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歷史文化

① 晉朝歷史

西晉（公元265年-公元316年）是由魏國司馬氏建立起來的國家，它以其強大的軍事力量統一了當時還處於分裂之中的中國。但由於統治階級的內部矛盾，在很短的時間內，西晉王朝便分崩瓦解，使中國又恢復到原來的分裂狀態。
三國時期，司馬懿作為曹操的軍師與吳、蜀交戰，因其卓越的軍事政治指揮才能，連續輔佐曹丕、曹叡、曹芳三帝，成為魏國的實權人物。魏嘉平三年（公元251年）司馬懿卒，其子司馬師、司馬昭先後掌權。司馬昭權勢極大，自封為晉王，封其子司馬炎為太子，開始准備取魏而代之。公元二六五年，司馬昭卒，其子司馬炎廢魏帝曹奐，該國號為晉，都於洛陽，這就是中國歷史上的西晉王朝。司馬炎是為晉武帝。
司馬炎即位之時，三國之中的吳國還未被平定，故而武帝登基後的第一件大事便是平定東吳統一全國。公元二八零年，晉軍南下進攻建業（今南京），吳主孫皓出城請降，至此，魏、蜀、吳相繼滅亡，中國出現了暫時的統一。在完成統一大業之後，武帝分封十餘有功同姓為王，又對晉朝的官制、兵制、法制等一系列政治制度進行了調整，但由於晉臣多為前朝的名門望族，故而他們提出的政治改革措施多以保障其自身利益為主，其中大部分並不適應當時晉的實際社會狀況，所以晉朝初年的經濟並未有太大發展。
太熙元年（公元290年），晉武帝司馬炎病故，由次子惠帝司馬衷繼位。惠帝本是愚痴之人，並不能治理國家，以至於朝中大權盡落於皇後賈氏之手。司馬氏諸王不滿於朝中賈氏專權，紛紛想殺賈氏而獨掌大權，於是便發生了晉朝歷史上有名的「八王之亂」。其中八王全部是晉皇室宗親。他們分別是：汝南王亮、楚王瑋、齊王冏、趙王倫、成都王穎、長沙王乂、河間王顒、東海王越。公元二九九年，趙王倫殺賈後及其黨羽，獨攬大權。其後，又於永寧元年（公元301年）廢惠帝自立為帝。是為「八王之亂」之始。 此後，齊王冏、趙王倫、長沙王乂、河間王顒、成都王穎之間為了奪取政權不斷發生戰事。直至公元三零六年，東海王越毒死惠帝，擁立武帝司馬炎第二十五子懷帝司馬熾繼位，歷時五年的「八王之亂」方為結束。此次發生在晉朝後期的「八王之亂」使晉朝原本就衰弱的統治進一步惡化，至西晉末年，不僅國內人民紛紛起義反抗暴政，而且域外的匈奴、鮮卑諸族也對西晉的統治虎視眈眈。
公元三零八年，匈奴大單於劉淵稱帝，遷都平陽（今山西臨汾），開始了滅晉的歷程。登基後，劉淵立即譴其子劉聰與大將王彌進攻西晉都城洛陽。當時在洛陽掌握大權的東海王越，為了自保，竟帶領四萬人馬和大批朝臣撤出洛陽，東駐於項，並於次年憂郁而死。劉聰趁此機會消滅了東海王所部人馬，攻克洛陽，掠走晉懷帝司馬熾。懷帝被俘後，豫州刺史閻鼎與雍州刺史賈疋等人又擁立武帝之孫司馬鄴為帝，都於長安。至建安四年（公元316年）長安被圍，此時晉已無力御敵；晉愍帝司馬鄴出降，西晉王朝終結。
西晉王朝是經過長期戰亂年代後建立起來的國家，加之「八王之亂」的發生，因此經濟基礎並不穩定。西晉的商業與手工業也是在經過了短時間的發展後，也被戰爭破壞而停滯不前的。與其他方面相比，晉朝的文化發展的速度比較快。至西晉年間，文學脫離了以往的史學與諸子百家的范疇，開始單獨作為獨立的形式存在。
晉自武帝建立政權以來，共歷三代四帝，前後僅五十一年。西晉王朝是我國歷史上第一個被外族消滅的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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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目錄——
第一章 三國歸晉
第二章 城頭變換大王旗
第三章 八王之亂
第四章 漢晉爭天下
第五章 群雄並起亡西晉
第六章 漢滅趙興
第七章 東晉亂紛紛
第八章 北方二雄主
第九章 中原之亂
第十章 晉燕爭雄
第十一章 壯麗的前秦
第十二章 十國爭北地
第十三章 英雄稱霸忙
第十四章 東晉的權杖
第十五章 劉裕的崛起
第十六章 南北朝的開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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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晉國的文化

周朝實行「以德配天」的「天命觀」思想，這也是晉國在西周時期的主要意識形態。唐叔虞受封不久，在晉國發現了一種「異畝同穎」的嘉禾，便將它獻給成王，成王又要他轉交給東方的周公，周公特作《嘉禾》以示上天對周朝的眷顧。周室東遷後，平王作《女侯之命》勉勵扶立有功的晉文侯，其中就提到了「奉天」、「敬祖」、「明德」和「惠民」的思想。在文侯之後的晉國分裂時期，由於內戰的頻繁，令普通人民對「天命觀」產生了動搖，他們不再相信變化無常的上天。在《詩經·唐風》中有一首《鴇羽》就提出了「悠悠葵，曷其有常」的疑問。於是原本的「敬天保民」思想向著「重民」轉變。重民思想在春秋後期進一步發展為「愛民」，大臣師曠就勸諫平公要懂得節制和減輕國民的負擔，這樣才能獲得人民的支持而在與世卿的斗爭中佔得優勢。
晉國深信占卜，並有「卜」、「筮」、「占星」、「原夢」、「看相」和「音兆」等多種形式，其中又以卜和筮最為常見。《左傳》所載的各國卜筮活動約八十多次，而晉國就佔去一大半。獻公晚年欲立驪姬為夫人，就先後運用卜和筮兩種方法。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卜筮在春秋後期已淪為一種形式，人的意志已蓋過「神」的意志。趙鞅在同范氏、齊、鄭聯軍作戰之前占卜，便出的結果是不吉，但他甘願違卜作戰；另一次在攻打衛國時，形勢對己方不利，他就以占卜不吉為由班師回國。 春秋時代開始，各地諸侯相爭，而原本周文化獨尊的局面逐漸破壞，各地區文化開始有「本地化」的改變趨勢。到了戰國時代以後，這種情況更明顯，在文字使用方面可以粗略依照地域分為五大系統：東方齊系、東北燕系、南方楚系、北方晉系和西方秦系文字，各系統的文字大體上相近，只有小部份文字有所差異，因此彼此文書往來並沒有太大問題。
晉國所使用的文字多見於甲骨、青銅器、陶器和貨幣等材料上，其中以春秋時的作品最為常見。從山西洪洞出土的春秋晚期甲骨中的文字筆畫纖細，與殷墟發現的商朝甲骨文的字體不同，而和春秋戰國時的青銅銘文接近。
二十世紀以來已經多次出土了晉國的盟誓載書，其中最為著名的便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於晉都新絳所在的山西侯馬東周古城出土的《侯馬盟書》，這批盟書都是由毛筆用朱紅墨水寫就於玉石片上，從書中嫻熟的筆法可看出筆墨在當時已使用了很長時間，其文字的整體風格一致，字形和楚國文字相似。書中的文字是研究古代文字書法的珍貴材料。盟書中的文字的特點有： 一字多形。其中又分以精簡筆畫形成如「從」字，或因偏旁易位而形成的，如「助」，通常都有三種寫法。從盟書文字可知這種情況十分常見，如「敢」有九十餘種寫法，「嘉」的寫法更多達一百多種。像「亟」這種可以組字的部首本身也有十餘種寫法，當它用來做部首組成其他文字時，會顯示更加復雜； 通假字。漢時成書的《說文解字》雖然認為通假是造字六義之一，但其並非是造字的原則，而是在現成文字不足的情況下採取的權宜之計，如「是」與「氏」，「俞」和「偷」的通假都是如此。從現成的盟書中整理的文字中，本字有三百八十一個，存疑的四十六字，加再上一部分現已殘缺的文字，由此可知當時的日常文字數量已頗為豐富； 合字。除上述兩點外，盟書文字還保存有不少合字，像「子孫」寫為「□」、「大夫」寫為「□」等等。合字通常是不會造成誤解的專名。另外，盟書中還發現了作者特意而加的標點符號約四十七處。 而從《左傳》的記載還可看出當時的人們已經初步形成文字學，師服所說的「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和史趙的「亥有二首六身」都被認為是對文字的研究。 晉國的史書稱《乘》，乘是取載之意。世掌典籍的大夫家族稱為「籍氏」。而太史則主要記載言行，其中較為知名的人有董狐，時稱「良史」。當時史與籍有所不同，分司記載和收藏。《乘》在戰國初期還存在，諸子典籍也多有引用，但晉乘中的記載不見於孔子所刪採的《春秋》和其傳。秦始皇統一天下後，《晉乘》被視為「百國春秋」而被付之一炬。而漢武帝之後，又罷百家，尊儒術，《晉乘》從此散佚，後世的《漢書·藝文志》及《隋書·經籍志》均無任何記載。現存的《晉乘》四十二則是為後人偶獲，每則只記一事，並且不記年月，都為晉文公時期的事跡，內容多為采自《韓非子》等書。
由於史官司職不同，在春秋時發展出以記言為主的題材。《國語》就是本記言的史書，其中的《晉語》有九篇，佔全書的二分之一。
史官另一個重要職責是整理的記錄國君及貴族階級的世系，六卿中知氏的成員知果預言家族將滅，就在太史處登記，從知氏中分出，新立輔氏。後知氏被滅，輔氏得以倖免。另一方面，卿大夫家族也有自己的私人史官，主要記載自家家史，戰國成書的《世本》就多數引用了家史。 主條目：夏歷
早在西周時期，晉國就對日月和行星的運動及二十八星宿有所了解。《詩經·國風·唐風·綢繆》中就出現了「三星在天」、「三星在隅」等記載，這當中的三星即是指參星。西周時，中國已經用歲星進行紀年，人們又將黃道附近一周天自西向東分為十二個等分的星域，稱為「十二次」，每一次以二十八宿中鄰近的幾顆為界域，歲星（即木星）每年約運行一次，十二年就運行一周，如果歲星在星紀就稱為「歲在星紀」。歲星一方法用來調整歷法並指導農事；另一方面也用作占卜。
繼「十二次」之後，當時人們還創造出「分野說」，將天上的十二次同地面聯系起來。如實沈就是晉星。卜官還會依據星域中的異常來推測其對應國家的吉祥，這就是占星術。
晉位於夏虛，啟夏政，故而歷法不用周歷，而是使用夏朝的夏歷。夏歷正月為建寅之月，相比周歷，其在農物方面更加科學。當時雖還未形成「二十四節氣」，已知晉國人是用「分」、「至」、「啟」、「閉」八個節氣來對應春分、秋分、夏至、冬至、立春、立夏、立秋和立冬。
夏歷是一種陰陽歷，歲差是以置閏來調整的。在西周時，人們已經知道調整置閏的適當時期。邁入春秋後，又懂得了十九年七閏法。此外，晉國人還以月相來記日，用「朔」表示每月的初一，以「朏」表示初二或初三。
發源於商朝的干支紀日法在晉國已經非常普及，廣泛運用於社會各階層。在記時方面，則以「雞鳴」、「眛爽」、「旦」（日出）、「大昕」、「日中」、「日昃」、「夕」（日入）、「昏」、「宵」與「夜中」（夜半）共十時為表記。這種記時方法一直使用到南北朝時期。 規和矩是春秋時期手工業者常用的工具，《周髀算經》記載的勾股定理就是人們在運用規的過程發現的。並不曾見晉國運用勾股定理的直接記載，但根據史書所載的記錄來看，他們實際是懂得勾股定理的。
珠算的前身「籌」在春秋時的晉國也獲得廣泛運用。平公在位時期，其母晉悼夫人賜予參加修築杞國城墻的工人酒飯，絳縣一位沒有兒子而只好親自去建城的老人也參加了酒席。有人懷疑他的年紀，老人以干支紀日做答：「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官吏將答案回饋到朝廷，師曠、史趙和士文伯根據一年約等於個甲子心算出答案，師曠認為是「七十三年矣」，運用的方法類似：約於等於445；士文伯得出「二萬六千六百六十天」，是以癸未距甲子四十日，採用再；史趙的答案「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比較特別，杜預認為這是「亥字二劃在上，並三六為身，如算之六」，史趙採用的實際就是籌算。
定公二年（前510年），晉國聯合諸侯大夫為王室修繕成周，晉國世襲司空的士氏成員士彌牟主持了這項有晉、魯、齊、宋、衛、鄭、曹、莒、薛、杞和小邾共十一個諸侯國參加的浩大工程。這項工程在三十天就告竣工，士彌牟在修建過程過不僅進行土方計算，而且還運用物理學中的求功原理，並連同工程所需的材料和工人口糧都一一列出，交給各個諸侯工程隊。從這項工程可看出當時的人們在建築工程運籌方面的成就，這也是先秦土木工程的一大傑作。 由於傳統天命觀和巫術的普及，以至晉國在醫學方面的成就並不出色，國君或大臣生病通常是請其他諸侯國的醫生幫助。晉景公病重期間，首先是請桑田巫進行驅癘祈福，在他無能為力的情況下才請秦國的醫緩來醫治，病入膏肓的景公終因錯失醫治良機不久後就去世了；後來晉平公生病，仍然是先採用占卜的方式，最後才又向秦國求醫。秦國派醫和前來醫治，直言是因縱欲所致。直到春秋末期，晉國才擺脫巫術對醫學的干涉。趙鞅生病後，下屬直接請扁鵲來治療，三天後就已康復。
晉國雖因巫術的盛行阻礙了醫學和發展，但在葯物的運用、常見疾病的預防與治療以及人體健康和環境之間的關系仍有了解。晉景公原本想遷都到郇瑕之地，大夫韓厥認為當地「土薄水淺」居住在那種地方容易患上風濕和關節炎之類的病症。在他的建議下，景公最終改遷於「土厚水深、居之不疾」的新田。
由於春秋後期的氣候反常，傳染病在各諸侯國較為流行。疾病的傳播也時常影響到國家的軍事行動，各國為了人民的健康都以各種方式預防疾病的傳染和擴散，但都沒有好的治療方式，只能消極的預防。晉國曾因預防不力受到鄭國子產的指責。直到《山海經》成書後，人們才已初步掌握一些傳染病的治療方法。 在西周時，各地的諸侯每逢冬天都會去朝見天子。天子也會於此時在宗廟主持對祖先的祭祀，諸侯則會助祭。在祭祀過程所演唱的便是《詩經》中的雅頌。而國風則是由天子委派的史官在各地搜集的民歌，再由樂師加工並配樂。《詩經·國風》中收有的晉國民歌都集結於魏風和唐風。其中《魏風》有七篇，分別是：《葛屨》、《汾沮洳》、《園有桃》、《陟岵》、《十畝之間》、《伐檀》、《碩鼠》；《唐風》為十二篇：《蟋蟀》、《山有樞》、《揚之水》、《椒卿》、《綢繆》、《杕杜》、《羔裘》、《鴇羽》、《無衣》、《有杕之杜》、《葛生》和《采苓》。以上詩歌的內容豐富，題材也極廣泛，在描寫手法上採用鋪陳、比、興等多段手段。這些詩歌中，有的描述軍隊生活，如《伐檀》和《鴇羽》；有的描寫普通農民的生活，如《十畝之間》和《采苓》；有些是反映新婚生活的愛情詩，如《綢繆》、《葛生》；而像《伐檀》與《碩鼠》則屬於政治諷刺。此外還有許多不見於現存《詩經》的詩歌，常常被《左傳》所引用。
《詩經》在春秋以後的晉國也佔有重要地位，不僅是日常必讀物；另一方面也是各國卿大夫在外活動委婉的表達意見的方式。《左傳》記載的類似活動中，《詩經》被引用達二百三十五次，其中又以晉國所佔比例最高。除被官方收集的以外，普通人民自編的多數詩歌早已湮沒於歷史長河中無法倖存。
古代的詩歌多為以樂器伴奏，稱之為弦歌；而普通人民在農事、狩獵、捕漁和伐木時即興演唱的詩歌，因沒有樂器伴奏，便叫做徒歌，又稱「謠」。晉國使用的樂器種類繁多，並按種類分為八音。分別是： 種類 樂器 金 鍾、鎛 石 馨 絲 琴、瑟 竹 簫、管 匏 笙 土 塤 革 鼓 木 柷敔 由於晉國在春秋是盟主，對外活動甚多，所以備有一種規模龐大的樂工團隊。同時因對外戰爭的勝利，戰敗方常以樂器、樂師為賄賂，其中以「鄭衛新聲」聞名的鄭國就多次賂賄以大量的樂器和樂師。原本按周朝禮制，天子才可以享受一列八人的舞蹈、諸侯為一列六人、大夫則為四人一列。而到春秋後期，不止諸侯開始僭越用天子之禮，甚至連普通的卿大夫也能光明正大的使用八倄了。而作為音樂人才交匯處的晉國，還出現了師曠這位馳名列國的音樂家。
樂理
《孟子·離婁上》中說：「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這五音就是指「宮」、「商」、「角」、「征」和「羽」，是由音的高低而制訂的。六律又分陽律和陰律，陽律原本是指用作確定音調的六根竹管，分為「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及「無射」，陰律則為「大呂」、「夾鍾」、「中呂」、「林鍾」、「南呂」與「應鍾」，又稱「六呂」，陽律和陰律可合稱為十二律。晉國當時已經懂得用三分損益法來確定六律，師曠還常將五行學說和五音六律相結合，用以勸導平公。

④ 關於山西晉文化資料，越多越好

山西有著悠久的歷史。遠在100多萬年前就有古人類生息在這塊土地上，相傳堯、舜、禹都曾建都山西。春秋時期，山西大部分為晉國領地，故山西簡稱為「晉」，戰國初韓、趙、魏三分晉，山西又有「三晉」之稱。

唐、晉、三晉及其它
相傳太原是古唐國封地，山西簡稱晉，三晉是山西、太原的美稱。本文將就唐、晉、三晉的聯系說一段有關太原的歷史。

一、關於唐。唐在漢字中本義大言，引申為廣大的意思。《論衡·正說》注為「唐之為言盪盪也」。揚雄《甘泉賦》有「平原唐其壇曼兮」句。然而，在中國，在世界一說到唐，人們總要想到中國歷史上的封建大帝國唐朝。公元 617年，由於隋煬帝楊廣好大喜功，窮奢極欲，徵集百姓，大興土木，民不聊生，農民大起義已發展到如火如茶的境地，太原留守李淵及其子「太原公子」李世民乘機起兵，攻人長安。次年，隋朝滅亡，李淵在關中稱帝，國號曰唐，建都長安。唐代前期，經「貞觀之治」，國勢極為強盛，北部疆域在7世紀後葉，北界曾包括貝加爾湖和葉尼塞河上游，西北達到裏海，東北達到日本海。唐王朝可以稱得上是一個橫跨亞歐的大帝國，在中國乃至世界歷史上佔有重要地位。但是，李淵父子，奪取天下後何以將國號定為唐呢？還得從山西太原談起。

相傳，大約在公元前21世紀前，中國處於父系氏族社會的後期，黃帝是古代各族的共同祖先，山西一帶是部落首領堯的領地。堯為陶唐氏，名放勛，建都於平陽（即今山西臨汾，現有堯廟），史稱唐堯。帝堯苗裔劉累受封於唐國，是我國歷史資歷很早的古國，歷經夏、商、周三代。到公元前11世紀，周武王滅殷之後，又平滅了反叛的劉累後代的唐國。周武王死後，其子誦繼位，為周成王。成王封其弟叔虞於唐。叔虞受封的唐，實際上接受了劉累子孫所留的一切，其領地為山西的汾水、澮水流域。至於故唐城究竟在何地，有二種說法：一說在翼城縣西20里；一說在並州晉陽縣北 2里。這里不作考究。但令人比較普遍的說法是後者，可能是人們從現實的存在看到，唐改晉後，後人確實在故唐城一帶修築晉陽城並為唐叔虞在晉陽修建了詞堂吧。我的看法是，二說都有可能，比較客觀地說，可能是堯唐建都在臨汾，劉累的後裔在翼城一帶建了唐城，叔虞封唐之後又在晉陽建立了唐城。不管怎麼說，山西太原是古唐國的封地。

李淵隋時為太原留守，世襲唐國公。李淵、李世民父子奪取天下之後，由於太原是他們起事興邦之地，又是古唐國的故地，且唐字本身，在漢語中是個吉字，有大而廣的意思。因此，取國號曰唐。由於大唐帝王在極盛時期，疆域廣大，國力強盛，在世界歷史上的影響較大，至今英美等國仍把中華僑民稱為唐人，把華僑居住集中區叫作「唐人街」，把中國服裝稱作「唐裝」。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卻不知道大唐的唐字追根尋祖還是來自山西太原呢！

二、關於晉。西周時期的晉，大約從公元前11世紀周成王封其弟叔虞於唐及其子燮父改唐為晉，到公元前 222年，趙代王喜被秦兵攻破，趙國徹底滅亡，在中國歷史上存在了近 800 年。這里說的晉，包括晉及三晉，下面先說晉。

春秋戰國時期，周天子封爵分為公、侯、伯、子、男五等。從晉國世系計算，晉作為侯國經歷了17世，作為公國經歷了20世，公侯合計共37世 634年，加上自趙魏韓三家分晉成為三個侯國，至秦滅趙統一中國的 154年，合計為 788年。由此可見，晉國作為先秦時期有悠久歷史的文明古國，在中國歷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晉國時代及趙魏韓分晉以後，其領域包括代表中華民族文化發展程度最古老、最文明的主要區域。從已發現的古文化遺址看，山西芮城西王村文化、夏縣東下馮文化、襄汾陶寺文化、河南的鄭州裴里崗文化、安陽後崗、大司空文化、澠池仰韶文化、三門峽市廟底溝文化、河北武縣磁山文化，這些夏、商、周文化代表區，都在當時的晉國范圍之內，也就是說當時晉國，包括了現在山西的大部分和河北、河南的一部分。晉國的主要領地在山西，所以山西簡稱為晉，也就是順理成章的事了。至於當初燮父為何改唐為晉，有兩種說法，一是因境內有晉水，故稱晉；一說是取晉本義與進同是前進的意思，究竟取自何義，也已無可考，但山西稱晉是公認無疑的。

這里還需說明一點，晉國的地位原襲於公元前11世紀周成王姬誦封其弟叔虞的唐，燮父改唐為晉以後，唐晉就不分了。唐叔虞是唐的領主，也是晉的始祖。司馬遷在《史記·晉世家》中稱「晉，唐叔虞者」也正是這個意思。在周王朝時代晉原是一個侯國，即二等諸侯國。約在公元前 680年，晉武侯滅緡侯即位以後，自稱為曲沃武公，私自提高了規格。為取得中央的承認，武公採用了不正當的手段，他把晉的全部珍寶、金玉、青銅器物送給了貪財愛寶的周天子。周天子受了曲沃武公的賄賂，封曲沃武公為晉武公，於是侯晉升格為公國，躍身諸侯列強。對於晉武公以行賄手段取得升為公爵的醜行，司馬遷在《晉世家》中無保留地予以記載，在歷史上留下千古罵名。但晉武公使晉成為公國後，僅在位二年，並未能有什麼作為。之後，獻公寵驪姬，而晉禍亂源；惠公以怨報德使秦晉關系惡化，晉國禍亂不斷，國力衰危。公元前 645年，在外流亡19年的晉公子重耳在秦穆公的支持下回國即位，史稱晉文公。由於晉文公飽經流浪之苦，即位以後對內實行施惠百姓、開禁薄賦、獎勵農耕、賑濟貧困、減輕關稅、鼓勵通商、宣揚法教、淳樸民俗；對外秦晉交好，多代聯姻，保持了相對的穩定，使晉國達到民富國強，實現了晉國的中興和霸業。公元前 572年，晉悼公即位後，晉國國勢日趨衰微。

三、關於「三晉」。公元前 458年，晉哀公即位不久，晉國六卿（智、趙、魏、韓、范、中行）之一的智伯掌握晉國的實權，他夥同韓氏、魏氏瓜分了范氏、中行氏的邑地。接著智伯又聯合韓、魏圍攻趙國都城晉陽，兵將水灌，企圖一舉滅趙。趙襄子以「唇亡則齒寒」的道理，派人秘密說服韓、魏，三家聯合起來反對智伯，大敗智軍於晉陽，殺死智伯。公元前 453年，趙、韓、魏三家瓜分了晉國的領地。公元前 403年，即周威烈王二十三年（晉烈公十七年），趙、魏、韓受封為諸侯。由於趙、魏、韓都孕育於晉國，「三國分晉」後，雖然晉國宣告滅亡，新興的趙、魏、韓濟身諸侯之列活動於中華舞台；但晉作為公國，其烈公、孝公、靜公在狹小的天地中還有名無實地存在了28年。

晉，三晉是秦統一以前，中國歷史上的一個不可分割的悠久文明古國。所謂三晉，就是三家分晉，晉分為三家的意思。三家分晉在中國歷史上是戰國時代的開始（公元前 403年），司馬光的《資治通鑒》將三家分晉作為開端，並提到三晉這個述語。三晉，實際上也是後世對這一段歷史的統稱。我想，正如後人稱東漢末年的蜀、魏、吳為三國一樣，是泛指這一段歷史的。三晉既代表稱霸春秋的晉國，又包括躋身戰國七雄的趙、魏、韓。人們歷經二千數百年至今仍然懷念三晉，贊美三晉，把山西統稱為三晉，說明三晉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比晉更廣泛地體現了作為中華民族文明史上的發源地之一的內涵；說明三晉文化實現了北方文化與中原文化的融合，對繼承和發展中華民族文化做出的歷史貢獻；說明三晉大地地理優越，資源豐富，人才薈萃，是祖國的一塊風水寶地。

有著30個世紀悠久歷史、古老文化孕育的三晉兒女一定會在跨越新世紀光輝時代，在三晉大地奏出更加輝煌的凱歌！

⑤ 晉祠悠久的歷史文化有哪些它們的特徵風別是什麼

晉祠位於太原市區西南25公里處的懸瓮山麓，晉水的發源處。晉祠始建於北魏前，是為了紀念周武王次子叔虞而建。武王滅商之後分封諸侯，把次子叔虞封於唐，叔虞死後，其子夑繼位，因有晉水，改唐為晉國。後人在懸瓮山麓、晉水源頭建祠立設，以祭祀叔虞。酈道元《水經注》記載：「際山枕水，有唐叔虞祠」，即今晉祠。晉祠歷代均有修建和擴建。南北朝天保年間（550-559年）擴建晉祠「大起樓觀，穿築池塘」。唐貞觀二十年（646年）太宗李世民游晉祠撰《晉祠之銘並序》碑文，又一次擴建。太平興國九年（984年）依山枕水建正殿，是供奉唐叔虞，至北宋天聖年間（1023-1032年）追封唐叔虞為汾東王，其母邑姜亦供奉於正殿之中。熙寧年間（1068——1077年）封邑姜為「顕靈昭濟聖母」，遂有聖母殿之稱，後來唐叔虞祠堂遷於北側，形成今日格局。
游晉祠，可按中、北、南三部分進行。中，即中軸線，從大門入，自水鏡台起，經會仙橋、金人台、對越坊、獻殿、鍾鼓樓、魚沼飛梁到聖母殿。這是晉祠的主體，供奉的是唐叔虞的母親，周武王的王後，周成王的母親邑姜。建築結構嚴謹，具有極高的藝術價值。北部從文昌宮起，有東岳祠、關帝廟、三清祠、唐叔祠、朝陽洞、待風軒、三台閣、讀書台和呂祖閣。這一組建築物大部隨地勢自然錯綜排列，以崇摟高閣取勝。南部從勝瀛樓起，有白鶴亭、三聖祠、真趣亭、難老泉亭、水母樓和公輸子祠。這一組樓台計峙，泉流潺繞，頗具江南園林風韻。此外最南部還有十方奉聖禪寺，相傳原為唐代開國大將尉遲恭的別墅。祠北浮屠院內有舍利生生塔一座，初建於隋開皇年間，宋代重修，清代乾隆年間重建，為七級八角形，高30餘米，每層四面有門，飾以琉璃勾欄。登塔遠眺，晉祠全景歷歷在目。

⑥ 晉朝的文化

兩晉時期是中國文化發展的重要時期之一，文化中心為建康、洛陽，在官方教育方面，晉朝在中國歷史上首創了國子學，以後歷朝歷代延續，直到封建社會末期。在教育學領域還是中國最早把書法作為教育課程進行推廣的時期，在官方提倡書法教育，設立書博士。這是因為從司馬懿到司馬炎時代都有重視書法的傳統，在《法書要錄》中記載魏國的五位書法家中，司馬師、司馬昭兄弟與韋誕、虞松、鍾會被認為是魏國書法名家。
此時期是一個文化開創、沖突又融合的時代。由於儒教獨尊的地位被打破，使得該時期的文化走向多元發展，不斷的開發新領域與新學說。當代學派除儒教外還有由本土發展的玄學 、道教及由印度東傳的佛教，其中道教及佛教在該期間逐漸擴展到一般人民的生活 。邊疆民族的南下帶來草原文化，東晉結合中原文化及江南文化，之後南北雙方形成文化交流或民族融合。兩晉的社會問題主要圍繞在世族上，世族是構成社會的統治階層，深深影響該時期。當代文化脫離儒教影響而發展出純哲學、純文學、純藝術、純史學及新的科學技術。例如王羲之及王獻之的書法 、顧愷之的繪畫。
在整個魏晉南北朝期間，由於邊疆民族內遷、北方人群的南下，造成文化大交流及融合。由於儒學一統的局面打破以及玄道佛的興起，使得學術研究朝向多元化。各國為了生存或戰爭，多少推行一些改革措施以確保某些地區農業與手工業的發展。這些都使得科學技術大幅提升。道家對中國科技史亦帶來貢獻，其外丹、內丹修煉包含多種科學。外丹包括了黃白，也就是煉金術。以爐鼎燒練鉛汞來提煉丹葯。丹葯有些有毒，但有些有功效。內丹則以人體為爐、人的精氣為材料、以神為運用來燒練成「聖胎」。它的修煉方法涵蓋養生學及氣功。
由於兩晉世族生活優越，產生許多優秀的藝術家。清談帶來邏輯思辯的發展，以及老莊的自然觀，使藝術蓬勃發展。繪畫等藝術脫離儒教後走向自由探索，逐漸發展成純藝術。佛教的推廣，寺院及佛像大量出現，帶動藝術創作。佛經、佛門故事的傳入也拓展藝術的想像空間。到南北朝時藝術更興盛，南方以繪畫為主，北方以雕刻塑像為主。
《竹林七賢與榮啟期》，南朝大墓磚畫。由上至下，左至右分別為春秋隱士榮啟期及竹林七賢阮咸、劉伶、向秀、嵇康、阮籍、山濤、王戎。晉朝的學術思想，已由經學轉為玄學為主。清談則於士大夫之間廣為流行。魏晉交替之際，司馬氏意圖奪取皇位，政治壓抑，社會動湯，時稱「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名節禮法流於虛偽或鄙視。此時世族苟且偷安，又心懷憂慮，遂以清談代替，拋開現實，專尚理辯。儒學發展到最後已破落瑣碎，著重考據而輕視義理，使得思想處於空窗期。玄學就在這些原因下，於240年-249年間發展並盛行 。
玄學與道教並非同物，主要書籍為《老子》、《莊子》和《周易》，合稱三玄。思想核心為「無」，玄學家認為「萬物皆產生於無」。「無」無法感應，但能主宰一切。玄學在政治上主張「無為而治」，並將儒家的「名教」與道家的「自然」結為一體，提倡「名教出於自然」。該論點認為天下尊卑、上下關系本來即有，不可否認。由於要求老百姓「順天知命」，受到當道者歡迎而大力提倡 。
早在曹魏時期，何晏、王弼即提出「名教出於自然」說。西晉初年，玄學思想的代表為竹林七賢，思想各有輕重，但主要以嵇康及阮籍的思想為代表。他們崇尚「自然無為」的態度，主張「越名教而放自然」。揭露司馬氏集團虛偽的「名教」外衣，對所謂「名教」禮法唾棄之。但因「任自然」觀點過於極端發展，呈現出聲色犬馬的放盪生活。到西晉後期，玄學代表為斐頠及郭象。斐頠對「任自然」提出修正，主張「崇有論」，以矯「虛誕之弊」。郭象進一步證明「名教」即是「自然」，玄學發展至此已臻終結。此時清談之風亦蔓延到政治舞台上，握有大權的達官顯要也大談玄理，呈現一批在世又欲出世的權貴 。
東晉時期，放盪的行為稍微收斂，但清談之風因為朝廷權貴提倡而盛行不衰。當時世族生活優裕，多喜於名山古剎、別墅湖畔優談玄理，成為社交活動。朝廷及世族忽略具體事務，終日暢談玄理，形成苟且頹廢的價值觀，導致東晉朝廷逸於偏安。由於佛教東傳，許詣、孫綽將佛學加入清談，與玄學互相激湯。若干僧侶也加入清談，傳達佛學，例如竺法護、道林等人。不過仍然有人反對清談，大多為寒族。如西晉斐頠、江敦、范寧，東晉應詹、陶侃、卞壺等人，范寧甚至著有「王何論」，嚴厲批評何晏、王弼二人。但清談仍歷久不衰，直到隋朝方衰，唐朝中期終止 。
東晉田園詩人陶淵明像，源自1921年出版的《晚笑堂竹庄畫傳》。兩晉文學脫離經學的束縛而獨立，走向自由及多元化的發展。這是因為：魏晉的儒家精神衰微、才能重於德行，士大夫虛無荒誕；政治黑暗，士大夫備受壓抑；玄佛道盛行，譯經發達。在這些背景下，該時期作品的內容寫實，重視技巧。因受漢賦影響，出現了駢體文，字數上四下六字，講究辭藻華麗、雕琢字句、聲律藻飾，多用對偶、典故，主要文章有賦、論及簡牘，至南北朝時期達到極盛。駢文帶來聲韻研究，後由南朝梁的沈約定出四聲。小說方面，如張華《博物志》、甘寶《搜神記》及葛洪的《神仙傳》。該時期的史書多為民間著作，或出現多個版本，例如陳壽的《三國志》及范曄的《後漢書》 。
魏晉交替時期，稽阮文章甚佳，何晏之徒多為膚淺 。嵇康擅長四言詩，亦著有《養生論》。他詩風清峻，反對政治黑暗，拒絕與司馬氏政權妥協，代表作有〈與山巨源絕交書〉、〈贈秀才入軍〉、詩十九首與〈幽憤詩〉。阮籍以《首陽山賦》及《詠懷詩》表現出權勢害人及政治黑暗的厭惡 。
西晉時期，社會繁榮豪奢，文學走向雕琢美化。此時期的作品大都清麗流暢，繁簡適中。著名的有左思的《三都賦》，描寫三國都城，內容雄渾閎博，完成後轟動京城。他的詩歌在藝術及風格十分高超，由於出身並非為有名世族而遭受排擠，在詩歌中顯現出憾恨。潘岳的〈悼亡詩〉內容細膩，情感寫實。陸機的《文賦》是一篇重要的文學理論，敘述思想與藝術主從關系。他的散文也廣為人知，但過於重視辭藻及對偶。西晉的詩受曹魏「建安體」的影響，但漸漸講究對偶及聲韻。有名詩人有張載、張協、張元、陸機、陸雲、潘岳、潘尼、左思 。
永嘉之禍後，出現如劉琨之詩中帶有亡國悲痛，堅忍不拔的特色，為兩晉少有的風格。東晉時期，簡牘之類文章，以王羲之的《與謝安書》，風格高超，聞名千里。其中《蘭亭集序》提及人生哀樂相隨的感嘆，頗能代表當時士大夫的價值觀。賦以玄言賦最多，多與清談內容有關，例如孫悼的《游天台賦》、郭璞的《江賦》。郭璞尚注釋《爾雅》、《山海經》及《穆天子傳》等。他的《遊仙詩》更是魏晉遊仙文學的代表，詩風絕逸。該詩內容敘述脫離塵世的悠遊感，實際上是反寫對現實的不滿。
東晉後期以陶淵明甚具特色，其擅長描述田園生活，風格清新朴實，提升古體詩內涵，表現出高遠純潔的情操。其作品《桃花源記》寓意追求一個可供逃避亂世的和諧世界，富有哲理。其詩歌、散文及辭賦廣泛影響後世名家如王維、李白、杜甫、蘇軾、辛棄疾、陸游等人 。 此外，著名的中國四大民間傳說之一的梁山伯與祝英台的故事背景也發生在東晉時代。
宋刻版兩晉有名的科學家有魏晉時期的數學家劉徽、西晉的地理學家斐秀、東晉的煉丹學及醫學家葛洪。劉徽自幼學習《九章算術》，對數學有興趣。年長後劉徽著《重差》（後稱《海島算經》）、為《九章》作注，加入自己的心得，使其容易了解。《九章算術》代表中國古代數學體系，確立中國數學以計算為中心。斐秀任地官，為地圖學家。他收集史料，研究地圖，完成《禹貢地域圖》；科學的描繪出當時山脈水文的分布及行政區劃。他總結前人繪圖方法，提出制圖六體的方法：分率（比例大小）、准望（物體方位）、道里（道路距離）、高下、方邪及迂真（此三項代表地形起伏所帶來的誤差）。
青瓷器方面，在兩晉為極盛時期，特別是在南方。有些青瓷器造型特殊，例如水注，有蛙型及卧羊型兩種，體腔可儲液體。也有造型奇偉，例如神獸尊。而谷倉罐（又稱魂瓶）為三國兩晉特有的隨葬器物，源自漢代五聯罐，用來儲藏死者的糧食。其蓋上常有人物塑像及佛像，罐腹則貼塑人物、神獸、魚之類。這些造型反應當時的信仰和喪葬習俗，也具有時代特徵的藝術品 。
繪畫方面，受九品中正制和玄學影響，人物品鑒風氣盛行，對人的外貌及言行舉止觀察入微。佛畫傳入印度藝術的表現手法，最後促使人物畫技法的成熟，並奠基藝術美學。當時人們欣賞有特色的人物，在繪畫上，要求生動表現人物的內在精神及氣質格調。這不同於重視外在形式的漢代風格，或是強烈表現人物的三國風格。
此時人物繪畫或雕塑已能透過眼神手勢或「飄帶精神」來表達人物的內在美，以達到「形神具備」的境界。東晉顧愷之善繪仕女山水，務求傳神，史稱「畫聖」。他所繪的《女史箴圖》，強調人物在眼神的悟對與手勢的搭配。衣飾襟帶的飄舉，身上衣裳的鼓起，似有「氣」環繞全身，達到中國繪畫最高評價「氣韻生動」 。傳為顧愷之所繪的《洛神賦圖》亦有相同水準。至於山水畫仍處於圖案階段，尚未生動，至南朝方有起色 。

東晉王羲之書法方面，出現很多著名書法家及書法理論。書體由隸書走向多元化，各種書體相互發展。草書由章草發展成今草，行書由隸書遞變楷書之間逐漸成熟。章草帶有隸味，著名有西晉索靖的《月儀帖》。今草采楷書體勢、筆意發展而成，著名有東晉王羲之的《十七帖》、王獻之的《鴨頭丸帖》。介於楷草之間的行書，書寫簡易且流暢，著名有王羲之的《喪亂帖》、《蘭亭序》 。

「六道輪回」，與「因果報應」的佛教學說撫慰當時的人心。兩晉時期，宗教以佛教、道教為主，但佛教的勢力較道教強盛。關於佛道沖突，江南道教附儒，玄佛合流，分成兩個集團，僅清談爭辯，未涉及政治權力，與北方不同 。
佛教於東漢即傳入中國，當時儒教興盛，人民安定，所以少有發展。兩晉時期戰亂年年，豪族欺壓百姓。儒教衰落，思想空虛。以致人人厭苦、家家思亂、精神缺乏寄託。由於佛教所主張的「神不滅論」、「因果報應」及「六道輪回」撫慰人心。佛教就藉由深邃的義理，逐漸在中國盛行。但對於佛學內容陸續仍有爭論。東晉後期，庾冰、桓玄與名僧慧遠為沙門是否敬王者（行跪禮）發生爭論。後來南朝梁范縝還提出《神滅論》及「偶然論」以反駁佛理「神不滅論」與「因果報應」 。
當時東晉流行清談，於是僧侶就藉由清談將佛理傳播給士大夫，使佛教得以在南方傳播。其中以支道林最擅長談玄。南北佛教到後來形成不同學風，北方重行業，崇尚禪學、律學及凈土信仰。南方重義理、注重在涅盤佛性的探討。東晉晚期時，慧遠擅長儒學，力謀佛、玄、儒融合，促使佛教中國化，最後成為凈土宗的祖師之一。慧遠還提倡譯經，與北方名僧鳩摩羅什交流譯本。法顯是中國首位西行求法的僧侶，他於399年自長安出發，經西域抵北天竺、獅子國及中天竺。取得梵本戒律後，414年經海路返抵建康。他與名僧大量翻譯經文，並將旅途見聞寫成『佛國記』，成為研究西域及印度史地的重要作品 。
龍虎山，建有正一觀，為五斗米道的發祥地之一。
道教方面，早在三國西晉時期，就出現太平道及五斗米道。後來五斗米道發展成天師道，並分成利用符水治病的符水派；信奉金丹經、房中術的金丹派；主張無為自然，似道家的清靜派 。五胡亂華後，由於百姓遭受戰亂及豪族欺壓，紛紛信道教。民間信仰道教者大幅成長，以三吳內地及東南沿海居多。僑姓及吳姓世族也紛紛信仰，如王羲之即為五斗米道世家 。後來孫恩、盧循號招五斗米道信徒叛亂，晉廷經數十年方鎮壓 。東晉初期，道教的架構、章法尚未形成，直到東晉中期發生改革，才形成組織化的宗教體制。當時北方道教注重功德及道規，南方則注重經法及義理。受到佛教散播的刺激，道教加速吸取儒玄思想，豐富本身理論。煉丹術盛行，深化相關理論 。
東晉時，葛洪結合神仙學說與道術理論，並加入煉丹等理論，整合道教理論。他所著的《抱朴子》，外篇論時局與道德，內篇則論道家學論和煉丹、養生之道。楊羲、許謐及許翙著《上清經》，最後發展成上清派，主張簡化修行力法，貶斥房中術，以存神為主。葛洪孫葛巢甫又著《靈寶經》，後來也發展成靈寶派。該派以符籙科教為主，受到上清派影響，也提倡簡化修行、「仙道貴生，無量度人」。道教對文學、藝術多有貢獻。例如描述神仙之游的《遊仙詩》，歷代道教的神仙畫。道教的煉丹及養生術包含了化學、醫學、生物學等，對科技的發展具有貢獻 。

⑦ 晉祠悠久的歷史文化有哪些

晉祠是集中國古代祭祀建築、園林、雕塑、壁畫、碑刻藝術為一體的唯一而珍貴的歷史文化遺產，也是世界建築、園林、雕刻藝術中心。其中難老泉、侍女像、聖母像被譽為「晉祠三絕」。1961年3月公布晉祠為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11年公布為第一批國家AAAA級別旅遊景區。

建設沿革
● 南北朝——隋朝
南北朝天保年間（550年-559年），文宣帝高洋擴建晉祠，「大起樓觀，穿築池塘」。讀書台、望川亭、流杯亭、涌雪亭、仁智軒、均福堂、難老泉亭、善利泉亭等都始建於這個時期。自高洋以下皆續有修繕。
隋開皇六年（581年-586年），在祠區西南方增建舍利生生塔引晉水灌溉稻田，周回41里。
● 唐朝——金朝（唐、宋是晉祠發展史上的黃金時期）
唐貞觀二十年（646年），太宗李世民到晉祠，撰寫碑文《晉祠之銘並序》，並又一次進行擴建。
太平興國年間（公元976年-983年），宋太宗趙光義在晉祠大興土木，修繕竣工時還刻碑記事。
天聖年間（1023年-1032年），宋仁宗趙禎於追封唐叔虞為汾東王，並為唐叔虞之母邑姜修建了規模宏大的聖母殿。
宋哲宗元祐、紹聖年間（1086年-1098年），鑄造鐵人、築蓮花台以壯威儀。元祐二年（1087年），太原府社頭呂吉等人獻聖母殿檐柱木雕盤龍六條和聖母座物。四年（1089年），鑄金人台東南隅鐵人一尊，現存鐵人系民國15年（1926）補鑄。紹聖四年（1097年），鑄金人台西南隅鐵人一尊。五年（1098年），鑄金人台西北隅鐵人一尊。東北隅鐵人早毀，於民國2年（1913年）補鑄。
宋徽宗崇寧中（1102年——1106年），重修聖母殿，賜號「慈廟」。政和元年（1111），重修苗裔堂。八年（1118），鑄魚沼飛梁鐵獅子一對。
金大定八年（1168年），更在飛梁大東，增建獻殿，專為聖母子貢獻祭品。面寬3間，深2間。
● 元朝——清朝
元世祖至元四年（1267年），重修唐叔虞祠內建築，勘定晉祠四周地界。弋殷撰《重修汾東王廟記》。
元仁宗皇慶二年（1313年），僧洪治禪師重修奉聖寺。
元泰定帝致和元年（1328年），重修苗裔堂。
元順帝至正元年（1341年），王思誠任河東山西道（宣慰司），整修晉祠。次年，太原地震，波及晉祠，乃重修聖母殿。三年（1343年），石刻《孔子步趨圖》，置於清華堂。
明洪武元年（1368年），重修雨花寺，正殿三間，左右配殿各三間。二年（1369年），加封聖母為「廣惠顯靈昭濟聖母」。三年（1370年），創建仙翁閣，又稱紅閣。
明永樂十年（1412年），僧圓覺禪師來奉聖寺，增建觀音堂，鑄聖母殿左鍾。十四年（1416年），建上生寺，正殿三楹，東西配殿各三閣。二十一年（1423），補鑄蓮花台西北隅鐵人頭。
明天順元年（1457年），聖母殿右側鑄造大鍾一口。五年（1461年），山西巡撫茂彪修葺晉祠，刻《重修晉祠碑記》。
明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聖母殿立《御制祭文》碑。
明正德六年（1511年），重修苗裔堂。八年（1513年）補鑄西北隅鐵人脛部。十五年（1520年），鑄昊天神祠鍾。
明嘉靖中，建白鶴亭。十一年（1532年），王朝立在晉祠廟內東南角創晉溪書院。二十七年（1548年），建讀書台，修望川亭、唐叔虞祠、善利亭、難老亭。四十年至四十一年（1561年——1562年），寧化王府修聖母殿、魚沼飛梁。四十二年（1563年），創建水母樓。
明隆慶元年（1567年），高汝行撰《重修晉祠廟記》，重修東岳祠。
明萬曆年間（1573年-1620年），在獻殿前增建對越坊和鍾鼓樓。接著又在會仙橋的東面，重修了華麗的水鏡台供演戲之用。
清康熙元年（1662年），重建望川亭。二十五年（1686年），太原知縣周在浚重修唐叔虞祠，並撰文記之。三十八年（1699年），建呂祖閣。四十八年（1709年），再修唐叔虞祠。五十七年（1718年），整修奉聖寺，創建待鳳軒。
清雍正八年（1730年），高氏重修台駘廟。
清乾隆元年（1736），建鈞天樂台。二年（1737年），改建三聖祠、同樂亭。乾隆十二年（1747年）或乾隆十六年（1751年），重修舍利生生塔。十六年（1751年），翰林楊二酉致仕回晉祠，致力於晉祠修繕。二十五年（1760年），重修公輸子祠。三十六年（1771年），山西巡撫朱珪、太原令周寬重建唐叔虞祠。三十八年（1773年），擴建文昌宮、晉水七賢祠、鎖虹橋。三十九年（1774年），修魚沼飛梁。四十三年（1778年），建白鶴亭。五十年（1785年），建朝陽洞及讀書台。六十年（1795年），擴建昊天神祠、重修讀書台。
清嘉慶六年（1801年），修玉皇閣、三清洞，關帝廟落成。十四年（1809年），全面修葺晉祠，包括蓮池、水榭、飛梁、台駘廟、公輸子祠、三聖祠等。二十三年（1818年），修雨花寺。
清道光五年（1825年），重修東岳廟。二十四年（1844年），修葺晉祠部分建築。
清咸豐五年（1855年），重建清華堂。
清同治二年（1863年），重修奉聖寺。
清光緒元年（1875年），清德宗愛新覺羅·載湉御題「三晉遺封」匾額。二十八年（1902年），邑人劉大鵬完成《晉祠志》稿。三十年（1904年），修晉祠待鳳軒。
民國六年（1917年），建洗耳洞和真趣亭。十五年（1926年），補鑄晉祠金人台東南隅鐵人頭。十六年（1927年），榮鴻肪築陶然村別墅（榮家花園）。十九年（1930年），建石舫「不系舟」。
●1949年——至今
1954年，修智伯渠，重建鎖虹橋。
1960年，重建望川亭，重修苗裔堂，擴建文昌宮。
1964年，新建晉祠大門和望川亭，整修陸堡河及三台閣。同年拆除同樂亭，改建山西歷代書畫室。
1965年，擴建難老泉水堰，興建晉祠公園南湖大廳、船碼頭。
1975年，全面整修文昌宮。1977年，省幹部療養院歸還奉聖寺遺址房屋120間。
1978年，全面整修晉祠，平整土地47845平方米，遷出文物區內住戶22家，王瓊祠南山建成六角亭一座，整修智伯渠，重砌善利泉水渠，修繕關帝廟、唐叔祠、三台閣、晉溪書院。
1980年，在奉聖寺原址重建新遷建築。
1980—1981年，在晉祠王郭村附近發掘出距今1400年的北齊東安王婁睿墓葬，墓中保存近200平方米的壁畫，為中國保存最早、藝術價值很高的歷史珍品。
1981年，擴建唐碑亭。同年維修雨花寺、老君洞、瑞雲閣、陶然村別墅等主要建築。改造晉祠公園飲馬泉景區，建造御井亭、藕香榭、長廊及牌坊等工程，至1989年全部竣工。
1991年，董壽平美術紀念館在晉祠博物館落成開館。刻制晉祠內外八景碑竭，並建碑廊。恢復晉溪書院。建太原王氏始祖王子喬祠。

⑧ 晉的歷史遺跡

早在180萬年前，中華民族的始祖就在晉南芮城大（黃）河拐彎處的一個叫西侯度的地方，點燃了人類歷史上具有真正意義上的第一把火，從此，開啟了一個偉大民族源遠流長的燦爛文明。位於晉南的襄汾，同樣有著悠久的歷史：「丁村人」遺址、陶寺夏代遺址，馳名中外。侯馬的春秋晉城遺址，展示了春秋霸主晉國都城的輝煌雄偉。另外尚有漢末黃巾軍郭太部屯兵的白坡壘；以及史威村金代建築的「普凈寺」、丁村明、清居民建築等寶貴文物。
山西是厚重的黃河文化主要代表之一。古人類文化遺址、帝都古城、寶剎禪院、石窟碑碣、雕塑壁畫、古塔古墓、佛道聖地、險堡雄關以及革命文物、史跡等，從北到南、珠串全省，構成了山西古今兼備，豐富多彩的人文景觀。全國保存完好的宋、金以前的地面古建築物70%以上在全省境內，具有珍貴價值的國家級重點保護文物就有119多處。著名的旅遊景點有：大同旅遊區的雲岡石窟、華嚴寺、善化寺、九龍壁與被陳運和詩稱為「懸空的寺 踏實的詩」懸空寺以及中國五嶽之一的北嶽恆山；朔州旅遊區的應縣木塔、崇福寺；忻州旅遊區的五台山、蘆芽山、代縣楊家將故地；太原旅遊區的晉祠、天龍山石窟、竇大夫寺、玄中寺、卦山和天寧寺、文水則天廟；晉中的平遙古城、昔日晉商的豪宅大院；臨汾旅遊區的堯廟、洪洞縣的大槐樹、廣勝寺、吉縣黃河壺口瀑布、侯馬晉都遺址；運城旅遊區的解州關帝廟、芮城永樂宮壁畫、夏縣司馬光墓、永濟黃河鐵牛、永濟普救寺和鶯鶯塔，萬榮飛雲樓等。其中平遙古城、雲岡石窟、五台山已列入世界文化遺產。

⑨ 西晉歷史的西晉文化

西晉士族，生活是優裕的，禮法的束縛是疏鬆的，全國統一以後，聞見也比三國分裂時擴大了。這些，使得一部分士族中人有條件去從事文化事業。西晉一朝雖極短促，但文化上成就卻是巨大的。
文學
文學主要是五言詩在建安時期形成一個高峰以後，為老莊玄風所沖淡了。《文心雕龍·明詩篇》說「正始（魏廢帝曹芳年號）明道，詩雜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淺」，就是魏國文學的一般情形。不過，其中如嵇康、阮籍所作詩篇，特別是阮籍的《詠懷詩》，實是特出的作品。《詩品》說它「言在耳目之內（通常語），情寄八荒之表（意旨深遠）」，是確切的。《詠懷詩》很難求得它的真意所在，但如體會阮籍憂疑無告、處境險惡的心情來讀這些詩篇，就似乎懂得他要說的是什麼，而自然引起對他的同情。《詠懷詩》達到微（隱晦）而顯的最高境界，按其風格，純屬魏詩，所以漢魏舊音到嵇阮而告結束，西晉則向形式方面發展。
《文心雕龍》評西晉詩：「采縟於正始，力柔於建安，或析文以為妙，或流靡以自妍，此其大略也」。這就是說，西晉詩人在用事、練句、對偶、音節方面追求形式上的美觀，不再象建安時詩那樣文質並茂。
經學
自西漢末今古文經學發生斗爭，至東漢末，鄭玄混合今古文，今文失去統治地位而告一結束。魏晉時期，王肅（純古文）鄭玄兩學派發生斗爭，以新注行世（王弼注《周易》、何晏注《論語》、杜預注《左傳》），王肅學派失敗而告一結束。西漢以來博士所傳今文章句之學，和漢儒賈（逵）馬（融）等人的古文經學，都在晉懷帝永嘉之亂中歸於消滅。以前的兩次結束正為全部消滅作了必要的准備。原始儒學（秦以前）變為兩漢經學（今文古文兩派），兩漢經學變為魏晉經學，至此，經學本身也就無可再變，只等唐人替它作《正義》，保存漢魏各學派的一些殘余。
陶俑西晉時期老子《道德經》本來也屬於唯物論方面，魏晉士人把它解釋為唯心論，結合莊子的詭辯論，創立玄學。玄學盛行，經學衰退到次等位置上去了。不過，玄學也不是宗教，而統治階級迫切需要的卻是宗教，玄學必然要繼經學而衰退。在經學玄學相繼衰退中，佛教逐步興盛起來，自魏晉起至隋唐止，經學在思想領域的統治地位，逐漸被佛教奪去，玄學和道教也奪得一部分，經學僅能保持傳統的崇高名義。
古文經學只講訓詁名物，並無思想性，但唯物論傾向一般是存在著的。曹操禁內學（讖緯），晉武帝禁星氣讖緯之學。這種禁令多少受古文經學的影響，當然，主要的還是政治上原因。
兩漢今文經師，一般是抱殘守缺，穿鑿附會的陋儒。古文經師比今文經師學問廣博得多，但仍不能解脫傳統的束縛。最顯著的是《易》學，古文經師拘泥於象數卜筮，支離瑣碎，可厭之處不比今文《易》學少些。王弼開始以玄理說《易》，推翻兩漢今古文《易》學，標志著經學從兩漢家法師法的束縛下解脫出來，思想活動比較自由一些了。魏晉經學以博採眾說，不守一家之法一師之說為特徵，就是思想比較自由一些的表現。
史學
譙周以為司馬遷《史記》采百家雜說，記周秦以上事，往往與正經不合，特作《古史考》二十五篇，糾《史記》的謬誤。這自然是腐儒的見解。司馬彪據《竹書紀年》駁《古史考》，凡一百二十二條。司馬彪所駁未必全對，但敢於駁正經，比譙周的墨守正經，在史學上應是一個進步。
司馬彪撰《續漢書》八十篇，其中八志敘述東漢制度，甚有條理，梁劉昭分八志為三十卷，並為作注，附宋范曄《後漢書》中。《後漢書》有志，才能和《史記》、《漢書》相配，因為正史沒有志是很大的缺陷。
陳壽本是蜀漢人，蜀漢亡後仕晉，撰魏蜀（漢）吳《三國志》六十五篇。《三國志》敘事核實，但不免過於簡略。宋裴松之為作注和補，徵引漢魏以至六朝著述一百數十種，引文首尾完具，並考訂異同，足以補陳壽書的不足。《三國志》有了裴注，在正史類中，得與《史記》、《漢書》、《後漢書》並稱為最好的正史。
哲學
魏晉玄學雖然自稱學老子，但只強調「有生於無」，這樣，道生於無，不生於自然，也就是道先於自然而存在了。因而玄學屬於唯心論范疇，是變質的道家學說。王戎王衍是西晉玄學清談家的首領。二人立論以無為本，整個士族在無的影響下過著腐朽的生活。裴頠（音偉wěi）著《崇有論》，主張儒學禮法，反對虛無放盪，王衍等人群起攻擊，《崇有論》不起任何作用，但有無之辯卻反映了當時儒玄兩家思想的斗爭。顯然，儒家思想處在絕對的劣勢。
郭象是著名清談家，王衍稱他「語如懸河瀉水，注而不絕」，想見他有很高的辯才。向秀曾注《莊子》，郭象據向秀注再加修訂，成為《莊子注》的定本。《莊子》書得郭象注，對玄學說來是一個大發展。
佛教是一種外來宗教，它要在中國紮根，必須要很長一個時期依附於中國傳統文化。佛教在東漢傳入後首先被附於黃老之家，魏晉時代則依附於玄學。南北朝時期佛教才逐步獨立，至隋唐方高度發展並形成各種宗派。佛教般若思想大約是兩晉之際傳入中國的一種思潮，佛教徒借玄學的概念、命題來闡發自己的思想，以便使這種思想更容易更迅速地進入上層統治階級和士人階層。但是，由於過多地使用老莊玄學概念、命題去比附譯解般若經典，則使佛學在某種程度上被玄學化了。玄學內部有許多的派別，如貴無派、崇有派、獨化派等等，這些派別的影響使佛教內部發生分化，東晉時期，佛教內部因對般若思想理解不同而出現了所謂「六家七宗」的爭論。「本無宗」的影響最大，其代表人物是道安和慧遠。
東漢和魏初，傳佛教的都是胡僧，漢人拜佛無非是想求福禳災，並不重視它的教義。魏晉間東來胡僧更眾，洛陽佛寺多至十數，中國士族中也開始有人出家學佛，朱士行就是最早出家的一人（二六○年，魏甘露五年，出家，宗教活動則在西晉時）。朱士行到於闐國求梵書及胡本佛經，在外國二十餘年，歸國後譯出《放光般若經》，宣揚大乘教義。世居敦煌的月支人竺法護游學西域諸國，通三十六種語言，求得大量佛經，歸國後專心譯經，佛學大行於世。西晉時有不少漢胡人譯經，但法護譯經最多，聲名最大，為西晉佛教的代表人物。僧徒不僅以空無宗旨與清談家相呼應，而且還模仿清談家放盪生活。東晉孫綽《道賢論》，以佛教七道人比竹林七賢，陶潛《群輔錄》以沙門於法龍（即支孝龍）為八達之一，清談家取佛學來擴充自己的玄學，胡僧依附玄學來推行自己的宗教，老莊與佛教結合起來了。
胡僧在漢魏時守戒律而被輕視為乞胡，至晉時依附玄學而上升為賢達，佛教的流傳因此前進了一步。
當佛教開始盛行的時候，道佛二教的斗爭也開始萌芽。晉惠帝時，道士王浮與沙門帛遠爭邪正，王浮作《老子化胡經》，捏造故事，侮辱佛教，到南朝發展成一個大論爭，在北朝，甚至發生宗教沖突。
玄學崇尚老莊，是戰國道家學派的支流。它不是宗教，因為清談家一般是無神論者，阮瞻並以主張無鬼而著名。它吸取一些佛教思想，並不是信奉佛教，因為佛教戒律與士族生活有很大的距離。道教託名老子為教主，實是戰國陰陽五行學派和方士妖術的支流。它是思想貧乏的一種宗教，但與儒家學派卻有若干聯系。東晉和南北朝，表現儒佛道玄四家分離結合，斗爭調和諸現象，在思想發展史上是戰國諸子大爭鳴以後的又一次大爭鳴。如果說，戰國是原始的唯物論思想還占優勢的話，那末，魏晉南北朝卻是唯心論思想取得絕對優勢，並且為唐宋以來的唯心論建立起牢固的基礎。佛教的輸入，對唯心論發展起著決定性的作用。裴頠作《崇有論》、王浮造《老子化胡經》正是這一次大爭鳴的先聲。
儒佛道玄四家各在准備戰斗，久被廢棄的墨學也想乘機再起。隱士魯勝注《墨辯》，又作刑名兩篇，闡發《墨辯》的要旨。魯勝其他著述都在喪亂中遺失，只有《墨辯注》得保存，可是墨學所講的同異是非，不適合統治階級的需要，因之不象魯勝所希望的那樣有人來興微繼絕。

⑩ 三晉文化的歷史發展

山西歷史文化脈絡清晰，框架完整；山西文明進程從未間斷，影響深遠。山西歷史從史前文明的舊石器時代發端，歷經堯舜禹和夏商周數千年的演進，到晉國和三晉時期已經形成有別於其他地域文化的顯著特徵。秦漢以來，山西歷史文化更加多姿多彩，更加燦爛輝煌。山西歷史文化的完整性、先進性以及藝術性，對中華民族的精神、風俗、習慣的形成發生了重要作用，對華夏五千年文明史產生了巨大的輻射力、滲透力和影響力，山西成為地方文化特色最濃厚的地區之一。
1、距今180萬年以來的山西新舊石器遺存是中華文明的曙光
山西舊石器文化遺存質量高，數量多。現已查明全省的舊石器文化遺存近400處，其中舊石器早期遺址的數量位居全國之首。這些遺址的發掘和發現，對研究人類的起源，對探索山西在文明進程中的作用和地位，有著關系全局的重要意義。
新石器時代距今1萬年以來，以出現長期定居的村落、生產中使用磨光石器、燒制陶器、經營原始種植農業、飼養家畜為基本的特徵。山西是黃河流域新石器文化的中心區域，遺址有上千處之多，遺址中發現了大量的石制生產工具和陶制生活用具，以及居住址和陶窯，這些文化遺存標志著山西新石器時代的文明和輝煌。新的發現和研究成果表明，大致在距今4500年前後，山西南部已經成為當時諸多邦國的中心，相當於古史的堯舜時代，可以推測，是堯舜禹的活動把山西推向了當時的文明中心。
2、山西地區的夏文化放射出文明時代最燦爛的光芒山西是華夏文明起源的中心區域之一。古史記載「堯都平陽，舜都蒲坂，禹都安邑」，說的是中華民族最早的英雄們在汾河下游創業建都的歷史。史書中最早出現的「中國」一詞，指的就是上古虞舜時代的山西南部。可以說，在中國本土發生的文明中，只有黃河中游晉南、豫西的文化傳承沒有被打斷。進入階級社會以後，為了保護私有財產及加強防禦，傳說大禹之父鯀已開始建城。不斷發現的夏城遺址，也在映證山西南部曾是夏朝國家政治文化中心的歷史。
3、晉國與三晉時期的文化是中華文明進程的關鍵環節
關於商族的起源，一些學者專家認為在山西的南部地區，認為垣曲商城即文獻記載「湯始居亳」的亳都。垣曲的商朝城址，不僅有比較完整堅固的城牆、城壕及城門，而且區分出宮殿區與一般居民生活區，陶器與青銅已經成為這個時代的普通器物。
代商而立的是周王朝。周初，成王分封諸侯，叔虞封唐後，舉行了隆重的授土授民儀式。唐叔虞之後，他的兒子燮父即位，改國號為晉，「晉國」的歷史從此開始。上起西周早期叔虞封唐，下至公元前230年——前225年韓、趙、魏三國相繼被秦兼並，期間的800餘年，晉人的活動范圍從最初的河、汾之東方百里的地方，擴大到擁有山西全部、河南和河北的大半及內蒙古、陝西的一部分。
戰國時期的韓、趙、魏三家都出自山西，並且迅速成為實力雄厚的三個方國，在那個諸侯連綿征戰、百家爭鳴不停的特殊歷史時期，韓、趙、魏的活動直接影響著中國的發展進程。公元前453年，韓、趙、魏三家聯合滅掉智氏，盡分其地。
4、秦漢以來的山西譜寫了中華民族大融合的光輝篇章
山西的稱謂幾經變化。秦時為郡縣制，置太原、河東、上黨、雁門、代郡。漢時基本沿襲秦朝郡縣制度，屬並州刺史部。唐朝為河東道，宋朝為河東路及西京道，元設河東山西道肅政廉訪司及宣慰使司，明置山西布政使司，清朝則為山西省。在這兩千餘年的封建社會發展過程中，山西的地域文化內容不斷擴展，影響不斷提高。
明清時期，經濟活動成為社會發展的重要標志。在五個多世紀里，山西商人從鹽業起步，發展到棉、布、糧、油、茶、葯材、皮毛、金融等各個行業都能雄踞一方；晉商依託故里，擴展到全國各地的關隘重鎮和商埠都會，從內地貿易開始做起，直到把貿易擴展到今天的蒙古人民共和國、俄羅斯、朝鮮、日本等鄰近的國家。
中國封建帝王中有特殊影響力的秦皇、漢武、唐宗、宋祖，都在山西留下了他們的文治武功。中國封建社會的始皇帝秦王嬴政，生前曾兩至晉地，在太原和上黨留下了足跡。統治中國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漢武帝劉徹，曾率領群臣到河東郡祭祀後土，寫下為人傳頌的《秋風辭》。
中國是世界文明古國之一，山西是這個古文明國度中歷史最長最完整的地區之一。山西地區的歷史演進，聯系貫通了上下五千年的華夏文明，留下35000處文物古跡，其中已經成為國保的119處，位居中國第一。山西南部芮城縣，傳為關羽出生地，有中國最大的關帝廟。從這里也折射出三晉文化之於中國文化的共性。
文化大革命時代，山西的大寨一度風行，全國「農業學大寨」，大寨鄉鄉長陳永貴擔任了國務院副總理。從某種程度上也反映了三晉文化本質上還是農業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