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馬會歷史意義

① 在人類歷史上馬發揮過哪些重要作用

馬在中國漢代已經廣泛用於軍事及運車，作為陸基交通，馬動力的馬車便是其時的高科技。所以在漢武帝之後，呂後為制裁南粵王趙佗，曾在貿易限制中，禁止向南粵輸入母馬。到了成吉思汗時代，成吉思汗得益於馬，在馬背上得天下，蒙古帝國的版圖擴展到亞細亞、歐羅巴，成為史上最大的帝國。那時候好像沒有俄羅斯。莫斯料大公國的貴族王公們很謙恭地向蒙哥將軍打聽：「蒙哥將軍，都說蒙古帝國的疆界闊大，那麼，蒙古帝國的疆界到底在哪裡？蒙哥將軍說：蒙古帝國的疆界就在馬蹄底下。」據說，蒙兵所以厲害，是他們採用了雙馬制，即一個士兵擁有兩匹馬，行軍時換騎，使馬始終保持動力。在一些特殊時候，一個士兵的馬可以高達24匹！這其中，馬也可以是糧食，在缺少糧食的時候，士兵便食戰馬。另外據說，成吉思汗時代發明了馬蹬和馬刺，提升了乘騎的穩定性和零公里啟動的絕對速度。馬，是一種古老的動物，據說早在舊石器時代人們就已獵取野馬作為食物了，國際上普遍認為，馬的馴養最早發生在新石器時代的歐洲東部。美國加里福尼亞大學的女學者吉布塔等人認為，印歐語系最初起源於烏拉爾山南部到伏爾加河中下游的草原地帶（即裏海北岸）。這一區域正是野馬活動的地帶，因此自然成為人工養馬的最初發生地，其時間不會晚於公元前5000年。在該地區公元前5000－公元前2500年的遺址中，發現了大量的家馬骨骸，佔全部家畜遺骸的80－90％；在哈薩克北部的貝特羅巴夫洛夫斯克，近來發現了約十萬根馬骨。在公元前5000－公元前4500年，這個地區已經有了馬的崇拜儀式（見龔纓晏著《車子的演進與傳播?兼論中國古代馬車的起源問題》）。中國的馬類學專家們傾向馬是先用來拉車，後來用於騎乘，這種觀點可能是受到漢朝棄戰車，穿胡服，學騎射而來。不過，有學者認為，最早的車的動力是牛而非馬，最早馴化馬的目的是在於食用。因為早期的車粗糙笨重，適於牛拉，它無法適應馬的奔跑的速度，而馬的承力則不如慢牛。

② 騎馬武士俑歷史意義

騎馬武士俑反映了魏晉南北朝的歷史面貌
歷史意義：
武士俑的出現-方面反映了當時喪葬習俗的變化,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當時戰亂紛爭不斷的社會背景下的尚武風俗。

③ 馬權認為海權的歷史意義是什麼

馬漢認為，國家的繁榮、發展和安全都與海權具有密切的關系，海權不僅能夠決定海上和陸上戰爭的勝負，而且可以決定歷史的進程。他還指出，海權的強弱取決於地理位置、自然結構、領土范圍、人口數量、民族特點、政府性質等方面的因素。

馬漢將控制海洋提高到國家興衰的最高戰略層面。他認為海權與國家興衰休戚與共，海洋利益對於一個國家的強大至關重要，同時主張大力發展海軍、發展商船隊、發展海洋貿易、建設海軍基地和商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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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權海權論對中國的歷史意義：

隨著陸地資源的減少和海洋資源開發力度加大，海洋是國家利益拓展的重要戰略空間已成為各國共識。我國東部沿海地區在對外開放中已發展成為中國經濟產值增長最快的黃金地帶。

海洋安全邊界隨著中國經濟的增長而拓展，海上安全面臨著許多新問題，比如海域劃界、島嶼糾紛、資源開采、航行安全、海盜威脅、海上走私和海洋環境保護等問題。這一系列新的問題迫切要求我們進一步關注自己的海洋權利，提高海軍應對、完成多樣化任務的能力。

因此，必須消化吸收傳統的海權理論精華，結合新形勢下海上安全的要求，創新我國海軍戰略理論，有效維護國家的海洋權益，為當前和未來我國經濟的持續高速發展提供強有力的後盾和支撐。。

④ 趙靈王胡服騎射有何歷史意義

趙武靈王實行胡服騎射除了為適應同周邊國家的軍事競爭外，胡服騎射最重要的目的是為了解決以代郡和邯鄲為代表的兩種文化、兩種政治勢力造成的南北分裂局面。
戰國初期，各國圖強范乏頓何塥蠱舵坍罰開，紛紛進行改革，魏國的李悝、楚國的吳起、秦國的商鞅、韓國的申不害等先後倡導主持改革，這是軟體上的壓力。加之趙國地處列強包圍之中，西有秦、東有齊、北有燕、南有魏，還有中山國深入腹地，這些國家對趙虎視眈眈，而且還有東胡、婁煩等少數民族在西北邊，國際關系和民族矛盾十分尖銳復雜，戰爭屢有發生，光修魚之戰，秦便斬趙軍八萬，燕與中山也經常大規模入侵，可謂危機四伏。因此武靈王提出「胡服騎射」改革，簡單地說，就是使軍民穿上胡服以便騎射。關於此事，《內蒙訪古》有提，「只要讀一讀《戰國策·趙策》就知道當時趙武靈王發布了胡服騎射的命令以後，他立即遭遇到來自趙國貴族官僚方面的普遍反抗，趙武靈王擊敗了那些頑固分子的反抗，終於使他們脫下了那套用以標志他們身份的祖傳的寬大的衣服，並且把過了時的笨重的戰車扔到歷史的垃圾堆里去。」這可以說是「師夷長技以制夷」的鼻祖。最為難得的是各國改革都是謀士首先提出，只有「胡服騎射」是諸侯王親自提出與貫徹。
「胡服騎射」後來成功實施且取得實質性效果，便是使趙招募與建立強大騎兵，出兵消滅中山國，擴地東胡，使趙國領土達到頂點，在諸侯中地位大升。這是意義其一。其二，促進民族融合。此也是趙武靈王的既定方針，《史記·趙世家》中他說：「昔有舜舞有苗而有苗服，禹袒裸國，非以養欲而樂志也，務以論德而約功也」前半句意思是舜舞有苗族因素而使苗人服，禹袒對裸國而使裸國化。表明他有利用胡服以教化胡人，吸引胡人加入趙國文化圈的目的。「胡服騎射」取得成效後，齊楚等國紛紛效仿，使這些國家的少數民族縮短與中原人民的心理距離（當時少數民族在中原人面前有民族自卑感），加快各民族融合過程，這在一定意義上是秦統一各民族的思想准備。胡服騎射因此也成為戰國時期與商鞅變法齊名的重大變革事件。

⑤ 古代馬的意義

節節高升

⑥ 馬在中國文化中的意義（要詳細）

1、龍馬精神是中華民族自古以來所崇尚的奮斗不止、自強不息的進取、向上的民族精神。

祖先們認為，龍馬就是仁馬，它是黃河的精靈，是炎黃子孫的化身，代表了華夏民族的主體精神和最高道德。它身高八尺五寸，長長的頸項，顯得偉岸無比。骨骼生有翅翼，翼的邊緣有一圈彩色的鬢毛，引頸長嘯，發出動聽的和諧的聲音。這是多麼神采駿逸的形象，多麼瀟灑昂揚的身姿。

2、馬又是能力、聖賢、人才、有作為的象徵。古人常常以「千里馬」來比擬。千里馬是日行千里的優秀駿馬。相傳周穆王有八匹駿馬，常常騎著他巡遊天下。

八駿的名稱：一個叫絕地，足不踐土，腳不落地，可以騰空而飛；一個叫翻羽，可以跑得比飛鳥還快；一個叫奔菁，夜行萬里；一個叫超影，可以追著太陽飛奔；一個叫逾輝，馬毛的色彩燦爛無比，光芒四射。

一個叫超光，一個馬身十個影子；一個叫騰霧，駕著雲霧而飛奔；一個叫挾翼，身上長有翅膀，象大鵬一樣展翅翱翔九萬里。

有的古書把「八駿」想像為八種毛色各異，分別有很好聽的名字：赤驥、盜驪、白義、逾輪、山子、渠黃、驊騮、綠耳。其實，駿馬的神奇傳說都是在形容賢良的人才，切莫真的信為神話。周穆王的八駿其實比喻著他的人集團，才華卓越，本領非凡。

3、馬象徵奔放瀟灑、生命力強，熱情，這是馬最基本、最基本的象徵。引申可以象徵著昌盛、發達、勇敢、征服。如果我們再引申一下，也可能象徵著君王、父親、權威，或者是健康。

正因為馬的活力是如此之強，能量是如此之強，所以它通常象徵著男性的力量，陽性的力量，君王，權威，或者是陽剛之氣。

4、騎馬既象徵著駕馭、馴服某種力量，也可能象徵著性。弗洛伊德就認為，兒童把馬看成他父親的象徵，當然，也是他父親的性——針對他母親的象徵。

5、象徵消息或者信使。

在古代最快的交通工具就是馬，所以古代人傳遞書信，除過所謂的「鴻雁傳書」之外，最可靠的、最常見的就是各種各樣的驛站傳書。相當於咱們現在所說的郵遞員，快馬加鞭，十里一亭，五里一留，很多重要的書信就是這樣傳遞出去的。所以，馬是可以象徵消息的。

⑦ 中共一大歷史意義及背景

一、中共一大歷史意義：

黨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正式宣告了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從此，在中國出現了一個完全嶄新的，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其行動指南的，統一的無產階級政黨。中國的無產階級因此有了戰斗的司令部，中國的勞苦大眾從此有了翻身解放的希望，中國的革命從此煥然一新。

二、中共一大的背景：

俄國十月革命後，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得到廣泛傳播。中國的先進分子李大釗、陳獨秀、毛澤東等接受了馬克思主義，並把它與中國正在發展的工人運動結合起來。他們在工人中宣傳馬克思主義，講解革命道理，組織工人進行斗爭。

在這個基礎上，各地先後成立了一些黨的早期組織，這些地方分別是上海、北京、武漢、長沙、廣州、濟南。此外，旅居日本和法國的中國共產主義者也成立了這樣的組織。各地共產主義小組建立後，積極開展工作，推動了馬列主義與中國工人運動的結合，成立中國共產黨的條件已經成熟。

1921年6月，上海共產主義小組通知各地共產主義小組，派代表到上海召開中國共產黨第—次全國代表大會。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在上海秘密召開。

(7)習馬會歷史意義擴展閱讀：

出席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各地代表共13人，他們是：

上海小組的李達、李漢俊，武漢小組的董必武、陳潭秋，長沙小組的毛澤東、何叔衡，濟南小組的王盡美、鄧恩銘，北京小組的張國燾、劉仁靜，廣州小組的陳公博，旅日小組的周佛海。參加會議的還有武漢小組的包惠僧（他是在廣州與陳獨秀商談工作期間，受陳個人委派參加會議的）。

他們代表著全國50多名黨員。當時，對黨的創立作出了重要貢獻的李大釗、陳獨秀因各在北京和廣州，工作脫不開身，而沒有出席大會。共產國際派馬林（荷蘭人）和赤色職工國際代表尼克爾斯基（俄國人）出席了會議。

⑧ 胡服騎射的歷史意義

「胡服騎射」前的趙軍，以步兵和車兵為主，官兵的衣服都是根據步戰和車戰的要求而做，基本類似於平民的短打；用在騎兵上，則顯得不太適合作戰，在與胡人騎兵的交戰中往往處於劣勢。相反，胡人都是身穿短衣、長褲，作戰騎在馬上，動作靈活方便。因此，在實行「胡服騎射」前的18年中，趙屢敗於齊、秦、魏等國，損兵折將，不得不忍辱割地，甚至林胡、樓煩也乘此機會，連年向趙發動軍事掠奪，趙國幾乎沒有還擊之力。
趙武靈王認識到：趙國被動挨打，並非趙國國弱民衰，而是在於軍隊軍裝不適於騎兵和車戰的作戰形式。他認為，要從根本上改變這種被動局面，弘揚先祖趙襄子「兼戎取代，以攘諸胡」的偉業，靠中原傳統的步兵和戰車配合作戰的方式是不能成功的，因為笨重的戰車只宜在較為平坦的地方作戰，在復雜的地形中運轉十分不便，眾多的步卒也無力對付那賓士迅猛，機動靈活的騎兵。只有學習諸胡的長處，以騎兵對抗騎兵，才能增強趙國軍事力量，徹底改變被動挨打的局面。同時，只有改中原地區寬袖長袍的服裝為短衣緊袖的胡服，才能適應騎戰的需要。鑒於這種情況，趙武靈王於公元前307（武靈王19年）年開始實行「胡服騎射」，推行服制改革。其步驟是首先要求朝中官員改裝，此後「邯鄲命吏大夫奴遷於九原，又命將軍、大夫、適子、戍吏皆貂服」（《竹書紀年》）。
自此以後，趙軍改穿胡服。「胡服」的具體式樣史載不詳，只能從間接途徑了解。漢人所刻畫的匈奴人肖像，具有如下特徵：身材矮小，粗壯，頭圓而碩大，臉寬，顴高，鼻翼撇開，眉毛濃重，眼睛凸出，如杏仁一般，目光靈動有神；上唇須稠密，除了在頷上的一簇硬毛外沒有鬍子，耳上戴穿孔的長耳環。除了頭頂上留有一束頭發之外，頭一般是剃光的。他們穿著寬大的、兩旁開口、長到下腿的袍子，腰帶的兩端垂在前面。因為天冷，他們的袖口緊緊地密封在手腕上。他們肩上披著一條毛皮的短圍巾，頭上戴著皮帽子，鞋是皮製的，寬大的褲子用一條皮帶緊緊地系住。弓袋系在腰帶上，垂在腿的前面。箭筒也系在腰帶上橫在胸前，箭尾朝右邊。漢代距戰國為時不遠，趙武靈王所推行的「胡服」，與此相近，是穿窄袖短衣、長褲，腳登皮靴，腰系皮帶，戴有貂尾蟬蚊裝飾的武冠，束金鉤。趙國所推行的胡服，文獻資料稱其為「貂服」。「貂服」，據清代學者全祖望研究，當為貉服之誤，北方豸種曰貉，用貉之皮毛製作的衣服稱為貉服。 首先，改進了軍隊的服裝裝備。窄袖交領右衽的服裝，在趙武靈王推行「胡服騎射」之後成為中國軍隊中最早的正規軍裝，以後逐漸演變改進為後來的盔甲裝備。胡服的推廣，它不僅直接為趙國贏得了赫赫武功，而且對軍隊歷史的發展演化進程產生了重大影響，開創了我國古代騎兵史上的新紀元，從此我國軍事史中除車兵、步兵和舟兵外，出現了騎兵這一嶄新的兵種。同時，它也改進了軍隊的服飾裝備，便利了作戰。
其次，弱化了服飾的身份標示功能，強化了其實用功能，使「習胡服，求便利」成了我國服飾變化的總體傾向。服飾，具有防寒保暖、遮羞的實用功能及顯美功能，也有身份標示功能，「胡服騎射」前的華夏族服飾，既是每個人身份高低的標志，也是夷夏不同民族身份的標志。在「胡服騎射」以前，統治者以嚴格的等級服飾來顯示自己的尊貴和威嚴。 「胡服騎射」之「胡服」首先是為便「騎射」，也便利了人們的生產勞動與其他社會活動，這就強化了服飾的實用功能，同時，因其打破了服飾的民族界限，弱化了身份界限，使君臣、官民服飾的差別大大減小，自然弱化了服飾的身份標示功能。
自此以後，「習胡服，求便利」成了我國服飾變化的總體傾向，漢族居民不斷吸取少數民族的服飾文化來豐富自己的服飾文化。趙武靈王雖並沒有強制百姓改穿胡服，只在官吏、軍隊中強制推行，但上行下效，自古皆然，加上胡服的便利性，趙國百姓紛紛效仿。貉服、胡服之冠、爪牙帽子、帶鉤等胡人風格的服飾開始在趙國百姓中流行。漢代，穿開襠的褲子，外罩以裳或深衣。褲子顯然來源於胡服。魏晉南北朝時期，由於大量少數民族進入中原地區，胡服成為社會上司空見慣的裝束，一般平民百姓的服飾，受胡服的影響最為強烈。他們將胡服中窄袖緊身、圓領、開衩等因素吸收到原有的服飾中來。漢族貴族也在胡服的基礎上加以變化，方法是將其長度加長，加大袖口和褲口，改左衽為右衽。 趙武靈王「胡服騎射」的實施促進了各地區，尤其是中原漢族與邊地各少數民族間的經濟、文化交流。漢人因為胡服勞作方便而穿上胡人的服飾，胡人因漢人的服飾飄逸而穿上漢人的服飾。「胡服騎射」導致了中原華夏民族與北方游牧民族的服飾融合，也縮短了趙人、胡人心理上的胡、漢差異。從而減弱了華夏民族鄙視胡人的心理，增強了胡人對華夏民族的歸依心理，縮短了二者之間的心理距離，奠定了中原華夏民族與北方游牧民族服飾融合的基礎，進而推進了民族融合，促進了秦漢時期全國各民族大一統局面的形成。
此外，胡服騎射也促進了武藝的發展：「騎兵的發展，促使了騎技和騎射技能的發展，加快了武藝向多樣化、復雜化發展的進程。」

⑨ 遵義會議的歷史意義是什麼

遵義會議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一次極為重要的會議，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版折點權。
遵義會議的歷史意義主要有以下幾點：

遵義會議結束了王明「左」傾冒險主義路線在黨中央的統治，毛澤東在會議上發表了重要發言，對第五次反圍剿和長征以來的左傾錯誤進行分析和批判。會議集中全力從軍事上和組織上糾正了左傾錯誤，對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進行了總結。

會議上肯定了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軍事路線，肯定了毛澤東等關於紅軍作戰的基本原則。遵義會議確立了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的正確領導，同時也為中國革命指明了前進的方向，為中國革命的勝利提供了科學理論指導。

遵義會議在中國革命最危機的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也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

遵義會議也是中國共產黨第一次獨立自主地運用馬列主義基本原理解決自己的路線、方針和政策的會議。它也標志著中國共產黨從幼年走向成熟。從此，中國革命就在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路線指引下走上了勝利發展的道路。以上供參考。

⑩ 茶馬古道的歷史意義

茶馬古道是指存在於中國西南地區，以馬幫為主要交通工具的民間國際商貿通道，是中國西南民族經濟文化交流的走廊。茶馬古道是一個非常特殊的地域稱謂，是一條世界上自然風光最壯觀，文化最為神秘的旅遊絕品線路，有著重要的歷史意義。

1、茶馬古道中的滇、藏路線是：西雙版納-普洱-大理-麗江-香格里拉-德欽-察隅-邦達-林芝-拉薩。到達拉薩的茶葉，還經喜馬拉雅山口運往印度加爾各達，大量行銷歐亞，使得它逐漸成為一條國際大通道。這條國際大通道，在抗日戰爭中中華民族生死存亡之際，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2、明代文學家湯顯祖在《茶馬》詩中這樣寫道：「黑茶一何美，羌馬一何殊。」「羌馬與黃茶，胡馬求金珠。」足見當時茶馬交易市場的興旺與繁榮。促進了當時的物流發展和對外貿易的發展。

3、在古道上是成千上萬辛勤的馬幫，開辟了一條通往域外的經貿之路。在雪域高原奔波謀生的特殊經歷，造就了他們講信用、重義氣的性格；鍛煉了他們明辨是非的勇氣和能力。他們既是貿易經商的生意人，也是開辟茶馬古道的探險家。歷史已經證明，茶馬古道原本就是一條人文精神的超越之路。

4、留印在茶馬古道上的先人足跡和馬蹄烙印，以及對遠古千絲萬縷的記憶，卻幻化成華夏子孫一種崇高的民族創業精神。這種生生不息的拼搏奮斗精神將在中華民族的發展歷史上雕鑄成一座座永恆的豐碑，千秋萬代閃爍著中華民族的榮耀與光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