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發展歷史

⑴ 中國的高等教育發展史的英文版

這個可以把http://mall.sina.com.cn/proct_1844303.htm

⑵ 試析高等教育概念的歷史演變

http://www.dxcity.org/A10/C7/200508/2411_3.html
等教育史》和周谷平著《近代西方教育理論在中國的傳播》兩書中都把它說成外國學校的學生佔中國學生總數的80％顯然是錯誤的。請參閱舒新城編《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下冊），第1090頁。）教會大學對中國高等教育的影響很大，但中國自辦的大學已初具規模，而且通過中國社會的變革，逐步形成了中國高等教育自己的傳統。可惜這方面的研究甚少。根據我們膚淺的認識，是否可以歸納以下幾點：
第一，中國高等教育建立起了愛國和革命的傳統。突出表現在「五四」運動、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中國大學生前赴後繼，不怕犧牲，為祖國的獨立和解放把鮮血灑遍中華大地。
第二，有追求真理，重視學術的傳統。中國高等學校的師生治學嚴謹，學習刻苦，具有孜孜不倦，追求真理的精神。西南聯大在那樣艱苦的條件下，教授的治學精神和培養出大批人才的事實就是很好的證明。
第三，既重視吸收外來文化，又重視保存中國民族文化的傳統。辛亥革命，特別是「五四」運動以後，尊孔讀經等封建文化受到嚴厲地批判。但中國文化中的優秀的東西仍然受到高等學校的重視。民國時代中國出現了許多國學大師。即使是新文化運動的主將魯迅也十分重視中國傳統文化的整理、繼承和發展。有些學者把「五四」運動說成是全盤西化是不正確的。「五四」運動的參加者很復雜，但其主流是反帝反封建，是吸收西方先進的思想，改造中國的舊文化，建立中國新民主主義的新文化。這種吸收、融合、繼承、創造世界一切優秀文化的傳統，保證了我國高等教育的質量和學術繁榮，是值得我們永遠繼承和發揚的。
但是，我們不能不看到，這個時期的中國高等教育處在北洋軍閥統治和國民黨統治時期，它的發展不僅緩慢，而且帶有嚴重的半封建半殖民主義性質。高等學校受制於北洋軍閥和國民黨的專制統治，學校中充塞著各種反動特務組織。同時學校中的復古勢力始終沒有消停。另外，中國近代高等教育的發展一直是向西方學習，甚至完全照搬西方國家的，創辦或主政高等學校的也大多是從歐美歸國的知識分子，必然帶來許多西方的思想和傳統。當時西方流行實用主義教育思潮，杜威曾應北大和江蘇教育學會的邀請來華講學2年零2個月，對中國高等教育也有重大影響。總之，這一時期充滿著矛盾和沖突，很難說已經建立起中國自己的高等教育傳統。
三、解放前革命根據地高等教育
「五四」運動以後，中國革命走向了新民主義革命的道路。1927年蔣介石背叛革命以後，中國共產黨領導土地革命，在革命根據地建立了嶄新的工農政權。革命根據地時期可以分為兩個階段，一是蘇區時期，二是抗日民主根據地時期。兩個時期因革命性質不同而有所區別。
蘇區時期處於土地革命和國內戰爭的環境中。為了土地革命的成功和反對國民黨軍事「圍剿」的勝利，黨和蘇維埃政府提出了「一切蘇維埃工作服從革命戰爭的要求」，教育工作也不例外。1934年1 月毛澤東在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上所作的報告中提出，蘇維埃文化教育的總方針是：「在於用共產主義的精神來教育廣大勞苦民眾，在於使文化教育為革命戰爭與階級斗爭服務，在於使教育與勞動聯系起來，在於使廣大中國民眾成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在當時的戰爭條件下不可能舉辦普通的高等學校，主要以幹部教育為主，培養黨、政、軍幹部。蘇區的高等學校主要有：中國工農紅軍大學，創建於1933年11月，學員共有六七百人，分指揮科、政治科和參謀科；蘇維埃大學，1933年8 月創立，毛澤東任校長，設特別工作班和普通班，特別班是本科，開設土地、國民經濟、財政、工農檢察、教育、內務、勞動、司法等8個專業班，次年又增設外交、糧食兩個班，共10個專業班，普通班為預科。還有馬克思共產主義大學，主要任務是培養革命政治工作幹部（1933）；中央農業學校（1933）；高爾基戲劇學校（1934）等。
1937年蘆溝橋事變，中國共產黨深入敵後，在陝甘寧、晉察冀、晉冀魯豫、華中、東江等地區建立了抗日民主根據地。根據地實施「抗戰教育」。毛澤東在《論新階段》的政治報告中提出，「實行抗戰教育政策，使教育為長期戰爭服務」。高等教育主要為抗日戰爭培養軍事、政治、經濟和文化等方面的人才。在當時特殊的戰爭環境下，不允許開辦所謂正規大學，必須實行新制度、新課程，以短期訓練為主。當時建立的大學有：
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1936年6月創建於陝北瓦窯堡， 並先後在山東、晉察冀、淮北、蘇北、蘇中、鄂豫皖、太行、太岳等解放區辦了12所分校，直到1945年，共培養了20餘萬幹部；陝北公學，1937年7 月成立，並到延安求學的知識青年而設的幹部學校，1941年並入延安大學；魯迅藝術文學院，1938年4月成立於延安，初設戲劇、音樂、美術3個系，後又設文學系， 1943年4月並入延安大學；中國女子大學，1939年7月成立於延安，1941年並入延安大學；華北聯合大學，1939 年夏由陝北公學、魯迅藝術文學院、青年訓練班、延安工人學校合並而成，初設社會科學、文藝、工人、青年4個部，後改為社會科學、文藝、教育3個學院，1948年8月與北方大學合並為華北大學；延安自然科學院，1940年9月創辦，設有物理、化學、生物、地礦4個系，學制三年，是抗日根據地第一所理工科大學，1943年4月並入延安大學；延安大學，1941年9月由陝北公學、中國女子大學、青年幹部學校合並而成， 設三院：社會科學院、教育學院、法學院，兩個專修科：英文、俄文專修科，1943年4月又有魯迅藝術文學院、延安自然科學院、 民族學院和新文字幹部學校並入。此外，在延安還有醫科大學、軍政學院、俄文學院、民族學院等高等學校。
以抗大為首的抗日根據地的高等學校師生，一邊打仗，一邊學習，為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勝利培養了大批革命幹部。毛澤東為抗大制定了「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艱苦樸素的工作作風，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的教育方針和「團結緊張、嚴肅活潑」的校訓，成為抗日根據地高等教育的傳統。
整個革命根據地的高等教育完全是一種新型的教育。它是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的，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新民主主義教育。它的教育方針、教育制度、教育內容和方法都不同於傳統的高等教育。它創造了許多新的經驗，形成了許多新傳統，影響著以後我國高等教育的發展。在這方面的研究已經很多，我們只從教育傳統的角度談幾點看法：
第一，建立起了高等教育為現實斗爭服務的信念和傳統。無論在土地革命時期的反「圍剿」斗爭，還是抗日戰爭，當時的現實是要爭取戰爭的勝利。沒有這種勝利就沒有工農政權，就沒有中國人的解放。因此高等教育要為革命戰爭的勝利服務。這種傳統是值得繼承和發揚的。
第二，建立起了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傳統。革命根據地受到敵人的封鎖，物資匱乏，只有靠生產自救，才能取得革命戰爭的勝利。因此高等學校的師生必須參加生產勞動，邊學習邊生產，教育與生產勞動緊密結合。
第三，建立起了理論聯系實際的優良傳統。革命根據地處於戰爭狀態，不容許學校脫離實際，坐而論道，而是要把學習與應用結合，聯系中國革命的實際，研究解決中國革命的問題。特別是毛澤東在1930年發表《反對本本主義》的文章，1941年又發表了《改造我們的學習》，並經過延安整風運動，克服了教條主義和脫離實際的傾向。因此高等學校十分重視理論聯系實際，重視實踐能力的培養。
第四，形成了頑強奮斗、艱苦樸素的思想作風，生動活潑、自覺主動的學習風氣，團結民主的管理方法。
革命根據地高等教育的經驗是很豐富的。它所形成的優良傳統，為新中國高等教育的建設提供了寶貴的經驗並得到了繼承和發展。革命根據地的高等教育的另一個特點是以幹部教育為主，對學生實行統包統分制度，享受幹部待遇，這種制度對建國以後的高等教育也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四、新中國高等教育的發展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中國高等教育進入了一個發展的新階段。解放戰爭的勝利，徹底推翻了封建主義和帝國主義的統治，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教育傳統失去了它的基礎。《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第四十一條提出，要「肅清封建的、買辦的、法西斯的思想」，建立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新民主主義教育。經過解放初期的教育改革，收回教育主權，知識分子思想改造，學習蘇聯經驗，院系調整等一系列運動，中國高等教育的傳統發生了新的變化，在這段時間里變化比較大的是：
（1）確立了中國共產黨對高等學校的領導， 建立了政治工作機構，開設了馬列主義課程：明確了高等教育為工農開門，為生產服務的方向。

⑶ 高等教育政策的歷史沿革分為哪些階段

建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後，我國的高等教育取得了輝煌的成就，培養了大批社會主義建設人才，推進了國家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發展。而在高等教育發展過程中，收費政策也經歷了一系列的演變。主要由以下幾個階段構成。
1 第一階段：1949年-1952年
1.1 政策內容
延續國民黨時期的收費政策：國立大學學費每年22～40銀元，私立大學每年約45～120銀元，平均90銀元，教會大學每年約160銀元，師范類免費（20世紀30年代1銀元的日常生活用品購買力約相當於現在的人民幣30元。按照這個比例，30年代國立大學每年約22銀元的學費相當於今日的人民幣660元，私立大學每年約90銀元相當於今日人民幣2700元，教會大學每年約160銀元相當於今日人民幣4800元）。
1.2 實施其政策的原因
大凡教育政策調整或者改革，均受制於當時的國家和社會需要，並與國家的教育方針、政策、法規等密切關聯。這一時期我國高等教育收費政策源自1949年的建國大法《中國人民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其中第四十一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文化教育為新民主主義的，即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教育」，「人民政府應有計劃有步驟地改革舊的教育政策、教育制度、教育內容和教育法，制定新的教育政策。」這是建國後教育改革第一個方針政策。舊教育要「循序漸進」的改革方略在會議上被確定。認識到教育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是一項長期艱巨的歷史任務，並強調「不能性急」。教育改革需要積累經驗，經驗成熟後才能進行徹底改革。會議還明確規定，「對中國人辦的私立學校，採取保護維持，加強領導，逐步改造的方針」。這種態度反映出中央人民政府對當時教育改革的一種基本認知。
中央謹慎地對待大學改革，經濟制約是其主要因素。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國家經濟基礎十分薄弱，全國工業總產值同歷史上最高水平相比下降了一半，人均國民收入只有亞洲國家平均值的三分之二。1949年財政預算中，文化、教育、衛生三大項加起來也只佔總開支預算的4.1%（實際並未兌現）。1950年上半年，全國經濟一片蕭條，特別是大城市，僅上海就有千家企業破產倒閉，全國上百萬工人失業。經濟形勢如此嚴峻，毛澤東包括其他中國領導人的設想是：共和國成立後，首要任務是迅速地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開始大規模的國家工業化建設，使新民主主義的政治、經濟、文化形態有相當程度的發展，為中國穩步地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由新民主主義國家轉變為社會主義國家奠定基礎。剛剛誕生的政權，當務之急是恢復國民經濟，國家並沒有力量推進教育領域的改革。
關於怎樣改革高等教育，早在1949年6月，劉少奇就提到，「對於帝國主義國家在中國辦的學校和醫院等，暫時讓其在遵守我們的法令的條件下繼續辦下去。但不許再設新的，待將來國家有力量接收這些學校和醫院時，將加以接收。」後來的實踐證明，這一時期的各種高等教育政策是按照預期進行的。
2 第二階段1953年-1985年
2.1 政策內容
中國的高等教育長期在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下運行，收費政策也是在計劃經濟體制指導思想下制定的。經過一段時間的討論，最後明確了兩個字，一個叫「包」，一個叫「統」，一切由國家「包」下來，一切由政府「統」起來。具體說來就是：這一時期，中國高等教育對大學生普遍實行免費受教育的政策，教育經費全部由政府負擔。政府還為學生提供助學金（生活費）和免費提供醫療、住宿及部分交通費。
2.2 實施其政策的原因
中國採用全「統」全「包」的這種費用政策完全受蘇聯教育制度的影響。1951年11月，全國工學院院長會議召開，決定從1952年起高等教育進行全面改革。教育改造的先聲是從工學院院系調整開始，工學院院系調整方案在會議上提交討論，由於相關阻力比較大，方案經五個月擱置後，於1952年4月才正式公布。這次調整是根據蘇聯大學體制，以建單科專門學院為主，削減綜合性大學，改為文理科或多科性理工科大學，增加工科和師范的比重，取消學院建制，改為校系兩級管理。也就是從這時開始，從「點」到「面」地推行蘇聯大學體制，蘇聯模式對中國大學的影響主要有：（1）大學必須為國家經濟建設服務。（2）堅持以培養工農出身的專業人才的根本方針。（3）建立以單科學院為主的大學體制。（4）建立培養專業人才的教學制度。（5）實施全免費教育政策。在高等教育「以蘇為師」的影響下，高等教育在1952年完成全部改造。這年，不僅將私立高等院校全部改為公立，連私立小學、中學也開始改為公立。蘇聯作為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有著獨特教育政策，而高等教育實行全免費就是其特徵之一，中國的高等教育以蘇聯為師，確立了免費教育的政策。
3 第三階段：1985-1995年
3.1 政策內容
1985年5月，中共中央做出了《關於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決定》明確賦予高校應有6個方面的自主權，其中的重要一條是「在執行國家的政策、法令、計劃的前提下，高等學校有權在計劃外接受委託培養和招收自費生。」一部分高校開始對一部分學生收取學費，改變了國家全部「包辦」經費的模式。1985年，國家計劃外的自費生的出現讓國家「統包」的招生制度變成了不收費的國家計劃招生和收費的國家調節招生同時並存的「雙軌制」，中國高等教育開始進入局部收費階段。
3.2 實施其政策的原因 （1）高等教育收費是世界高等教育的一個發展的必然趨勢。20世紀60～70年代，由於高等教育對經濟發展的重要推動作用，世界各國都投入了相當多的資源發展高等教育，高等教育獲得了迅速的發展。然而，高等教育擴展的成功實施，也使各國政府認識到，世界上沒有一個政府的財政預算能夠完全滿足公民對高等教育的需求。在這種背景下，讓學生、家庭及社會分擔高等教育成本或進一步加大成本分擔的力度，以調動私人資源支持高等教育發展的成本回收政策，逐漸成為高等教育財政的一個趨勢。「成本分擔」一詞是伴隨著高等教育收費改革而為人們所熟悉的。1986年，紐約大學校長、經濟學家約翰斯頓（D.BruceJohnstone）出版了《高等教育的成本分擔：英國、聯邦德國、法國、瑞典和美國的學生財政資助》一書，提出了成本分擔理論，即應由納稅人（政府）、學生、學生家長和社會人士（捐贈）共同分擔高等教育的成本。此後，「成本分擔」理論逐漸成為世界各國制定學費政策的理論依據。
（2）改革的需要。從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到1984年十二屆三中全會，五年改革開放實踐，經濟取得很大成就。經濟理論的創新與經濟實踐同步進行。1984年，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計劃經濟」同「商品經濟」對立的傳統觀念被打破，明確提出：「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必須自覺依據和運用價值規律，是在公有制基礎上有計劃的商品經濟」，並指出「商品經濟的充分發展，是社會經濟發展的不可逾越的階段，是實現我國現代化的必要條件」。
經濟的改革帶動了教育的改革，1985年5月，中共中央做出了《關於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決定》透徹地分析了我國高教管理體制的弊端，即：在教育事業管理許可權的劃分上，行政化嚴重，導致高等學校僵化死板，活力缺乏；而在政府該管的領域缺位、錯位嚴重。《決定》要求以改革為手段，以簡政放權為內容，對高等教育管理體制進行改革。《決定》明確賦予高校應有6個方面的自主權，即「在執行國家的政策、法令、計劃的前提下，高等學校有權在計劃外接受委託培養和招收自費生；有權調整專業的服務方向，制訂教學計劃和教學大綱，編寫和選用教材；有權接受委託或外單位合作，進行科學研究和技術開發，建立教學、科研、生產聯合體；有權提名任免副校長和任免其他各級領導；有權具體安排國家撥發的基建投資和經費；有權利用自籌資金，開展國際的教育和學校交流」，等等。這個決定反映的信號就是高校可以根據自己的情況收取自費生。在此決定下，高校自主權增大，開始向一部分學生收取學費。
4 第四階段：1996年以後
4.1 政策內容
教財〔1996〕101號文件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國務院各部委、各直屬機構：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法》的有關規定，我國實行對非義務教育階段收取學費的政策。具體情況如下：第二條本辦法適用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由國家及企業、事業組織舉辦的全日制普通高等學校。第三條高等教育屬於非義務教育階段，學校依據國家有關規定，向學生收取學費。第四條學費標准根據年生均教育培養成本的一定比例確定。不同地區、不同專業、不同層次學校的學費標准可以有區別。

⑷ 學校教育的發展史42

我是山商畢業，學校實力不算很強，但氛圍還可以，關鍵是你去了自己要好好學，自製能力要強點。改大學，呵呵，還沒有這個消息吧，這個問題提得有點遠。跟山師大聯合培養研究生，已經申請成功碩士點了，但有三年的建設時間，今年應該就能招收碩士生了，現在學校主頁有研究生處的鏈接。你要是考研的話盡量考名校。若只是要碩士學位的話，再好的去不了的話，來這也挺好。
其實這個層面的學校都差不多，關鍵是看你自己的實力，比如我們會計，你把注會考出來，把證考出來工作就好找點。再者，像考公務員、事業編，跟學校名氣沒有關系。這里吸引人的地方就是萊山區風景好，離海太近了，出東門不到百米到海邊了。和煙大離得很近，學校女生多，男生少。
山東工商學院，原名中國煤炭經濟學院，始建於1985年12月，是原國家教委批准建立、原煤炭工業部所屬唯一一所財經類普通高等院校。現由中央與山東省共建，以山東省管理為主。1997年11月，學校順利通過原國家教委組織的本科教學合格評價，2003年12月順利通過教育部本科教學工作水平評估，是山東省首家兩次通過教育部本科教學評估的高校。2003年2月經教育部批准更為現名。rdiwxp希望採納我的

⑸ 世界高等教育發展史

一、發展模式的不斷轉換
綜觀百年來中國高等教育現代化的歷史進程，其發展模式的轉換大致可分為七個時期。
第一時期（1862年至1894年）。甲午戰爭以前，中國近代高等教育處於醞釀時期。從19世紀60年代開始，出現了一批培養外語人才和軍事技術人才的專門學校。它們不同於傳統封建教育機構，不是培養作為各級封建官吏的「治才」，而是培養通曉各國語言和技術（特別是軍事技術）的所謂「藝才」。最典型的代表即是1862年成立的京師同文館和1867年創辦的福建船政學堂。至1894年前後，我國共創辦了30所左右的此類學堂。這些學堂毫無例外地都是在外來因素的誘發下創辦的。所謂外來因素的誘發，包含兩層意思，第一層意思是，它們是清政府在外力脅迫下應急反應的產物，是為了培養應付西方殖民主義者侵略所急需的人才而開辦的；第二層意思是，這些學堂都標榜以西方為榜樣，然而，在具體的學習目標上，卻並不明確，籠而統之地把西方稱之為「泰西」。從時人留下的大量文獻分析，所謂「泰西」，包括了英、法、德、美等國。可見，在當時人們的心目中，「西方」是一種泛稱，還沒有具體而明確的模仿對象。
第二個時期（1895年至1911年）。19世紀末20世紀初，是中國近代高等教育發展的重要時期。1895、1896和1898年分別成立的天津中西學堂、上海南洋公學和京師大學堂一般被認為是中國近代大學的雛型。20世紀初，清政府頒布了第一部包括高等教育在內的具有近代意義的全國性學制——《癸卯學制》。直到辛亥革命前的十多年時間里，中國高等教育的發展，無論是理論層面、制度層面還是實踐層面，都彌漫著一種濃厚的「以日為師」的氛圍。1898年創辦的京師大學堂的第一份章程就是由梁啟超「略取日本學規，參以本國情形草定規則八十餘條」[1]，即主要是參照日本東京大學的規程制定的。《癸卯學制》中有關高等教育的條文也幾乎與日本學制中的相關規定一致。與前一個時期相比，學習的目標由泛化而集中，「泰西」一詞被一個具體的國家——日本所取代，價值取向明確而單一。可以說，中國近代高等教育的起步時期，是以日本為模式的。
第三個時期（1912年至1927年）。1912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結束了兩千多年的封建帝制，為中國近代高等教育的發展提供了一個相對寬松的環境。1912年至1927年的十幾年間，可以說是中國高等教育發展模式的多元化時期。民國初年在蔡元培主持下所進行的教育改革形成的新學制《壬子癸丑學制》，對清末頒布的《癸卯學制》中有關高等教育的內容作了相應的改革。其間，教育部還陸續公布了《大學令》、《大學規程》、《專門學校令》、《公立、私立專門學校規程》和《高等師范學校規程》等一系列有關高等教育的法規法令。眾所周知，作為民國初年教育改革的總設計師，蔡元培非常關心高等教育，《大學令》就是由他親手制定的。他多次談到，《大學令》中許多內容是「仿德國制」，「仿德國大學制」[2]。從一定意義上可以說， 借鑒德國高等教育是蔡元培多年的宿願。但是，從實踐的層面考察，蔡元培的理想並未實現。擺脫日本單一模式束縛的努力沒有取得明顯的效果，大學設評議會、教授會的條文列入了《大學令》，但在當時的高等學校中並未實行。直到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學校長之後，他的高等教育的理念——學術自由和教授治校，才部分地在他所主持的北京大學付諸實施。
就在蔡元培以德國高等教育為模式對北京大學進行深刻改造的同時，另一所國立大學——在南京高等師范學校基礎上發展而來的東南大學迅速崛起。留美歸教育博士郭秉文主持下的東南大學以美國大學為榜樣，延攬一批留美學生到校任教，集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為一體，從管理體制、系科設置、課程內容以至經費籌措等，全面學習、借鑒美國高等教育。至20年代中期，東南大學聲譽日隆，影響日廣，成為與北京大學南北呼應、交相輝映的中國高等教育的又一重鎮。
第四個時期（1927年至1949年）。在此22年間，中國高等教育發展模式的主旋律是，在融合美國和歐洲各國特點的進程中，以美國模式為基本走向。如果說20年代後期曾經是美國高等教育影響最盛的時期，從對地方分權制的教育體制的模仿，到大學實行選科制、學分制，以至於大學各專業缺乏明確的課程標准等等都顯示了美國高等教育的強大影響；那麼，進入30年代，則表現出一種比較主動地吸收和借鑒歐洲各國高等教育經驗的傾向。如在高中畢業生中實行會考制度，以整齊大學生的入學程度；教育部制訂並實行有關大學教師任職資格的法令；強調大學畢業考試制度等等，這些舉措從一定意義上可以說吸收了歐洲各國高等教育的具體做法。但是，這一時期從總體上講是以美國模式為基本走向。其間，有一個短暫的插曲，即1927年至1929年期間實行的大學區制。實行「大學區制」用蔡元培的話來說是「仿法國制度，以大學區為教育行政之單元」[3]。眾所周知，大學院制試行不及兩年就無疾而終， 對全國高等教育的實際影響並不大，就中國近代高等教育發展模式的轉換而言，可算作是一個小小的插曲。
第五個時期（1949年至1957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使中國高等教育的發展進入一個新的時期。在這一時期，由於特定的國際國內環境，中國高等教育的發展模式幾乎重復了半個世紀以前走過的路徑，即學習、借鑒的目標單一而集中，那就是以蘇聯為榜樣。1949年至1959年的10年間，我國高等院校共聘請蘇聯專家861人， 此外還有相當一部分專家在高等教育部擔任顧問。在這些專家的指導和幫助下，對高等院校的培養目標、專業設置、教學計劃、教學大綱進行了全面修訂調整，專家的工作也包括編寫教材、培養研究生和培訓教師，甚至滲透到學生生產實習、課程設計、畢業設計、實驗室和資料室建設等具體工作領域。與此同時，政府通過對私立學校的接辦改造、教會學校的取締和院系調整等重大措施，初步完成了對1949年以前的高等教育體制和格局的改造，新的以蘇聯為模式的高等教育體制形成並確立。
第六個時期（1958年至1977年）。摒棄「模式」，復歸「傳統」。1957年以後，由於中蘇關系的惡化和國際國內形勢的變化，中國高等教育的發展逐漸走上了一條摒棄一切外國「模式」，復歸「傳統」的道路。所謂復歸「傳統」，是指力圖用中國共產黨在戰爭年代、特別是抗日戰爭時期在延安等根據地舉辦高等教育的經驗、辦法來指導高等教育改革。所謂摒棄「模式」，就是在「獨立自主」的旗幟下，拒絕接受來自國外的任何「模式」。20年間，經歷了1958年至1960年的「教育大革命」所帶來的高等教育的「大躍進」。之後是隨著國民經濟的調整、鞏固、充實、提高而進行的高等教育的大調整。從1966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完全是關起門來革教育和文化的命，在經歷了高等學校三年不招生、工農兵上大學和在工人階級領導下的「斗、批、改」之後，力圖清除一切外國模式的干擾和影響的目的似乎已經達到，但事實是，中國高等教育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
第七個時期（1978年以後）。博採各國之所長，高等教育要面向世界。1978年召開的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了把工作重心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重大決策。在經歷了閉關鎖國20年所帶來的種種災難之後，隨著改革開放基本國策的確立，中國的高等教育重新走向世界。進入90年代，政府陸續制定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高等教育法》、《面向21世紀教育振興行動計劃》、《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進素質教育的決定》等一系列法規，借鑒世界各國高等教育發展的經驗，加快了中國高等教育改革的步伐。明確提出，「為了實現現代化，我國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學。這樣的大學，應該是培養和造就高素質的創造性人才的搖籃，應該是認識未知世界、探求客觀真理、為人類解決面臨的重大課題提供科學依據的前沿，應該是知識創新、推動科學技術成果向現實生產力轉化的重要力量，應該是民族優秀文化與世界先進文明成果交流借鑒的橋梁。」[4] 盡管中國的高等教育還存在許多亟待解決的問題，但是，在經歷了一個世紀的艱苦探索之後，深固拒閉、盲目排外不可取，單一的價值取向不足取，正在成為政府和知識界的共識。探索一條適合中國國情而又廣泛吸收各國之長的高等教育的發展道路，是中國高等教育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通過上面簡略的回顧，我們可以看出，在短短的一個世紀里，中國高等教育在發展模式的選擇上經歷了那麼多次的轉換，從世界高等教育發展史上考察恐怕也是絕無僅有的，歸根到底這是受近代中國急劇變化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現實所制約。如果我們把一個世紀作為一個歷史過程考察，又會發現，百年間，我們在高等教育發展模式的選擇上似乎走了一個大圓圈：被迫開放（無意識的泛化）——單一的價值取向——多元化的努力——單一的價值取向——封閉——主動開放（在世界范圍內博採眾長）。歷史證明，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關起門來搞自己的高等教育，拒絕借鑒任何先進國家的經驗，無論是在「天朝大國」的迷夢中還是在「自力更生」的口號下，都是一條自我封閉、作繭自縛的死胡同；囿於某種政治環境，價值取向單一，同樣不是發展的最好選擇。這是因為，高等教育作為人類所創造的知識文化的重要傳播場所，作為高級專門人才的培養基地，有其自身發展的內在規律。高等教育的發展，既要受處於不同經濟發展階段、不同政治文化背景的各個國家和地區的具體國情所制約，也要受高等教育本身發展規律的制約。從一定意義上可以說，一個世紀以來，中國高等教育發展模式的轉換就是在如何認識和正確處理這一對矛盾的過程中艱難推進的。不能以強調本國情形的特殊性為由而拒絕遵循高等教育發展的一般規律，也不能以標榜追趕世界潮流為借口而置本國國情於不顧，這是我們回顧和總結這段歷史所應深刻記取的經驗教訓。
二、傳統與移植
1894年至1911年的十幾年間，是中國近代高等教育的起步時期。19世紀最後幾年所創辦的天津中西學堂、南洋公學和京師大學堂，如前所述是近代大學的雛型。1904年頒布的《癸卯學制》中有《奏定大學堂章程》、《奏定高等學堂章程》和《奏定農工商實業學堂章程》。在這些章程中，關於辦學理念和培養目標，有了新的表述：大學堂「以謹遵諭旨，端正趨向，造就通才為宗旨。…以各項學術藝能之人才，足供任用為成效。」通儒院（即研究生院）「以中國學術日有進步、能發明新理以著成書、能製造新器以利民用為成效。」[6] 從前一個時期的培養「藝才」、「專才」，到這一時期的提出「通才」，從字面上看，似乎又回到了傳統的人才觀。因為中國的傳統教育也強調「通才」，即所謂「一物不知，儒者之恥」。但是，這里的「通才」是以掌握「各項學術藝能」為前提的，不僅與封建教育的理想人格「通才」在內涵上有所不同，而且，這種目標提出的本身也提升了「藝才」與「專才」的地位。從一定意義上可以說，較之前一時期，較多地接納了西方高等教育的理念。當然，這種「通才」仍必須「謹遵諭旨」，「以忠孝為本，以中國經史之學為基」。在這里，中國傳統高等教育的影響依然十分強大。這是因為，雖然科舉制度在1905年被廢除，但是，科舉制度賜予出身的陋習仍然保留下來，秀才、舉人、進士的頭銜還十分具有吸引力。當然更重要的是封建專制制度的政治框架還在起著支撐作用，社會主流價值觀的變革終究需要以經濟基礎和政治制度的變革為前提。與此相適應，在這十幾年間，高等教育在課程體系、教學內容和方法上發生了較大變化。最明顯的表徵是西方近代社會科學的各個門類被大量引進高等教育的課堂，政治學、法學、教育學、哲學、心理學、經濟學等社會科學被作為大學或高等學堂的教學內容，通過日本引進或翻譯的西方教科書大量出版。學術界往往把這一時期看作是在課程體系與教學內容方面移植西方的第一個高潮。與此同時，在傳統高等教育中特別受到重視的儒家典籍「經學」的研習，也被保存下來，京師大學堂有經學科之設，而且置於各學科之首。在課程體系、教學內容領域，傳統與移植之間的沖突、矛盾在政策層面和實踐層面都非常激烈。
民國初年，資產階級革命派和激進的民主主義者從根本上否定了「中體西用」這一直接支配高等教育培養目標的文化觀念，提出要用「民主共和」和「科學民主」的精神來改造中國傳統的封建主義文化，這也為高等教育培養目標的進一步發展演變提供了思想基礎。 從1912 年至1949年的近40年間，民國政府和後來的國民政府制定頒布過幾部重要的關於高等教育的法令、規程。就培養目標而言，從法律條文上看，最大的變化在於取消了封建社會高等教育的政治方向。1912年的《專門學校令》提出，「專門學校以教授高等學術、養成專門人才為宗旨」。同年頒布的《大學令》規定，「大學以教授高深學術、養成碩學閎才、應國家需要為宗旨。」在這里強調的是高深學術，是培養「碩學閎才」和「專門人才」。高等教育領域中大學和專門學校的區分標準是「學」與「術」，前者重在學術研究，後者重在應用技術。政治上、思想上的種種限制與要求，即所謂「忠君」、「尊孔」，在培養目標中被取消了。特別在民國前期，由於蔡元培的努力和他的廣泛的社會影響，中國近代高等教育得以在教育理念上有了一次大的飛躍。正如有些研究者所指出的：「只有在這一時期，中國才真正開始致力於建立一種具有自治權力和學術自由精神的現代大學。」[7] 西方高等教育理念的核心即學術自由和大學自治的觀念，通過蔡元培的理論倡導和身體力行第一次較全面地被國人所認識和接受。蔡元培對北京大學的改造，他所反復強調的學術自由、兼容並包的辦學方針，他對大學功能的理解與認識，即所謂「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等等，使中國近代高等教育對西方的移植上升到一個新的高度。從一定意義上可以說，正是通過蔡元培在北京大學的努力，使中國高等教育在教育理念和培養目標上，從根本上動搖了以培養「內聖外王」的「賢士」、「君子」、「循吏」為目標的主流傳統。在這里要強調說明的是，蔡元培在宣傳、倡導西方大學理念的同時，也充分利用了中國封建社會高等教育的非主流傳統，即張揚古代書院濃厚的學術氛圍、師生間砥礪德行互相切磋的融洽之情以及相對的獨立地位，等等。1922年，毛澤東等人「鑒於現在教育制度之缺失，採取古代書院與現代學校二者之長，取自動的方法，研究各種學術，以期發明真理，造就人才」[8]，在湖南創辦自修大學。蔡元培聞訊後，高興地寫下了《湖南自修大學介紹與說明》一文為之鼓吹：「合吾國書院與西洋研究所之長而活用之，其諸可以為各省新設大學之模範者與？」[9] 對西方大學理念的移植與中國高等教育主流傳統和非主流傳統的排斥、融合，在「五四」新文化時期特定的環境中得到了最充分的體現。
1929年，南京國民政府制定頒布了《大學組織法》和《專科學校組織法》。其中關於培養目標的表述，分別為「大學應遵照……國民政府公布之中華民國教育宗旨及其實施方針，以研究高深學術養成專門人才」，「專科學校應遵照……國民政府公布之中華民國教育宗旨及其實施方針，以教授應用科學養成技術人才。」在20年之後的1948年，南京國民政府公布的《大學法》和《專科學校法》，關於培養目標的表述，與20年前幾乎完全一致。上述情況說明，在1912年至1949的近40年間，高等教育培養目標是研究高深學術的學者和研習應用科學的技術人才這條主線一直貫穿其間。
在課程體系和教學內容方面，民國時期與清末比較，最大的變化是廢除了反映封建傳統文化的科目，增加了體現西方文化精神的大量新學科，人文社會科學方面如此，在自然科學和技術科學方面更是如此。據統計，民國初年《大學規程》中所開列的課程科目總數比清末《癸卯學制》所規定的多300多門；專科學校課程也比清末相應學堂科目增加了1-2倍。蔡元培主持下的北京大學20年代開設的課程中，有許多在歐美各著名大學中也是剛剛起步。在課程體系方面的另一顯著變化是，從參照日本到直接借鑒西方高等學校的課程設置。許多大學和專科學校的教材直接用西方大學的原版教材。似乎可以認為，在課程體系和教學內容方面，對西方高等教育的移植在20世紀的二三十年代出現了第二個高潮。直到30年代後期才陸續開始有中國學者自己編著的教材被冠以「大學叢書」的字樣在各大學和專科學校採用，而且仍主要限於人文社科類學科。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關於高等教育培養目標的明確表述，最早見之於政府法規文獻的是1950年7 月政務院批準的《高等學校暫行規程》。其中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高等學校的宗旨為根據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第五章的規定，以理論與實際一致的教育方法，培養具有高級文化水平、掌握現代科學和技術的成就，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建設人才。」[10]在這里，除去頭、尾兩處有關政治方向的要求之外，核心內容是「培養具有高級文化水平、掌握現代科學和技術成就的建設人才」。與民國時期高等教育的培養目標相比較，政治上提出了不同的要求，這是十分自然的；應該說，作為高等教育的特點還是體現出來了，「高級建設人才」的提法也可以說涵蓋了學術人才與專門技術人才。當然，由於特定的國際國內環境，所謂學術自由、大學自治等等，在剛剛取得政權的社會條件下，是不會受到關注的。相反，對大學中舊知識分子的改造很快就提上議事日程。在課程體系方面，特別強調了廢除國民黨政府開設的政治教育課程，代之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著作為基礎的新的課程體系。進一步發展的結果，則是全面地照搬蘇聯的課程體系。1955年有個統計，當時的浙江師范大學開設的153門課程中，有41門是以直接從蘇聯翻譯過來的教科書為基礎而設立的，另有79門課程所用教材是在蘇聯模式的基礎上改編而成的[11]。可以說，在這一歷史時期，對國外高等教育的移植在課程體系方面出現了第三個新高潮。
在1956至1957年間，中國高等教育領域出現了一股追求學術自由、大學自治的風潮。知識分子們響應中國共產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號召，對於機械地照搬蘇聯模式，大學中專業設置過窄、高等教育中忽視社會科學以及把馬列主義奉為教條等現象提出了激烈的批評。著名代表是北京大學的馬寅初。這可以看作是中國高等教育非主流傳統與移植而來的蘇聯高等教育模式（高度集中統一）的一次頑強對抗。眾所周知，這次風潮的結果是以「反右斗爭的全面勝利」而告終。1957年，毛澤東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的著名講話中，提出了指導中國近30年的教育方針，即「應該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體育幾方面都得到發展，成為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1958年9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在《關於教育工作的指示》中把毛澤東的講話用政府法律的形式作了肯定：「黨的教育工作方針，是教育為無產階級的政治服務，教育與生產勞動結合。為了實現這個方針，教育工作必須由黨來領導。」[12]從此，這個方針成了中國所有教育機構，包括大、中、小學的辦學宗旨。
196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直屬高等學校暫行工作條例（草案）》（簡稱《高教六十條》）頒布，對高等學校的培養目標作了前所未有的詳細規定：「高等學校學生的培養目標是：具有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精神，具有共產主義道德品質，擁護共產黨的領導，擁護社會主義，願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為人民服務；通過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著作的學習，和一定的生產勞動、實際工作的鍛煉，逐步樹立無產階級的階級觀點、勞動觀點、群眾觀點、辯證唯物主義觀點；掌握本專業所需要的基礎理論、專業知識和實際技能，盡可能了解本專業范圍內科學的新發展；具有健全的體魄。」[13]可以說，這是近代以來關於高等教育培養目標的字數最多的一次表述。應該說，較之1957年毛澤東的論述和1958年中共中央、國務院指示中的規定，培養目標更明確，對專業有一定的要求。考慮到20世紀60年代中國所處的國際國內環境，這已是一個很大的轉變。而且，也確實對實踐產生了積極的影響。但是，這種狀況沒有持續多久，隨著「千萬不要忘記階級斗爭」口號的提出，高等教育培養目標的泛政治化傾向愈演愈烈，直至「文革」十年，高等教育的培養目標變成了「反修、防修，培養革命事業接班人」一句空洞而抽象的政治標語。與此相適應，在課程體系、教學內容等方面，在大量突出政治學習、觸及靈魂、思想改造的同時，專業知識被壓縮至最少程度，大學變成了短訓班。
1957至1977年的20年間，中國高等教育在培養目標、教育理念等方面所發生的變化， 同樣可以從移植與傳統的沖突中得到解釋。 如果說1949至1956年的全盤蘇化期間，我們所提出的高等教育培養目標仍然強調的是學術人才和專業技術人才，是對民國以來形成的主線的繼續，體現的是外來因素的移植，同時融合了傳統的影響（政治方向、政治要求）；那麼，後20年間則是傳統對移植的激烈反抗並戰勝之。在這里，所謂傳統包括兩個方面，一是指中國傳統高等教育所積淀而成的根深蒂固的重視倫理道德教育、培養政治人才的主流傳統；二是指中國共產黨在長期的革命戰爭環境中，在培養幹部隊伍中所形成的理念和方法。20年間，特殊的國際環境和國內環境使中國的高等教育關閉了與世界交往的大門，為傳統的復歸和高揚提供了適宜的土壤和氣候。1978年4月召開的全國教育工作會議， 否定和拋棄了「文革」中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教育目的，將現代化的實現確立為教育的主要目標。同年10月，教育部對1961年頒布的《高教六十條》略作修改，印發全國高校組織討論，關於高等教育的培養目標完全是原來的表述。盡管如此，至少說明在改革開放的初期，注重專業知識的問題已被提到議事日程之上。1980年2月，全國人大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學位條例》， 規定對在高等學校和科研機構的畢業生和科研人員經過嚴格考核，分別授予學士、碩士和博士學位。其目的是為了促進科學專門人才的成長，促進各門學科學術水平的提高和教育、科學事業的發展。1985年5月， 中共中央頒布了《關於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決定》指出，「高等學校擔負著培養高級專門人才和發展科學技術文化的重大任務。」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來第一次如此明確地把高等教育的任務歸結為培養高級專門人才和發展科學技術文化。這次會議的另一項與高等教育理念有關的重大決定是，明確提出要擴大高等學校的辦學自主權，改變政府對高等學校「統的過多的管理體制」，使高等學校具有主動適應經濟和社會發展需要的積極性和能力。」[14]盡管在實際實施過程中高等學校所獲得的自主權遠未達到文件中所給予的自由度，但是，我們仍然可以說，《決定》給予了我國高等學校建國以來從未有過的自主權。此外，《決定》還強調高等學校是教學、科研中心，而不是像蘇聯模式那樣，要麼負責教學，要麼負責專業培訓；強調改革教學內容、教學方法、教學制度，強調提高教學質量，開展教學改革試驗，改變專業過窄的狀況，增加選修課，實行學分制和雙學位制等等，努力借鑒和移植先進國家高等教育的課程體系和教學內容。
進入90年代，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和經濟體制的轉變，中國高等教育的發展進入一個新的歷史時期。1994年7月， 國務院頒發《關於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的實施意見》，提出要進一步發揮高等學校在國家科學技術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實施「211」工程，面向21世紀， 重點建設100所左右的高等學校和一批重點學科。1998年8月，全國人大制定並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高等教育法》。《高等教育法》規定：「高等教育的任務是培養具有創新精神和實踐能力的高級專門人才，發展科學技術文化，促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高等學校應當面向社會，依法自主辦學，實行民主管理」，突出強調了培養高級專門人才和辦學自主權。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50年來制定頒布的第一部高等教育法，它全面肯定了改革開放20年來我們在高等教育辦學理念、培養目標、管理體制等方面所取得的共識。與此同時，隨著經濟的發展和人民群眾接受高等教育要求的不斷高漲，西方發達國家高等教育大眾化的理念正在日益被人們所接受，並轉化為政府的教育政策，中國高等教育面向社會精英階層的傳統正在成為歷史。可以說，中國近代高等教育在經歷了整整一個世紀的曲折之後，終於有了明確的、與世界高等教育發展同步的理念、目標與方向。

⑹ 中國高等教育發展的歷史

http://www.h-e.com/zt/jxyj/050820/
中國抄高等教育百年紀實襲
第一期：科舉廢除 新學堂興起
第二期：成人高考發展歷程
第三期：中國高考制度走過百年
第四期： 自學考試發展歷程
第五期：公務員招考錄用考試制度
第六期：研究生招生考試制度
第七期：職業資格認證 發展歷程

⑺ 學校教育的發展史

學校教育的發展史

一、發展模式的不斷轉換
綜觀百年來中國高等教育現代化的歷史進程，其發展模式的轉換大致可分為七個時期。
第一時期（1862年至1894年）。甲午戰爭以前，中國近代高等教育處於醞釀時期。從19世紀60年代開始，出現了一批培養外語人才和軍事技術人才的專門學校。它們不同於傳統封建教育機構，不是培養作為各級封建官吏的「治才」，而是培養通曉各國語言和技術（特別是軍事技術）的所謂「藝才」。最典型的代表即是1862年成立的京師同文館和1867年創辦的福建船政學堂。至1894年前後，我國共創辦了30所左右的此類學堂。這些學堂毫無例外地都是在外來因素的誘發下創辦的。所謂外來因素的誘發，包含兩層意思，第一層意思是，它們是清政府在外力脅迫下應急反應的產物，是為了培養應付西方殖民主義者侵略所急需的人才而開辦的；第二層意思是，這些學堂都標榜以西方為榜樣，然而，在具體的學習目標上，卻並不明確，籠而統之地把西方稱之為「泰西」。從時人留下的大量文獻分析，所謂「泰西」，包括了英、法、德、美等國。可見，在當時人們的心目中，「西方」是一種泛稱，還沒有具體而明確的模仿對象。
第二個時期（1895年至1911年）。19世紀末20世紀初，是中國近代高等教育發展的重要時期。1895、1896和1898年分別成立的天津中西學堂、上海南洋公學和京師大學堂一般被認為是中國近代大學的雛型。20世紀初，清政府頒布了第一部包括高等教育在內的具有近代意義的全國性學制——《癸卯學制》。直到辛亥革命前的十多年時間里，中國高等教育的發展，無論是理論層面、制度層面還是實踐層面，都彌漫著一種濃厚的「以日為師」的氛圍。1898年創辦的京師大學堂的第一份章程就是由梁啟超「略取日本學規，參以本國情形草定規則八十餘條」[1]，即主要是參照日本東京大學的規程制定的。《癸卯學制》中有關高等教育的條文也幾乎與日本學制中的相關規定一致。與前一個時期相比，學習的目標由泛化而集中，「泰西」一詞被一個具體的國家——日本所取代，價值取向明確而單一。可以說，中國近代高等教育的起步時期，是以日本為模式的。
第三個時期（1912年至1927年）。1912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結束了兩千多年的封建帝制，為中國近代高等教育的發展提供了一個相對寬松的環境。1912年至1927年的十幾年間，可以說是中國高等教育發展模式的多元化時期。民國初年在蔡元培主持下所進行的教育改革形成的新學制《壬子癸丑學制》，對清末頒布的《癸卯學制》中有關高等教育的內容作了相應的改革。其間，教育部還陸續公布了《大學令》、《大學規程》、《專門學校令》、《公立、私立專門學校規程》和《高等師范學校規程》等一系列有關高等教育的法規法令。眾所周知，作為民國初年教育改革的總設計師，蔡元培非常關心高等教育，《大學令》就是由他親手制定的。他多次談到，《大學令》中許多內容是「仿德國制」，「仿德國大學制」[2]。從一定意義上可以說，借鑒德國高等教育是蔡元培多年的宿願。但是，從實踐的層面考察，蔡元培的理想並未實現。擺脫日本單一模式束縛的努力沒有取得明顯的效果，大學設評議會、教授會的條文列入了《大學令》，但在當時的高等學校中並未實行。直到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學校長之後，他的高等教育的理念——學術自由和教授治校，才部分地在他所主持的北京大學付諸實施。
就在蔡元培以德國高等教育為模式對北京大學進行深刻改造的同時，另一所國立大學——在南京高等師范學校基礎上發展而來的東南大學迅速崛起。留美歸教育博士郭秉文主持下的東南大學以美國大學為榜樣，延攬一批留美學生到校任教，集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為一體，從管理體制、系科設置、課程內容以至經費籌措等，全面學習、借鑒美國高等教育。至20年代中期，東南大學聲譽日隆，影響日廣，成為與北京大學南北呼應、交相輝映的中國高等教育的又一重鎮。
第四個時期（1927年至1949年）。在此22年間，中國高等教育發展模式的主旋律是，在融合美國和歐洲各國特點的進程中，以美國模式為基本走向。如果說20年代後期曾經是美國高等教育影響最盛的時期，從對地方分權制的教育體制的模仿，到大學實行選科制、學分制，以至於大學各專業缺乏明確的課程標准等等都顯示了美國高等教育的強大影響；那麼，進入30年代，則表現出一種比較主動地吸收和借鑒歐洲各國高等教育經驗的傾向。如在高中畢業生中實行會考制度，以整齊大學生的入學程度；教育部制訂並實行有關大學教師任職資格的法令；強調大學畢業考試制度等等，這些舉措從一定意義上可以說吸收了歐洲各國高等教育的具體做法。但是，這一時期從總體上講是以美國模式為基本走向。其間，有一個短暫的插曲，即1927年至1929年期間實行的大學區制。實行「大學區制」用蔡元培的話來說是「仿法國制度，以大學區為教育行政之單元」[3]。眾所周知，大學院制試行不及兩年就無疾而終，對全國高等教育的實際影響並不大，就中國近代高等教育發展模式的轉換而言，可算作是一個小小的插曲。
第五個時期（1949年至1957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使中國高等教育的發展進入一個新的時期。在這一時期，由於特定的國際國內環境，中國高等教育的發展模式幾乎重復了半個世紀以前走過的路徑，即學習、借鑒的目標單一而集中，那就是以蘇聯為榜樣。1949年至1959年的10年間，我國高等院校共聘請蘇聯專家861人，此外還有相當一部分專家在高等教育部擔任顧問。在這些專家的指導和幫助下，對高等院校的培養目標、專業設置、教學計劃、教學大綱進行了全面修訂調整，專家的工作也包括編寫教材、培養研究生和培訓教師，甚至滲透到學生生產實習、課程設計、畢業設計、實驗室和資料室建設等具體工作領域。與此同時，政府通過對私立學校的接辦改造、教會學校的取締和院系調整等重大措施，初步完成了對1949年以前的高等教育體制和格局的改造，新的以蘇聯為模式的高等教育體制形成並確立。
第六個時期（1958年至1977年）。摒棄「模式」，復歸「傳統」。1957年以後，由於中蘇關系的惡化和國際國內形勢的變化，中國高等教育的發展逐漸走上了一條摒棄一切外國「模式」，復歸「傳統」的道路。所謂復歸「傳統」，是指力圖用中國共產黨在戰爭年代、特別是抗日戰爭時期在延安等根據地舉辦高等教育的經驗、辦法來指導高等教育改革。所謂摒棄「模式」，就是在「獨立自主」的旗幟下，拒絕接受來自國外的任何「模式」。20年間，經歷了1958年至 1960年的「教育大革命」所帶來的高等教育的「大躍進」。之後是隨著國民經濟的調整、鞏固、充實、提高而進行的高等教育的大調整。從1966年開始的 「文化大革命」，完全是關起門來革教育和文化的命，在經歷了高等學校三年不招生、工農兵上大學和在工人階級領導下的「斗、批、改」之後，力圖清除一切外國模式的干擾和影響的目的似乎已經達到，但事實是，中國高等教育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
第七個時期（1978年以後）。博採各國之所長，高等教育要面向世界。1978年召開的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了把工作重心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重大決策。在經歷了閉關鎖國20年所帶來的種種災難之後，隨著改革開放基本國策的確立，中國的高等教育重新走向世界。進入90年代，政府陸續制定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高等教育法》、《面向21世紀教育振興行動計劃》、《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進素質教育的決定》等一系列法規，借鑒世界各國高等教育發展的經驗，加快了中國高等教育改革的步伐。明確提出，「為了實現現代化，我國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學。這樣的大學，應該是培養和造就高素質的創造性人才的搖籃，應該是認識未知世界、探求客觀真理、為人類解決面臨的重大課題提供科學依據的前沿，應該是知識創新、推動科學技術成果向現實生產力轉化的重要力量，應該是民族優秀文化與世界先進文明成果交流借鑒的橋梁。」[4] 盡管中國的高等教育還存在許多亟待解決的問題，但是，在經歷了一個世紀的艱苦探索之後，深固拒閉、盲目排外不可取，單一的價值取向不足取，正在成為政府和知識界的共識。探索一條適合中國國情而又廣泛吸收各國之長的高等教育的發展道路，是中國高等教育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通過上面簡略的回顧，我們可以看出，在短短的一個世紀里，中國高等教育在發展模式的選擇上經歷了那麼多次的轉換，從世界高等教育發展史上考察恐怕也是絕無僅有的，歸根到底這是受近代中國急劇變化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現實所制約。如果我們把一個世紀作為一個歷史過程考察，又會發現，百年間，我們在高等教育發展模式的選擇上似乎走了一個大圓圈：被迫開放（無意識的泛化）——單一的價值取向——多元化的努力——單一的價值取向——封閉——主動開放（在世界范圍內博採眾長）。歷史證明，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關起門來搞自己的高等教育，拒絕借鑒任何先進國家的經驗，無論是在「天朝大國」的迷夢中還是在「自力更生」的口號下，都是一條自我封閉、作繭自縛的死胡同；囿於某種政治環境，價值取向單一，同樣不是發展的最好選擇。這是因為，高等教育作為人類所創造的知識文化的重要傳播場所，作為高級專門人才的培養基地，有其自身發展的內在規律。高等教育的發展，既要受處於不同經濟發展階段、不同政治文化背景的各個國家和地區的具體國情所制約，也要受高等教育本身發展規律的制約。從一定意義上可以說，一個世紀以來，中國高等教育發展模式的轉換就是在如何認識和正確處理這一對矛盾的過程中艱難推進的。不能以強調本國情形的特殊性為由而拒絕遵循高等教育發展的一般規律，也不能以標榜追趕世界潮流為借口而置本國國情於不顧，這是我們回顧和總結這段歷史所應深刻記取的經驗教訓。
二、傳統與移植
1894年至1911年的十幾年間，是中國近代高等教育的起步時期。19世紀最後幾年所創辦的天津中西學堂、南洋公學和京師大學堂，如前所述是近代大學的雛型。1904年頒布的《癸卯學制》中有《奏定大學堂章程》、《奏定高等學堂章程》和《奏定農工商實業學堂章程》。在這些章程中，關於辦學理念和培養目標，有了新的表述：大學堂「以謹遵諭旨，端正趨向，造就通才為宗旨。…以各項學術藝能之人才，足供任用為成效。」通儒院（即研究生院）「以中國學術日有進步、能發明新理以著成書、能製造新器以利民用為成效。」[6] 從前一個時期的培養「藝才」、「專才」，到這一時期的提出「通才」，從字面上看，似乎又回到了傳統的人才觀。因為中國的傳統教育也強調「通才」，即所謂 「一物不知，儒者之恥」。但是，這里的「通才」是以掌握「各項學術藝能」為前提的，不僅與封建教育的理想人格「通才」在內涵上有所不同，而且，這種目標提出的本身也提升了「藝才」與「專才」的地位。從一定意義上可以說，較之前一時期，較多地接納了西方高等教育的理念。當然，這種「通才」仍必須「謹遵諭旨」，「以忠孝為本，以中國經史之學為基」。在這里，中國傳統高等教育的影響依然十分強大。這是因為，雖然科舉制度在1905年被廢除，但是，科舉制度賜予出身的陋習仍然保留下來，秀才、舉人、進士的頭銜還十分具有吸引力。當然更重要的是封建專制制度的政治框架還在起著支撐作用，社會主流價值觀的變革終究需要以經濟基礎和政治制度的變革為前提。與此相適應，在這十幾年間，高等教育在課程體系、教學內容和方法上發生了較大變化。最明顯的表徵是西方近代社會科學的各個門類被大量引進高等教育的課堂，政治學、法學、教育學、哲學、心理學、經濟學等社會科學被作為大學或高等學堂的教學內容，通過日本引進或翻譯的西方教科書大量出版。學術界往往把這一時期看作是在課程體系與教學內容方面移植西方的第一個高潮。與此同時，在傳統高等教育中特別受到重視的儒家典籍「經學」的研習，也被保存下來，京師大學堂有經學科之設，而且置於各學科之首。在課程體系、教學內容領域，傳統與移植之間的沖突、矛盾在政策層面和實踐層面都非常激烈。
民國初年，資產階級革命派和激進的民主主義者從根本上否定了「中體西用」這一直接支配高等教育培養目標的文化觀念，提出要用「民主共和」和「科學民主」的精神來改造中國傳統的封建主義文化，這也為高等教育培養目標的進一步發展演變提供了思想基礎。 從1912 年至1949年的近40年間，民國政府和後來的國民政府制定頒布過幾部重要的關於高等教育的法令、規程。就培養目標而言，從法律條文上看，最大的變化在於取消了封建社會高等教育的政治方向。1912年的《專門學校令》提出，「專門學校以教授高等學術、養成專門人才為宗旨」。同年頒布的《大學令》規定，「大學以教授高深學術、養成碩學閎才、應國家需要為宗旨。」在這里強調的是高深學術，是培養「碩學閎才」和「專門人才」。高等教育領域中大學和專門學校的區分標準是「學」與「術」，前者重在學術研究，後者重在應用技術。政治上、思想上的種種限制與要求，即所謂「忠君」、「尊孔」，在培養目標中被取消了。特別在民國前期，由於蔡元培的努力和他的廣泛的社會影響，中國近代高等教育得以在教育理念上有了一次大的飛躍。正如有些研究者所指出的：「只有在這一時期，中國才真正開始致力於建立一種具有自治權力和學術自由精神的現代大學。」[7] 西方高等教育理念的核心即學術自由和大學自治的觀念，通過蔡元培的理論倡導和身體力行第一次較全面地被國人所認識和接受。蔡元培對北京大學的改造，他所反復強調的學術自由、兼容並包的辦學方針，他對大學功能的理解與認識，即所謂「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等等，使中國近代高等教育對西方的移植上升到一個新的高度。從一定意義上可以說，正是通過蔡元培在北京大學的努力，使中國高等教育在教育理念和培養目標上，從根本上動搖了以培養「內聖外王」的「賢士」、 「君子」、「循吏」為目標的主流傳統。在這里要強調說明的是，蔡元培在宣傳、倡導西方大學理念的同時，也充分利用了中國封建社會高等教育的非主流傳統，即張揚古代書院濃厚的學術氛圍、師生間砥礪德行互相切磋的融洽之情以及相對的獨立地位，等等。1922年，毛澤東等人「鑒於現在教育制度之缺失，採取古代書院與現代學校二者之長，取自動的方法，研究各種學術，以期發明真理，造就人才」[8]，在湖南創辦自修大學。蔡元培聞訊後，高興地寫下了《湖南自修大學介紹與說明》一文為之鼓吹：「合吾國書院與西洋研究所之長而活用之，其諸可以為各省新設大學之模範者與？」[9] 對西方大學理念的移植與中國高等教育主流傳統和非主流傳統的排斥、融合，在「五四」新文化時期特定的環境中得到了最充分的體現。
1929年，南京國民政府制定頒布了《大學組織法》和《專科學校組織法》。其中關於培養目標的表述，分別為「大學應遵照……國民政府公布之中華民國教育宗旨及其實施方針，以研究高深學術養成專門人才」，「專科學校應遵照……國民政府公布之中華民國教育宗旨及其實施方針，以教授應用科學養成技術人才。」在 20年之後的1948年，南京國民政府公布的《大學法》和《專科學校法》，關於培養目標的表述，與20年前幾乎完全一致。上述情況說明，在1912年至 1949的近40年間，高等教育培養目標是研究高深學術的學者和研習應用科學的技術人才這條主線一直貫穿其間。
在課程體系和教學內容方面，民國時期與清末比較，最大的變化是廢除了反映封建傳統文化的科目，增加了體現西方文化精神的大量新學科，人文社會科學方面如此，在自然科學和技術科學方面更是如此。據統計，民國初年《大學規程》中所開列的課程科目總數比清末《癸卯學制》所規定的多300多門；專科學校課程也比清末相應學堂科目增加了1-2倍。蔡元培主持下的北京大學20年代開設的課程中，有許多在歐美各著名大學中也是剛剛起步。在課程體系方面的另一顯著變化是，從參照日本到直接借鑒西方高等學校的課程設置。許多大學和專科學校的教材直接用西方大學的原版教材。似乎可以認為，在課程體系和教學內容方面，對西方高等教育的移植在20世紀的二三十年代出現了第二個高潮。直到30年代後期才陸續開始有中國學者自己編著的教材被冠以「大學叢書」的字樣在各大學和專科學校採用，而且仍主要限於人文社科類學科。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關於高等教育培養目標的明確表述，最早見之於政府法規文獻的是1950年7 月政務院批準的《高等學校暫行規程》。其中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高等學校的宗旨為根據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第五章的規定，以理論與實際一致的教育方法，培養具有高級文化水平、掌握現代科學和技術的成就，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建設人才。」[10]在這里，除去頭、尾兩處有關政治方向的要求之外，核心內容是「培養具有高級文化水平、掌握現代科學和技術成就的建設人才」。與民國時期高等教育的培養目標相比較，政治上提出了不同的要求，這是十分自然的；應該說，作為高等教育的特點還是體現出來了，「高級建設人才」的提法也可以說涵蓋了學術人才與專門技術人才。當然，由於特定的國際國內環境，所謂學術自由、大學自治等等，在剛剛取得政權的社會條件下，是不會受到關注的。相反，對大學中舊知識分子的改造很快就提上議事日程。在課程體系方面，特別強調了廢除國民黨政府開設的政治教育課程，代之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著作為基礎的新的課程體系。進一步發展的結果，則是全面地照搬蘇聯的課程體系。1955年有個統計，當時的浙江師范大學開設的153門課程中，有41門是以直接從蘇聯翻譯過來的教科書為基礎而設立的，另有79門課程所用教材是在蘇聯模式的基礎上改編而成的[11]。可以說，在這一歷史時期，對國外高等教育的移植在課程體系方面出現了第三個新高潮。
在1956至1957年間，中國高等教育領域出現了一股追求學術自由、大學自治的風潮。知識分子們響應中國共產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號召，對於機械地照搬蘇聯模式，大學中專業設置過窄、高等教育中忽視社會科學以及把馬列主義奉為教條等現象提出了激烈的批評。著名代表是北京大學的馬寅初。這可以看作是中國高等教育非主流傳統與移植而來的蘇聯高等教育模式（高度集中統一）的一次頑強對抗。眾所周知，這次風潮的結果是以「反右斗爭的全面勝利」而告終。 1957年，毛澤東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的著名講話中，提出了指導中國近30年的教育方針，即「應該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體育幾方面都得到發展，成為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1958年9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在《關於教育工作的指示》中把毛澤東的講話用政府法律的形式作了肯定：「黨的教育工作方針，是教育為無產階級的政治服務，教育與生產勞動結合。為了實現這個方針，教育工作必須由黨來領導。」[12]從此，這個方針成了中國所有教育機構，包括大、中、小學的辦學宗旨。
196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直屬高等學校暫行工作條例（草案）》（簡稱《高教六十條》）頒布，對高等學校的培養目標作了前所未有的詳細規定：「高等學校學生的培養目標是：具有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精神，具有共產主義道德品質，擁護共產黨的領導，擁護社會主義，願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為人民服務；通過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著作的學習，和一定的生產勞動、實際工作的鍛煉，逐步樹立無產階級的階級觀點、勞動觀點、群眾觀點、辯證唯物主義觀點；掌握本專業所需要的基礎理論、專業知識和實際技能，盡可能了解本專業范圍內科學的新發展；具有健全的體魄。」[13]可以說，這是近代以來關於高等教育培養目標的字數最多的一次表述。應該說，較之1957年毛澤東的論述和1958年中共中央、國務院指示中的規定，培養目標更明確，對專業有一定的要求。考慮到20世紀 60年代中國所處的國際國內環境，這已是一個很大的轉變。而且，也確實對實踐產生了積極的影響。但是，這種狀況沒有持續多久，隨著「千萬不要忘記階級斗爭」口號的提出，高等教育培養目標的泛政治化傾向愈演愈烈，直至「文革」十年，高等教育的培養目標變成了「反修、防修，培養革命事業接班人」一句空洞而抽象的政治標語。與此相適應，在課程體系、教學內容等方面，在大量突出政治學習、觸及靈魂、思想改造的同時，專業知識被壓縮至最少程度，大學變成了短訓班。
1957至1977年的20年間，中國高等教育在培養目標、教育理念等方面所發生的變化， 同樣可以從移植與傳統的沖突中得到解釋。如果說1949至1956年的全盤蘇化期間，我們所提出的高等教育培養目標仍然強調的是學術人才和專業技術人才，是對民國以來形成的主線的繼續，體現的是外來因素的移植，同時融合了傳統的影響（政治方向、政治要求）；那麼，後20年間則是傳統對移植的激烈反抗並戰勝之。在這里，所謂傳統包括兩個方面，一是指中國傳統高等教育所積淀而成的根深蒂固的重視倫理道德教育、培養政治人才的主流傳統；二是指中國共產黨在長期的革命戰爭環境中，在培養幹部隊伍中所形成的理念和方法。20年間，特殊的國際環境和國內環境使中國的高等教育關閉了與世界交往的大門，為傳統的復歸和高揚提供了適宜的土壤和氣候。1978年4月召開的全國教育工作會議，否定和拋棄了「文革」中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教育目的，將現代化的實現確立為教育的主要目標。同年10月，教育部對1961年頒布的《高教六十條》略作修改，印發全國高校組織討論，關於高等教育的培養目標完全是原來的表述。盡管如此，至少說明在改革開放的初期，注重專業知識的問題已被提到議事日程之上。 1980年2月，全國人大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學位條例》，規定對在高等學校和科研機構的畢業生和科研人員經過嚴格考核，分別授予學士、碩士和博士學位。其目的是為了促進科學專門人才的成長，促進各門學科學術水平的提高和教育、科學事業的發展。1985年5月，中共中央頒布了《關於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決定》指出，「高等學校擔負著培養高級專門人才和發展科學技術文化的重大任務。」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來第一次如此明確地把高等教育的任務歸結為培養高級專門人才和發展科學技術文化。這次會議的另一項與高等教育理念有關的重大決定是，明確提出要擴大高等學校的辦學自主權，改變政府對高等學校「統的過多的管理體制」，使高等學校具有主動適應經濟和社會發展需要的積極性和能力。」[14]盡管在實際實施過程中高等學校所獲得的自主權遠未達到文件中所給予的自由度，但是，我們仍然可以說，《決定》給予了我國高等學校建國以來從未有過的自主權。此外，《決定》還強調高等學校是教學、科研中心，而不是像蘇聯模式那樣，要麼負責教學，要麼負責專業培訓；強調改革教學內容、教學方法、教學制度，強調提高教學質量，開展教學改革試驗，改變專業過窄的狀況，增加選修課，實行學分制和雙學位制等等，努力借鑒和移植先進國家高等教育的課程體系和教學內容。
進入90年代，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和經濟體制的轉變，中國高等教育的發展進入一個新的歷史時期。1994年7月，國務院頒發《關於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的實施意見》，提出要進一步發揮高等學校在國家科學技術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實施「211」工程，面向21世紀，重點建設100所左右的高等學校和一批重點學科。1998年8月，全國人大制定並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高等教育法》。《高等教育法》規定：「高等教育的任務是培養具有創新精神和實踐能力的高級專門人才，發展科學技術文化，促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高等學校應當面向社會，依法自主辦學，實行民主管理」，突出強調了培養高級專門人才和辦學自主權。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50年來制定頒布的第一部高等教育法，它全面肯定了改革開放20年來我們在高等教育辦學理念、培養目標、管理體制等方面所取得的共識。與此同時，隨著經濟的發展和人民群眾接受高等教育要求的不斷高漲，西方發達國家高等教育大眾化的理念正在日益被人們所接受，並轉化為政府的教育政策，中國高等教育面向社會精英階層的傳統正在成為歷史。可以說，中國近代高等教育在經歷了整整一個世紀的曲折之後，終於有了明確的、與世界高等教育發展同步的理念、目標與方向。

⑻ 中國高等教育學會的發展歷史

中國高等教育學會成立於 1983年5月30日。第一、二屆會長為蔣南翔同志（教育部原部長），第三屆會長為何東昌同志（原國家教育委員會黨組書記、副主任），第四屆會長為周遠清同志（教育部原副部長）。
2006年4月1日，中國高等教育學會召開第五次會員代表大會，周遠清同志再次當選為會長。中國高等教育學會第五屆理事會共有理事350名，常務理事222名。理事會成員有教育行政部門負責人、高等學校負責人、中科院院士、知名教授及從事高等教育研究的專家、學者等。
2012年8月24日至25日，中國高等教育學會第六次會員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選舉產生新一屆理事會，中國農業大學黨委書記瞿振元教授當選為中國高等教育學會第六屆理事會會長 。
中國高等教育學會現有單位會員108個。其中，有省級高等教育學會28個、行業高等教育學會15個、專業委員會（分會）56個、高校高等教育學會9個。中國高等教育學會已形成遍及全國、聯系各高等學校、覆蓋眾多學科和管理領域的組織網路。學會設有學術委員會，為學會的審議、咨詢機構；學會常務理事會下設秘書處，為學會的日常辦事機構。學會秘書處下設辦公室、《中國高教研究》編輯部、學術部、高校技術物資中心等內設機構，另設有中國高等教育改革與發展網、中國高等教育培訓中心等附屬機構。《中國高教研究》為學會的會刊。
主辦單位：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中國高等教育學會 @ 2003——2010年 備案序號:京ICP備10021028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