❶ 中國傳播媒介的發展史
中國近代報業在競爭發展的歷史嬗變過程中,無不與國際傳播的大背景密切相關。「所謂國際傳播,表現更多的是利用大眾傳播的交流,即特 定的社會集團通過印刷傳播(報紙、書刊)或者電子傳播(廣播、電影、電視)面向受眾的社會范圍最廣的傳播。」[1] 而信息的國際傳播交流地位,往往與一國的國力興衰有關。近代的中國,被動接受的是殖民化的媒介話語,西方傳教士披著中國傳統文化的面紗,攜媒介經營理念以虛偽面孔出現,但內質卻是赤裸裸的文化滲透;19世紀70年代以來,隨著外國媒介資本規模及其強勢話語霸權的沖擊,我國近代報業幡然醒悟,改良派與革命資產階級報業紛紛出籠,以前所未有的規模和運作模式與近代國際接軌。而國際傳播並非現代媒介外部生存環境的專有詞,它和近代的「西學東漸」一脈相承,在中國報紙產業發展的過程中,它一直為媒介提供了豐富的時代背景,也深刻影響著中國近代報業匯入世界傳媒潮流的進程。
中國近代報業時間范疇界定
中國近代報刊的時間范疇,一般認為是從1815年(《察世俗每月統記傳》在馬六甲出版)到1915年(《新青年》雜志在上海出版)。[1]我國國人獨立創辦報刊,最先是艾小梅於1873年在漢口創辦《昭文新報》,但此報存在時間很短。隨後,1874年1月,由我國第一個報刊政論家王韜在香港主持創辦《循環日報》,同一時期,報人容閎在上海創辦中國大陸第一份由中國人主辦的中文報紙《匯報》。對此,關於中國近代報刊產生的時間頗有爭議。倪延年、吳強先生在其編著的《中國現代報刊發展史》中提到:「雖然,從19世紀初就有外國傳教士在中國大陸創辦了中文報刊,但畢竟不是中國人自己創辦的報刊,稱之為中國近代報刊似乎稍失嚴密。而以艾小梅、容閎、王韜等人為首創辦的第一批中文報刊,則不是勢單力薄就是遠離大陸,故難以從中國近代報刊的社會作用角度來認識。我們認為:中國近代報刊產生的實質性標志應是康有為等人於1895年在北京創辦的中國大陸最早的政論性雜志《中外紀聞》。當然,這一標志的出現不是突發性的和偶然的,而是先人們(包括外國人和中國人)創辦報刊的理論和實踐基礎上產生和發展起來的。自19世紀50年代起在香港、廣州、上海、漢口、福州等地由中國人自己創辦的第一批中文報刊,可以看作是中國近代報刊的開端,同時也是中國資產階級報刊的萌芽。」[3]
倪、吳兩位學者的觀點表面上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深究其觀點卻存在三個方面值得商榷:一是關於中國近代報刊產生時間的表述前後矛盾和含糊,既認為19世紀90年代是產生的實質性標志,又認為19世紀50年代是中國近代報業的開端,同時在該書的第9頁提到「中國近代報刊的發展歷史基本上與中國資產階級革命的發展歷程相一致,即當中國資產階級革命運動具有積極進步意義的前期階段時,中國近代報刊也處於上升時期」;二是在理解「中國近代報刊」時,把「中國(人)」作為創辦者主體,而從客觀歷史來看應把「中國(人)」做作為地域性主體,這樣就不會割斷報業發展流程中的歷史聯系,畢竟「中國近代報刊」與「近代中國報刊」的內涵不同,如果是後者,則倪、吳觀點姑且可以自圓其說,但這樣會有悖報業歷史發展事實;三是在外國傳教士創辦報刊過程中,其報紙形式和內容逐漸趨向中國化,且有的報紙吸收中國報人參與合作,如王韜在英國人麥都思主持的墨海書館從事十三年,為他後來辦報提供了借鑒。有的報刊後來被中國人接手主持,如史量才接辦《申報》。因此,按照方漢奇先生的觀點,把中國近代報刊產生時間界定為1815年傳教士創辦第一批中文報刊開始,既符合報業發展的歷史,也便於問題的討論。
滲透與移植——近代西方報業的東漸
關於中國近代報刊產生和發展的背景,通過考察其歷史,歸納起來有兩大方面:一是內因。一方面由於中國近代資本主義經濟的萌芽與發展,為報業提供了物質條件。另一方面,社會形勢的急劇變化,特別是鴉片戰爭前後,人們渴求對動盪社會信息的需求,這促進各種報刊不斷涌現;二是外因。主要因素是西方報業產業的發展和文化擴張,促使西學東漸,本文主要從後者即以國際傳播為背景進行歷史性考察與分析。中國近代的報刊業源於鴉片戰爭前西方傳教士的傳教活動,傳教士在南洋和東南沿海一帶共辦有6家中文報刊11家外文報刊。鴉片戰爭後的半個世紀里,傳教士創辦的中外文報刊近170種,約占同期中國報刊總數的95%。正是這些報刊在內容編輯、印刷、發行等方面都帶動了中國近代民族報刊的誕生。清政府在鴉片戰爭前實行嚴厲的閉關鎖國政策和禁教政策,外國傳教士及其所創辦的報刊大都只能在南洋一帶出版,然後尋找機會傳入大陸。由於這些報刊的創辦者們很多來自工業生產比較發達?獸祱栮浴?????????、科學技術比較先進、報業體系日益完善和發達的西方國家,他們在采編印發等業務和技能上比中國京報和官報具有明顯的現代性。19世紀以來,隨著西方傳教士的東進,中國近代報刊應運而生。外報傳入中國後,一些知識分子積極投身報界,引進「西學」,自辦報刊。從傳教士在1815年8月辦第一張中文報紙《察世俗每月統記傳》起,「無論是外國人辦的,還是中國人辦的報紙,均多少不等地承擔起了推動中國捲入文化全球化潮流的使命,只不過這些報紙因辦報人的不同而各自的出發點和目的不同罷了,但最終殊途同歸,緩慢地匯成向文化全球化潮流推聚的合力。」[4] 但中國近代報紙的發展,不管是它的宣傳效應,還是它的產業模式,無不深深打上西方傳播觀念或媒介資本運營理念的烙印。
一是理論層面:西方傳媒文化與意識的滲透。鴉片戰爭前,傳教士報刊重點集中在沿海,而且主要是以中國話語闡述西方基督教義和文化觀念。鴉片戰爭後,他們的辦報活動向內地深入,上海成為近代報業的中心。從19世紀40年代到90年代,以教會或傳教士個人名義創辦的中外文報刊多達170種,約占同時期我國報刊總數的95%,幾乎壟斷了我國的新聞事業。這時期外國人創辦的中文報刊主要有:《遐邇貫珍》《六合叢談》《中外新報》《中國教會新報》《中西聞見錄》《益聞錄》等,這類刊物一方面傳播了在當時還不失為進步的新學問,另一方面也表現了對中國內政的干涉。在這些刊物中,尤其以《萬國公報》影響最大,它於1868年9月5日創刊於上海,長期擔任主筆的是林樂知和李提摩太。該刊採取了將基督教教義、西方文化和中外時政融於一體的宣傳策略,它的主要目的是為了在動盪的局勢中合法干預中國的內政,並且在意識形態領域進行滲透。正如近代新聞學者戈公振在論述外報對中國外交方面所起的作用時說:「初外報對於中國,尚知尊重,不敢妄加評論。及經幾度戰事,窘象畢露,言論乃肆無忌憚。挑釁飾非,淆亂聽聞,無惡不作矣。」[5] 在外報的刺激和影響下,一些接觸西方文化的知識分子開始在航運發達的香港創辦近代中文報刊。其中影響最大的是王韜於1874年1月5日創辦的《循環日報》,而這也得益於王韜在歐洲濡染了西方政治、科學、文化以及先進的傳播觀念,同時形成了他的獨特的辦報思想和經營理念。如王韜在他的第一篇公開談論現代報紙的文章《論日報漸行於中土》中,對《泰晤士報》政治作用給予了高度評價:「英國之泰晤士,人仰之幾如泰山北斗,國家有大事,皆視其所言以為准則,蓋主筆之所持衡,人心之所趨向也。」對此,激進的梁啟超有不同的認識和看法:「懷才抱德之士,有昨為主筆而今作執政者;亦有朝罷樞府而夕進報館者。其主張國事,每與政府通聲氣,如俄土之爭戰,德奧意之聯盟,五洲之人,莫不仰首企足以觀泰晤士之議論」(見《論報館有益於國事》)。不過,綜觀兩人觀點,他們過分誇大了《泰晤士報》的政治作用。西方人鄙視政治與新聞業結盟,國人卻趨之若騖。
盡管如此,但中西傳播文化的相互交流和影響,促進了中國新聞學的創立和發展,這同時也歸功於新聞學的創立者們,他們對西方現代新聞學的學習與傳播盡了很大努力。如我國第一位在西方學習過新聞學的留學生徐寶璜,曾在日本新聞學會聽過課的任白濤、邵飄萍,以及當時雖沒有出國卻是中國全面掌握世界新聞學研究現狀的戈公振。他們當中的邵飄萍和戈公振分別是著名的北京《京報》和上海《時報》的主編,在新聞從業過程中,實現了西方新聞學基本理論與中國當時最高水平的新聞實踐相結合,構建了有特色的近代中國新聞學,融會了英、德、日、中四大語種著作提供的各種觀念、經驗和研究方法。其中,戈公振所著的《中國報學史》表現尤為典型,這本書的緒論部分,實際上是新聞理論,雖然只有一萬多字,提及的英文、德文和日文參考書籍和文獻達二十二種。而整個緒論的思維結構和論證方式,基本上是中國文論的傳統模式。可以看出,創立時期的中國新聞學處於世界新聞學研究的比較前沿的地位。正如熟悉英文新聞學著作的徐寶璜在《新聞學》自序里所說:「本書所言,取材於西籍者不少,然西籍中亦無完善之書,或為歷史之記述,或為一方之研究。至能令人讀之而窺全豹者,尚未一見也。……自信所言,頗多為西方學者所未言及者。」後來,蔡元培為徐寶璜書序中對中國新聞學地位作了准確的評價,他說:「我國新聞之發起(昔之邸報與新聞性質不同),不過數十年,至今而始有新聞學之端倪,未為晚也。」[6] 所有這些傳播意識和理論,對中國近代報刊實踐起了重要的指導作用。
二是實業層面:西方媒介資本和經營理念的移植。中國近代報刊主要包括宗教性報刊、政論性報刊、商業性報刊、專業性報刊、娛樂性報刊等幾類,但真正代表中國報紙產業的要數外國人創辦的以贏利為目的的綜合性商業大報,當時全國商業中心——上海也成為大報競爭的中心。
1872年4月30日,由英國人美查等人集資創辦《申報》,打破了於1861年11月創刊的《上海新報》獨家經營的格局。美查以商人的眼光來看待他所從事的報業,從報紙的內容、發行和價?獸祱栮浴?????????格三方面與《上海新報》展開競爭。美查認為,「這報是給華人看的,文字應從華人方面著想。」因此在內容上盡量適合中國讀者口味,並且從創刊起就確立了「新聞、評論、文藝(副刊)和廣告」的辦報模式。大幅度降低報價,積極拓寬發行渠道。所以,對手《上海新報》不得不於1872年12月30日自動停刊。《申報》成為上海獨家經營的中文報紙。此前創辦於1861年的《上海新報》,被譽為「上海中文報紙的第一顆新星」,但是該報的主編都是傳教士,報紙的宗教氣息很濃,不能適應商業發展需要。《申報》一創刊就呈現出近代報紙比較完備的形態,有消息、廣告、京報全錄、副刊、經濟新聞、社會新聞、言論等體裁。在報道方式上值得借鑒,如在報道重大社會新聞時,經常採用連續報道或集中報道的方法。最為典型的是關於楊乃武與小白菜一案的報道。此案發生於1873年浙江餘杭縣,當時《申報》在杭州有一個分銷處,楊案發生5個月後,《申報》在1874年1月16日首先刊登了題目為《記禹航生因奸謀命事細情》的報道,把楊乃武名字寫成「禹航生」並報道他如何風流放盪而導致犯罪。4月18日又登載了《記禹航生略》一文,報道了該案縣審時已判二人死罪,楊姐不服判決,上京控告,因病半途而折回,以及該案在省中復審的全過程。此後一段時期,陸續發表了關於楊案的報道,直到1877年4月《刑部審餘杭案》為止,連續報道達四年之久,引起了強烈的社會反響,也提高了《申報》的知名度和發行量。在1899年11月4日,美國人福開森買下了由英國人丹福士於1893年創辦的《新聞報》,由汪漢溪擔任總經理,從此,上海報業又是兩軍對峙——《申報》與《新聞報》。《新聞報》的競爭手段有三:(1)迅速介紹商情,以經濟新聞為重點;(2)運用東借西還的資金周轉方式,不斷添置新式印刷設備;(3)不惜巨資,建立無線電收報台,直接收聽外國電訊,贏得新聞出版時間。到1929年,兩大報業並駕齊驅。
「外報的畸形繁榮,是外國資本輸入的一種表現。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旨在攫取巨大利潤,並往往與西方文化滲透並進而互為表裡。」[7] 民族資產階級報刊是中國近代報刊的主流,主要有兩類:一是商業報刊,它晚於傳教士創辦的宗教文化報刊,大多是脫胎於外國人創辦的報刊,但比較注重經營管理;另一類是資產階級政黨報刊。從文化底蘊上看,西方宗教文化無法與具有深厚傳統的中國文化匹敵,所以隨著歷史的推移,這些外國人辦的商業報紙逐漸轉移到中國民族資本手中。在中國創辦中文報紙的外國資本,為了溝通語言、迎合習俗、拓展業務,他們紛紛僱傭中國人參與報業采編出版等業務。後來華人資本的壯大以及其從業經驗的豐富,逐步控股外國報業資本,《申報》的發展就是這樣一個典型。
《申報》和《新聞報》作為英、美報紙,主要是為帝國主義在華的經濟活動提供講壇,為推銷他們的商品做廣告宣傳。但是,他們以贏利競爭為動力在新聞業務和生產工具的不斷變革,他們的報業資本以及先進經營理念的滲入,對後來中國本土報業的發展有不可估量的影響。如1874年創辦的《循環日報》,在版式上基本仿效外國中文報紙,廣告占報紙版面3/4左右。同時,它以印刷業為依託,進行各種文化事業經營,例如在1880年11月24日《循環日報》上所刊的「中華印務局告白」稱:「啟者:本局設在港中環百步梯,除發行《循環日報》外,兼印售月份牌、黃遵憲《日本雜事詩》、王韜《蘅華館詩集》,代售《米利堅志》、《法蘭西志》等書籍。」又如《時務報》本是一家政論性很強的報刊,但又兼顧新聞性和娛樂性,以此吸引讀者。尤其是時務報館除定期出報外,還推行許多新式文化事業和實業活動,凸現報紙的綜合社會功能。如出版中外時務書籍,代售書報,協辦學堂,兼辦實業等等。它作為一份紳士辦的報紙,完全自籌資金,經營上自負盈虧。盡管沒有像《申報》《新聞報》那樣走企業化大報的道路,但其運作尤其是它的銷售發行具有明顯的產業特色,《時務報》的發行主要是通過報館在各地建立的代售點,18個省內達138處,就連日本和新加坡也設有海外銷售點。當然,在這一階段,商業報紙的運作開始採用企業化模式,但還沒有形成報業集團。而到了在20世紀30年代,著名報人成舍我考察西方報業集團,回國後在中國搞報業托拉斯,成立新聞公司,目標是辦成包括十家大報以及通訊社、新聞研究中心、定期新聞研究刊物、新聞畫報等的報業集團。這是中國現代新聞史上有意識、有組織地組建報業集團的萌芽,也是西方報業經營理念東漸的結果。
三是技術層面:西方報業印刷技術的引進。這包括兩個方面,第一是印刷術的傳入。首先以鉛活字印刷術為首的近代印刷術在西方國家出現,並且逐漸傳入中國。1807年,英國傳教士馬禮遜奉到達中國,隨即展開了廣泛的翻譯、出版活動。從1815年起,澳門東印度公司印刷所陸續出版了馬禮遜編寫的中、英文大型工具書《中國語文詞典》,這部書是含有中英文兩種文字的工具書,如用中國傳統的雕刻版,則大量細小的英文字無法雕刻,從當時的技術工藝來看,雕版既無法與鉛活字拼接?獸祱栮浴?????????,也不能採用機械印刷。因此,要出版這部書只有採用中文鉛活字排印。為此,澳門東印度公司印刷所製造出了世界上最早的一批中文鉛活字。當時還沒有發明中文字模,無法大批量生產中文鉛字,於是採用古老的辦法,用刀在一枚枚的鉛合金上刻制。這樣一項浩繁的工作,決非一人或幾人能完成,於是僱傭大量中國人參與其事,包括刻制、排字、審稿、校對、印刷等,才得以順利完成。1815年,傳教士米憐奉馬禮遜之命帶領中國刻工梁發在馬六甲建立了印刷所,這個印刷所早期使用雕版刷印,他創辦的《察世俗每月統記傳》就是採用雕版刷印。19世紀初,西方近代印刷術與印刷油墨同時傳入中國。到1913年,國人自辦的第一家專業油墨製造廠上海中國油墨廠成為我國製造現代印刷油墨的開端,產品分為印書油墨和印報油墨,印刷上海《申報》、《時事新報》、北京《國民公報》、《大國民報》等。另外,通過西方傳教士,石印術也傳入中國,1833年廣州出版了石印中文月刊《東西洋考每月統紀傳》,繼之有石印中文月刊《各國消息》的出版。1874年,石印技術傳入上海,最有代表性的是1876年點石齋石印書局成立。
第二,印刷設備的引進。由於動力的採用、捲筒紙輪轉鉛印機以及自動鑄排機等的發明使用,近代印刷術在19世紀至20世紀初的百餘年時間里進入了成熟階段。19世紀歐洲主要國家及美國已建立起近代工業體系,動力、冶金、機械、化學、造紙等工業的發展,為印刷技術的進步提供了有利條件,在這一進程中,印刷生產擺脫了傳統的手工業模式,實現了工業化生產,顯著提高了生產效率和產品質量。到19世紀70年代,上海、廣州、天津、漢口等地的出版社(商)的印刷設備一直來自外國。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上海申報館購置歐式手搖輪轉機,每小時可印幾百份報紙。1906年,由英國人發明的電氣馬達作動力的單滾筒機進入中國,開始新聞紙兩面印刷。1912年申報館購置雙輪轉機,每小時可印2000張。1916年,申報館購置法式滾筒紙印刷機,每小時可印8000張。1925年上海時報館購置德國的彩色滾筒印刷機,是當時先進的凸版印刷機械。在中日甲午戰爭到辛亥革命期間,印刷機械開始作為民族工業出現,如1895年上海李涌昌機器廠創建,至1912年先後又有6家規模大體相似的印刷機械廠建立,這些印刷機械廠以維修為主,兼生產一些小型印刷設備。印刷術及設備的引進,積極推動了中國近代報業的發展。
參考文獻:
① 張桂珍《國際傳播與國際關系》見劉繼南主編的國際傳播:現代傳播文集[C]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7頁
② 方漢奇《中國近代報刊史》[M]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頁
③ 倪延年、吳強《中國現代報刊發展史》[M]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6頁
④ 蔣曉麗《全球化語境下的華文傳媒言述方式的嬗變》西南民族學院學報[J]2000(10)第104頁
⑤ 戈公振《中國報學史》[M]三聯書店1955年版第110頁
⑥ 徐寶璜《新聞學》自序[M],見《新聞文存》第281頁,中國新聞出版社1987年版。
⑦ 胡太春《中國報業經營管理史》[M]山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6頁
❷ 大眾傳播學的發展歷程
大眾傳播研究的歷史可追溯至十九世紀末,四名美國社會學家最早開始關注和研討傳播問題。他們是米德(Goerge Herbert Mead)、庫利(Charles Horton Cooley)、杜威(John Dewey)和帕克(Robert Eara Park)。他們發現大眾媒介的功能極其重要,於是開創了作為一個研究領域的美國傳播研究。杜威深為關注「大眾」社會的現象,特別大眾對媒介的一窩蜂反應。杜威希望媒介能「重組大眾社會中的群體」。如果工業革命已經引起個人社會關系的轉變 ——將他們由比較親近的村莊關系推向工業化大都市裡契約式的關系——那麼,媒介也許可以通過增進相互了解來彌補這樣的缺損。
庫利在密歇根大學時,曾在杜威的指導下研究社會問題背景下的政治哲學與倫理學。為揭示媒介如何改變人們的行為與文化,他進行了第一次嘗試。
帕克是最先將報業當成社會與文化機構來研究的。在著名的芝加哥學派中,他被認為是兩次世界大戰之間最具影響力的美國社會學家。
米德深受杜威的影響,他是社會心理學象徵互動論的創始人,社會心理學對大眾傳播研究的確立與發展有許多貢獻。
這些卓越的思想家開創了一條與歐洲傳統學派迥然不同的路線;接下來的幾代學者繼續拓展他們的工作,並將其發展為經驗主義的傳播學體系。
當然,美國的傳播學研究並非完全獨創的,其部分傳統與歐洲學派的思想有密切聯系。美國從事媒介研究的許多學者曾在歐洲的大學里受過教育,並且深受塔爾德(Gabriel Tarde)與齊美爾(Georg Simmel)等歐洲思想家的影響。塔爾德是法國人,也是一位法官,他的許多社會學理論是通過觀察法庭行為形成的。1903年他提出了「模仿理論」,現在看來這一理論對美國的社會學習論、創新擴散論以及意見領袖理論有重大影響。齊美爾是德國人,被稱為社會心理學之父,其著作對大眾媒介研究有重要的意義。他於1922年著的《群體關系網》(The Web of Group Affiliation)將有關「個人之間以模式化的信息流動相互聯系」的傳播網路理論引入美國。 當歐洲人保持其哲學思辨性、批判性以及定性方法的時候,美國的傳播研究逐漸地走向量化與行政化。美國的研究方法可以追溯至美國人對企業經營的強烈興趣,而與歐洲批判研究的思辨風格相去甚遠。發展階段的傳播學研究在傳播效果研究方面涌現了許多有深度有價值的理論,更重要的是這一時期出現了傳播學的批判學派。至此,傳播研究大體上分為兩大學派::一是經驗學派,一是批判學派。一派以美國為中心,另一派則是以西歐為核心的批判學派(criticalschool),他們多站在批判的立場上對資本主義社會進行審視,其重點是文化研究。
❸ 中國傳媒發展歷史簡介
1.公共關系理論方向
該研究方向旨在培養學術型和應用型人才,本研究方向力爭使我國公關理論的發展能夠緊跟業界實踐的飛速發展。
該研究方向以公共關系的思想、觀念、流派與創新點為主要研究內容。其特色在於基礎理論與方法研究、本體性研究。
該方向的畢業生既可以參與到業界實踐中,就業於企業、公關公司、各類營銷傳播公司、媒體;也可以繼續深入研究,前往高校等研究單位。
2.公共關系實務方向
本研究方向的研究可以使基礎理論與公關實踐相結合,從而豐富公共關系理論,推進學術研究的規范化和系統化,並且為實踐提供理論指導。
本研究方向的研究內容為公共關系實踐的工具、技術、技巧與策略,及在各類社會組織中的應用。
該方向的畢業生既可以在各類企事業單位供職,解決這類單位對公共關系研究和戰略操作人才的急需現狀;此外還可以在科研單位或實際應用機構任職,繼續研究有關理論。
3.危機管理方向
該研究方向利用專業知識為社會、企業服務,解決企業等組織體的日常以及特殊危機事件,防患於未然,或者把危害降到最小。
該方向的研究內容為危機管理,特別是危機傳播的原理、理論、原則與技巧。其特色為關注企業與公共危機、注重實踐應用。
培養高素質的研究型、專業性人才,解決企事業單位對研究和危機管理機制操作人才的急需現狀。
4. 營銷公關方向
該研究方向重點培養學術型人才和應用型人才,使公共關系理論的發展能夠緊跟和業界一線實踐的需要。隨著公共關系在企業營銷傳播活動中戰略及戰術地位上的不斷提升,中國傳媒大學廣告學院公共關系系特開設「營銷公關」研究方向。
該研究方向的研究內容為公共關系在企業營銷傳播活動中的戰略、戰術地位,以及應用。隨著國內外學者對營銷公關研究的深入, 「營銷公關」的理論體系被重新構築、修整。不僅作為戰術工具對「營銷公關」加以研究,在戰略上對「營銷公關」的認識也在不斷深入。中國傳媒大學廣告學院公共關系系敏銳把握國內外公共關系實踐發展脈搏及業界對此研究領域的強烈需求,已組成由教授、副教授、博士生、研究生組成的研究團隊在此領域開展了深入地研究活動,開辟了國內「營銷公關」研究先河,特設立此研究方向。
本專業方向的畢業生既可以供職於企業、公關公司、各類營銷傳播公司、媒體、各類事業單位,又可以奔赴各類科研單位進行該領域的深入研究。
傳播心理學專業(050332)
1.傳播心理基礎理論方向
傳播心理學的學科定位:傳播心理學是一門傳播學與心理學的交叉學科。它既屬於應用心理學的一個分支,又可以歸入傳播理論的一個次級學科。傳播心理學專業可分為三個方向:傳播心理基礎理論方向、傳播心理應用方向、傳播心理測量與分析方向。
本方向的研究內容:初步掌握現代心理學的五種理論(指神經生物論、行為主義論、精神分析論、人本主義論和認知論)的主要代表者、主要觀點,在心理學發展史上做出的貢獻和局限性。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對這幾種理論進行揚棄,取其精華,去其糟粕,並將有關的理論、知識運用到傳播活動中,分析傳受者的認知規律、行為規律、意識和潛意識活動及人格健康發展等問題。傳播心理基礎理論方向的研究方法: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是傳播心理基礎理論研究的根本指導思想(也即方法論總的原則)。傳播心理基礎理論具體有兩種研究取向:科學主義研究取向(即客觀實驗的研究範式,主要用以有關傳受者的生理機制和感知覺等方面的研究)和人文主義的研究取向(即堅持文化科學的心理觀和主觀經驗範式的人文主義的研究取向,主要用以有關人的本性、價值觀、經驗、需要、動機等方面的研究)。傳播心理基礎理論方向的研究重點及特色優勢:本方向主要是運用現代心理學的五種理論去分析傳受者的心理和行為。從國內有關傳播心理研究的情況看,較系統、較全面地從現代心理學視角闡釋傳受者心理和行為是我校傳播心理研究所的獨創,現在已逐步為學界所認同。通過學習可以提高學生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批判地繼承西方心理學理論的能力、自學能力和創新能力,並提高自己的心理素質。
從目前我國傳播心理發展的現狀看,專業研究人員和教學人員很缺。我們培養的學生既受到高校新聞與傳播專業的歡迎,也受到傳播業界的重視,甚至我們的碩士生在高校政治輔導員的競爭中也顯示出自己的優勢。
2.傳播心理應用方向
傳播心理學是新聞傳播學一級學科下屬的二級學科。傳播心理應用方向是傳播心理學專業的一個重要研究方向。
本方向的研究內容:系統掌握傳播心理學在實踐中的研究思路與方法;充分了解傳播心理應用研究的概貌和研究的前沿內容。傳播心理應用方向研究在大眾傳播及人際傳播中的心理現象發生發展的規律。尤其重視在新聞、廣告、影視、網路等傳播的重要領域中所出現的傳者與受者特定的心理活動規律以及提高大眾傳播活動效能的心理依據與策略等方面的研究。傳播心理應用研究的重要作用在於通過揭示這些心理現象的規律,幫助傳播活動的參與者運用這些規律去預測和控制傳播實踐領域中心理現象的發生與發展。傳播心理應用方向的研究依賴科學的態度,即尊重客觀事實、實事求是的態度。吸納其母體學科心理學和傳播學的具體研究方法,採用定量和定性相結合的研究方法,不斷揭示傳播實踐領域中心理現象的規律。目前本方向在新聞心理研究和廣告心理研究方面具有優勢。新聞心理主要研究新聞主體的心理和行為、心理現象和心理生活、共有的和特殊的心理及新聞主體之間的心理互動等問題。新聞心理現象是傳播心理學研究的主幹部分。新聞心理研究有其重要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前者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其一,增強對新聞主體作為人的本質認識;其二,可以不斷提升對新聞實踐的理性認識。後者主要表現在新聞傳播者按照新聞受眾心理活動的特點和規律進行採制,編播活動;運用新聞心理學理論和知識指導、調控自我,優化心理素質,形成健康的心態。廣告心理研究主要探討在廣告傳播活動中傳者與受眾的心理活動規律及其應用。廣告對其受眾心理的影響是廣告傳播效果的核心目標;同時廣告傳者在廣告傳播中的心理活動也直接影響廣告傳播的效果。因此,廣告心理研究愈來愈受到學界和業界的重視。我院在傳播心理應用方向的研究領域十分廣泛,除了上述研究較為成熟以外,在網路傳播心理、影視傳播心理、主持人的心理研究等方面也有一定的成果。
傳播心理應用方向是培養具備傳播心理學的研究視角和創新開拓的研究意識,掌握傳播心理學理論並能夠與實踐相結合的具有較高科研素養和實踐能力的復合型人才。適用於傳播業界和科研及高校等領域。
傳媒教育專業(050334)
1.媒介素養教育方向
媒介素養教育研究方向,是新聞傳播學一級學科內、傳媒教育二級學科中的一個三級學科。本研究方向是由新聞學、傳播學、教育學、心理學等多學科交叉而成的新興學科,是素質教育的組成部分。其根本目標是使人們充分認識媒介、有效利用媒介,培養和提高合理運用媒介的能力和素養,創造人與媒介共生的環境,推動社會的和諧發展。由於信息社會是人類社會發展不可逆轉的趨勢,所以,媒介素養教育具有全民性、終身性,是家庭教育、學校教育和社會教育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內容。科學地利用信息資源,有效地抵制信息犯罪,媒介素養教育具有重要的社會學意義。
媒介素養教育從英國學者和丹麥教育工作者於20世紀30年代率先提出到現在,已經成為很多國家教育系統中的正規教學內容。在我國,由於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接觸大眾媒介的機會越來越多,廣播、電視、網路等大眾媒介無時無刻不對人們產生著影響。如何引導大眾、特別是廣大青少年正確、有效地使用媒介,同時又能規避負面信息帶來的影響,已成為國內亟需解決的重大問題。
本研究方向主要研究中外媒介素養教育的發展史及基本理論,並努力進行我國媒介素養教育本土化的實踐,在實踐和研究中創造出具有中國特色的媒介素養教育的理論和示範課程,為推進我國媒介素養教育做出貢獻。在研究方法上,除尊重傳統的、規范的研究方法如文獻法、比較法、調查法等之外,還將以問題為中心,選用質的研究方法和量的研究方法等。同時,努力探索媒介哲學、媒介研究方法等在媒介素養教育研究中的運用。媒介素養教育是一門新興的交叉學科,研究重點放在基礎理論的建設上,以便使該學科有持續發展的動力。中國傳媒大學的媒介素養教育學科方向是建立在我校強勢新聞傳播學學科群基礎上的新興學科方向,有雄厚的新聞傳播學研究基礎和教學基礎作為本研究方向的後盾,本方向具有獨特的學科優勢和鮮明的廣播電視特色。
通過本研究方向的培養,學生將掌握媒介素養教育領域及相關學科的基礎理論和基礎知識,在現實的媒介環境中具有較強的生存能力,從而為現代社會的發展做出應有的貢獻。本方向的培養目標主要是:我國高等學校、科研機構中的媒介素養教育研究與開發人員;我國大、中、小學校媒介素養教育的師資;媒體、特別是青少年教育節目,媒體教育欄目的策劃、評論等人才;國家青少年教育機構、青少年教育研究機構的教育、管理、推廣等相關人才。
2.比較傳媒教育方向
比較傳媒教育是傳媒教育專業的一個重要研究方向,是新聞傳播學一級學科內、傳媒教育二級學科中的一個三級學科。它屬於應用性學科,藉助新聞學、傳播學、教育學等學科理論,運用比較研究的方法,研究國際傳媒教育中核心的基礎性問題和當前社會的熱點問題,發現世界傳媒教育發展的規律,從而提高對傳媒教育重要性的認識和規律性的把握,為我國傳媒教育的發展提供可借鑒的經驗。
比較傳媒教育屬於傳媒教育中的一個新興學科,它主要採用中、外比較為主的研究方法,研究世界各國傳媒教育的歷史發展、傳媒教育的政策、傳媒教育的模式、傳媒教育的特點及規律、傳媒教育的實施途徑與方法,以及各個國家傳媒教育的不同特點。比較不同學校、不同類型的傳媒教育、不同媒介對受眾的影響、傳媒教育的未來發展趨勢。本研究方向除採用比較研究方法進行研究外,還採用文獻法、訪談法、定量研究等方法。研究重點主要為美國、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日本、韓國等國家的傳媒教育發展歷史、現狀、問題、趨勢等。本研究方向的特色主要體現在研究方法和研究客體上。研究的客體包含兩條線索,傳媒教育中的重大問題比較和不同國別或地區之間的傳媒教育比較。
本研究方向將促使學生掌握世界傳媒教育及其相關領域的基礎知識和基本能力,特別是在傳媒教育實踐中的實踐能力。本研究方向主要的培養目標是,為我國高等學校、科研機構培養傳媒教育的研究與開發人員;為中、小學媒介素養教育提供師資;為媒體、特別是青少年教育節目、媒體教育欄目等培養策劃、評論人才。
3.傳媒高等教育方向
隨著信息化時代的到來,現代傳媒在社會生活中的地位日漸突出,透視傳媒時代高等教育所面臨的機遇和挑戰及其應變之道,是高等教育研究的新使命。在分領域的高等教育譜系中,傳媒領域的高等教育也成為重要的研究領域和事業領域,加強傳媒高等教育的研究,在世界傳媒高等教育的譜系中找到恰當的位置,乃當務之急。
本研究方向致力於傳媒高等教育理論、傳媒與高等教育之間的互動以及傳媒高等教育特殊規律。本研究方向致力於從宏觀上把握傳媒時代高等教育的特點和趨勢,微觀上側重於對國內外傳媒院校的研究,對其發展特點,學科專業設置、課程設置、師資結構、人才培養模式等方面的問題進行理論和實證研究,為國內傳媒院校的發展提供發展思路,並致力於開辟具有中國高校文化特點的院校研究道路。
本研究方向將培養學生從高等教育理論出發,掌握傳媒高等教育的研究思路和方法,以國內外傳媒院校的個案研究為基礎,以傳媒領域學科專業教育為基點,從多學科視角對傳媒高等教育進行研究,掌握傳媒院校及其學科專業的基本發展規律,從而培養學生從事傳媒高等教育研究和實踐的理念、方法和能力。本研究方向的人才培養目標是培養傳媒領域的高等教育理論研究人員和傳媒院校(系)管理人才。
傳媒政策與法規(050335)
傳媒政策與法規屬於法學與新聞傳播學的交叉學科。隨著中國社會的民主與法治化程度的不斷提高,傳媒領域日新月異的變革,對於傳媒政策與法律的研究也日益變得重要,對於相關理論、學術研究和實務人才的需求也越來越大。傳媒政策與法規碩士專業建設正是順應這樣的時代需求而設立的。
本專業的培養使學生具有扎實的傳媒政策與法律的理論基礎,能夠運用社會科學的一般研究方法和本學科專門的研究方法進行學術研究,能夠對傳媒政策與法律領域的理論問題和實踐問題進行獨立研究,同時具有對於傳媒法律的實務問題和相關傳媒業務問題獨立處理的能力。本專業的畢業生可以到相關政府部門、傳媒和法律實務部門從事實務和研究工作,也可進行更高層次的研究工作,為從事高校教學工作提供基礎。
1.傳媒法實務方向
傳媒法實務方向主要研究傳媒法領域的相關實務問題。內容包括涉及憲法、行政法、民法、知識產權法、經濟法、刑法、司法制度、程序法等領域與傳媒有關的法律實務,以及傳媒政策、傳媒法律規范與傳媒行業自律的關系等。一、研究方向總體描述:
2.比較傳媒法方向
比較傳媒法方向主要研究中外及國際社會傳媒領域法律問題理論與實務的異同及相互影響。內容包括傳媒法理論的比較研究、傳媒法實務的比較研究、傳媒法學與傳媒法律歷史的比較研究等。
傳媒經濟學專業(050336)
傳媒經濟學是新興的交叉學科,研究范圍主要體現了經濟學、管理學和傳播學的交差和融合。本專業培養既懂得傳播學的理論,具備經濟學的系統理論知識和經營管理知識,掌握傳媒經濟的特殊規律,又了解傳媒產業的政策法規,熟悉傳媒產業經營管理實踐的高級專業人才。具體培養目標為:
⑴為各高校和研究機構輸送傳媒經濟理論的研究人才;
⑵為各級政府和行業主管部門培養高層次傳媒經濟管理人才;
⑶為傳媒企業培養高層次的經濟管理人才。
傳媒經濟學專業下設傳媒產業系統、傳媒產業經營與管理、傳媒產業組織、國際文化貿易、文化產業研究和製片管理六個方向。
1.傳媒產業管理方向
培養學生掌握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熟悉黨和國家的基本路線、方針、政策和法規;熟悉我國傳媒產業管理的有關政策法規;具有寬厚的專業基礎知識,牢固掌握系統的傳媒產業分析理論和方法。利用產業組織理論和管理理論,站在國家傳媒發展戰略的高度探討傳媒政策與法規及其與傳媒經濟管理的互動關系,認真分析和總結我國關於傳媒發展的政策與法規的歷史軌跡、經驗教訓及其政策啟示;深入研究傳媒市場規律以及我國傳媒產業經濟管理中目前存在的主要問題和解決對策;對傳媒產業的組織深入研究,提出傳媒組織運行的規律特徵和管理措施;對傳媒產業的集團化經營進行深入剖析,提出傳媒集團化經營的前提條件、目標戰略和管理措施等。本方向研究生適合從事傳媒產業的管理研究與實際工作。
2.國際文化貿易方向
文化產業和文化貿易的飛速發展呼喚既懂國際文化貿易理論,又熟悉國際文化市場的高級人才。國際文化貿易是一個嶄新的,集傳媒經濟、國際貿易、文化研究、經濟學、傳播學等知識為一體的跨專業學科領域,瞄準國際文化貿易發展的前沿問題和最新動向。以國際文化貿易理論、文化市場理論、國際傳播、傳媒與文化經濟學、影視貿易、圖書版權貿易、演出會展貿易、應用傳播學、WTO與國際文化貿易等為主幹專業課程,重點培養掌握國際文化貿易基本理論與方法,廣泛了解國際文化貿易前沿問題,熟練掌握國際文化營銷與策劃、市場運作、談判技巧等方面的知識與技能,能在文化部門、媒體機構、涉外經濟貿易部門、企事業單位以及政府機構從事文化外貿管理、調研、開發和策劃等方面工作的專業型、實用型、創新型高級人才。
3.文化產業管理方向
文化產業的高速發展急需大量既懂得文化產業的發展政策,又熟悉市場經濟和管理的復合型高級人才。現代的文化產業管理已經涉及到經濟學、管理學、營銷學、文化藝術學、產業政策學、傳播學等多學科的知識領域,屬於交叉學科,並且具有廣闊的發展前景。本研究方向從文化產業的基本發展規律出發,既注重對文化產業的發展政策的宏觀領域研究,也注重對文化產業組織經營管理效率的微觀領域研究,通過科學的專業訓練,培養學生具有嚴謹的專業素質和寬厚的知識背景,能夠熟練掌握理論研究和分析實際問題的能力,成為能夠適應文化產業發展需求的復合型人才。本研究的畢業生應該能夠在國家的政府管理部門、文化產業研究機構或者文化產業組織從事政策研究、產業管理、項目策劃和運營等方面的工作。
4.影視項目管理方向
本研究方向的培養目標是培養既有智慧又有創造能力、既懂藝術又懂經濟管理和市場運作的影視策劃人、製片人、發行人及其他高級項目管理人才。
影視項目管理是一門綜合性很強的新興學科,主要研究影視項目(包括電影、電視劇、紀錄片及其他影視產品)的經營管理及市場運作規律。
影視項目管理是一門交叉型學科,從學科上看它是影視藝術與經濟管理的結合,要求既要懂得藝術又要懂得經濟管理和市場運作;其次它一門實用性很強的學科,我們強調在提高學生綜合理論素養的同時注重對學員創作實踐能力及商業運作能力和綜合管理能力的培養。
本專業的導師都有深厚的理論功底又有藝術創作實踐及項目運作經驗,既懂理論又有實戰經驗,在科研及藝術創作方面均有顯著成果。
本專業將實行雙導師制,我們將聘請有業界有名望、業績突出而有深厚功底的著名製片人擔任兼職導師,與校內導師一起負責本專業研究生的培養。本專業的每個研究生都將同時擁有兩位導師。校內導師主要負責理論教學,兼職導師則主要負責指導藝術實踐。
本專業學制為三年(本科與本專業相近(如製片管理)的學生可為兩年);第一年以理論學習為主,第二年要求學生到業界參與藝術創作和項目運作實踐,學生畢業時除了完成畢業論文以外,還要求每個學生完成一部創作作品或項目運作策劃書作為畢業設計作品。
❹ 簡述傳播學發展的歷程,談談當今時代傳播具有哪些新的特點和趨勢
新聞學專業
業務培養目標:
業務培養目標:本專業培養具備系統的新聞理論知識與技能、寬廣的文化與科學知識.熟悉我國新聞、宣傳政策法規,能在新聞、出版與宣傳部門從事編輯、記者與管理等工作的新聞學高級專門人才。
業務培養要求:本專業學生主要學習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新聞學基本理論和基礎知識,受到新聞業務的基本訓練,具有社會活動和科研的基本能力。
畢業生應獲得以下幾方面的知識和能力:
1.掌握新聞學基本理論與基本知識;
2.掌握新聞采訪、寫作、編輯、評論、攝影等業務知識與技能;
3.具有調查研究和社會活動能力;
4.了解新聞工作的方針、政策和法規;
5.了解中國新聞工作現狀與發展趨勢,了解外國新聞工作發展動態。
主幹課程:
主幹學科:新聞傳播學
主要課程:新聞學概論、中國新聞事業史、外國新聞事業、新聞采訪與寫作、新聞編輯與評論、馬列新聞論著選讀、中國歷代文學作品選讀、大眾傳播學、新聞法規與新聞職業道德、新聞攝影、 廣播電視學、新聞事業管理、廣告學與公共關系學等
.理論傳播學方向
在經濟、社會日益信息化、全球化的當今時代,研究人類信息傳播活動及其規律的傳播學已經成為重要的基礎性學科。本研究方向在傳播學學術體系中處於核心地位,是該學術體系的基礎理論。
本研究方向的特點是在從傳播歷史發展入手研究傳播活動的普遍規律的基礎上,側重於研究代表傳播發展方向的,以廣播電視為主體的電子傳播活動及其規律。
宏觀上,本方向研究有助於我國經濟、社會信息化過程中把握傳播活動的過程、機理和效果等的基本規律,從新的學術角度,用新的研究方法探討、開拓傳統學術領域;微觀上,本研究方向結合我國傳播業,尤其是廣播電視業實踐,研究廣播電視傳播的手段、受眾、改革等重大問題,認識規律、擴大效果,實現正確的輿論導向,為我國改革開放建構良好的輿論與傳播環境,促進兩個文明建設。
2.應用傳播學方向
根據本學科點的基礎和優勢,應用傳播學方向側重與以下五個領域的研究:
①媒介經營管理:近二十年來,中國媒介產業的發展速度遠遠超過同時期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速度,中國傳媒業的大發展得益於按傳播規律辦媒體,按市場規律經營。傳媒業的發展,不僅需要懂業務的人才,也需要懂經營懂管理的人才。媒介經營管理研究屬於新聞傳播學和管理學、經濟學、廣告學、營銷學等多學科交叉的產物,本方向從跨學科的角度來研究大眾傳播媒介經營管理活動的普遍規律和基本理論,宏觀上探討媒介的經營戰略,微觀上研究媒介運營的策略和操作技巧。本方向既有理論層面的研究,也有實務層面的探討,注重學理性和實用性的結合,為傳媒培養既懂業務又懂經營的專業人才。
②受眾研究:是傳播學的一個重要研究領域,也是橫貫傳播學與應用傳播學諸學科方向之間的一個重要橋梁。受眾研究既是傳播活動的決策依據,也是衡量傳播效果的尺度來源,它的量化形態還是媒介與廣告市場的通用貨幣。以受眾理論為指導,採用社會科學研究方法所進行的受眾調查,如視聽率調查、閱讀率調查等及其分析本身,也成主媒介產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受眾研究以三個並重為特徵,即理論、方法與實際應用並重,文理並重,宏觀與微觀研究並重;注重培養三種高級專門人才,即從事受眾理論研究的人才,從事受眾調研分析的人才,以及基於受眾調研進行媒體策劃、編排、經營以及廣告媒體計劃、購買和效果評估的復合型人才。
③文化傳播與貿易研究:
是當今國際傳播學界的一個前沿課題。在全球范圍內,文化經濟和文化貿易的發展正在改變著傳統的經濟形態,對世界市場格局、經濟發展趨勢、可持續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已經成為推動經濟增長、培育創新能力、增強地區、國家和城市綜合競爭力的重要因素。與此相適應,國際傳播學界也發生了由注重意識形態的文化帝國主義研究范疇向注重文化貿易的國際商業化研究范疇的轉型。
「文化傳播與貿易」的研究范圍包括:國際傳播和文化貿易基本原理(文化經濟學、文化貿易學、國際傳播學等)、國際文化貿易史、國際文化市場、國際文化貿易法規、國際文化營銷策略以及知識產權法律法規等。
④媒體創意研究: 所謂媒體創意,簡單地說,即現代傳媒面向市場變化和需求,在信息傳播及其運營的各個方面、各個層面所採取的具有創新性的策略和構思。
媒體創意是媒介競爭的產物,是市場化時代媒介生存與發展的必要手段。其研究宗旨在於,通過跟蹤業界動態,解析有關媒體創意案例,關注相關理論前沿,從學理上總結、探討媒體創意規律,從而進一步對媒體傳播與運營的創新性實踐提供理論指導或啟示。該研究視域廣闊,涉及到傳播學、美學、文化人類學、社會學、心理學、營銷學、創造學等多學科理論與方法,是一個具有交叉特色的應用性領域。目前,該領域研究生的培養以廣播電視媒體創意為主,其培養目標主要是向廣播電視業界輸送高層次、應用性的創意、策劃人才;同時,兼及相關的教學、科研人才。
3.傳播學研究方法方向
傳播學是研究人類信息交流的科學,是研究人類傳播活動的發生、發展及其規律的一門具有多學科性的邊緣學科。傳播研究方法則是研究如何充分利用現代科學和技術,有效地客觀地進行研究方案的設計;信息的收集、處理和分析;結果的描述、解釋以及理論模型的檢驗和修正等,從而達到綜合性地、深層次地、定性和定量相結合地探索和研究傳播活動的客觀規律和傳播效果的目的。
傳播研究方法的特點是,文理綜合,學科交叉;既研究定性方法,又重視定量方法;既強調基本的理論和框架,又注重現代化的技術手段和計算機軟體;既要與國際的研究方法同步,又要適應我國的研究實際。
傳播研究方法的目標是,培養掌握現代科學語言,熟悉思維模式,能夠運用歸納、分析、建模等方法從事傳播研究的復合型的高級研究人才。既培養既懂定性分析方法,又能綜合地運用現代定量分析方法和各種計算機輔助手段進行傳播學有關前沿課題和實用課題研究的應用型人才。
傳播研究方法的教學內容主要包括三大類,研究方法類(科學的基本原理、抽樣調查原理、計算機輔助調查技術、實驗、內容分析、定性研究法、媒介研究、數據處理等)、統計分析類(初級分析法、高級分析法、時間序列分析、結構方程式模型,等)和實用軟體類(數據錄入軟體、統計分析軟體、問卷調查分析軟體、專業分析軟體,等)。在教學方法上,改變傳統的以老師灌輸知識為主的課堂教學,提倡研討,並引導學生積極主動地通過現代化的信息網路尋求知識和答案;注重培養學生創造性地思維和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通過與教師共同完成研究課題,實現從實踐到理論再回到實踐的學習過程。
傳播研究方法綜合多種學科,同時藉助現代信息分析工具,採取定性分析與定量分析相結合的研究方法,在學術上有著重要的意義。傳播學研究方法的突破將大大地提高我國傳播學學科的整體研究水平,並有助於我國傳播學隊伍的整體素質的提高。
「傳播研究方法「是中國傳媒大學新開設的傳播學研究方向,具有文理兼容的交叉學科的性質。為了鼓勵傳播研究方法方向的研究生更好地學習,為我國的傳播學科培養更多的高素質的復合型人才,該方向設立有「柯惠新傳播研究方法獎學金」(簡稱「柯惠新獎學金)。
4.電視文化傳播方向
電視文化傳播方向是對電視影像符號、各種節目形態作整體性的研究。它跨多種學科,如:哲學美學、社會學、傳播學、人類學、新聞學、心理學、影視理論。研究范圍廣闊而深透,是電視新理念、新觀念、新社會文化現象的研究。
電視文化傳播在整個現代媒介文化中處主導地位,影像文化現正取代印刷文化的中心位置,成為主導文化。電視文化是大眾文化中對社會最具影響力的文化,在整個現代媒介文化研究中,它處於學術最重要的地位。而以往我們對電視文化研究不夠,常陷入各分支學科之中,難免只見樹木,不見森林。對電視文化的深入研究可以讓各個分支學科從整體上觀照電視媒體文化。
由於電視文化對整個社會的影響力巨大,我國電視媒體的不斷開放,影視文化在國際競爭的加劇,對電視文化的研究具有極廣闊的前景。如:對世界各個文化差異性和體制的研究;各國家、各地域的觀眾文化心理研究;電視的策劃;數字互動電視:電視功能和DV影像文化的研究,將推動電視理論各學科的發展,並能產生眾多的邊緣學科。它應成為媒介文化的主導學科。
電視文化傳播方向培養的學生,能更深透地理解電視對社會的作用,視野更開闊,具有深厚的文化學養,在電視台和理論研究上更具創新思維和研究能力,媒體業將更需要此專業方向培養的智能策型劃和多視野觀念的電視人。
5.媒介與女性方向
隨著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社會性別與媒介傳播的關系逐漸成為跨學科研究的核心課題之一,尤其是從性別平等的視角進行媒介研究,以及對媒介在女性文化與現實發展中的詩學研究,更是學界前沿學術的發展需要。該領域的研究內容主要包括,媒介與女性學術成果和業界產品的現狀和發展走向(特徵、屬性、視角、橫向及縱向理論支點),女性媒介工作者和女性受眾的調查研究(性別觀念對媒介影響、媒介女性文化再現等),以及具有中國本土特色的該領域學科框架和理論體系的建構和完善等。
媒介與女性研究正成為國際學術界的新興領域。與歐美國家研究水平相比,我國的媒介與女性研究尚處在起步階段。推動教學科研整體實力的提高,培養專業的研究人才,形成持續穩定的學術力量,已成為推進我國媒介與女性研究新階段的戰略要務。中國傳媒大學招收「媒介與女性」碩士生、開設研究課程,將對我國的媒介與女性研究產生深遠的奠基作用,也將積極推動中國傳媒大學學科體系的整合、創新。
媒介與女性研究具有較高的學術和實踐的參考價值。通過開展研究、教學工作,可以提高媒介工作者、特別是女性媒介工作者和媒介決策者確立科學的社會性別意識,促進媒介生產無性別歧視和性別刻板印象的媒介產品,使大眾傳媒成為宣傳社會性別意識、促進社會平等和社會文明的社會輿論平台;還可以為黨和政府、新聞媒體、媒體業界關注婦女、消除性別歧視現象提供理論支持,在監督和促進等方面發揮理論指導作用,從而建立有利於婦女爭取「平等、進步、發展」的媒介環境,承擔起促進社會性別平等的社會責任。
❺ 中國傳媒大學的歷史
09 http://www.51test.net/show/820870.html
08 http://www.zs999.com/html/htm_2/sort059/info-43494.html
07 http://e.sina.com.cn/gaokao/2009-07-14/1157209844.shtml
各年各專業詳細的http://tieba..com/f?kz=23199490
❻ 傳播學的發展歷史有誰能回答
傳播學誕生於美國,美國的學者分別從不同角度探索傳播理論,並提出了種類繁多的傳播模式,諸如以文字、圖形和數學公式等表述的各種模式。傳播學家運用不同的模式來解釋信息傳播的機制、傳播的本質,提示傳播過程與傳播效果,預測未來傳播的形勢和結構等。
傳播學在美國問世後,很快傳到西歐和日本。英國的傳播學研究從60年代開始蓬勃興起,在方法論上可分為四大學派:以麥奎爾為首的社會學派;以霍洛倫為代表的社會心理學牌;以奇斯曼和迦納姆為代表的政治經濟學牌;以利茲大學電視研究中心為代表的職能學派。日本的傳播學研究始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有兩大特點:一是沿襲外國主要是美國的理論體系,並著重發展了強調受眾有權直接參加傳播過程的社會參與論;二是實踐優先於理論。蘇聯自60年代起,開始重視研究傳播學理論。蘇聯學者根據自己的研究分別提出了各自的 傳播模式,較著名的有菲爾索夫傳播模式和阿列克謝耶夫傳播模式。
應當看到,西方傳播學者在研究中存在著明顯的局限性。比如,他們不適當地把傳播放到人類第一等重要的地位去認識,從而排斥了人類的生產能力這一主要標志;他們把傳播行為的發生和發展分別歸之於人的本能和科學技術的進步,而不把他們和社會生產方式聯系起來予以考察;在研究傳播事業的社會控制時,又往往不能徹底揭示社會內部的深刻矛盾等等。
❼ 簡述應用傳播學孕育及發展歷程
❽ 中國傳媒大學播音主持藝術學院的發展歷程
播音系成立於1980年。其前身是北京廣播學院新聞系播音專業。目前播音系開設了播音與主持藝術本科專業、高等職業技術教育播音主持專業。為適應廣播電視事業發展的需要,今後將陸續開設新的專業方向,擬開設體育評論解說、綜藝娛樂節目主持、雙語節目主持等專業方向。播音與主持藝術專業教育經過了草創期、成型期,至今已進入成熟期。該專業經過40年的建設和發展,形成了一定的辦學規模和完整的辦學體系。本科四年共學習五十多門課程,既包容了中國語言文學的主幹課程,又加強了新聞傳播學、文藝學的骨幹課程,還設置了特色鮮明的專業課程,並做到理論與實踐、大課與小課的相輔相成,突出了因材施教。播音系有一支教學經驗豐富、科研能力很強、專兼職結合的師資隊伍。一批高水平的教授、專家活躍在教學第一線。國內許多著名播音員、節目主持人和話劇、影視配音藝術家在該系兼職任教。改革開放以來,播音系已向全國各地廣播電視機構和其他傳媒機構輸送各類畢業生2000多人,培訓在職人員10000多人,完成普通話水平測試8000多人次。一大批畢業生現已成為中央及省級電視台、廣播電台的業務骨幹,其中許多人成為具有一定社會影響的優秀播音員和節目主持人。
❾ 傳播學形成於什麼時期有哪些因素推動了傳播學的誕生
一、傳播學含義。
傳播學是一門以「傳播」為研究對象的學科。
傳播,是與人類歷史同步版的、極為權古老的現象;
傳播學,卻非常年輕。但是,傳播研究早已有之,可說是源遠流長。
傳播研究,廣義地說,指對傳播現象的關注和探索。傳播研究的歷史只稍短於傳播的歷史。
二、傳播學的形成
傳播學形成於20世紀初至40年代的美國
二、哪些因素推動了傳播學的誕生
它的形成是由許多因素促成的。
第一,從傳播媒介的發展情況來說,在這個時期的西方國家,大眾報刊和電影已經高度普及、作為新的電子媒介的廣播事業發展也十分迅速。第二,從歷史上和社會環境來說,這是一個世界范圍的戰爭與革命的時代。第三,這個時期,與傳播學有著許多銜接點的一些社會科學、等都有了充分的發展,為傳播學提供了理論和研究方法的基礎。
美國成為先驅者的理由
1)媒介背景,新聞性傳播活動的獨立化、職業化;對美國政治、經濟、社會等各方面都產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沖擊和影響。於是,對大眾媒介的利用和研究,就成為美國各界的急迫而重大的課題。
2)學科背景。
❿ 中國傳媒的發展
中國傳媒發展的歷史闡釋
LEARNING.SOHU.COM 2005年5月12日23:52 [ 王炎龍 ]
頁面功能【我來說兩句(0)】【 收藏本文】【熱點排行】 【推薦】【字體:大 中 小】【列印】【關閉】
[內容提要] 中國近代報業發展的歷史由來已久,但時間范疇爭議頗多,有待辯證界定。本文從國際傳播的角度來考察,闡述外國辦報理念和模式等因素在「西學東漸」的過程中對中國近代報業的影響,分析了外報如何推動中國近代報紙的商業運作。
[關鍵詞] 中國近代報業 西學東漸 歷史闡釋
中國近代報業在競爭發展的歷史嬗變過程中,無不與國際傳播的大背景密切相關。「所謂國際傳播,表現更多的是利用大眾傳播的交流,即特 定的社會集團通過印刷傳播(報紙、書刊)或者電子傳播(廣播、電影、電視)面向受眾的社會范圍最廣的傳播。」[1] 而信息的國際傳播交流地位,往往與一國的國力興衰有關。近代的中國,被動接受的是殖民化的媒介話語,西方傳教士披著中國傳統文化的面紗,攜媒介經營理念以虛偽面孔出現,但內質卻是赤裸裸的文化滲透;19世紀70年代以來,隨著外國媒介資本規模及其強勢話語霸權的沖擊,我國近代報業幡然醒悟,改良派與革命資產階級報業紛紛出籠,以前所未有的規模和運作模式與近代國際接軌。而國際傳播並非現代媒介外部生存環境的專有詞,它和近代的「西學東漸」一脈相承,在中國報紙產業發展的過程中,它一直為媒介提供了豐富的時代背景,也深刻影響著中國近代報業匯入世界傳媒潮流的進程。
中國近代報業時間范疇界定
中國近代報刊的時間范疇,一般認為是從1815年(《察世俗每月統記傳》在馬六甲出版)到1915年(《新青年》雜志在上海出版)。[1]我國國人獨立創辦報刊,最先是艾小梅於1873年在漢口創辦《昭文新報》,但此報存在時間很短。隨後,1874年1月,由我國第一個報刊政論家王韜在香港主持創辦《循環日報》,同一時期,報人容閎在上海創辦中國大陸第一份由中國人主辦的中文報紙《匯報》。對此,關於中國近代報刊產生的時間頗有爭議。倪延年、吳強先生在其編著的《中國現代報刊發展史》中提到:「雖然,從19世紀初就有外國傳教士在中國大陸創辦了中文報刊,但畢竟不是中國人自己創辦的報刊,稱之為中國近代報刊似乎稍失嚴密。而以艾小梅、容閎、王韜等人為首創辦的第一批中文報刊,則不是勢單力薄就是遠離大陸,故難以從中國近代報刊的社會作用角度來認識。我們認為:中國近代報刊產生的實質性標志應是康有為等人於1895年在北京創辦的中國大陸最早的政論性雜志《中外紀聞》。當然,這一標志的出現不是突發性的和偶然的,而是先人們(包括外國人和中國人)創辦報刊的理論和實踐基礎上產生和發展起來的。自19世紀50年代起在香港、廣州、上海、漢口、福州等地由中國人自己創辦的第一批中文報刊,可以看作是中國近代報刊的開端,同時也是中國資產階級報刊的萌芽。」[3]
倪、吳兩位學者的觀點表面上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深究其觀點卻存在三個方面值得商榷:一是關於中國近代報刊產生時間的表述前後矛盾和含糊,既認為19世紀90年代是產生的實質性標志,又認為19世紀50年代是中國近代報業的開端,同時在該書的第9頁提到「中國近代報刊的發展歷史基本上與中國資產階級革命的發展歷程相一致,即當中國資產階級革命運動具有積極進步意義的前期階段時,中國近代報刊也處於上升時期」;二是在理解「中國近代報刊」時,把「中國(人)」作為創辦者主體,而從客觀歷史來看應把「中國(人)」做作為地域性主體,這樣就不會割斷報業發展流程中的歷史聯系,畢竟「中國近代報刊」與「近代中國報刊」的內涵不同,如果是後者,則倪、吳觀點姑且可以自圓其說,但這樣會有悖報業歷史發展事實;三是在外國傳教士創辦報刊過程中,其報紙形式和內容逐漸趨向中國化,且有的報紙吸收中國報人參與合作,如王韜在英國人麥都思主持的墨海書館從事十三年,為他後來辦報提供了借鑒。有的報刊後來被中國人接手主持,如史量才接辦《申報》。因此,按照方漢奇先生的觀點,把中國近代報刊產生時間界定為1815年傳教士創辦第一批中文報刊開始,既符合報業發展的歷史,也便於問題的討論。
滲透與移植——近代西方報業的東漸
關於中國近代報刊產生和發展的背景,通過考察其歷史,歸納起來有兩大方面:一是內因。一方面由於中國近代資本主義經濟的萌芽與發展,為報業提供了物質條件。另一方面,社會形勢的急劇變化,特別是鴉片戰爭前後,人們渴求對動盪社會信息的需求,這促進各種報刊不斷涌現;二是外因。主要因素是西方報業產業的發展和文化擴張,促使西學東漸,本文主要從後者即以國際傳播為背景進行歷史性考察與分析。中國近代的報刊業源於鴉片戰爭前西方傳教士的傳教活動,傳教士在南洋和東南沿海一帶共辦有6家中文報刊11家外文報刊。鴉片戰爭後的半個世紀里,傳教士創辦的中外文報刊近170種,約占同期中國報刊總數的95%。正是這些報刊在內容編輯、印刷、發行等方面都帶動了中國近代民族報刊的誕生。清政府在鴉片戰爭前實行嚴厲的閉關鎖國政策和禁教政策,外國傳教士及其所創辦的報刊大都只能在南洋一帶出版,然後尋找機會傳入大陸。由於這些報刊的創辦者們很多來自工業生產比較發達?獸祱栮浴?????????、科學技術比較先進、報業體系日益完善和發達的西方國家,他們在采編印發等業務和技能上比中國京報和官報具有明顯的現代性。19世紀以來,隨著西方傳教士的東進,中國近代報刊應運而生。外報傳入中國後,一些知識分子積極投身報界,引進「西學」,自辦報刊。從傳教士在1815年8月辦第一張中文報紙《察世俗每月統記傳》起,「無論是外國人辦的,還是中國人辦的報紙,均多少不等地承擔起了推動中國捲入文化全球化潮流的使命,只不過這些報紙因辦報人的不同而各自的出發點和目的不同罷了,但最終殊途同歸,緩慢地匯成向文化全球化潮流推聚的合力。」[4] 但中國近代報紙的發展,不管是它的宣傳效應,還是它的產業模式,無不深深打上西方傳播觀念或媒介資本運營理念的烙印。
一是理論層面:西方傳媒文化與意識的滲透。鴉片戰爭前,傳教士報刊重點集中在沿海,而且主要是以中國話語闡述西方基督教義和文化觀念。鴉片戰爭後,他們的辦報活動向內地深入,上海成為近代報業的中心。從19世紀40年代到90年代,以教會或傳教士個人名義創辦的中外文報刊多達170種,約占同時期我國報刊總數的95%,幾乎壟斷了我國的新聞事業。這時期外國人創辦的中文報刊主要有:《遐邇貫珍》《六合叢談》《中外新報》《中國教會新報》《中西聞見錄》《益聞錄》等,這類刊物一方面傳播了在當時還不失為進步的新學問,另一方面也表現了對中國內政的干涉。在這些刊物中,尤其以《萬國公報》影響最大,它於1868年9月5日創刊於上海,長期擔任主筆的是林樂知和李提摩太。該刊採取了將基督教教義、西方文化和中外時政融於一體的宣傳策略,它的主要目的是為了在動盪的局勢中合法干預中國的內政,並且在意識形態領域進行滲透。正如近代新聞學者戈公振在論述外報對中國外交方面所起的作用時說:「初外報對於中國,尚知尊重,不敢妄加評論。及經幾度戰事,窘象畢露,言論乃肆無忌憚。挑釁飾非,淆亂聽聞,無惡不作矣。」[5] 在外報的刺激和影響下,一些接觸西方文化的知識分子開始在航運發達的香港創辦近代中文報刊。其中影響最大的是王韜於1874年1月5日創辦的《循環日報》,而這也得益於王韜在歐洲濡染了西方政治、科學、文化以及先進的傳播觀念,同時形成了他的獨特的辦報思想和經營理念。如王韜在他的第一篇公開談論現代報紙的文章《論日報漸行於中土》中,對《泰晤士報》政治作用給予了高度評價:「英國之泰晤士,人仰之幾如泰山北斗,國家有大事,皆視其所言以為准則,蓋主筆之所持衡,人心之所趨向也。」對此,激進的梁啟超有不同的認識和看法:「懷才抱德之士,有昨為主筆而今作執政者;亦有朝罷樞府而夕進報館者。其主張國事,每與政府通聲氣,如俄土之爭戰,德奧意之聯盟,五洲之人,莫不仰首企足以觀泰晤士之議論」(見《論報館有益於國事》)。不過,綜觀兩人觀點,他們過分誇大了《泰晤士報》的政治作用。西方人鄙視政治與新聞業結盟,國人卻趨之若騖。
盡管如此,但中西傳播文化的相互交流和影響,促進了中國新聞學的創立和發展,這同時也歸功於新聞學的創立者們,他們對西方現代新聞學的學習與傳播盡了很大努力。如我國第一位在西方學習過新聞學的留學生徐寶璜,曾在日本新聞學會聽過課的任白濤、邵飄萍,以及當時雖沒有出國卻是中國全面掌握世界新聞學研究現狀的戈公振。他們當中的邵飄萍和戈公振分別是著名的北京《京報》和上海《時報》的主編,在新聞從業過程中,實現了西方新聞學基本理論與中國當時最高水平的新聞實踐相結合,構建了有特色的近代中國新聞學,融會了英、德、日、中四大語種著作提供的各種觀念、經驗和研究方法。其中,戈公振所著的《中國報學史》表現尤為典型,這本書的緒論部分,實際上是新聞理論,雖然只有一萬多字,提及的英文、德文和日文參考書籍和文獻達二十二種。而整個緒論的思維結構和論證方式,基本上是中國文論的傳統模式。可以看出,創立時期的中國新聞學處於世界新聞學研究的比較前沿的地位。正如熟悉英文新聞學著作的徐寶璜在《新聞學》自序里所說:「本書所言,取材於西籍者不少,然西籍中亦無完善之書,或為歷史之記述,或為一方之研究。至能令人讀之而窺全豹者,尚未一見也。……自信所言,頗多為西方學者所未言及者。」後來,蔡元培為徐寶璜書序中對中國新聞學地位作了准確的評價,他說:「我國新聞之發起(昔之邸報與新聞性質不同),不過數十年,至今而始有新聞學之端倪,未為晚也。」[6] 所有這些傳播意識和理論,對中國近代報刊實踐起了重要的指導作用。
二是實業層面:西方媒介資本和經營理念的移植。中國近代報刊主要包括宗教性報刊、政論性報刊、商業性報刊、專業性報刊、娛樂性報刊等幾類,但真正代表中國報紙產業的要數外國人創辦的以贏利為目的的綜合性商業大報,當時全國商業中心——上海也成為大報競爭的中心。
1872年4月30日,由英國人美查等人集資創辦《申報》,打破了於1861年11月創刊的《上海新報》獨家經營的格局。美查以商人的眼光來看待他所從事的報業,從報紙的內容、發行和價?獸祱栮浴?????????格三方面與《上海新報》展開競爭。美查認為,「這報是給華人看的,文字應從華人方面著想。」因此在內容上盡量適合中國讀者口味,並且從創刊起就確立了「新聞、評論、文藝(副刊)和廣告」的辦報模式。大幅度降低報價,積極拓寬發行渠道。所以,對手《上海新報》不得不於1872年12月30日自動停刊。《申報》成為上海獨家經營的中文報紙。此前創辦於1861年的《上海新報》,被譽為「上海中文報紙的第一顆新星」,但是該報的主編都是傳教士,報紙的宗教氣息很濃,不能適應商業發展需要。《申報》一創刊就呈現出近代報紙比較完備的形態,有消息、廣告、京報全錄、副刊、經濟新聞、社會新聞、言論等體裁。在報道方式上值得借鑒,如在報道重大社會新聞時,經常採用連續報道或集中報道的方法。最為典型的是關於楊乃武與小白菜一案的報道。此案發生於1873年浙江餘杭縣,當時《申報》在杭州有一個分銷處,楊案發生5個月後,《申報》在1874年1月16日首先刊登了題目為《記禹航生因奸謀命事細情》的報道,把楊乃武名字寫成「禹航生」並報道他如何風流放盪而導致犯罪。4月18日又登載了《記禹航生略》一文,報道了該案縣審時已判二人死罪,楊姐不服判決,上京控告,因病半途而折回,以及該案在省中復審的全過程。此後一段時期,陸續發表了關於楊案的報道,直到1877年4月《刑部審餘杭案》為止,連續報道達四年之久,引起了強烈的社會反響,也提高了《申報》的知名度和發行量。在1899年11月4日,美國人福開森買下了由英國人丹福士於1893年創辦的《新聞報》,由汪漢溪擔任總經理,從此,上海報業又是兩軍對峙——《申報》與《新聞報》。《新聞報》的競爭手段有三:(1)迅速介紹商情,以經濟新聞為重點;(2)運用東借西還的資金周轉方式,不斷添置新式印刷設備;(3)不惜巨資,建立無線電收報台,直接收聽外國電訊,贏得新聞出版時間。到1929年,兩大報業並駕齊驅。
「外報的畸形繁榮,是外國資本輸入的一種表現。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旨在攫取巨大利潤,並往往與西方文化滲透並進而互為表裡。」[7] 民族資產階級報刊是中國近代報刊的主流,主要有兩類:一是商業報刊,它晚於傳教士創辦的宗教文化報刊,大多是脫胎於外國人創辦的報刊,但比較注重經營管理;另一類是資產階級政黨報刊。從文化底蘊上看,西方宗教文化無法與具有深厚傳統的中國文化匹敵,所以隨著歷史的推移,這些外國人辦的商業報紙逐漸轉移到中國民族資本手中。在中國創辦中文報紙的外國資本,為了溝通語言、迎合習俗、拓展業務,他們紛紛僱傭中國人參與報業采編出版等業務。後來華人資本的壯大以及其從業經驗的豐富,逐步控股外國報業資本,《申報》的發展就是這樣一個典型。
《申報》和《新聞報》作為英、美報紙,主要是為帝國主義在華的經濟活動提供講壇,為推銷他們的商品做廣告宣傳。但是,他們以贏利競爭為動力在新聞業務和生產工具的不斷變革,他們的報業資本以及先進經營理念的滲入,對後來中國本土報業的發展有不可估量的影響。如1874年創辦的《循環日報》,在版式上基本仿效外國中文報紙,廣告占報紙版面3/4左右。同時,它以印刷業為依託,進行各種文化事業經營,例如在1880年11月24日《循環日報》上所刊的「中華印務局告白」稱:「啟者:本局設在港中環百步梯,除發行《循環日報》外,兼印售月份牌、黃遵憲《日本雜事詩》、王韜《蘅華館詩集》,代售《米利堅志》、《法蘭西志》等書籍。」又如《時務報》本是一家政論性很強的報刊,但又兼顧新聞性和娛樂性,以此吸引讀者。尤其是時務報館除定期出報外,還推行許多新式文化事業和實業活動,凸現報紙的綜合社會功能。如出版中外時務書籍,代售書報,協辦學堂,兼辦實業等等。它作為一份紳士辦的報紙,完全自籌資金,經營上自負盈虧。盡管沒有像《申報》《新聞報》那樣走企業化大報的道路,但其運作尤其是它的銷售發行具有明顯的產業特色,《時務報》的發行主要是通過報館在各地建立的代售點,18個省內達138處,就連日本和新加坡也設有海外銷售點。當然,在這一階段,商業報紙的運作開始採用企業化模式,但還沒有形成報業集團。而到了在20世紀30年代,著名報人成舍我考察西方報業集團,回國後在中國搞報業托拉斯,成立新聞公司,目標是辦成包括十家大報以及通訊社、新聞研究中心、定期新聞研究刊物、新聞畫報等的報業集團。這是中國現代新聞史上有意識、有組織地組建報業集團的萌芽,也是西方報業經營理念東漸的結果。
三是技術層面:西方報業印刷技術的引進。這包括兩個方面,第一是印刷術的傳入。首先以鉛活字印刷術為首的近代印刷術在西方國家出現,並且逐漸傳入中國。1807年,英國傳教士馬禮遜奉到達中國,隨即展開了廣泛的翻譯、出版活動。從1815年起,澳門東印度公司印刷所陸續出版了馬禮遜編寫的中、英文大型工具書《中國語文詞典》,這部書是含有中英文兩種文字的工具書,如用中國傳統的雕刻版,則大量細小的英文字無法雕刻,從當時的技術工藝來看,雕版既無法與鉛活字拼接?獸祱栮浴?????????,也不能採用機械印刷。因此,要出版這部書只有採用中文鉛活字排印。為此,澳門東印度公司印刷所製造出了世界上最早的一批中文鉛活字。當時還沒有發明中文字模,無法大批量生產中文鉛字,於是採用古老的辦法,用刀在一枚枚的鉛合金上刻制。這樣一項浩繁的工作,決非一人或幾人能完成,於是僱傭大量中國人參與其事,包括刻制、排字、審稿、校對、印刷等,才得以順利完成。1815年,傳教士米憐奉馬禮遜之命帶領中國刻工梁發在馬六甲建立了印刷所,這個印刷所早期使用雕版刷印,他創辦的《察世俗每月統記傳》就是採用雕版刷印。19世紀初,西方近代印刷術與印刷油墨同時傳入中國。到1913年,國人自辦的第一家專業油墨製造廠上海中國油墨廠成為我國製造現代印刷油墨的開端,產品分為印書油墨和印報油墨,印刷上海《申報》、《時事新報》、北京《國民公報》、《大國民報》等。另外,通過西方傳教士,石印術也傳入中國,1833年廣州出版了石印中文月刊《東西洋考每月統紀傳》,繼之有石印中文月刊《各國消息》的出版。1874年,石印技術傳入上海,最有代表性的是1876年點石齋石印書局成立。
第二,印刷設備的引進。由於動力的採用、捲筒紙輪轉鉛印機以及自動鑄排機等的發明使用,近代印刷術在19世紀至20世紀初的百餘年時間里進入了成熟階段。19世紀歐洲主要國家及美國已建立起近代工業體系,動力、冶金、機械、化學、造紙等工業的發展,為印刷技術的進步提供了有利條件,在這一進程中,印刷生產擺脫了傳統的手工業模式,實現了工業化生產,顯著提高了生產效率和產品質量。到19世紀70年代,上海、廣州、天津、漢口等地的出版社(商)的印刷設備一直來自外國。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上海申報館購置歐式手搖輪轉機,每小時可印幾百份報紙。1906年,由英國人發明的電氣馬達作動力的單滾筒機進入中國,開始新聞紙兩面印刷。1912年申報館購置雙輪轉機,每小時可印2000張。1916年,申報館購置法式滾筒紙印刷機,每小時可印8000張。1925年上海時報館購置德國的彩色滾筒印刷機,是當時先進的凸版印刷機械。在中日甲午戰爭到辛亥革命期間,印刷機械開始作為民族工業出現,如1895年上海李涌昌機器廠創建,至1912年先後又有6家規模大體相似的印刷機械廠建立,這些印刷機械廠以維修為主,兼生產一些小型印刷設備。印刷術及設備的引進,積極推動了中國近代報業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