丁語法的代表作。在這部巨著中，普里斯基安運用特拉克斯和阿波洛紐斯的理論體系和方法對拉丁語法作了較為全面的分析和描寫。他基本上全盤借用了希臘學者的語法體系，只是由於拉丁語沒有冠詞而將其改為嘆詞，甚至連瓦羅區分開的派生結構和屈折結構也沒有被他接受。總的來說，絕大多數的拉丁語法學家都同普里斯基安一樣，注重用希臘語法的模式來分析拉丁語法，而對語法理論少有建樹。他們對語言學的最大貢獻就是建立了拉丁語法。

普里斯基安的拉丁語法雖然沒有什麼獨特的見解，但它對傳統語法的傳播卻起了很大的作用。在後來的好幾個世紀中，拉丁語法一直襲用這一模式。在中世紀，其它語言的語法書相繼問世，12世紀中葉就已經有希伯來語語法、阿拉伯語語法、古愛爾蘭語語法等。到16世紀末17世紀初，幾乎所有的歐洲語言都有了自己的語法。但所有這些語法都是以希臘語法或拉丁語法為模式的。

二、歷史比較語言學

（一）歷史比較語言學的形成
討論歷史比較語言學的成就與發展，我們不能忽視古印度語言研究在歷史比較研究中的重要作用。古印度的語言研究早在公元前四世紀就已蓬勃發展，富有成效。巴尼尼（約公元前四世紀）的梵語語法《八章書》是這一時期的代表作，其討論問題的深入程度、自身的系統性以及表述的簡練性是其他語法書無法比擬的。在巴尼尼之後，古印度的語言研究更加興旺，先後出現了十多種語法派別，盡管它們或多或少都打上了巴尼尼語法著作的烙印。古印度的語言研究有兩個方面是西方傳統語言學望塵莫及的：一是對語音問題研究；二是對單詞內部結構的研究。雖然直到18世紀末西方學者才開始大量接觸到古印度學者的語言研究成果，但正是因為古印度學者對梵語語音所作的准確詳盡的描寫才使得梵語同拉丁語、希臘語和其它日耳曼語言的比較成其為可能。

雖然語言學界公認19世紀是語言的歷史比較研究時期，但早在12世紀，冰島一位姓名不明的學者就根據詞形的類似來確定冰島語與英語的關系，進行了語言的比較研究。14世紀初，義大利著名詩人但丁的《俗語論》問世。雖然這是一本討論方言問題的著作，但也涉及到了語言的起源問題：不同語言是同一源語經過時間的推移和說話人的移居而造成的。16世紀的斯卡利格（1540－1609年）和17世紀的萊布尼茨（1646－1716年），都對語言的起源問題感興趣，並試圖將語言分成不同的語系。到了18世紀，已經有人收集有助於比較研究的各種語言材料，如德國人帕拉斯的《世界語言比較詞彙》就是一例。18世紀末，西方學者開始接觸並掌握古印度語——梵語。通過比較研究，他們發現梵語和歐洲的幾種主要語言在某些詞彙層次和語法結構上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其中，英國學者W. 瓊斯爵士（1746－1794年）在1786年舉行的亞洲學會上宣讀的論文影響最為顯著。在這篇論文中，他根據梵語、希臘語和拉丁語在動詞詞根和語法形式的相似性斷言，這三種語言源於同一原始語言。從而正式揭開了語言學史的新的一頁。

（二）歷史比較語言學的發展
19世紀是歷史比較語言學的世紀。1808年, 施勒格爾（1772－1829年） 發表了題為《論印度人的語言和智慧》的學術論文。他強調語言內部結構方面的研究，指出梵語和拉丁語、希臘語、日耳曼語等在詞彙及語法關系方面有著親緣關系，並首次使用了「比較語法」這一術語。19世紀初從事語言歷史比較研究的學者中,最著名是丹麥的拉斯克（1787－1832年）與德國的格里木（1785－1863年）和葆朴（1791－1867年）。拉斯克在1811年出版了一本討論古北歐語的語法書，1830年又出版了一本討論古英語的語法書。在這兩部書中他首次使用語音對應關系來比較不同語言中的詞源形式。後來的「格里木定律」中的各種對應關系實際上是由拉斯克首先提出並用例子加以證明的。格里木1822年出版的《德語語法》（第二版），用較大的篇幅來討論字母，闡述了德語與其它印歐語言之間的語音對應關系。他所發現的這些語音對應規律被後人稱為「格里木定律」。葆朴的語言研究目的是為了找出語言的原始語法結構。他在《比較語法》一書中宣稱，他的目的在於對有關語言進行比較描寫，探索支配這些語言的規律及其屈折變化的起源。就是在探索原始語法結構的過程中，他發現了比較語法的原理。有人在評價他發現比較語法原理時認為他的發現可以同哥倫布發現新大陸相媲美。

19世紀中葉的語言學家幾乎都用比較的方法來研究語言，其中最為著名、影響最大的是施萊歇爾（1821－1868 年）。在他眾多的著述中，最主要的當屬《印度日耳曼語言比較語法綱要》。該書於1861年出版，後來曾再版過四次，對歷史比較語言學的發展有很大的影響。施萊歇爾根據語言的共有特點而將其分為不同的語族，並用譜系樹形圖來表示語言的歷史淵源和體系。他受達爾文生物進化論的影響，認為語言的生命同動植物的生命一樣，都有成長期和衰老期，因此語音的變化是嚴格按照規律進行的，這些規律與自然規律沒有什麼本質上的不同。語言學家的任務就是研究語言發展史，研究語音的變化規律。在《印度日耳曼語言比較語法綱要》中，他用了約三分之一的篇幅來研究語音。他的這種觀點對後來的青年語法學派的影響尤為明顯。

（三）青年語法學派

青年語法學派產生於19世紀末葉，並在當時的語言學界占統治地位。其代表人物有雷斯琴（1840－1916年）、奧斯特霍夫（1847－1909年）、勃魯格曼（1849－1919年）、 維爾納（1846－1896年）、德爾勃呂克（1842－1922年）等人。青年語法學派認為語言之間的語音對應規律沒有例外，所謂例外是由於不同規律交叉運用或其它因素所造成的。維爾納在1875年發表了一篇文章專門討論「格里木定律」中的例外問題，認為這些例外實際上是由於重音的變化所導致的。他的這種音變規律後來被稱為「維爾納定律」。青年語法學派還認為語音和形態的變化是由於類推所起的作用。他們強調對現代語言及其方言的研究。青年語法學派的觀點及其研究推動了語言學研究方法的發展，並對同時代學者及後人有很大的影響。
三、現代語言學

在19世紀末的語言學界，絕大多數的人都認為語言研究已到達頂點，科學的語言研究方法就是歷史比較法。20世紀初，語言學經歷了一個巨大的轉折而進入到現代語言學時期。

（一）索緒爾與結構主義語言學
瑞士語言學家索緒爾（1857－1913年），是現代語言學的奠基人。盡管索緒爾在歷史比較語言學，特別是在印歐比較語言學中作出重大貢獻而在語言學界嶄露頭角，但真正使他享有「現代語言學之父」這一美稱的卻是他在1906年至1911年期間為日內瓦大學的學生開設的「普通語言學」課程。1913年他去世之後，他的兩位同事根據學生所作的筆記和他所留下來的講稿整理出了《普通語言學教程》這部不朽的著作，並於1916年出版。

索緒爾主張把語言和言語這兩個不同的概念區分開來。他認為語言是抽象的語法規則系統和詞彙系統，它潛存於人們的意識之中，是社會產物，不從屬於某一個人。言語是說出來的話或寫出來的文章，因此運用同一語言的人很少有同樣的言語。言語是由個人通過運用語法規則將語言單位組織起來的結果，因此言語是語言的具體體現，而語言則是對言語的抽象。雖然言語是可以直接接觸到的素材，但語言學的研究對象卻應是語言。

他主張將內部語言學和外部語言學區別開來。他雖然承認社會史、文明史等因素與語言發展有很大的關系，但認為這些因素不會觸動語言的內部系統。研究語言內部系統的內部語言學完全沒有必要知道語言是在什麼條件下發展起來的。因此在他看來，語言學就是一門研究語言內部系統的科學。

他主張將共時性的研究同歷時性的研究區分開來。在他之前，人們研究語言往往是縱向地追溯語言的歷史，從歷史的角度來解釋語言現象，甚至有人認為唯有歷時性的研究才是科學的。索緒爾認為對語言進行共時性的研究，即對語言作出靜態描寫也是一門科學，而且還優於歷時性的研究，因為對說話的大眾來說，歷史變化是很少在考慮之列的。

索緒爾認為語言符號在構成關系系統時存在於兩種關系之中，即組合關系和聚合關系之中。組合關系與語言成分的線性排列次序是一致的，而聚合關系則是以語言項目中一定成分的選擇為條件的。

索緒爾認為語言是形式而不是實體，也就是說語言是一套規則體系，而不是具體的材料。規則體系是相對固定的，約定俗成的，是語言學的研究對象。

索緒爾對現代語言學的貢獻還在於他確立了語言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所必需的特點。他在《普通語言學教程》的結尾處指出：「語言學的唯一的真正的對象就是語言和為語言而研究的語言。」雖然這段結論性的話語的後半部分在語言學界尚有爭議，但它確定了語言學研究的對象和相應的研究方法，明確了語言學成為一門學科所需的特點。索緒爾對共時語言學的發展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後來涌現出的各種學說和流派都直接或間接地受到他的這些觀點的影響。
四、當代語言學

（一）喬姆斯基與轉換生成語言學
本世紀50年代後期，美國語言學家喬姆斯基（1928年－ ）的《句法結構》問世在語言學界掀起了一場新的革命，並由此而產生了一個新的學派——轉換生成派。轉換生成派在美國結構主義學派的土壤上產生，並在同結構主義決裂和挑戰的過程中成長起來。

喬姆斯基認為語言研究應致力於探索人的內在的語言能力，不應滿足於對言語行為這種表面現象的觀察和描寫。結構主義研究語言的目的是為了對語言進行分類描寫，而在喬姆斯基看來，語言研究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一套形式化的演繹系統，一套有限的語法規則。這套規則既能生成出無限合乎語法的句子，又能解釋各種句子內部的語法關系和語義上的歧義性。既然研究的目的不同，那麼研究的材料和方法也就大不一樣。

結構主義研究語言的材料是隨機搜集起來的大量句子。喬姆斯基認為，隨機搜集的句子是十分有限的，而句子的數量卻是無限的，人們不可能將所有的句子搜集完全，所以，語言研究的不應是人們的言語行為，而應是人們內在的語言能力，因為正是語言能力使人們能夠不斷地產生並理解新的句子。在研究方法上，結構主義是先搜集語言素材，然後通過一套發現程序對素材進行分析並找出規則，最後用所得出的規則來解釋語言現象。喬姆斯基認為，既然語言材料是無法搜集完全的，那麼，從零星的語言素材中發現的規則必定是不完整的，無法說明所有的語言現象。因此，語言研究的方法應當同自然科學中的研究方法相同，即先根據觀察作出假設，然後再到實踐中去檢驗或證明假設，並針對實際情況對假設進行修改。這樣多次地進行反復，直到能夠正確地解釋句子結構為止。

在兒童語言習得的問題上，結構主義接受英國哲學家洛克（1632－1704年）「白板說」的哲學觀點。洛克認為人的心靈的原始狀態只是白板一塊，一切知識和觀念都是後來從經驗中獲得的。由此，結構主義者認為小孩的語言是靠反復地模仿和記憶，使其成為一種習慣而獲得的。喬姆斯基認為「白板說」的觀點很難解釋這樣兩種現象：一是動物通過反復訓練之後為什麼不能掌握語言；二是供小孩模仿的句子無論數量有多少，但畢竟是有限的，小孩為什麼能夠理解並產生以前從未聽見過的無限的句子。喬姆斯基贊成17世紀的法國哲學家笛卡爾（1596－1650年）的「天賦觀念」說，因此他認為人的大腦中天生就有一個「語言習得機制」，一旦特定的語環境觸發這一機制，小孩就自然能夠獲得某種語言。

喬姆斯基還認為結構主義只是對語言結構的表層進行切分和描寫，所以他們無法解釋為什麼具有相同結構的句子會在意義上有很大的區別等這樣一些語言現象。語言研究不僅應注意表層結構，而且還應注意其深層結構。

喬姆斯基在發展自己語言理論的過程中，主張將語言能力和言語行為區分開來。並試圖說明人的語言能力，試圖用語言研究來說明心理活動，因此，他認為語言學應是心理學的一個分支。

轉換生成語言學在發展過程中曾作過多次修改，經歷了早期理論、標准理論、擴充式標准理論和修正的擴充式標准理論四個階段。最近一個階段的語言理論模式由句法、語音和語義三大部分組成。句法部分包括基礎部分、轉換部分和格部分，基礎部分生成出深層結構，然後通過轉換部分生成出淺層結構，再通過格部分而成為帶有格標志的淺層結構。帶有格標志的淺層結構既可通過語音部分而獲得語音表達，也可通過語義部分獲得語義表達。

G. 中國古代語言學的發展歷史

中古時期語言學發展簡史
語言學的發展史是語言學的一部分。語言學作為一個寬泛的概念，包括語言學的起源及書寫系統的發明。人類不斷地認識自己和客觀世界的過程中，他們也嘗試著了解語言這一交流的媒介。關於語言的傳說並不罕見。最早的關於語言的神話出現在《聖經》里。在古希臘，哲學家們對語言十分感興趣，他們就語言的起源，詞和意義的關系進行辯論。這一辯論將他們分成兩派：自然派和規約派。語言學同其他學科一樣，有自己的發展史。對語言學歷史的學習和研究對我們了解語言理論的傳承和發展具有很大幫助作用。整個語言學的發展史共分為五個部分：上古語言學、中世紀語言學、文藝復興時期語言學、十八世紀語言學和十九世紀語言學。本文將對古代語言學的發展進行簡要的介紹，全文共分為四個部分，包括古代語言學發展過程中印度語言學、中國語言學、希臘語言學及羅馬語言學的發展簡史。
一、早在公元前1500年，印度就有了吠陀經和佛經，那是最早的語法
公元八世紀，這兩種經被以梵文形式口頭傳送。印度人十分尊重語言，因此他們對語言進行了深入的研究。此後由於語言研究的需要，印度人開始編纂字典，這種字典里的字與印歐語系所使用的語言大不相同。公元四世紀，印度語法學家帕尼尼編纂了第一本梵文語法書叫做八書。印度人對語言的研究注重語言理論、語用、語音、音位及語法。他們發現語言形式與語言的意思之間並沒有內在的直接聯系，由此得出結論：語言具有任意性。印度學者還研究人們實際使用的語言與語言系統之間的關系。他們的這一研究同語言學家索緒爾後來提出的語言和言語的關系這一理論有異曲同工之秒。印度學者在語言學的研究中貢獻最大的領域是語言學和音位學，他們觀察和描述人們的發音部位和發音方式。直到十九世紀，語言學的各種理論才開始如雨後春筍脫穎而出。印度在語言學理論與實踐領域均處於世界領先水平，其研究成果對世界語言學的發展都有重大影響。
二、公元前十四世紀，中國出現了最早的書寫系統，甲骨文
從周朝開始，寫字課被納入課堂教學當中。當時中國沒有哲學，也沒有語法，只有對古代文獻的評價，叫做訓古。由於中文缺乏形態系統，中文並不適合用於語法學習。公元二世紀開始，中國開始出現了字典。但字典中的字都是一些廢詞，而有些詞的意義也被歪曲了，這無疑是國人對中國古代文學的學習變得更加困難。中國第一本解釋漢字的書出現於公元前十一世紀，其中包括十九個章節，是重要的引領性書籍。中國的字典編纂啟示與公元後二世紀後期。在秦朝和漢朝，語言學則注重語篇的組成及詞語意義的解釋。公元後一百年，徐申撰寫了第一本解釋中國文化的書叫做《說文解字》。從十六世紀開始，中國的漢字開始為整個世界所熟知，並在語言研究領域做出了卓越的貢獻。第一本被譯為歐洲語言的中文語法書發表於十八世紀早期。
三、古希臘對語言的研究始於公元前五世紀
古希臘的語言研究者多為哲學家，因此他們更關注語言與自然，與人類思想，以及語言形式與邏輯形式的和關系。古希臘出現了很多有名的語言學家，包括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以及後期的斯多葛學派哲學家。
蘇格拉底並沒有留下任何書寫形式的理論，而是通過蘇格拉底語錄記載下來的。百拉圖的貢獻主要在語法方面。亞里士多德是百拉圖的學生，它在百拉圖理論的而基礎上發展了自己的思想。亞里士多德知識面十分廣闊，因此在語言學方面的造詣也只是碎片化的研究，因此我們不好對他在語言學方面的造詣進行評價。亞里士多德認為語言是人腦中經歷的一種代表，而書寫形式則是語言的代表。書寫出來的文字是人們要表達的詞語的書寫形式。雖然語言同書寫形式一樣，隨著不同的種族而改變，而人腦中情感卻是相同的。雖然亞里士多德的理論中存在一些不妥之處，但卻在希臘語的描述和分析中建立了一種元語言模型。亞里士多德後，變出現了斯多葛學派哲學家，他們對語言的研究卻來越趨於准確性。他們最大的貢獻語法方面。公元前100年，狄俄尼索斯編纂了第一本現存的希臘語法書，他認為語法是詩人和散文作者在語言應用中的實際知識。在希臘語言學研究中另一位偉大的人是阿布羅尼，他寫了很多本書，但現存的只有幾本。他是第一個解釋希臘語言中，句法使用理論的人。直到三個世紀後，他才被希臘著名的語言學家普里西安認為是語法的權威。古希臘對世界語言學的貢獻主要是在語法描述和語法理論上。
四、羅馬的書寫系統來自於希臘，在西羅馬帝國中，拉丁文已經成為了官方語言
從公元前二世紀開始，希臘文明開始廣泛向羅馬傳播。多納圖斯和普里西安是羅馬語言學史上舉足輕重的兩個人。普利思安建立了詞以及以詞為標尺的語法模型，是一種對詞的形態的研究。普利思安系統的研究了拉丁古代文學，他認為語言的語音和音節是語言的最小單位，而他對拉丁語的描述中他所定義的語法都沒有任何意義。我們可以說，正是因為有了這些拉丁語言研究者，我們才有了一套可接受的語法描述系統，也正是由於他們，語言在後期才得以完整。他們為語法及語言哲學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當前語言學作為一門新興學科，正在飛速發展。各個學科之間相互關聯，相互支撐。當前，語言學社會學、心理學、神經學、人類學等學科廣泛交叉，形成了社會語言學、心理語言學、神經語言學等跨學科研究。語言學不僅讓我們更好地理解語言本身，而且在其他各個領域得到了延伸和應用，為我們解決其他領域的問題提供了依據。可以說，語言學的研究不僅具有理論意義，也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是解決現實問題的新手段。

H. 簡述一下語言學發展的歷史

語言學(linguistics)是以人類語言為研究對象的學科，探索范圍包括語言的性質、功能、結構、運用和歷史發展，以及其他與語言有關的問題。語言學被普遍定義為對語言的一種科學化、系統化的理論研究。並且語言是人類最重要的交際工具，是思想的直接現實。
語言學的歷史非常古老。人類最早的語言研究是從解釋古代文獻開始的，是為了研究哲學、歷史和文學而研究語言的。中國在漢朝時產生了小學，包括文字、音韻和訓詁。在印度和希臘，公元前4世紀到3世紀，就建立了語法學。現代的語言學建立於18世紀初期，隨著西方語言學家發現了印歐語言與梵語之間存在類似之處，產生了歷史比較語言學，旨在尋找各種語言的原始語。
功用
語言是人類特有的溝通方式，在生物或心理層面上反映人類高度演化的心智能力，在社會文化層面上反映人類文明進步。語言學就是要研究人類最核心本能的語言能力，透過對口語、書面語甚至手語進行分析和研究，進而了解人類的本質。
除了認識人類語言本質外，語言學研究還具有多種應用價值。在語言教育方面，藉由對於語言本身的了解，編成各種詞典、文法書、教科書供人學習語言，也有助於改善應對語言學習過程中遭遇到的困難與錯誤的能力。在不同語言翻譯方面，語言學理論對於筆譯和口譯有更多具體的指導，也有助於利用科技來進行機器翻譯.

I. 應用語言學專業的發展簡史

19世紀初，語言理論方面的研究和應用方面的研究開始分化。19世紀葉末，J.N.博杜恩·德版·庫爾德內權提出了應用語言學這個概念，但沒有得到廣泛的注意。20世紀以後，語言科學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應用范圍空前擴大，語言應用方面的研究和理論方面的研究明確地區分開來，應用語言學這個名詞開始廣泛運用，並促成了應用語言學和理論語言學的分化。

J. 簡要概述語言學發展歷史

語言學(linguistics)是以人類語言為研究對象的學科，探索范圍包括語言的性質、功能、結構、運用和歷史發展，以及其他與語言有關的問題。語言學被普遍定義為對語言的一種科學化、系統化的理論研究。並且語言是人類最重要的交際工具，是思想的直接現實。

語言學的歷史非常古老。人類最早的語言研究是從解釋古代文獻開始的，是為了研究哲學、歷史和文學而研究語言的。中國在漢朝時產生了小學，包括文字、音韻和訓詁。在印度和希臘，公元前4世紀到3世紀，就建立了語法學。現代的語言學建立於18世紀初期，隨著西方語言學家發現了印歐語言與梵語之間存在類似之處，產生了歷史比較語言學，旨在尋找各種語言的原始語。

功用

語言是人類特有的溝通方式，在生物或心理層面上反映人類高度演化的心智能力，在社會文化層面上反映人類文明進步。語言學就是要研究人類最核心本能的語言能力，透過對口語、書面語甚至手語進行分析和研究，進而了解人類的本質。

除了認識人類語言本質外，語言學研究還具有多種應用價值。在語言教育方面，藉由對於語言本身的了解，編成各種詞典、文法書、教科書供人學習語言，也有助於改善應對語言學習過程中遭遇到的困難與錯誤的能力。在不同語言翻譯方面，語言學理論對於筆譯和口譯有更多具體的指導，也有助於利用科技來進行機器翻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