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①文化遺產是來一個國家和民源族
歷史文化成就的重要標志。它對於研究人類文明的演進，對於展現世界文化多樣性具有獨特的作用，它是人類共同的文化財富。②中華傳統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優秀的文化遺產，對中華民族的統一、穩定和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只有深深植根於民族的土壤，繼承優秀文化傳統，並在實踐中不斷創新，才能推動當代中國先進文化的發展。(10分)
(2)文化遺產包括以下幾大類別：繪畫、雕刻、工藝品、文獻古跡等有形文化遺產;戲劇、音樂、工藝技術等無形遺產;節日、信仰等民俗文化遺產;建築、名勝古跡等紀念物。調查活動可以採用實地考察、走訪專家等形式，也可以藉助報刊、網路等大眾傳媒。(至少寫出兩項文化遺產;寫出調查活動的形式)(6分)
(3)方案名稱：只要符合題意均可，如××優秀文化遺產保護工程方案。(2分)
② 香港歷史文化論文,1000字!
香港的歷史
殖民前的香港
一直以來，歷史書籍記載香港的歷史，多由英國對香港實行殖民統治說起。然而，香港早在千多年前就有人類居住，最有力的考古發現是：最近在香港最大的外島--大嶼山上，發現了一座5000年歷史的（古窯）。至於史前新石器時代的石刻散見在香港各地，雖然前人刻鑿的意義和創作者身分已不可考，但可以深信的是，這避風港和淡水灣曾經吸引不少在太平洋沿岸航行的古人在此停留。
約2000年前，在漢朝時，中國把香港納入版圖。坐落於九龍李鄭屋的漢墓就建於此時。十四世紀，許多廣東人紛紛來香港定居，還有從中國中部南遷至香港的（客家人）。許多現代香港人至今依舊向當日地主的後代支付（佃租），這些族群習稱為（新界五大族）。
根據一些最早的史冊紀錄，香港認定要成為一個經濟重鎮。官方史實中記載，軍隊最早駐守在屯門和大埔，目的是為了確保吐露港蜒另外，來自廣東東部的鶴佬漁民也到香港定居。十七世紀，滿清入主中國，為了剿平反對者及海盜，清廷嚴禁老百姓在沿海定居。最後，禁令廢除，新的移民又陸續到香港定居，即（客族）或（客家人）。
原本務農的客家人以後就開始種稻米、栽茶樹，亦出產莞香及鳳梨。家採收珍珠的利益；現在，屯門和大埔已搖身一變成為新界的兩個主要市鎮。
香港早期的生活方式，可在一些小漁村和小田莊里找到歷史證據。這些早期村落，許多至今仍有訪御牆、護城河及守衛室保護著。
鴉片戰爭與戰後餘波
英國人的到來，使得香港捲入世界性事端。十九世紀，英商來華進行鴉片貿易，賺取大筆財富，換取中國的白銀、絲綢、茶葉和香料。清廷擔心老百姓受到鴉片煙毒影響，決定禁止鴉片的進口。英商方面，欲渴望在港口加強地位，不受滿清朝廷控制，因此導致鴉片戰爭（1840-1842年）的爆發。英國維多得亞女皇的船堅炮利，而香港島就在一八四二年所簽訂的南京條約中，永久割讓給英國。亨利.砵典乍爵士是香港首任英國總督，在中環就有一條以他名字命名的砵典乍街（PottingerStreet)。
③ 中國歷史文化
中國歷史文化包括很多，例如：婚姻、家族、國家政權而至貿易、衣食、文字、文學、經學、宗教、道德、民俗、節慶等，構成一幅清晰簡要的中國古代社會生活的縮影。
中華文化源遠流長。就文化的載體文字而言，漢字的誕生時間尚難以考證，相傳伏羲作八卦，倉頡造字。19世紀末發現了三千多年前的漢字——甲骨文，近些年又有更早期文字發現的報道，如距今五千多年前的高郵陶文等。
中國早期就有敬天祭祖的傳統，注重人倫道德。自唐、虞至夏、商、周三代皆封建時代，帝王與諸侯分而治之。周朝末期進入春秋戰國，產生了諸子百家，漢以後成為儒家社會，東漢前後道教的興起、佛教的傳入，都成為中國文化的重要元素。
(3)千官歷史文化擴展閱讀：
中國古代的文化光輝燦爛我們中華民族的文化源遠流長。早在四、五千年以前，各民族的先民都已創造出了以豐富多彩的陶器為代表的新石器時代文化。此後，中原地區的華夏族(後來演變為漢族)在夏、商、周三代，創造了輝煌的青銅文化和甲骨文、金文。
以後又發明了指南針、造紙術、印刷術和火葯等。約在商、周、秦、漢時期，四月}的巴人、蜀人，湖北、湖南、安徽的楚人，江蘇的吳人，浙江的越人，廣東、廣西的駱越人、雲南的滇人，蒙古高原的匈奴人，遼河流域的東胡人等，都相繼創造了本民族的青銅文化。
多數民族都有自己的語言，有的還創造了自己的文字。主要的有藏文、突厥文、回鵲文、契丹文、西夏文、女真文、蒙古文、彝文、傣文、滿文等。在歷史上，漢文化一直處於主導的地位，漢文化與各族文化互相影響，互相交流，形成為世界東方最先進的文化，即中華民族文化。
中華民族文化對亞洲各民族各地區的文化起過哺育的作用，對古代世界文化的發展亦有巨大的貢獻。
中華民族是一個熱愛和平又富於革命傳統的民族。我國古代的歷史自結束了原始社會之後，即進入階級社會。自那時開始，我國各族人民即在進行生產斗爭的同時，亦長期進行反對階級壓迫和民族壓迫的斗爭，其中有不少是著名的農民戰爭和民族戰爭。
在近代史上，我國由於一再遭受世界資本帝國主義列強的瘋狂侵略，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國各族人民為了拯救災難深重的祖國，為了保衛祖國神聖的領土和主權，緊密團結，互相支援，進行了艱苦卓絕的反帝反封建斗爭。
這場斗爭長達百年，最後終於推翻了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取得了民族民主革命的勝利，並於1949年10月1日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
④ 中國哪一個古城有七千多年的發展史還被評為國家歷史文化名城
青州古城是一座歷史文化名城，據文物考察，早在七千多年前，已有人類在此繁衍生息，是''東夷文化''的發源地。作為古九州之首的青州，人文資源積淀深厚，地域文化特色鮮明。如此悠久的發展歷史，留給青州的是數不清的古建遺產。因此，它也被國務院評為了''國家歷史文化名城''。
⑤ 急求：一千字左右 關於英國的文化歷史等方面的論文
近代早期英國國家財政體制散論
在16-18世紀中葉英國社會所發生的深刻而廣泛的變遷中，國家政權既推動或限制、規 范著社會的變遷，又以自身的性質、職能的轉變成為這場社會變遷的重要組成部分。自 16世紀絕對主義王權興起之後，英國國家政權的統治職能在內涵與外延上都開始發生轉 變，17世紀的政治風雲更使國家政權的階級屬性和統治方式、管理職能朝著近代化的方 向前進。君主立憲政體的確立使英國土地貴族、工商資本家、金融銀行家等各個統治集 團的利益獲得了更為充分、更為有效的表達。本文僅就英國國家財政體制在這一時期的 轉變和完善作一些探討，以期能夠加深和豐富對近代英國社會變遷的整體認識。
一、近代國家稅收體系的建立
稅收之於一個國家，猶如血液之於生命。在向近代國家轉型的過程中，構建具有近代 意義的稅收體系對任何一個政府都具有極為重要的作用和意義。一個完整意義上的近代 國家稅收體系必須具備公開、公正、有序、有效等諸種不可或缺的特徵。所謂公開、公 正，是指國家稅收應具有公共事務的性質，必須得到社會成員的認可和認同。所謂有序 、有效，是指國家稅收體系運行時的每一環節、過程都應該依照一定的法度，即國民之 意願而行，國家稅收的每一項收入、支出及績效都要向國民有所交待，接受國民或其代 議機構的核准。這些特徵在技術上就體現為制稅、收稅、用度、審計等多種層次和制度 。這種近代稅收體系的建立決定於制度、經濟、社會和文化等各種歷史和時代因素，也 是國家政權與社會中各個集團、階層、階級利益反復角逐、長期斗爭的結果。英國之所 以能夠在二、三百年間由一個二流國家躍居西歐諸國之首，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它較早 地建成了一個相對較完備的國家稅收體系。其最大的特徵就是由議會控制著整個國家稅 收體系的關鍵：征稅大權。
由議會控制、把握征稅權，是中世紀晚期西歐英、法、西諸國共有的現象。這是由當 時重建法律和秩序，消除貴族叛亂，驅逐外敵的社會普遍需求所使然。隨著時代發展， 每個新興的民族國家政權極欲獲得更多的賦稅收入，然而由於各個政府和它的國民相互 作用方式不同，從而形成不同的稅收制度。在西班牙，「出於對內亂的厭倦，西班牙的 代議機構卡斯提爾國會將征稅管制交給了王權，」在法國，由於「三級會議極欲終止法 國動亂的願望，使王室不經被統治者的同意便奪取了征稅權，造就這一權力的緊張形勢 過去之後，這一權力卻長久地保留下來」。[1](P149，147)而英國則不同，即或是在絕 對主義君權達頂峰的都鐸時代，英國國會尤其是下院仍牢牢地把持著征稅大權，都鐸君 王們只能依靠其他途徑開辟財源，如沒收教產加以拍賣。斯圖亞特王朝欲強化王權，奪 得征稅大權，但遭到國會的頑強抵制。在王權與國會之間所展開的復雜激烈的斗爭中， 征稅權始終是雙方爭奪的一個要點。雖然歷經內戰、復辟等種種磨難，由國會控制征稅 大權的原則一直未得改動。直至1688年「光榮革命」發表《民權宣言》規定：王室在議 會規定的稅收之外從事征稅是非法的，[2](P186)再次確定了國會的征稅權。
征稅是歸王權還是歸議會，究竟有何差別及意義呢?筆者以為大體有以下幾個方面值得 關註：
其一，從政體層面上看，稅權的歸屬決定了未來國家政體的發展方向。西、法兩國王 權由於攫取征稅大權而迅速發達起來，建立了對社會經濟的全面控制，成為一種不受任 何力量約束的專制王權；這兩國中的等級(三級)會議，由於將財權拱手轉讓給王權，而 使自身「成為國家機器特別是王權的贅疣。結局是可以預見的，三級會議停開了，而王 權卻因時移事易不再恢復會議產生前的老樣子，國王擺脫了身上的緊箍，開始向專制的 方向大踏步邁進。」[3](P407)道拉斯·諾斯指出「……法國國王所獲得的自由的程度 和其英國對手比起來是大相徑庭的。這種區別在這兩個國家後來兩個世紀的經濟發展中 產生了重大的影響。」[3](P407)英國國會則因手中一直緊握征稅大權，故而成為遏制 王權走向全面專制的重要力量。正是這種力量使得都鐸王權的絕對主義統治處於相對有 限、相對薄弱的境地，使得英國國會在一次次與王權的沖突較量中逐步占據上風，不僅 保全了自己的存在，而且也最終確立起立憲君主制政體。
其二，從行政管理層面上看，稅權歸屬也是決定國家統治制度安排的重要因素。獲得 了征稅權力的法國王權，處於直接面對眾多臣民和經濟組織的地位。而單憑君王及其小 小宮廷是無法承擔由眾多程序組成的征稅過程及管理事務的，從而使建立一支專業的官 僚隊伍和繁雜的事務機構成為自然而然之事。絕對的王權與龐大的行政官僚組織的結合 遂成為16—18世紀三百年間法國統治制度安排中最為明顯的特徵。英國則不然，王權既 無征稅之權，亦就不存在維持一個龐大的中央政府和一支依賴王權的龐大的官僚組織的 必要。
其三，從國家財政狀況看，稅權歸屬亦是決定稅收數量、種類的重要因素。在西、法 建立起王權對稅收絕對控制的國度中，決定稅賦數量結構的關系相對簡單，即國家的需 要與臣民財富之間的關系。而在近代初期，諸國爭雄的軍事戰爭是國家公共開支的最大 費項，且往往具有急迫性的特徵。在這種狀況下，西、法諸國在決定稅賦徵收額度時， 常常是以國家需要為原則，多多益善，必要時甚至可以竭澤而漁，以求暫度難關。如西 班牙在1470年到1540年之間，國家稅收狂增了22倍。[1](P149)盡管海外殖民的收益可 供支配，但當時西班牙帝國稅收主要是來自阿拉貢、那不勒斯、米蘭特別是繁榮的低地 地區。狂征暴斂之下，帝國內部矛盾必然激化。低地地區的反叛，荷蘭的獨立既耗費了 帝國的國庫，又斷絕了其主要稅源。為了彌補虧空，帝國雖施徵用地產、轉讓特權、出 售爵位等孤注一擲之策，以求應急，但均未奏效。帝國財政在16世紀中葉至17世紀中葉 的百年期間，先後6次宣告破產，奏響了帝國垮台的喪鍾。法國王權憑借強大的官僚隊 伍和規模巨大的農業經濟，運用包稅制增加賦稅以及對外借款、賣官鬻爵等各種斂財手 段支撐國家財政的運行。由於教士和貴族享有免稅特權，故沉重的稅賦皆由市民和農民 構成的第三等級來承擔。結果社會內部的裂隙愈來愈大，最終導致第三等級的大規模反 叛，專制帝國的大廈轟然倒坍。英國王權則處在與西、法兩國全然不同的境況之中。每 一筆稅賦收入的數量都須與國會反復討價還價之後方能獲得，實屬不易。盡管伊麗莎白 女王深得國民擁戴，也不得超越成例。這位女王深知，「對於下院議員來說，犧牲他們 的生命要比打開他們的錢袋容易些，所以她不得不時刻警惕地注視著政府的開支，不得 不一再勒緊自己的錢袋，以致於她周圍的大臣不斷地抱怨、嘲笑她的吝嗇。」[4](P364 )
另外，西、法專制王權在征稅時，往往從最易徵收、最易管理的直接稅，即人頭稅、 戶稅、爐灶稅和交通稅等稅種下手，不斷地把以往一些臨時稅改為永久稅，不斷花樣翻 新地設置一些新稅。英國王權則無此類幸運。在相當長的時期內，英國「更多依靠間接 稅而不是直接稅，但它的具體特點卻使人民不大怨恨。例如，英國沒有象法國那麼多的 包稅商、收稅員和其他中間人；英國的許多稅都是『看不見的』(例如對某些基本產品 的貨物稅)，或者看上去只是損害外國人(例如關稅)；沒有國內人頭稅，法國商人對這 種稅很反感，因此它對國內商業來說是一種消極因素；英國的土地稅在18世紀大部分時 間里是主要的直接稅，沒有任何特權階層能免交，對社會上多數人來說也是『看不見的 』；各種各樣的稅都是經過選舉產生的議會討論後批準的，」[5](P100)故而不易激起 社會內部沖突與矛盾。17世紀末以後，由於國家戰略的調整，積極地參預大陸事務以防 法國稱霸，英國的稅賦總額不斷攀升。有史料表明，17世紀末以後，英國稅賦總額與法 國基本拉平，分別為1500萬和1600萬英鎊。而當時兩國國民生產總值相差懸殊，英國為 6800萬英鎊，法國為16000萬英鎊，稅賦各占其國民生產總值的20%和10%。表面上看， 此時是英國而非法國處於國家的橫征暴斂之中，當時也的確有人認為「看到英國臣民繳 納的巨額貢賦之後，應該認為生活在法國真是大幸。」[6](P440)但布羅代爾的看法則 相反。他認為首先法國納稅人承擔的負擔未必輕於英國人，因為法國人在國稅之外，尚 須接受貴族和教會強加的沉重「額外」負擔。其次，法國稅種以直接稅為主，它在政治 上和行政上總是不受歡迎，而且很難增加。英國則以間接消費稅為主；約占稅額的70% 。這種稅不太顯眼，容易隱藏在價格里。而英國的民族市場比法國更開放，消費一般都 經過市場，間接稅的收入就尤其可觀。最後，將兩國人口總數考慮在內(英法兩國人口 比例為1∶3)，以人口總數與國民生產總數相比便會發現另一種結果，即英國在人均收 入方面顯然領先於法國。[6](P440—441)
其四，稅權的歸屬不同也可轉化為不同的社會制度環境，對社會經濟的發展施加不同 的影響。西、法兩國的稅收制度有一個明顯的共同特徵，即教士與貴族不在納稅人之列 ，處於免稅的特權地位。這種政策的產生或許有著歷史傳統的因素，但它的實施實質上 是消除了兩個潛在的對手對國家、王權的抵制與反抗，在政治上可謂是一種巧妙的安排 。然而在社會及經濟層面上，這種政策則造成對從事貿易、商業、工業等行業人士的歧 視，從而誘導人們對從事教會、政府和軍隊的職業的偏好與追求；造成社會在「對政府 的財政政策的反應中逐漸形成所有權結構，只鼓勵那些不受國家影響也對社會沒有產出 的活動，而阻止個人去從事各種生產性活動。」[1](P149—150)而由商人和土地貴族所 組成的英國國會，在其所奉行的稅收政策中，是斷不會以損害自身利益為代價的。恰恰 相反，英國以稅賦為核心的各種國家財政政策都是以促進工商貿易和農業的發展為目標 ，而後再以其利得的部分份額作為稅賦，從而逐漸形成了各種較為合理的制度安排，保 障和推動了對社會產出做出巨大貢獻的私人所有權的不斷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