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發展軌跡

⑴ 中國歷史的發展軌跡

⑵ 中國近代史的發展歷程

從鴉片戰爭到辛亥革命的70多年間，無數仁人志士前赴後繼地探索，無法解決這一問題。五四運動就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爆發。

熱血青年為爭取民族獨立、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奮不顧身；青年知識分子高舉民主和科學的旗幟，努力探尋改變中國命運的科學真理和發展道路。

在救亡圖存的不斷求索中，在「改造中國」的艱苦實踐中，一條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歷經大革命的失敗、土地革命的挫折、抗日戰爭的壯大，在解放戰爭後，建立新中國，成功實現了中華民族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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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近代史因此而具有兩個鮮明的特徵：

其一是中國無力保衛自己免於侵略；其二是中國不得不接受不平等條約。

新中國成立後的1954年，胡繩在《歷史研究》創刊號上發表《中國近代歷史的分期問題》，引起了近代史學界的強烈關注和熱烈討論。

在文章中，胡繩非常明確地把近代史限定在1840—1919年之間，也就是說，以五四運動為分野，在此之前為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是為近代史；五四運動標志著中國無產階級登上歷史舞台，開始取代民族資產階級成為民主革命的領導階級，此後則為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是為中國現代史。

胡繩的這一主張，得到了多數學者的認可。

從這時開始，中國歷史學界出現了中國近代史和中國現代史的明確分界，分界線就是1919年發生的五四運動。

⑶ 中國的歷史發展軌跡

1.中國(China)，位於東亞，是一個以華夏文明為主體、中華文化為基礎，以漢族為主要民族的統專一多民族國家屬，通用漢語。中國疆域內的各個民族統稱為中華民族，龍是中華民族的象徵。
2.中國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國之一，有著悠久的歷史，距今約5000年前，以中原地區為中心開始出現聚落組織進而成國家和朝代，後歷經多次演變和朝代更迭，持續時間較長的朝代有夏、商、周、漢、晉、唐、宋、元、明、清等。中原王朝歷史上不斷與北方游牧民族交往、征戰，眾多民族融合成為中華民族。20世紀初辛亥革命後，中國的君主政體退出歷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共和政體。
3.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在中國大陸建立了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政體。中國有著多彩的民俗文化，傳統藝術形式有詩詞、戲曲、書法和國畫等，春節、元宵、清明、端午、中秋、重陽等是中國重要的傳統節日。

⑷ 中國歷史發展軌跡的介紹

鑒於古史渺茫，討論從西周開始。西周初建，周王室將大批宗室親戚分封各地，以版便統權制。先由天子分封諸侯，再由諸侯分封卿大夫，逐步擴張。實質上，這種封建是武裝集團的向外墾殖，作為一個農耕部族，這一批批的農墾部隊，擇定交通及軍略要地，圈地築城，長期囤駐。一面耕墾自給，一面建立起許多軍事據點 。如此，一是便於對付舊殷王朝之反動，一是防禦四圍游牧人侵擾。可見，西周之封建，不是我們原來想像的是派一幫貴族王爺到各地剝削勒索、作威作福，而實是一個開疆拓土之過程，守土墾荒之事業。

⑸ 中國古代報紙誕生發展的歷史軌跡

中國古代報業

新聞出版業認為「邸報」是我國最早的報紙。「邸」本來是指古代朝覲京師的官員在京的住所，早在戰國時就出現了，也有人說始於西漢。 顏師古說：「郡國朝宿之舍，在京師者率名邸。邸，至也，言所歸至也。」「邸」後來作為地方高官駐京的辦事機構，為傳遞溝通消息而設，由此而有「邸報」之稱。「 邸報」又稱「邸抄」，另有「 朝報」、「條報」、「雜報」之稱，是用於通報的一種公告性新聞，專門用於朝廷傳知朝政的文書和政治情報，屬於新聞文抄。

唐代

唐《 開元雜報》是開元年間發行的邸報，該報系雕版印刷，質量不是很高。本身原無報名，因其發行時的年號是在開元年間，後人便稱其為《開元雜報》。「雜報」是邸報的別稱。

宋代

宋代的報紙稱謂很多，有「邸報」、「朝報」、「邸抄」、「進奏院狀」、「狀報」等，「邸報」是其中最通用的稱呼。「邸報」的內容主要地皇帝的詔書命令、起居言行、中央政府的法令、公報，官吏任名 賞罰的消息和大臣的章奏文報。「邸報」的發布要受中央政府的嚴密控制。宋朝的「邸報」大部分都是手抄的，宋代周麟之著《海陵集·論禁小報》對此有相關描述。

明末

明末，活字印刷術開始用於「邸報」印刷。清初顧炎武說：「憶昔時『邸報』，至崇禎十一年（1638年）才有活版。」

清代

「邸報」普遍採用活字版印刷。因為用木活字印刷，印刷質量不佳，有的字體歪斜、墨色漫漶，校對也不夠精確，錯字較多。但因內容新穎，銷量居然不錯，西方印刷術傳入後，我國遂改用鉛字版印刷。

中國近代報業

中國印世界第一份報紙——天寶四年（公元745年）

第一份官方報紙———《北洋官報》（1902年，天津設立總局全國發行） 第一份中文商業報紙———《香港中外新報》（1858年，香港）

第一份商業性報紙———《香港船頭貨價紙》（1857年，香港）

第一份我國境內出版的中文報刊———《 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1833，廣州）

第一份英文報紙———廣州記錄報(廣東記事報）（1827年，廣州—英文）

第一份國內現代報紙（也是第一份外文報刊）———《 蜜蜂華報》（1822年，澳門—葡萄牙文）

第一份近代華文報刊（也是第一份宗教報刊）———《 察世俗每月統記傳》（1815年，新加坡）

⑹ 中國歷史發展軌跡的游士社會——戰國

封建制度崩潰，春秋上層貴族階級世襲的政治特權，到戰國時取消了。下層平民階級農工商諸業被制約的均產經濟，到戰國時也解放了。兩種新興勢力，自由經濟和平民學術產生。自由經濟走向下層，而平民學術走向上層。這兩種勢力在春秋末至戰國時期，共同早就了一個新的社會群體——游士。
游士之所以能游，一是各諸侯國文化的本源是同一的，皆為一種農耕文化。二是「他們忘不了封建制度所從開始的天下，只有一個共主，一個最高中心的歷史觀念。」「無不抱有天下一家的大同觀念，而不看重那種對地域家族有限度的忠誠。因此造成了中國自秦漢以下的大一統。」以歷史性、社會性、世界性的人文精神出發，企圖以學術思想引領政治發展，「對政治理想總是積極向前，而對現實政治卻常是消極不能妥協」，出則參政議政，入則講學著述，這一意思形態傳至後代，希望中國標准知識分子一特點。
正是游士將各國的文化更緊密的融合，將天下一統的觀念進一步的加強。
（這里多說兩句，黃仁宇在《中國大歷史》中總結中國之所以能一統，主要有三個內在的驅動力:一是黃河水患成災，無一統一政府無法統籌治理。二是中國自然災害頻仍，分裂小國自己無法獨立抵禦。三是北方游牧族強大，無統一之政府無法抗衡。此乃用結果去解釋原因，禁不起推敲論證。）
春秋戰國學者闡發了中國知識分子的人文理想：「政治不是遷就現實，應付現實，而在為整個人文體系之一種積極理想作手段作工具。」孔子《論語》中說：「孝乎唯孝，友於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即是說，家庭生活亦就是政治生活，家庭理想亦就是政治理想。《大學》從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一以貫之，歸宿到「一是皆以修身為本」。莊周「內聖外王之道」，內聖即誠意、正心、修身、齊家，外王即治國、平天下。
「人人生來平等，人人都可是聖人，治國平天下之最高理想，在使人人能成聖人。」 「政治事業不過在助人促成這件事，修身則是自己先完成這件事（做理想人）」，「使人人到達一種理想的文化人生之最高境界」。
此階段學者精神上豪放自信，融通開明，理想高標，朝秦暮楚。儒、墨為社會大人群建立理想，作為奮斗目標，以明知不可為而仍為之的宗教式熱忱去追求，是戰國精神。

⑺ 中國歷史發展軌跡

封建社會——西周、春秋
鑒於古史渺茫，討論從西周開始。西周初建，周王室"將大批宗室親戚分封各地，以便統制。先由天子分封諸侯，再由諸侯分封卿大夫，逐步擴張。"實質上，這種封建"是武裝集團的向外墾殖"，作為一個農耕部族，這一批批的農墾部隊，"擇定交通及軍略要地，圈地築城，長期囤駐。一面耕墾自給，一面建立起許多軍事據點 "。如此，"一是便於對付舊殷王朝之反動，一是防禦四圍游牧人侵擾。"可見，西周之"封建"，不是我們原來想像的是派一幫貴族王爺到各地剝削勒索、作威作福，而實是一個開疆拓土之過程，守土墾荒之事業。
了解了這個"封建"過程，可知"四封之內，莫非王土，食土之毛，莫非王臣"絕非理念，也不是專制壓迫，而是一種集體屯墾的必然產物。土地為封建貴族、國家專有，"井田制"是對公有耕地使用的管理辦法。"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七十以上，上所養也。"，這是一種"為民制產"的均產經濟和政府管理經濟。這就是西周"封建社會"。（封建是中國固有的名詞，不是西方中世紀所謂"封建社會"。）
請大家一定要仔細體會這"封建"的實質。我們受的教育給了我們太深刻的印象，滿腦子都是專制剝削、分裂割據、壓迫與反抗，已經損害了我們正確理解某些情形和事務本質的能力。
後來，技術、人口和生產力發展了，"貴族容許農民量力增闢耕地，又不執行受田還田手續，貴族只按畝收租。循而久之，土地所有權確無形中轉落到農民手裡。"土地所有權既已改變，井田制度隨之逐漸崩壞。"井田制度的破壞，必連帶促進封建制度之崩潰。"
我們用了大的篇幅來描述封建社會之形成和消亡，一是因為，這是中國政治、文化的原點，"冥冥中必會發生無限力量，誘導著它的前程，規范著它的旁趨"。二是能盡量拋棄我們腦中固有之概念，來重新認識當時實際的情形。三是有助理解歷代有儒家所謂"復古"，不是他們愚蠢扁狹，不知與時俱進，實是建立一種國家高度控制的均產經濟和和諧社會的理想，這是後話。

游士社會——戰國
封建制度崩潰，"春秋上層貴族階級世襲的政治特權，到戰國時取消了。下層平民階級農工商諸業被制約的均產經濟，到戰國時也解放了。""兩種新興勢力，自由經濟和平民學術產生。自由經濟走向下層，而平民學術走向上層。"這兩種勢力在春秋末至戰國時期，共同早就了一個新的社會群體——游士。
游士之所以能游，一是各諸侯國文化的本源是同一的，皆為一種農耕文化。二是「他們忘不了封建制度所從開始的天下，只有一個共主，一個最高中心的歷史觀念。」「無不抱有天下一家的大同觀念，而不看重那種對地域家族有限度的忠誠。因此造成了中國自秦漢以下的大一統。」以歷史性、社會性、世界性的人文精神出發，企圖以學術思想引領政治發展，「對政治理想總是積極向前，而對現實政治卻常是消極不能妥協」，出則參政議政，入則講學著述，這一意思形態傳至後代，希望中國標准知識分子一特點。
正是游士將各國的文化更緊密的融合，將天下一統的觀念進一步的加強。
（這里多說兩句，黃仁宇在《中國大歷史》中總結中國之所以能一統，主要有三個內在的驅動力:一是黃河水患成災，無一統一政府無法統籌治理。二是中國自然災害頻仍，分裂小國自己無法獨立抵禦。三是北方游牧族強大，無統一之政府無法抗衡。此乃用結果去解釋原因，禁不起推敲論證。）
春秋戰國學者闡發了中國知識分子的人文理想：「政治不是遷就現實，應付現實，而在為整個人文體系之一種積極理想作手段作工具。」孔子《論語》中說：「孝乎唯孝，友於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即是說，家庭生活亦就是政治生活，家庭理想亦就是政治理想。《大學》從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一以貫之，歸宿到「一是皆以修身為本」。莊周「內聖外王之道」，內聖即誠意、正心、修身、齊家，外王即治國、平天下。
「人人生來平等，人人都可是聖人，治國平天下之最高理想，在使人人能成聖人。」 「政治事業不過在助人促成這件事，修身則是自己先完成這件事（做理想人）」，「使人人到達一種理想的文化人生之最高境界」。
此階段學者精神上豪放自信，融通開明，理想高標，朝秦暮楚。儒、墨為社會大人群建立理想，作為奮斗目標，以明知不可為而仍為之的宗教式熱忱去追求，是戰國精神。

郎吏社會——西漢至東漢中葉
秦漢大一統，削滅封建貴族，入仕有法定程序。"西漢武帝建立太學，高者為郎，低著為吏。"吏經數年地方任職，擇優異者選為郎。郎作一段時期侍衛，分派各地為官。這些郎吏漸次組成了一個平民學者的集團。
相比戰國時代，士人進入政府的渠道和自身的行為都被規范。因有大一統之政府，士人也就無處可游，再不能如戰國時一席談既可拜卿相。士人只能按照政府規定的路線，亦步亦趨地走自己的進身之路。但也正因如此，有了這套嚴格的"組織法"，西漢漸成一個平民學者、士人政府。
「若論平民學者的出身，小部分是由貴族階級遞降而來，大部分是由農村社會半耕半讀的淳樸生活中孕育而出，先天含有向上注意爭取政治權，向下偏於抑制導致貧富不均的自由經濟的內在傾向。"因此，中國歷史走上由政治來指導社會，不由社會來搖撼政治，由理想來控制經濟，不由經濟來規范理想的道路。」
此時，經由太學補郎補吏的法定資歷而參政，是政治的一套制度，社會上並沒有一個固定的階級。
西漢平民學者自下層而來，較之春秋戰國氣焰抑低，敦篤、穩重、謙退、平實，藉助神化孔子，要求王者尊其為教主，拉平學者與王者地位。
學者士人集團掌握政權，形成當時社會中心指導力量。王莽是這個學者集團發展到高潮的最強音，試驗用完全學術的理想徹底改造現實的社會。慘痛失敗的結果是自此中國再沒有出現這種革命，取而代之的是溫和的改良。但用政治理想來改造社會、控制經濟已經成為士人階層治平天下方式。
經王莽新政失敗，東漢、知識分子對運用政治來創建理想社會實現理想人生的勇氣與熱忱，更萎縮了，乃回身注意私人生活，由儒轉道、陷入個人主義，而又為門第與書生社會所封閉，在個人主義下逐漸昧失對大眾群體關注。

門第社會——東漢中晚期至隋
但從東漢中期，"終於慢慢形成了一各固定的階級。一則是教育不普及，二則是書籍流通不易。雖然在法律上並沒有特許某個家庭以世襲的特殊權益，但只要這個家庭將學業世襲了，在政治上的特殊權益，也就變相的世襲了。於是東漢以下由了世家大族所謂門第的出現。
中央政府失去控制，民眾得不到保護，只得依附於世家，形成相互間的私契約。"民眾由國家公民身份轉變為門第的私戶。於是政府和社會之間隔著一條鴻溝，政府並不建築在公民的擁護上，而是只依存於世家。"世家也因此挾持政府。
世家門第使中國幾經動盪，無法形成一個強力的政府。政府雖是一個門第勢力支撐的政府，卻時時想裁撤門第。直至北魏均田制的出現，始將農民從世家門第的掌握中解放出來。國家分派土地給農民，農民不擁有土地所有權，只向國家繳稅。"這一新制，依然是由北方門第中的中國知識分子，根據歷史傳統制定的。均田制，是中國傳統的均產經濟思想改造社會的一次成功。
北魏的均田制和北周的府兵制，終於為中國的統一提供了新的理論和制度的准備，並直接造就了隋唐兩代之復興盛運。
至於精神氣質，東漢末，太學生增到3萬人，世代書生成世代官宦，自成一個大集團，形成書生貴族，高尚不仕，蔑權貴、重名節、清高雍雅，與時局黑暗腐敗成大沖突，黨錮之獄，名士殆盡，東漢隨踵滅亡。
三國則儼然是段小春秋，「曹操、諸葛亮、魯肅、周瑜，都從書生在大亂中躍登政治舞台。」諸葛亮、司馬懿在五丈原，陸遜、羊祜的荊、襄對壘，有書生氣與豪傑氣，有門第世家之風。三國士大夫重朋友更重於君臣。追隨曹操、劉備、孫權，造成三份鼎立的，不是君臣一倫的名分，而是朋友一倫的道誼私情。
兩晉的個人主義，則開門是朋友，關門是家族，追求圓滿具足，外無所待的藝術性或佛教人生。
東晉南朝，「門第逼窄了心胸。」「南方門第在優越感中帶有退嬰保守性，北方門第在艱危感中帶有掙扎進取性。然而雙方同為有門第勢力之依憑，而在大動亂中，得以維護歷史傳統人文遺產。」中國文化因南方門第之播遷，而開辟了長江以南的一片新園地，又因北方門第之困守，而保存了大河流域之舊生命。這是門第勢力在歷史激盪中不可磨滅之功績。
佛教東來，打進新血清。魏晉南北朝佛學大貢獻，在於吸收消化融入中國傳統文化。「人人皆具佛性，人人皆可成佛」。至唐朝創造完成中國傳統下的新佛教，尤其六祖慧能以下的禪宗，在精神、意態上，是一番顯明的宗教革命。

科舉社會——隋至清末
隋唐科舉制度的建立，使任何一個公民都可通過考試獲得進入政府的資格。這是中國歷史上劃時代的社會形態的革命。這個制度保證了政府機構由民間產生，由士人知識分子組成，有力地防止貴族、門第世襲割據勢力的復辟。隨著這一制度的推行，門第這種變相的貴族階級也逐步衰退而終於消失了。
藩鎮勢力的創痛，使宋代矯枉過正，尚文輕武，造成長期衰弱。從宋代起，科舉制度日臻成熟，文化教育日益普及，自此，中國在也沒有出現大的分裂割據時期。中央集權愈發加強，社會階級也日趨消融。
自宋代以下的中國社會都相類似。"在政治上，沒有特殊的階級分別。在社會上，全國公民受到政府同一法律的保護。在經濟上，仍在一個有寬度的平衡性的制約制度下，避免過貧和過富的尖銳對立。"
上承戰國游士、郎吏的傳統，代表學術理想的知識分子來主持政治，在由政治來領導和規范政治。這是中國歷史的主基調。通過隋唐科舉制度實行，到宋代的成熟，為士人知識分子成為社會的中心力量提供了堅實的制度保證。
進士制度在政治史上，是政權的開放，目的是選拔賢才。然而經寒窗苦讀、繁冗手續、門吏輕慢、求告權貴上來的新科進士，一旦名列金榜，便覺富貴在望，大開宴會，歡呼若狂，一旦掌握政權，記得「灞橋風雪在驢子背上尋覓詩句」的舊習，已算好進士。
「他們有西漢人的自卑心理，而沒有西漢人的淳樸。有東漢人結黨聚朋的交遊聲勢，而不像東漢人那樣尊尚名節。有像南北朝以下門第子弟的富貴機會，卻又沒有門第子弟的一番禮教素養與政治常識。有像戰國游士平地登青雲的夢境，又沒有戰國游士藐大人賤王侯的氣魄。他們黃卷青燈，嘗過和尚般的清苦生活，但又沒有和尚般的宗教精神與哲學思想。」
所以進士輕薄，只求富貴功名，失卻名節與理想，成為晚唐社會及政治上一大惡態，風氣相傳，引起中國知識界一大墮落。唐代政府，在這輩輕薄進士的手裡斷送了。
北宋開始，門第不存，和尚寺衰落，進士輕薄，擔當不了天下大事。書院講學，由此醞釀。要「在人格上作榜樣，在風度上作熏陶，學術思想上作具體的領導」，公立學校不如書院，私人講學遂變成宋代一大運動。「那些私人，不能憑借政府，免得受牽制而官僚化，」沒有大貴族大門第大資力之援助，又要脫離宗教形式。而且考試制繼續存在和發展，有的知識分子一心學詩賦，博官祿。清高者鄙棄那些，走進和尚寺尋究人生。宋儒要著眼於文化上，執著理想，「要在政治的和宗教的引誘中，帶人走上一新路。對上面總帶有反政府的姿態，對下面又走了反宗教的道路，置身夾縫里，這又是一件絕大艱苦事」。他們排斥佛教，但仍要有佛教普渡眾生的犧牲精神。他們反抗政治，但仍要自己走進政治來完成他們治國平天下的大抱負，」使儒家精神復活。范仲淹以天下為己任，「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成為開這時代風氣的標准人物。
他們過分嚴肅，讓後人聽到道學先生一稱呼，便想像他們不近人情。但他們的精神，直到清代，七八百年，「中國的政治和社會，畢竟端賴此種精神來支撐。」宋代周濂溪、二程、朱子，明代方孝儒、王陽明、顧高東林黨，清初顧亭林、黃梨洲、王船山、李二曲等人，有維系中華民族之文化生命於亡國之餘之功。
「中國學風，在東漢，在兩宋，都有以學術凌駕政治的的意向。」「南北朝、隋、唐佛學，借宗教來避開政治。」「然而東漢黨錮，兩宋偽學，晚明黨社，終於扭不轉政治黑暗而失敗。像戰國、西漢、唐代門第，都是知識分子直接參加政治，掌握到實際政權而使時運光昌。」
隨門第衰落，唐、宋、明三代政治實權，實際以操在平民社會知識分子中，又自分門庭。「一派是沿襲傳統精神，期以政治來推進社會的真士。另一派是專注意在憑借科舉制度，混進政治界，僅圖攫取爵位的假士。」書院講學與科舉利祿對抗。「在此對抗下，假士可以不擇手段而獲勝，真士則另有一套高尚其事不仕王侯的傳統潛流，反身到社會下層去用力。」「另一條路，則退身躲入佛教寺廟里去。元代佛教變質，全真教即在北方廣泛流行，亦是此故。」
「總括言之，東漢以下知識分子之躲避藏身處在門第，南北朝以下在佛寺，宋、明則在書院。書院最無真實力量，因此蔡京、張居正，魏忠賢，都能隨便把他們摧殘了。」唐代以下，「政權急劇開放，而作育人才的教育機關，不能相隨並進。如是則開放政權，轉為引誘了假士，來阻礙了真士所理想的前程。」
「明中葉以後，科舉制度里的八股文開始了，那才是一條死路，可以葬送此下三四百年的學術生命。」
滿清政權高壓，書院講學精神再難復興。八股流毒，激起明、清之際博學鴻詞的考證學派，以「求在過去歷史中診察利病，定新方案，期待興王。」不幸他們的理想時期，遲不出現，漸漸此希望黯淡迷糊，博學派遂轉以古經籍之研索為對象。朝廷功令，對古經籍根據宋儒解釋。清儒在校勘、訓詁、考訂各方面排擊宋儒。「反宋無疑在反政府、反功令，但其能事亦到此而止。他們的反政府，已避開了現實政治，最多不曲學阿世，卻不能正學以言。」「再不在治國平天下的當前具體事情上」，「遠離知識分子之舊路向」，「在鑽牛角尖，走向一角落，遠離人生，逃避政治社會之現實中心」，「為學術而學術」，不再「關切人群大共體」了。
從龔自珍、到康有為，重新想把孔子神化，再把神化的孔子來爭取政治領導（像西漢）。湖南江忠源、曾國藩、胡林翼、羅澤南有意提倡宋學，但又捲入軍事生活。在學術界又以桐城派古文自限，沉潛不深，影響不大。晚清學術界，未能為後來的新時代預作一些准備與基礎。
後面的新時代，「實在全都是外面之沖盪，而並不由內在所孕育。」辛亥革命，只革了清代傳統政權的命。而存在240年的清代政權，「卻早已先革了中國傳統知識分子之命。」於是辛亥後，「中國知識分子急切從故紙堆中鑽出，又落進狂放怪誕路徑，一時摸不到頭腦，而西方知識新潮流已如狂濤般卷來，沒有大力量，無法引歸己有。於是在此短時期中，因無新學術，遂無新人才。因無新人才，遂亦無法應付此新局面。只想憑空搭起一政治的新架子，無棟梁，無柱石，這架子又如何搭得成？」

現代社會——辛亥革命至今
「從前中國知識分子，常向用學術來領導政治，這四十年來（錢於1951年寫作此文）的新知識分子，則只想憑借政治來操縱學術。」「從其最好處說，今天中國的知識分子，依然未脫中國自己傳統文化之內在束縛，依然是在上傾，非下傾，依然在爭取政治領導權，依然是高唱治國平天下精神。」
然而辛亥後，「舊的接不上氣」，西方革命新風熏染，到中國，即混成摹仿西方一大洪流，「推翻舊傳統、推翻舊文化、創造新政治、建立新社會」成為時尚。
馬克思的唯物史觀與共產主義，成為共產黨一種宗教信仰，由此激發了中國近代知識分子對社會大群體之關切，原因是「共產主義究有一種世界性，一種萬國一體性，即有一種人類大群之共同性」。
然而「西方之共產主義則為唯物的，僅重血氣外向的人生，不近中國傳統心性內向的人生，其間有一大區別，而中國人乃不自知。」且馬克思唯物史觀與階級斗爭，「由西方傳統（耶教）性惡觀點下演出」，是「徹頭徹尾之性惡論」。「耶教上帝關切全人類每一個人之整個人生，馬克思共產主義最多隻關切到某一個階級的物質生活。馬克思只討論經濟，不討論靈魂，因此共產主義在西方，便斷不能與耶教並存。信仰馬氏，必先推翻耶穌。」同理，若要共產主義在中國生根，則勢非徹底推翻以「關切人群大共體」為己任的中國傳統文化不為功。「故中國共產黨，其摧殘中國傳統文化乃益甚」，「更趨於唯物化，此則距中國人自己傳統為更遠。而這個人苦於不自知，此尤大堪磋嘆」。
「如是則近代中國知識分子，自外言之，已不能有超越現實，而作高一級的嚮往之精神表現。自內言之，又不能超越小我，犧牲個人，對社會大群體生關切。在此情形下，其先對西方文化，因其對於自己傳統的模糊觀念而存一種鄙夷輕視的心理，其次又迫於現實利害之權衡而轉身接受。無論其拒其受，總是涉其淺，未歷其深，遇其害，不獲其利。」「而自己傳統文化，又一時急切擺脫不掉，菁華丟了，糟粕還存。民主政治與科學精神在此潮流下全會變質，於是政治高於一切，一面還是人文中心，而一面走向極端的性惡論。」
「兩漢有地方察舉，魏晉南北朝有門第，隋唐以下有公開開始，傳統政治下銓敘與監察制度，」都使傳統中國知識分子「一面有所倚仗，一面有所顧忌。從倚仗中得心安，從顧忌中得使心不放。中人以下也可循此軌轍，幸無大過。而農村經濟之淡泊安定，又是他們最後一退步。」
「近百年來，政體急劇轉變，上經濟亦同時變形。以前知識分子之安身處，現在則一切皆無，於是其內心空怯，而又無所忌憚。而近代中國知識分子之新出身，則又是古無前例，完全走上以外國留學為惟一的門徑。」然而「試問舉世間，哪一個國家，了解中國？哪一個國家，真肯關心為中國特地訓練一輩合適中國應用的知識與人才？」「各國間的政治淵微，本原沿革，在他們是茫然的。本國的傳統大體，利病委曲，在他們則更是茫然的。結果都會感得學非所用。激進的，增加他們對本國一起人的憎厭和仇恨。無所謂的，則留學外國變成變相的科舉。」「結果使國內對國外歸來者失望，國外歸來者也同樣對國內的失望。憎厭中國，漸漸會轉變成憎厭西方。」於是，「一切新風氣、新理論、新知識，正面都會合在對中國自己固有的排斥與咒詛，反面則用來作為各自私生活私奔競的敲門磚與護身符。
然而「我們卻無所用其憤慨，也無所用其悲觀。中國將仍還是中國，中國的知識分子，將仍還成其為中國的知識分子，有了新的中國知識分子，不怕會沒有新中國。最要關鍵所在，仍在知識分子內在自身一種精神上之覺醒，一種傳統人文中心宗教性的熱忱之復活。」「若我們肯回溯兩千年來中國傳統知識分子之深厚蘊積，與其應變多方，若我們肯承認中國傳統知識文化有其自身之獨特價值，則這一番精神之復活，似乎已到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時候了。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新中國的知識分子呀！起舞吧！起舞！」

⑻ 新中國成立後的歷史發展軌跡

歷史軌跡：就是打破舊中國，建設新中國。內容在經濟上變私有經濟改內造為公有制經濟，再從公有容經濟發展到現在市場經濟。教育文化上也是由過去的單一意識理論，到現在多元化。
外交上，由過去的少數國家，主要是同意識形態的國家與第三世界國家交往，現在世界上基本大多數國家與我們建交。
軍事上：軍隊建設，逐漸進入軍隊現代化。等等好多方面，不一一列舉了。

⑼ 中國歷史發展軌跡的封建社會——西周、春秋

了解了這個封建過程，可知四封之內，莫非王土，食土之毛，莫非王臣絕非理念，也不是專制壓迫，而是一種集體屯墾的必然產物。土地為封建貴族、國家專有，井田制是對公有耕地使用的管理辦法。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七十以上，上所養也。，這是一種為民制產的均產經濟和政府管理經濟。這就是西周封建社會。（封建是中國固有的名詞，不是西方中世紀所謂封建社會。）
請大家一定要仔細體會這封建的實質。我們受的教育給了我們太深刻的印象，滿腦子都是專制剝削、分裂割據、壓迫與反抗，已經損害了我們正確理解某些情形和事務本質的能力。
後來，技術、人口和生產力發展了，貴族容許農民量力增闢耕地，又不執行受田還田手續，貴族只按畝收租。循而久之，土地所有權確無形中轉落到農民手裡。土地所有權既已改變，井田制度隨之逐漸崩壞。井田制度的破壞，必連帶促進封建制度之崩潰。
我們用了大的篇幅來描述封建社會之形成和消亡，一是因為，這是中國政治、文化的原點，冥冥中必會發生無限力量，誘導著它的前程，規范著它的旁趨。二是能盡量拋棄我們腦中固有之概念，來重新認識當時實際的情形。三是有助理解歷代有儒家所謂復古，不是他們愚蠢扁狹，不知與時俱進，實是建立一種國家高度控制的均產經濟和和諧社會的理想，這是後話。

⑽ 哪一個國家與中國歷史發展的軌跡極像，但卻表現出了不同的命運

這個國家就是奧斯曼帝國。當時其實這個國家與中國有非常多的相似部分，但是卻與中國的發展局勢大不一樣，主要是由三個原因造成的。奧斯曼帝國之所以滅亡跟當時統治者的決策以及國家內部情況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

第3個原因就是地理位置。奧斯曼帝國的地理位置也是這個國家失敗的關鍵。當時由於奧斯曼帝國所佔領的位置非常優越，所以一直被這些歐洲列強惦記著。當時無論是英國還是俄國全都想要攻打奧斯曼帝國搶占這些優質的資源，所以當時這兩個國家對奧斯曼帝國發動了十幾次戰爭。就是因為這些戰爭讓整個帝國的人民都非常害怕，更加加重了國家的矛盾。一個國家一旦失去了民心，那麼等待它的只能是不斷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