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五大歷史視野看新時代的意義

❶ 如何理解新時期的五大發展理念

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發展理念，不僅是指導我國，十專三五
期間乃至今後更屬長歷史時期經濟，社會發展的基本原則，具有迫切的時代意義和重要的現實價值，而且也將會對中國未來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的總體發展產生革命性的深遠歷史影響

❷ 在新時代樹立共產主義遠大理想的歷史意義是什麼

中國共產黨之所以把實現共產主義作為崇高理想，是因為共產主義社會是人類歷史上版最美好的社會，共產權主義符合人類社會的發展規律並代表了人類文明發展的必然趨勢，追求共產主義最符合時代潮流和中國國情。

堅定理想信念，堅守共產黨人精神追求，始終是共產黨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對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信念，是共產黨人的政治靈魂，是共產黨人經受住任何考驗的精神支柱。

(2)從五大歷史視野看新時代的意義擴展閱讀：

注意事項：

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一個科學系統的理論體系。蘊含其中的最為深刻的價值立場是關於對共產主義理論和價值的繼承與發展，這構成了這個科學思想理論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又為其形成和發展提供了博大視野、廣闊場景和深厚動力。

一定要堅持共產主義遠大理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著力提高全黨的馬克思主義水平，持續強化問題意識、時代意識、戰略意識，用深邃的歷史眼光、寬廣的國際視野把握事物發展的本質和內在聯系，緊密跟蹤億萬人民的創造性實踐，借鑒吸收人類一切優秀文明成果。

❸ 新時代和新時期的區別

一、起點的區別：

1、「新時期」是中國逐步「富起來」的過程。

2、「新時代」則是中國「強起來」的新征程。「富強」是聯在一起的，但「富」是「強」的基礎，「強」是「富」的提升。

二、群眾基礎的深度和廣度的區別：

新時代的進程始終伴隨著爭議，新時代的到來引起了全國的高度認可和熱烈歡呼；改革開放之初，人們還缺乏心理准備，還有一些思想上的顧慮。

這表明，新時代的提出，符合人民群眾的內心和感情，很容易得到全體人民的認同。相信，新時代將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征程最有力的召喚和沖鋒。

三、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自覺性程度不同：

新時期是一個摸著石頭過河，不斷增強意識的探索過程，而新時代則是一個從一開始就具有高度意識的頂層設計。

新時代的到來，是我們黨在把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規律的基礎上，以高度的歷史覺悟和遠見卓識作出的科學判斷。

2017年10月18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開幕。十九大報告提出了中國發展新的歷史方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

2017年12月，新時代入選「2017年度中國媒體十大流行語」，「漢語盤點2017」活動年度候選字詞五大候選國內詞。

❹ 俱忘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做為當代中學生，你能從中領悟到什麼新時代的意義

分析：「俱往矣」三字，將中國封建社會的歷史一筆帶過，轉向詩人所處的版當今時代，點出權全詞「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的主題。「今朝」是一個新的時代，新的時代需要新的風流人物。「今朝」的風流人物不負歷史的使命，超越於歷史上的英雄人物，具有更卓越的才能，並且必將創造空前偉大的業績，堅定的自信和偉大的抱負。

❺ 新青年 新時代的含義

新青年含義：熱愛黨、熱愛祖國、熱愛人民；有知識、有品德、有作為的新一代建設者，准備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貢獻力量的新青年。

新時代含義：這個新時代是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而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時代。這個新時代是全國各族人民團結奮斗、不斷創造美好生活、逐步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時代。這個新時代是全體中華兒女勠力同心、奮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時代。

(5)從五大歷史視野看新時代的意義擴展閱讀：

十九大報告提出了中國發展新的歷史方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這是一個重大判斷。

進入新時代，是從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的全局視野、從改革開放近40年歷程和十八大以來5年取得的歷史性成就和歷史性變革的方位上，所作出的科學判斷。

這個新時代，是承前啟後、繼往開來、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繼續奪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的時代。報告立足於黨的十八大以來的新實踐新成就，謀劃了到本世紀中葉的奮斗目標。

「經過長期努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這是我國發展新的歷史方位。」2017年10月18日，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習近平鄭重宣示。這一宣示，概括了中華民族的偉大飛躍，堅定了中國共產黨的時代使命。這一宣示，明確了旗幟，更預示了未來。

❻ 簡述新時代內涵及意義

內涵：
第一，這個新時代是承前啟後、繼往開來，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繼續奪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的時代
第二，這個新時代是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而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時代。
第三，這個新時代是全國各族人民團結奮斗、不斷創造美好生活、逐步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時代。
第四，這個新時代是全體中華兒女勠力同心、奮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時代。
第五，這個新時代是我國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斷為人類作出更大貢獻的時代。理解中國提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支持外交政策。
意義：
第一， 從中華民族復興的歷史進程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意味著近代以來久經磨難的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迎來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光明前景。
第二， 從科學社會主義發展進程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意味著科學社會主義在21世紀的中國煥發出強大生機活力，在世界上高高舉起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第三， 從人類文明進程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意味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制度、文化不斷發展，拓展了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途徑，給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發展又希望保持自生獨立性的國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選擇，為解決人類問題貢獻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

❼ 關於新時期歷史階段劃分的幾點思考

以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為標志，我國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即「新時期」。隨著歷史的不斷發展，這一時期的歷史逐漸成為黨史和國史的重點。新時期的黨史和國史有許多問題需要研究，而首要問題是在馬克思主義歷史分期理論的指導下，對這一歷史時期做出科學的階段劃分。本文結合理論界對這一問題的認識，對新時期歷史階段劃分的有關問題提出一些粗淺的看法，以期推動研究的進一步深入。
一、關於「新時期」歷史階段劃分的意義
要闡述新時期歷史階段劃分的意義，首先應該從學術史的角度對歷史分期的意義做一簡要的回顧。中國古代的史學家們在編撰歷史時，無論是採取編年體還是紀傳體的體例，並不是十分重視歷史分期，倒是一些哲學家表達了許多關於歷史分期的言論。西方的古典歷史著作也沒有受到歷史分期觀念的太多影響。近代以來，受西方歷史哲學尤其是馬克思主義學說的影響，史學家們開始形成自己的歷史分期理論和觀點，並展開了關於中國古代史分期和社會史的大論戰，但也還沒有深究歷史分期的意義。歷史進入20世紀50年代後，史學界對中國近代史的分期又進行了深入的討論；之後，一些學者開始注意到中共黨史的歷史分期問題；再後來，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的分期也開始受到人們的關注。但是，這些討論對歷史分期的意義都沒有做出科學的、詳盡的回答。
那麼，為什麼要對歷史進行時期、階段的劃分呢？一個直接原因就是出於研究實踐的客觀需要。有的歷史學家採取「自然的或者技術性的分期」，如中國古代以朝代或事件的始末來進行歷史分期。[1]這在歷史編纂實踐中，是很實用的。因為在歷史研究中，無論是對史料的搜集、整理、分類和利用，針對某一個專題進行研究，還是編寫某一時期的歷史，首先要解決的問題就是歷史時期、階段的劃分。一段歷史不管過去了多久，對後人來說都是一部深沉厚重的書。所謂「歷史分 期」，就是對歷史進行分段地研究，這是一種對歷史進行研究的簡便易行的方法，也可以說是一個切入點。它雖不能說是解開歷史之謎的「鑰匙」，但可以說是「入手」的門徑，為我們解讀遙遠陌生的歷史提供了便利條件。[2]但是，對歷史進行階段性的劃分，其意義並非為方便研究那麼簡單。我們知道，研究歷史的基本要義和著眼點就是從歷史主義的觀點、立場出發，注意歷史的發展變化。「治史所以明變」，這一時期的歷史和前一時期歷史的不同之處，就在於一個「變」字。做這樣的辨析，是一項基礎性工作。有的歷史學家稱之為「理論性的分期」，視其為歷史編纂學說的工具和方法，實質上就是這個意思。 （p.1）
至於對新時期進行階段劃分的意義，除上述兩點外，還有其現實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從理論上說，對新時期歷史階段劃分的有關問題，如劃分的意義、概念和時間跨度、指導思想、依據和原則、具體的階段劃分等問題進行研究，並在此基礎上，縱向繼承中國傳統史學理論的精髓，橫向吸取西方歷史學的相關理念，從而構架具有中國特色的歷史分期理論體系，對中國史學乃至中共黨史、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理論的發展都是很有意義的。從實踐上說，歷史分期對於新時期的歷史尤為重要：因為如果不把新時期的歷史與以往的歷史認真比較和分析，揭示其變化的原因和規律，就無法展現新時期中國改革開放波瀾壯闊的歷史進程，進而無法對新世紀的中國發展做出前瞻和預測。這才是歷史分期的根本意義之所在。
二、關於「新時期」的概念及上下限
在理論界，「新時期」已經作為一個約定俗成的說法，意即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歷史，迄今已有20多年了。為什麼要稱之為「新時期」呢？從字面意義上去理解，所謂「新」，是相對於過去的「舊」而言的；在綜觀這段歷史之後，從更深的層次來考慮，一個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與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相比，我們黨在理論上開始對「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一基本問題形成新的思考和認識，在實踐上則開始對不同於過去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模式進行新的探索。
對「新時期」這一概念做出科學、准確的界定，是一件十分困難的事情。因為盡管這一概念在理論界內外被廣泛使用著，但在具體表述上有所不同。比如，「偉大的歷史轉折時期」、「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時期」、「開闢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時期」、「探索新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並初步形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時期」，[2]（pp.354～368）等等。這幾種表述，看起來差不多，實際上有很大的區別，反映出理論界對「新時期」這一概念的理解及其上下限的界定還存在著一定的分歧，必要時應加以整合。如果要對「新時期」這一概念做出解釋的話，首先必須明確其內涵和外延：內涵從「質」的方面反映著概念的本質屬性；而外延則從「量」的方面反映了概念的數量范圍。鑒於這一考量，可否這樣表述：所謂「新時期」，就是以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 為標志，我們黨在「新理論」即鄧小平理論的指導下，開始對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道路進行探索的歷史進程。
關於「新時期」的起點，理論界大致有「十一屆三中全會說」、「1976年說」兩種意見。贊成以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作為新時期起點的觀點認為，在這次會議前後，我們黨重新確立了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開始實現黨的工作重點的轉移，從而開始了從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深刻轉變。贊成以1976年作為新時期起點的觀點則認為，1976～1978年這兩年進行了真理標准問題大討論、揭批「四人幫」等活動，為十一屆三中全會做了重要的准備工作。我們認為，這兩種觀點都有其合理之處，但前者更加鮮明地突出了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歷史轉折作用，與黨的一些重要文獻如《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所指出的「偉大的歷史轉折」以及歷次黨的代表大會的精神也是基本一致的。但在具體的研究中，也可以將這兩年為十一屆三中全會做出的努力和准備，與三中全會結合起來進行研究。
與「新時期始於何時」相聯系的一個問題，就是1976～1978年「徘徊中前進的兩年」在新時期歷史分期中的位置問題。理論界大致有三種觀點。一種意見認為，「徘徊中前進的兩年」為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歷史性轉折進行了必要鋪墊，可與「新時期」放在一起進行研究，但還不宜將其作為「新時期」的一部分。[2]（p.364）另一種意見認為，「徘徊中前進的兩年」呈現出過渡的特點，既在徘徊，又在前進，但總的來看還是前進的，為十一屆三中全會的轉折做了准備，因此把這兩年放在新時期中去寫，作為一個過渡的階段，脈絡會更清楚，也不會影響突出十一屆三中全會的重要地位。[2]（pp.362～363）還有一種意見則認為，「徘徊中前進的兩年」既不能歸入「文化大革命」，也不好歸入「新時期」，只能作為從「文化大革命」到「新時期」的一個特殊的過渡階段。[2]（p.357）由於觀點不一，在研究實踐上也呈現出多樣化的特徵。我們認為，「徘徊中前進的兩年」究竟是放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敘述還是獨立成篇，並不單純是一個技術上的問題；在編撰黨史和國史相關著作時，尤其要注意這一問題，並在必要時加以統一和規范。
關於「新時期」的下限，目前觀點尚不統一，原因就在於對「新時期」這一時間段概念的理解不同。如果按照「新時期」就是「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時期」的說法，恐怕這一時期至少要延續至2050年左右；有學者因此建議將「新時期」表述為「探索新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並初步形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時期」。[2]（pp.364～365）那麼，按照十五大在新世紀前10年「形成比較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到2020年「國民經濟更加發展，各項制度更加完善」的說法，「新時期」的下限不會早於2010年。也有人認為，新時期的跨度為40年左右，即從十一屆三中 全會之後1979年到建國70年的2019年。[3]我們認為，這幾種觀點均有其合理之處；但是，由於我們目前仍處於這一不斷發展變化的時期之中，故不宜將界限定得過於絕對。而且，在界定「新時期」的下限時，還必須注意到與之相聯系的幾個時間段概念：從黨的十四大開始的「新階段」，有學者認為將延續到2010年[4]；黨的十六大指出，我國在新世紀前20年這個「重要戰略機遇期」進入的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新的發展階段」，是實現現代化建設第三步戰略目標、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擴大對外開放的關鍵階段。
三、關於「新時期」歷史階段劃分的指導思想、依據和原則
對歷史做出若干時期或階段的劃分，是一件十分復雜、困難的工作。從客觀上說，歷史宛如一條浩瀚的長河，無論我們從哪裡舀取一瓢水來探求它的源頭、它的曲折、它的流向，都是十分豐富、研究不盡的。從主觀上說，關於歷史分期的理論還不夠完備，有許多問題還存在分歧。對尚未完結的新時期歷史進行階段劃分，除需考慮以上因素外，更面臨著對未來情況的預測。因此，需對以下幾個問題引起足夠的重視。
首先，劃分的指導思想。確立正確的指導思想，是歷史分期的首要工作。作為社會主義國家的理論工作者，我們應當堅持以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為指導，努力做到歷史和邏輯的統一。從馬克思早期的「五形態說」（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社會）、中期的「三形態說」（人與人的依賴關系、人與物的依賴關系和人的全面發展）到其晚期的歷史分期理論（「原生的社會形態」、「次生的社會形態」、「再次生的社會形態」），唯物史觀都是貫穿其中的一條主線。[5]恩格斯進一步指出，在理論思維中，「邏輯的研究方式是唯一適用的方式。但是，實際上這種方式無非是歷史的研究方式，不過擺脫了歷史的形式以及起擾亂作用的偶然性而已。歷史從哪裡開始，思想進程也應當從哪裡開始，而思想進程的進一步發展不過是歷史過程在抽象的、理論上前後一貫的形式上的反映」。[6]站在這樣的高度來考慮新時期歷史階段的劃分，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在尊重客觀歷史的基礎上，把握這一時期歷史發展的主題。新時期最鮮明的特點是改革開放。黨帶領廣大人民群眾，圍繞「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一首要問題，進行了探索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偉大實踐，並逐漸形成了一個比較系統、成熟的理論體系。這一理論體系的邏輯起點和客觀歷史的起點是一致的，歷史的起點同時也是邏輯的起點；理論體系的邏輯行程和歷史發展過程也是一致的，真正體現了理論與實踐的統一、邏輯與歷史的統一。
其次，劃分的依據和標志。對歷史進行分期，還要有科學的依據。所謂「依據」就是根據，也有人稱之為「標准」。所謂「科學」，就是使人對歷史進行分期的主觀行為盡可能與客觀的歷史存在相符合。研究新時期歷史階段劃分的依據，應將其置於中國歷史、近現代史乃至中共黨史、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的大框架下。有學者認為，研究歷史之所以需要確定分期，不僅僅是為了便於研究和 說明，更根本的原因在於人類歷史的主體——人們的社會實踐活動本身就是一個從低級到高級逐步發展的運動過程。因此，確定歷史分期的根本依據，應該是社會實踐的發展。[7]這無疑是正確的，符合馬克思主義關於社會基本矛盾的原理，但這只是就宏觀而言。就中觀而言，有學者歸納了中國近代史的若干分期標准，如階級斗爭、近代社會主要矛盾的發展變化、社會經濟（生產方式）的表徵和階級斗爭的表徵相結合等，並認為應以客觀存在的國內主要矛盾及其決定的主要任務的變化來劃分中共黨史發展的不同歷史時期。[8]還有學者認為，鑒於建國後黨史、國史是兩個不完全相同的研究范疇，黨史、國史的分期依據也不一樣，國史分期的基本依據應是國家建設事業的發展變化。[9]對於新時期的黨史、國史來說，分期的依據可以再具體、明確一些。綜觀理論界對新時期歷史階段的劃分依據，大致存在以下幾種類型：「歷史主題和改革進程型」、「中心任務和大政方針型」、「重要會議和重大活動型」和「重大事件型」。20多年來，黨在把握歷史主題基礎上制定的中心任務、大政方針，舉行的重要會議和重大活動，做出的重大決策和部署，無不反映了黨在「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一首要問題上認識的不斷深化。因此，上述依據可歸結為「改革開放」四個字，只不過是出發點、側重點不同。這就啟發我們，對歷史進行分期，可根據不同的研究需要，按照不同的依據或標准，做出一種、兩種甚至多種劃分。比如，從黨史的角度出發，可以以黨的每屆代表大會為限，按屆進行研究；從國史的角度出發，可以從經濟、政治、文化等方面，分別加以研究。又如，對同一領域的歷史進行研究，也可以有不同的側重點，有的可側重於經濟，有的則可側重於政治。再如，研究中共黨史、中華人民共和國史與研究地方黨史、地方史的分期依據也是不一樣的。研究地方黨史，應在全黨歷史的分期框架里，結合當地的實際情況，劃出符合本地歷史狀況的分期。這樣做，既可起到拓寬視野、豐富素材、突出地方特色的作用，也有利於全黨歷史研究的深入開展。同樣，編寫地方史也應注意到這一問題，即針對不同地方的具體情況來確定具體的分期依據，一味地生搬硬套，千篇一律、千人一面式地寫法，不僅無法說服讀者，還會令讀者產生厭煩情緒，從而背離了我們編撰史志的根本目的。但是，有一點必須注意：研究者在對同一歷史時期、同一課題的研究中，要保持依據的一致性，避免出現「雙重標准」，切不可混淆交叉，否則即使文筆再好，也會使人不知所雲。
標志是依據的外在表現，是表明依據具有某種特徵的標識。比如，在對歷史尤其黨史進行分期時，可考慮以黨的代表大會為標志。因為，黨的代表大會的重要任務之一，就是在回顧過去幾年工作的基礎上，對未來五年的工作提出全面、系統、權威的規劃和部署。這里既有黨對歷史主題和改革進程的回顧和總結，又有對黨的中心任務和大政方針的集中闡述，而且在時間跨度上也比較適宜。而歷史上的重大事件，不一定能夠成為歷史分期的標志，如遵義會議、西安事變、粉碎「四人幫」等等。比如，粉碎「四人幫」雖然是很重大的事件，標志著「文化大革命」的結束，但黨的中 心工作和大政方針均無明顯變化，還是「以階級斗爭為綱」，黨的主要精力還是搞政治運動。雖然和以前有所區別，總的任務是向安定團結和現代化建設轉變，但指導思想沒有變，這也是出現「兩年徘徊」的根本原因。直到十一屆三中全會的轉折，才使黨站到了歷史新起點，真正開始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為主題的時期。[2]（p.357）但是，在對國史進行分期時，從不同的研究角度、重點出發，則可以有多種分法。比如，在研究經濟史時，可以「五年計劃」作為分期的標志；在研究政治制度史、政治思想史時，可以參照黨史的分期，並加以適當的調整；而在研究法制史、外交史和文化史時，可以研究對象在一段歷史時期里的總體指導思想、方針或活動目標來劃分。總之，研究內容決定如何分期，而分期是為了更好地反映所研究的內容。
再次，劃分的原則。有學者認為，歷史分期可以確立兩條原則，一是多元化，就是怎麼分都行；二是形式化，就是只看形式，不看內容。21世紀不但需要做出新的歷史分期，而且也需要有越來越多、越來越新的不同的歷史分期。[10]但是，我們認為，對新時期的歷史，尤其是黨史、國史進行階段劃分，除堅持以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為指導外，還應把握「宜粗不宜細」的原則。這個問題也是史學界一個重要而敏感的話題。關於「宜粗不宜細」原則提出的時間，一般的觀點認為，這一原則是鄧小平在主持歷史決議起草工作時提出的，是指導歷史研究的一條重要原則。在談到總結建國以來的歷史經驗時，鄧小平指出：「對歷史問題，還是要粗一點、概括一點，不要搞得太細。」[11]但有學者認為，早在1978年12月，這一原則即已提出，後來才被運用於歷史決議的起草過程之中，並在運用中得到豐富和發展。關於「宜粗不宜細」原則是否是鄧小平提出的，史學界較權威的觀點認為，鄧小平創造性地提出了這一原則，反映了歷史研究中黨性和科學性的統一。但有學者認為，從鄧小平的論述可以看出，鄧小平只是針對處理重大歷史問題提出這一原則，並沒有明確提出歷史研究「宜粗不宜細」。關於「宜粗不宜細」原則是否適用於黨史、國史研究，有學者認為，這一原則是特殊歷史條件下處理特殊問題的特殊原則，不能籠統地套用於黨史、國史研究。提出並運用「宜粗不宜細」原則的前提是條件限制和現實需要，這一原則的基礎是實事求是，其具體內容主要包括三個方面或者說三個層次：一是概括總結，即從具體事物中抽象出失去的本質，以總結經驗教訓；二是抓大放小，即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細要有度，不可糾纏細節，有些問題留待歷史充分沉澱以後再作評析；三是適當規避，即在體現研究成果時，要避免與現行的路線方針政策相互抵觸。第一個層次是黨史、國史研究從歷史中總結經驗教訓、資政育人的主要功能的集中體現，也是黨史研究的必經階段。第二個層次要求把握矛盾群體中的主要矛盾，其實質是服務於解決當時現實中的主要矛盾；而為社會現實服務是黨史、國史存在和發展的必要條件。第三個層 次具有很強的現實針對性，但它不能適用於一切領域：對於波瀾壯闊的中共黨史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史，史家應詳細研究其方方面面，這是還歷史真實性的客觀要求；只有在體現有關現實敏感問題的研究成果時，「宜粗不宜細」的三個方面才可統一指導黨史、國史研究。[12]由上述可以看出，在運用「宜粗不宜細」原則時，應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不可泛泛而談。具體到對尚未完結的新時期的歷史進行分期是否應該堅持這一原則，我們的回答是肯定的。因為這不僅符合對歷史進行認識的特點和規律，也符合運用「宜粗不宜細」原則的前提條件和現實需要。當然，為研究方便起見，比如說編撰史志，也可以在把握歷史的基礎上，將這段歷史加以細化進行研究。但在這一過程中，一定要注意歷史的連續性，切不可隨意截斷歷史，甚至斷章取義。
四、關於「新時期」歷史階段的劃分
關於「新時期」的歷史階段劃分，理論界的分法很多。從黨史的角度出發，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三研究部在編撰《中國改革開放史》時，從改革開放歷史進程的角度，將新時期的歷史分為三段，分別記述偉大歷史轉折的實現、撥亂反正的全面展開和改革開放起步（1978年12月～1982年9月）；改革開放全面展開和取得巨大成績，同時遇到波折並加以克服（1982年9月～1992年10月）；改革開放進入新階段之後，社會主義現代化加快發展（1992年10月以後）。[13]但有學者認為，新時期主要經歷了三個發展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從十一屆三中全會到鄧小平「南方談話」和十四大（1978年12月～1992年10月）；第二個階段是從「南方談話」和十四大到20世紀末（1992年10月～2000年）；第三個階段是從21世紀開始（2000年以後）；波瀾壯闊的13年，縱跨這三個歷史階段。[14]此外，有學者根據黨對新時期9個具體發展階段的理論和實踐，將新時期的歷史劃分為四個階段，即全面撥亂反正階段、開創新局面階段、新階段、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階段。[3]（p.21）但對這種觀點，筆者認為，我們黨提出的關於新時期的若干發展階段不止9個，至少還應包括「重要戰略機遇期」；而且，盡管由於黨對新時期的發展進程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規律的認識有所不足，故對各階段的提法、關系有可商榷之處，但是不能苛求黨超越認識規律。
從國史的角度出發，有學者在把新中國的歷史劃分為三個大的階段的前提下，以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振興為主題，將新時期的歷史分為三個發展階段。第一階段：以農村為重點的改革和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開辟，時間是自1978年12月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至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召開之前。第二階段：改革開放的全面展開。時間是自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的召開至1992年黨的十四大召開之前。第三階段：改革開放的深入發展。時間是自1992年黨的十四大召開至今。[9]（pp.15～16）
應該指出的是，這些分法都有其合理之處。鑒於歷史分期的相對性，黨史、國史對歷史的分期是很難達到完全一致的。綜觀這些分法，盡管存在一些差異，但幾乎都把鄧小平的「南方談話」和黨的十四大作為一個標志。因此，我們從歷史實際出發，以鄧小平「南方談話」和黨的十四大為標志，先把這段歷史劃分兩個大的階段；從研究需要出發，還可以再細化。
第一階段：從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到1992年10月黨的十四大，主題為改革開放的起步和全面展開。
鄧小平指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主要做了兩件事，一是撥亂反正，二是全面改革。」[15]以黨的十二大為界，這14年的歷史又可分為兩個階段。
1.從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到1982年9月黨的十二大，主題為撥亂反正和改革開放的起步。
《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指出：「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是建國以來我黨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16]黨的十五大報告指出：鄧小平《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講話，是「在『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後，中國面臨向何處去的重大歷史關頭，沖破『兩個凡是』的禁錮，開辟新時期新道路、開創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理論的宣言書。」[17]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實現了思想路線、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的撥亂反正，對重大歷史是非也做出認真清理；十一屆六中全會則提出正確對待毛澤東同志和毛澤東思想，從而實現了指導思想上的撥亂反正。
在撥亂反正基本完成的基礎上，改革開放也開始起步。實行農村包產到戶和建立沿海經濟特區，是改革開放起步的兩大實踐突破。實行家庭承包，統分結合、雙層經營，解決了我國社會主義農村體制的重大問題；設置深圳、珠海、汕頭、廈門四個經濟特區，則標志我國在實行對外開放上邁出重要的一步。
2.從1982年9月黨的十二大到1992年10月黨的十四大，主題為改革開放的全面展開。
黨的十二大提出「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思想，確定分兩步走在20世紀末實現國民生產總值翻兩番的目標。隨後，又提出第三步到21世紀中葉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戰略。
為適應改革從農村向城市發展的新形勢，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提出我國社會主義經濟是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商品經濟，為全面經濟體制改革提供了新的理論指導。隨後，黨對科技、教育、政治體制改革也做出部署。對外開放方面，黨批准海南建省並成為經濟特區，相繼開放沿海14個港口城市，把長江三角洲等地區開辟為經濟開放區，形成一個多層次的對外開放格局，有力地推動了全國的改革開放和經濟建設。
在全面改革開放的同時，黨提出「兩手抓，兩手都要硬」的方針。黨的十二屆六中全會專門對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做出決議。
黨的十三大系統地闡述了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確立了黨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十三大以來的5年，是我們沿著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繼續前進的5年，是實現經濟發展、政治和社會穩定的5年。
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選出的新的中央領導集體在國際局勢劇變的情況下，堅持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不動搖，相繼對加強廉政建設、治理整頓和深化改革、加強黨同人民群眾聯系、上海浦東開發開放、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十年規劃和「八五」計劃、搞好國營大中型企業、進一步加強農業和農村工作做出部署，成功地穩住了改革和發展的大局。
對這段歷史進行分期，可能引起爭論的焦點就是以黨的十二大為界，還是以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為界？從黨史的角度來看，我們比較傾向以十二大為界。黨的十四大指出：「改革開放從十一屆三中全會起步，十二大以後全面展開。」而十二屆三中全會則提出從農村改革轉到以城市為中心的全面經濟體制改革。有學者認為，以十二屆三中全會為界的觀點是從改革發展過程中的具體步驟出發的，但當時還沒有提出明確的改革目標，也沒有形成完整的鄧小平理論體系，十二屆三中全會作為劃分歷史階段的標志分量似乎輕了一些。[2]（p.366）但是，從國史的角度來考慮分期，倒可以考慮以十二屆三中全會為標志進行劃分。
如果要把從黨的十二大到十四大的歷史再細分的話，可考慮以1987年10月黨的十三大為界，主題為沿著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繼續前進。因為，十三大提出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和十二屆三中全會提出的社會主義商品經濟論一樣，為全面改革提供了理論指導。當然，還有人提出，從1984～1992年還可以細分，即把1984～1988年劃為一段，主題為「加快發展的五年」；將1989～1991年也劃為一段，主題為「治理整頓、深化改革」。[2]（p.358）
這樣的分法，也有一定的道理。
第二階段：從1992年10月黨的十四大到現在，主題為改革開放的進一步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