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建長城的歷史意義

Ⅰ 古代最高統治者修建長城有什麼意義呢

修築長城的意義

一、修築長城的軍事意義: 長城是世界古代史上最偉大的軍事防禦工程，它並非簡單孤立的一線城牆，而是由點到線、由線到面，把長城沿線的隘口、軍堡、關城和軍事重鎮連接成一張嚴密的網，形成一個完整的防禦體系。

長城的修築工程歷時兩千多年，它那強固的關隘、林立的敵台、危峭的城牆和傳遞軍情的烽火台，使其作為最大的防禦建築工程，關系著各諸侯國和王朝的存亡。所以，有著兩千多年修築工程歷史的長城也是中國兩千多年封建王朝興衰存亡的歷史見證。 中國古代人造而成的雄偉防禦建築工程長城，其修築時間之久，工程量之巨，史所罕見。它以其實物存在向後人們展示了設計者的智慧才華和建造者的艱辛勞作。

Ⅱ 秦長城的修建有什麼歷史意義

秦趙燕為何要在北邊修築長城,這要從戰國時期的形勢說起.戰國時期,是我國黃河長江中下游地區由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的轉變時期,諸夏文化與秦、楚、吳、越文化的交流與融合,統一的趨向日益強烈.當時進行封建改革的魏、趙、韓、楚、齊、秦、燕七國強盛之後,進行兼並戰爭,謀求以武力統一黃河、長江中下游地區.這時,陝北、晉北、冀北和內蒙古草原上的 天下第一雄關：居庸關長城
少數民族主要是匈奴也強大起來,不斷擄掠秦、趙、燕三國北部邊境.秦國之北,有義渠,又北為匈奴；趙國西北有林胡、樓煩,北有襜襤、匈奴；燕國北界有東胡.自戰國中期以來,他們不斷擄掠秦、趙、燕三國北部地區.由於他們善於騎射,長於野戰,採取突然襲擊,來去飄忽,難於捉摸,顯示出很強的戰鬥力.而秦、趙、燕在戰國中期的作戰部隊主要是步兵和戰車,穿著寬衣大袖的服裝,行動遲緩,日行30——50里,自然不能阻止匈奴、東胡的襲擊和擄掠.這不僅使三國北部人民的生命財產受到嚴重威脅,生產遭到嚴重破壞,而且大大影響了三國的統一事業.針對這種被動局面,三國便先後進行兵制改革和在北部修築長城. 秦國自商鞅開始變法,推行富國強兵.軍隊逐漸改變成步兵和騎兵,並以軍功論賞和升遷,因此軍隊的戰鬥力增強,所向無敵.惠文王六年（前332）和十年,先後大敗魏國,奪取魏西河郡（今陝西洛河流域）和上郡（今陝西東北部）地.為了防止匈奴人南掠,昭王下令於隴西、北地、上郡北部邊境修築長城,並派軍駐守. 趙國於武靈王十九年（前307）始改革兵制,行胡服騎射.自此兵力遂強.二十年,武靈王西略林胡地,至榆中,林胡王獻馬降服,才班師而歸.二十六年（前300）,破中山,攘地北至燕、代（今山西北部）,又西北拓地至雲中、九原（今內蒙古和林格爾縣至烏加河地區）.於是,下令築長城,自代並陰山（今內蒙古大青山、烏拉特山）而西,直抵大河（今內蒙古烏加河）,而置代郡、雁門、雲中郡,以防匈奴南下擄掠.為了專門經營西北,次年,他讓位於其子惠文王何,自號主父.惠文王二年（前297）,主父出代,至西河（今山西、內蒙古間之黃河）,破樓煩王而致其兵. 燕國是戰國七雄中最弱的一個,南臨強齊與新起的趙國,北逼於東胡.直到燕昭王即位（前311）以後,發憤圖強,招納各國賢能之士,實行改革,燕國才強盛起來.其時東胡強大,經常南掠燕國北部地區.燕君為了保持北部的安寧,被迫向東胡王媾和,而以大將為人質.昭王時,秦開質於東胡,他智勇雙全,東胡王甚信之,因此行動自由,得以了解東胡南部的山川險要、布防情況與軍隊的活動規律.歸國之後,即率大軍襲擊東胡,大破之,東胡卻地千餘里.又「度遼東而攻朝鮮」拓地至浿水（今朝鮮清川江）.於是,「燕亦築長城,自造陽（今河北康保縣與內蒙古太僕寺旗）至襄平；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以拒胡.」 綜上所述,戰國時期,秦、趙、燕之所以在北邊修築長城,其目的是為了防禦匈奴、東胡等民族的劫掠.
秦趙燕長城價值
戰國時期的秦、趙、燕長城,作為軍事防禦工程,究竟在戰爭中起了什麼作用?關於它的作用,特別是秦長城和燕長城的作用,歷史文獻記載幾乎沒有,趙長城的記載也很少.這是不是 長城
說,它們沒有起什麼作用呢?不是.恰恰相反,正好說明三國修建長城後,匈奴、東胡等沒有越過長城南掠,長城在軍事防禦上起了重要作用. 眾所周知,昭王時,是秦國疆土擴展最快的時期之一.假如北面沒有修築長城,秦國就必須要派駐大軍把守北方的重要通道和隘口,以阻止強大的匈奴南掠,怎麼能夠抽調大軍不斷大敗六國的聯軍、佔領六國大片土地呢?可見,秦長城修成後,只需要少量軍隊駐守,就能阻止匈奴南下了.如果匈奴大軍南下,由於有長城防禦,一時不易攻破；而秦都咸陽距此不遠,一日一夜或兩、三晝夜即可赴救,因此,匈奴不敢南下,自取失敗.總之,自秦昭王築長城以後,匈奴一直沒有南下擄掠,這正說明了長城的軍事防禦作用. 至於趙長城,由於建築在陰山（今大青山、烏拉山東南）腳下,多系用土夯築,質量較差,而又靠近匈奴,因此開始時,常被匈奴大軍攻擊.趙國雖然派駐大軍防守,主動出城迎戰,但是常吃敗仗.趙悼襄王時（前224－－前236）,趙邊防累為匈奴所敗,北方吃緊,於是,派大將李牧到長城統領大軍防守.悼襄王給予李牧便宜任免屬吏的特權,並將雲中、雁門、代郡北部的商業稅和田賦作為軍費供李牧支配.李牧將指揮部設在雁門郡北部的長城下,以便東、西照應.他厚待戰士,日殺數牛來改善伙食；他下令軍中：「匈奴來擄掠,全體將士立即收牛馬羊入保長城,有敢捕虜者斬!」匈奴每來侵,由於烽火嚴緊,事先知道消息,趙國軍民便收牲畜入保長城.匈奴擄掠不到人和牲畜、財物,只好退去.如此數年,雖未挫敗匈奴,但趙軍亦無亡失.匈奴人以及趙國邊民,都認為李牧怯懦,趙王也責備李牧；而李牧依然如故.趙王怒,招牧回朝,以別將代之.新將採取迎擊的戰略；匈奴每來,他就率軍出擊,數敗.在一年多的時間里,將士傷亡很多,北邊無法放牧.趙王沒有辦法,只好再請李牧出守長城.李牧稱病,杜門不出,不肯應命.趙王乃強起牧,令牧統兵守衛北方.李牧對趙王說：「王一定要用我,我仍然採取從前的戰略,您同意,我才敢奉命.」趙王只得答應.李牧至長城,如故約.數年,匈奴無所得.然終以李牧為怯.趙守邊將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於是,李牧乃選戰車1300輛,精騎13000匹,挑能破敵擒將的百金之士50000人,善射者100000人,訓練作戰.練成之後,便大縱畜牧.長城以北,人畜遍野.匈奴聞之,便來擄掠.小入,牧則佯敗,以部分人畜委之.單於大喜,便率傾國人馬南下.李牧事先設下埋伏,張左右翼夾擊,大破匈奴10萬余騎,單於落荒敗走,逃奔北方而去.此後10餘年,匈奴不敢近趙長城.趙軍乘勝滅襜襤,破東胡,降林胡.於是,趙北邊寧靜,人民安居樂業.從這里,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趙長城在軍事防禦上的巨大作用. 漢初,匈奴乘中原戰亂,越過秦蒙恬所築長城,復與漢以戰國秦、趙、燕長城為界.由於這條長城年久失修,北方守軍稀少,因此,強大的匈奴不斷進入長城以內擄掠,一直深入到代谷、太原、西河、上郡、北地等郡,漢高祖、惠帝、文帝、景帝被迫對匈奴採取和親政策；嫁公主給單於為閼氏（即王後）,並賜予大量的財物.但是,就是這樣一條破爛不堪的長城,也在一定程度上發揮了軍事防禦作用如果不是匈奴大軍,一般不能進入長城擄掠.其次,如果守將得力,縱有匈奴大軍,也進不了長城.程不識也是守長城的名將,與李廣齊名,他治軍很嚴,隨時防禦匈奴突襲,匈奴也不敢來犯,也說明戰國長城起了一定作用.其後衛青、霍去病、公孫賀、公孫敖等出擊匈奴,均以趙、秦長城為進攻退守的主要據點.這表明,直到西漢前期,戰國秦、趙、燕長城仍在發揮軍事防禦作用,雖然它的防禦能力已大不如戰國時期了.直到漢武帝把匈奴趕到漠北以後,修復蒙恬所築秦長城和修建外長城,這條戰國秦、趙、燕長城才被放棄,它的軍事防禦作用也才隨之終結.
歷史與現實價值
戰國秦、趙、燕長城具有很大的歷史價值,首先,它表明,只有修築長城,加上一定數量的駐軍,才能限制游牧民族的快速機動能力,防止北方游牧民族騎兵閃電式的襲擊.沒有長城,即使有大量的步兵和騎兵,仍然是防禦不了的.戰國時代的歷史事實證明了這一點.因為長城是有效的軍事防禦工程,因而後來為秦始皇所採用.秦始皇在驅逐匈奴到漠北以後,下令蒙恬立即修築新的長城. 其次,戰國秦、趙、燕所築的長城,是相當科學的,它基本上是利用山川形勢險要而建,在山口與平原地區,都建築高厚的城牆,截斷匈奴、東胡騎兵進出之路.除了長城之外,內外製高點還建有烽火台,進行偵察敵情和傳遞消息,讓長城上的駐軍作好准備；在交通路口和谷口,都建築障城,派軍駐守,以加強長城的防禦能力.在長城以內,每隔一段距離,都修建駐軍的大城,並設有迅速傳遞消息的通訊網,以便統一指揮和互相支援.這條三國長城及其烽火台、障、城等配套建築,構成了一套完整的軍事防禦體系.這套軍事防禦體系是合乎科學的,防衛是有效的.它為後來的軍事防禦工程提供了樣板.蒙恬所築的秦長城,雖然全系新建,但是很明顯,他是在參照戰國秦、趙、燕長城建築的基礎上設計的,同時進行了取長補短.例如,他利用山川地形,因其險阻建城築障.他把長城建於高山之上,盡量利用山脊、峰巒為城,使匈奴騎兵無法越過；盡量利用河流作屏障,盡量把長城建於河流之北,使敵人得不到水源.在丘陵、平原,則築成高大城牆,或用土石夾築,或用土夯築,而把各段長城聯結成一條氣勢雄偉、隔斷南北的巨龍.秦長城的烽火台,較三國長城有了改進,都建於長城外開闊的山上,而且根據地形,每隔10里、20里、30里就有一座.障城也有改進,在交通路口或谷口,都修建南北兩座障城.駐大部隊的城,都建在長城之南,並與長城緊緊相連.可以說,秦長城建築體系的高度科學性,是戰國秦、趙、燕長城建築體系的繼承和發展. 長城上最好的關城：嘉峪關
最後,戰國秦、趙、燕長城的歷史價值,不僅表現了2200多年前中華民族的偉大氣魄,而且顯示了當時中國人民的高度智慧、不怕苦的精神、高超的軍事科學水平、高度的科學文化.

Ⅲ 萬里長城的歷史意義

1.長城的歷史作用

以雄峙中國北方大地的萬里長城為中介的南北廣大地域所構成的長城帶，橫貫今遼寧、內蒙古、寧夏、甘肅、陝西、山西、河南、河北、北京、天津、山東和吉林、黑龍江、青海、新疆等省(市、自治區)的相當一部分地區，也包括歷史時期處於今蒙古人民共和國和朝鮮半島的若乾地區。其范圍南北寬約數百公里乃至上千公里，東西長約數千公里。長城帶自遠古至今居住著眾多的民族，各民族及其相互關系的發展，是觀察和理解長城帶一切事物的關鍵所在。

在歷史發展過程中，長城帶的古代民族，有些消失了，一些新的民族又融合生成，它們都與當今分布在長城帶的20多個民族有著密切的淵源關系。無論已經消失的還是至今繼續發展的各民族，都對中國的歷史發展做出過重要的貢獻。

萬里長城是中國古代民族關系發展的產物，但目前對於長城南北民族關系內在發展規律的研究尚不充分。總結已有的研究成果，拓寬研究領域，揭示長城與中國民族關系發展的內在聯系，對於長城學、民族學及中國民族關系史等學科研究的發展，對於促進民族團結都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和重要的理論研究價值。

2.長城帶的經濟結構與民族格局

經濟文化結構 中國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地形特點所構成的地理環境、氣候特點，決定了整個中國大陸古代經濟、文化大致分為東西兩大區和南北三帶的天然布局。東西兩大區即北起興安嶺，經燕山、陰山、賀蘭山、岷山至橫斷山脈一線，以東為農業經濟發展地區，其西是畜牧業(間有河谷或綠洲小塊農業)經濟發展地區。三帶即秦嶺、淮河以南為水田農業經濟發展帶；秦嶺、淮河以北至陰山、燕山以南和東北平原是旱作物農業經濟發展帶，陰山以北，賀蘭山以西為畜牧業經濟發展帶。兩區三帶的天然布局，構成中國大陸古代農、牧兩大經濟、文化類型。長城帶包含了整個旱作農業經濟發展帶和畜牧業經濟發展帶的大部，構成一個完整獨立的經濟體系。經濟上以農業經濟為基礎，畜牧業是農業的重要補充，兩種經濟相互依存，互相補充。文化上以農耕文化為主導，農、牧兩種文化相互滲透和吸收，不斷匯聚與輻射。在歷史發展過程中，農業首先在黃河中下游發展起來，成為整個中國農業經濟、文化的腹心，並成為全國經濟、文化交流匯聚的中心。在整個畜牧業經濟區，自興安嶺以西、陰山以北的內蒙古大草原，憑借得天獨厚的條件，發展成為畜牧業經濟、文化的腹心。長城就坐落在這兩個經濟、文化腹心的自然交匯處，它是一定的經濟發展基礎的產物。長城既將

兩種經濟、文化隔開，又將兩種經濟、文化聯結在一起。

民族格局 民族格局總是反映著地理的生態結構。兩大經濟、文化腹心的形成，標志著兩大系統民族的初步形成。西周以降，長城以南的農業區形成華夏民族，近長城以南的黃河中下游，經濟文化處於領先地位，建立起以早期漢族為主體的強大秦漢多民族統一的封建大帝國；長城以北畜牧業地區，也於戰國末形成以匈奴族為主體的多民族統一的匈奴奴隸制政權。長城的修建，成為中國古代民族形成的標志。而秦漢的長期統一，鑄就了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雛形。自秦漢至明清，匈奴、氐、羌、東胡、烏桓和鮮卑、突厥和回鶻、黨項和契丹、女真、蒙古等古代民族反復匯聚長城帶，逐鹿中原，形成古代民族發展的一個又一個高峰，進行一次次民族融合，在融合、發展的過程中，一些民族實體消失，又一些新的民族實體誕生。到元、明後期，長城帶的近代、現代民族實體都先後形成，構成長城帶當代民族的多元一體格局。

3.長城帶的民族關系

長城帶古代的經濟、文化結構與古代民族的構成格局，決定了中國古代農業經濟地區與畜牧業經濟地區的關系集中表現於長城一線，其農業經濟、文化與畜牧業經濟、文化的對立統一也沿長城一線展開。與此相適應的中國古代的民族問題也集中於長城一線，表現得異常突出，無論是民族間的聯合與交流——政治的、經濟的和文化的——還是民族間的斗爭——軍事的、政治的——都沿長城一線展開，它對於主體民族的形成與發展，主體民族與長城帶各民族的關系，以至整個中華民族的形成與發展都曾起過重要作用。這是由於中國古代經濟體系一分為二、農業經濟與畜牧業經濟的對立統一所決定的。

長城帶經濟、文化的對立統一與發展 農業和畜牧業是兩種截然不同的生產方式，農業需要人員定居穩定生產，而畜牧業人員卻在流動中放牧，兩種生產方式各有其不同特點，因而農、牧兩大類型的經濟、文化，自古就有矛盾的一面。畜牧業生產的單一性和不穩定性，使之對農業有很強的依賴，又常常造成兩種經濟、文化的失衡，出現嚴重的對抗。而古代牧區保留的部落亦兵亦民的集群社會組織，很容易形成軍事優勢，有時進入農業區掠奪，給農業區造成極大破壞。長城的修築與存在，便起到了把農、牧兩個民族隔離開來，藉以增強對畜牧業民族掠擾的抗禦能力，使之不能輕易得逞，從而有利於保護中原地區的農業經濟和先進的生產方式，有益於社會生產力和封建文明的發展與積累。自秦漢至明，控制中原地區的歷代統治者，多數都利用農業社會的強大組織力量，不斷修築長城，同時採取大規模向長城帶沿線移民、修築交通通道、開拓邊疆新區域的舉措，促進了中原地區經濟、文化的發展。而通往西域的河西走廊交通孔道的打通，長城的延伸，使畜牧業經濟地區一分為二，削弱了游牧民族對中原農業區的威脅，使中原農業區與新疆南部農業區聯結成為統一體。隨著歷史的發展，這條通道進而形成為聯結中亞、南亞、西亞以及歐洲、非洲的走廊和重要樞紐，成為中西經濟、文化交流和國內東、西部各民族經濟、文化交流與輻射的極其重要的輸送線。所有這些，為中原經濟、文化的發展與擴散提供了廣泛的機會。

更重要的是農、牧兩大經濟、文化類型之間存在相互依存、相互需要、相互促進的關系。農業經濟既需要畜牧業為自己提供農耕、運輸用的畜力和戰馬、牲畜、皮毛、珍貴葯材等畜 力和物力，也需要不斷向畜牧經濟區出賣農副業及手工業產品等，使畜牧業經濟地區成為農業經濟地區的重要商品市場；而畜牧業經濟不僅需要農業經濟地區提供糧食、布疋和鐵、銅、錫、金、銀、陶器等各種手工業品，而且也需要出賣自己的皮毛、葯材等產品，這樣便促使了兩種經濟的貿易交換沿長城一線不斷展開。自秦漢至明清，長城沿線的許多關口，在歷史上成為農、牧兩大經濟、文化系統民族交易的場所或中心，加之特殊情況下的民族之間的搶掠，使農、牧業產品沿長城一線集散，長城一線也就成了國內最大的貿易市場和物資供求、集散基地。在歷史發展過程中，許多關口逐漸發展成為長城沿線的重要城鎮。可見，長城既保證了農業經濟、文化與畜牧業經濟、文化的正常發展，又為二者的交流和相互補充提供了場所和方便；又起著調解兩種經濟，使農、牧業經濟朝著主輔相互配合的方向發展的重要作用，從這個意義上講，長城又是農、牧經濟的匯聚線。因此，長城不單純是曾起過將兩種經濟、文化分割開來的作用，更重要的還曾擔負著將兩種經濟、文化聯結在一起的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