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學發展歷史

1. 鰲江小學的發展歷史

鰲江第二小學（鰲小）有著光榮的傳統，她曾經是溫州地區乃至浙江省教育界的一面旗幟，為家鄉人民贏得無數的榮譽。建校之初，革命黨人陶煥卿（又名陶成章、浙江光復會負責人之一）、龔薇生（又名龔寶銓、系章太炎女婿，後為浙江圖書館館長）、陳荻生（又名陳大齊，後為北大教授、國民黨考試院副院長）三人即受聘執教，學校因此被疑有革命黨活動而遭當局非難。民國27年（1938），教員項經川、陳素瑤等秘密組織中國共產黨鰲江中心支部，從事革命活動。同時在附設「臨時中學」中聚革命志士，組織演講、演出，宣傳抗日救亡。一批進步青年在這里覺醒，並經黨組織介紹，從山門革命老區轉道投奔皖南新四軍，為新中國成立立下功勛。民國35年，學生以「反飢餓，反內戰」為演說內容參加平陽縣童子軍大檢閱，激怒當局，校長項經川被迫離任。1949年5月，校長顏福清在校主持召開鰲江地區和平談判會，支持共產黨代表，解散了國民黨鰲江自衛大隊、鹽警中隊，並全部繳械。於是，解放歌聲從鰲小校園傳出，響徹全鎮。
鰲江第二小學辦學成就卓越，建國前幾次受嘉獎。民國5年（1916），學生參加縣教育局初等畢業生會考，包攬甲等第一名到第十名。縣知事黃夏鈞評定學校成績冠全縣，獎以「良玉在攻」四字匾額；民國20年，學校被省教育廳傳令嘉獎。建國後數領風騷，1959年，鰲小先後被評為溫州地區、浙江省重點學校。《浙江教育通訊》、《浙江日報》連續刊發《鰲江小學在躍進中》的系列報道，省內外兄弟學校兩萬餘人來校參觀、指導；1960年，學校被評為全國先進單位，並出席北京全國群英會，被授予鄧小平同志親書的巨幅錦旗。80年代，鰲小先後創辦家長學校和省藝校鰲小藝術教學實驗點，以特色辦學帶動學校全面發展。學校被評為浙江省藝術教育先進學校，兩次榮獲浙江省先進家長學校稱號。21世紀初，學校榮獲全國社會公認特色育人成功單位、中國西部地區教育顧問單位、全國小公民道德建設實驗學校、溫州市衛生先進單位、溫州市校本教研示範校……
今日鰲（二）小以藝術教育為龍頭，全面推進素質教育。學校黨建工作多次受表彰，連續幾年被評為平陽縣先進黨支部。家長學校更上一層樓，成為溫州市首批市示範性家長學校，浙江省先進家長學校。全體教師銳意進取，積極參與教學改革，教學質量歷年穩居鎮、縣前列。學校教育教學碩果累累，僅2000、2001兩年，鰲小師生獲縣一等獎以上獎次的就多達231項人次。其中50多篇教師論文、課題獲全國獎；學生參加全國數學奧林匹克競賽和「華羅庚杯」數學邀請賽，有30多人獲獎；多篇學生習作在全國獲獎，並刊發在市、縣級報刊上；開展羽毛球訓練，填補平陽縣空白，多次向省體工隊、省體校輸送羽毛球、乒乓球、游泳苗子，校男、女排球隊代表溫州市參加省傳統校排球賽分別獲第三名、第五名；藝術教育繼80年代縣藝術節「五連冠」後再創新高，聲樂《我愛媽媽的眼睛》、群舞《溫暖的懷抱》雙獲市藝術節一等獎；大型團體操《心連心之歌》在省第四屆田徑運動會開幕式表演比賽中技驚四座，傾倒全場觀眾，無可爭議地奪得一等獎；學生歌舞節目2次代表溫州市參加浙江省和全國比賽，歌舞《山窩里的小木屋》在浙江省首屆廣場文化節演出中大獲成功，受到專家的一致好評，聲樂節目《童年的海》獲得國家文化部主辦的「蒲公英杯」全國少兒聲樂大賽銅獎，2004年歌舞節目榮獲「國苗獎」全國少兒文藝節目大獎賽一等獎，並參加在廣州舉行的全國兒童慶六一文藝匯演。陳一粟、潘瑤瑤、鄭志宇、俞努克等同學分別考取部隊文工團、北京舞蹈學校和浙江省藝術學校……
一百年的人文歷史，延續著鰲（二）小精神，幾代人的奮斗拼搏，鑄就了鰲小輝煌的業績。今天，鰲（二）小全體教師正繼承百年傳統，弘揚鰲小精神，愛崗敬業，奮發有為，以嶄新的精神面貌迎接新的挑戰，為人民的教育事業再立新功。

2. 學校教育的發展史

學校教育的發展史

一、發展模式的不斷轉換
綜觀百年來中國高等教育現代化的歷史進程，其發展模式的轉換大致可分為七個時期。
第一時期（1862年至1894年）。甲午戰爭以前，中國近代高等教育處於醞釀時期。從19世紀60年代開始，出現了一批培養外語人才和軍事技術人才的專門學校。它們不同於傳統封建教育機構，不是培養作為各級封建官吏的「治才」，而是培養通曉各國語言和技術（特別是軍事技術）的所謂「藝才」。最典型的代表即是1862年成立的京師同文館和1867年創辦的福建船政學堂。至1894年前後，我國共創辦了30所左右的此類學堂。這些學堂毫無例外地都是在外來因素的誘發下創辦的。所謂外來因素的誘發，包含兩層意思，第一層意思是，它們是清政府在外力脅迫下應急反應的產物，是為了培養應付西方殖民主義者侵略所急需的人才而開辦的；第二層意思是，這些學堂都標榜以西方為榜樣，然而，在具體的學習目標上，卻並不明確，籠而統之地把西方稱之為「泰西」。從時人留下的大量文獻分析，所謂「泰西」，包括了英、法、德、美等國。可見，在當時人們的心目中，「西方」是一種泛稱，還沒有具體而明確的模仿對象。
第二個時期（1895年至1911年）。19世紀末20世紀初，是中國近代高等教育發展的重要時期。1895、1896和1898年分別成立的天津中西學堂、上海南洋公學和京師大學堂一般被認為是中國近代大學的雛型。20世紀初，清政府頒布了第一部包括高等教育在內的具有近代意義的全國性學制——《癸卯學制》。直到辛亥革命前的十多年時間里，中國高等教育的發展，無論是理論層面、制度層面還是實踐層面，都彌漫著一種濃厚的「以日為師」的氛圍。1898年創辦的京師大學堂的第一份章程就是由梁啟超「略取日本學規，參以本國情形草定規則八十餘條」[1]，即主要是參照日本東京大學的規程制定的。《癸卯學制》中有關高等教育的條文也幾乎與日本學制中的相關規定一致。與前一個時期相比，學習的目標由泛化而集中，「泰西」一詞被一個具體的國家——日本所取代，價值取向明確而單一。可以說，中國近代高等教育的起步時期，是以日本為模式的。
第三個時期（1912年至1927年）。1912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結束了兩千多年的封建帝制，為中國近代高等教育的發展提供了一個相對寬松的環境。1912年至1927年的十幾年間，可以說是中國高等教育發展模式的多元化時期。民國初年在蔡元培主持下所進行的教育改革形成的新學制《壬子癸丑學制》，對清末頒布的《癸卯學制》中有關高等教育的內容作了相應的改革。其間，教育部還陸續公布了《大學令》、《大學規程》、《專門學校令》、《公立、私立專門學校規程》和《高等師范學校規程》等一系列有關高等教育的法規法令。眾所周知，作為民國初年教育改革的總設計師，蔡元培非常關心高等教育，《大學令》就是由他親手制定的。他多次談到，《大學令》中許多內容是「仿德國制」，「仿德國大學制」[2]。從一定意義上可以說，借鑒德國高等教育是蔡元培多年的宿願。但是，從實踐的層面考察，蔡元培的理想並未實現。擺脫日本單一模式束縛的努力沒有取得明顯的效果，大學設評議會、教授會的條文列入了《大學令》，但在當時的高等學校中並未實行。直到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學校長之後，他的高等教育的理念——學術自由和教授治校，才部分地在他所主持的北京大學付諸實施。
就在蔡元培以德國高等教育為模式對北京大學進行深刻改造的同時，另一所國立大學——在南京高等師范學校基礎上發展而來的東南大學迅速崛起。留美歸教育博士郭秉文主持下的東南大學以美國大學為榜樣，延攬一批留美學生到校任教，集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為一體，從管理體制、系科設置、課程內容以至經費籌措等，全面學習、借鑒美國高等教育。至20年代中期，東南大學聲譽日隆，影響日廣，成為與北京大學南北呼應、交相輝映的中國高等教育的又一重鎮。
第四個時期（1927年至1949年）。在此22年間，中國高等教育發展模式的主旋律是，在融合美國和歐洲各國特點的進程中，以美國模式為基本走向。如果說20年代後期曾經是美國高等教育影響最盛的時期，從對地方分權制的教育體制的模仿，到大學實行選科制、學分制，以至於大學各專業缺乏明確的課程標准等等都顯示了美國高等教育的強大影響；那麼，進入30年代，則表現出一種比較主動地吸收和借鑒歐洲各國高等教育經驗的傾向。如在高中畢業生中實行會考制度，以整齊大學生的入學程度；教育部制訂並實行有關大學教師任職資格的法令；強調大學畢業考試制度等等，這些舉措從一定意義上可以說吸收了歐洲各國高等教育的具體做法。但是，這一時期從總體上講是以美國模式為基本走向。其間，有一個短暫的插曲，即1927年至1929年期間實行的大學區制。實行「大學區制」用蔡元培的話來說是「仿法國制度，以大學區為教育行政之單元」[3]。眾所周知，大學院制試行不及兩年就無疾而終，對全國高等教育的實際影響並不大，就中國近代高等教育發展模式的轉換而言，可算作是一個小小的插曲。
第五個時期（1949年至1957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使中國高等教育的發展進入一個新的時期。在這一時期，由於特定的國際國內環境，中國高等教育的發展模式幾乎重復了半個世紀以前走過的路徑，即學習、借鑒的目標單一而集中，那就是以蘇聯為榜樣。1949年至1959年的10年間，我國高等院校共聘請蘇聯專家861人，此外還有相當一部分專家在高等教育部擔任顧問。在這些專家的指導和幫助下，對高等院校的培養目標、專業設置、教學計劃、教學大綱進行了全面修訂調整，專家的工作也包括編寫教材、培養研究生和培訓教師，甚至滲透到學生生產實習、課程設計、畢業設計、實驗室和資料室建設等具體工作領域。與此同時，政府通過對私立學校的接辦改造、教會學校的取締和院系調整等重大措施，初步完成了對1949年以前的高等教育體制和格局的改造，新的以蘇聯為模式的高等教育體制形成並確立。
第六個時期（1958年至1977年）。摒棄「模式」，復歸「傳統」。1957年以後，由於中蘇關系的惡化和國際國內形勢的變化，中國高等教育的發展逐漸走上了一條摒棄一切外國「模式」，復歸「傳統」的道路。所謂復歸「傳統」，是指力圖用中國共產黨在戰爭年代、特別是抗日戰爭時期在延安等根據地舉辦高等教育的經驗、辦法來指導高等教育改革。所謂摒棄「模式」，就是在「獨立自主」的旗幟下，拒絕接受來自國外的任何「模式」。20年間，經歷了1958年至 1960年的「教育大革命」所帶來的高等教育的「大躍進」。之後是隨著國民經濟的調整、鞏固、充實、提高而進行的高等教育的大調整。從1966年開始的 「文化大革命」，完全是關起門來革教育和文化的命，在經歷了高等學校三年不招生、工農兵上大學和在工人階級領導下的「斗、批、改」之後，力圖清除一切外國模式的干擾和影響的目的似乎已經達到，但事實是，中國高等教育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
第七個時期（1978年以後）。博採各國之所長，高等教育要面向世界。1978年召開的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了把工作重心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重大決策。在經歷了閉關鎖國20年所帶來的種種災難之後，隨著改革開放基本國策的確立，中國的高等教育重新走向世界。進入90年代，政府陸續制定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高等教育法》、《面向21世紀教育振興行動計劃》、《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進素質教育的決定》等一系列法規，借鑒世界各國高等教育發展的經驗，加快了中國高等教育改革的步伐。明確提出，「為了實現現代化，我國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學。這樣的大學，應該是培養和造就高素質的創造性人才的搖籃，應該是認識未知世界、探求客觀真理、為人類解決面臨的重大課題提供科學依據的前沿，應該是知識創新、推動科學技術成果向現實生產力轉化的重要力量，應該是民族優秀文化與世界先進文明成果交流借鑒的橋梁。」[4] 盡管中國的高等教育還存在許多亟待解決的問題，但是，在經歷了一個世紀的艱苦探索之後，深固拒閉、盲目排外不可取，單一的價值取向不足取，正在成為政府和知識界的共識。探索一條適合中國國情而又廣泛吸收各國之長的高等教育的發展道路，是中國高等教育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通過上面簡略的回顧，我們可以看出，在短短的一個世紀里，中國高等教育在發展模式的選擇上經歷了那麼多次的轉換，從世界高等教育發展史上考察恐怕也是絕無僅有的，歸根到底這是受近代中國急劇變化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現實所制約。如果我們把一個世紀作為一個歷史過程考察，又會發現，百年間，我們在高等教育發展模式的選擇上似乎走了一個大圓圈：被迫開放（無意識的泛化）——單一的價值取向——多元化的努力——單一的價值取向——封閉——主動開放（在世界范圍內博採眾長）。歷史證明，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關起門來搞自己的高等教育，拒絕借鑒任何先進國家的經驗，無論是在「天朝大國」的迷夢中還是在「自力更生」的口號下，都是一條自我封閉、作繭自縛的死胡同；囿於某種政治環境，價值取向單一，同樣不是發展的最好選擇。這是因為，高等教育作為人類所創造的知識文化的重要傳播場所，作為高級專門人才的培養基地，有其自身發展的內在規律。高等教育的發展，既要受處於不同經濟發展階段、不同政治文化背景的各個國家和地區的具體國情所制約，也要受高等教育本身發展規律的制約。從一定意義上可以說，一個世紀以來，中國高等教育發展模式的轉換就是在如何認識和正確處理這一對矛盾的過程中艱難推進的。不能以強調本國情形的特殊性為由而拒絕遵循高等教育發展的一般規律，也不能以標榜追趕世界潮流為借口而置本國國情於不顧，這是我們回顧和總結這段歷史所應深刻記取的經驗教訓。
二、傳統與移植
1894年至1911年的十幾年間，是中國近代高等教育的起步時期。19世紀最後幾年所創辦的天津中西學堂、南洋公學和京師大學堂，如前所述是近代大學的雛型。1904年頒布的《癸卯學制》中有《奏定大學堂章程》、《奏定高等學堂章程》和《奏定農工商實業學堂章程》。在這些章程中，關於辦學理念和培養目標，有了新的表述：大學堂「以謹遵諭旨，端正趨向，造就通才為宗旨。…以各項學術藝能之人才，足供任用為成效。」通儒院（即研究生院）「以中國學術日有進步、能發明新理以著成書、能製造新器以利民用為成效。」[6] 從前一個時期的培養「藝才」、「專才」，到這一時期的提出「通才」，從字面上看，似乎又回到了傳統的人才觀。因為中國的傳統教育也強調「通才」，即所謂 「一物不知，儒者之恥」。但是，這里的「通才」是以掌握「各項學術藝能」為前提的，不僅與封建教育的理想人格「通才」在內涵上有所不同，而且，這種目標提出的本身也提升了「藝才」與「專才」的地位。從一定意義上可以說，較之前一時期，較多地接納了西方高等教育的理念。當然，這種「通才」仍必須「謹遵諭旨」，「以忠孝為本，以中國經史之學為基」。在這里，中國傳統高等教育的影響依然十分強大。這是因為，雖然科舉制度在1905年被廢除，但是，科舉制度賜予出身的陋習仍然保留下來，秀才、舉人、進士的頭銜還十分具有吸引力。當然更重要的是封建專制制度的政治框架還在起著支撐作用，社會主流價值觀的變革終究需要以經濟基礎和政治制度的變革為前提。與此相適應，在這十幾年間，高等教育在課程體系、教學內容和方法上發生了較大變化。最明顯的表徵是西方近代社會科學的各個門類被大量引進高等教育的課堂，政治學、法學、教育學、哲學、心理學、經濟學等社會科學被作為大學或高等學堂的教學內容，通過日本引進或翻譯的西方教科書大量出版。學術界往往把這一時期看作是在課程體系與教學內容方面移植西方的第一個高潮。與此同時，在傳統高等教育中特別受到重視的儒家典籍「經學」的研習，也被保存下來，京師大學堂有經學科之設，而且置於各學科之首。在課程體系、教學內容領域，傳統與移植之間的沖突、矛盾在政策層面和實踐層面都非常激烈。
民國初年，資產階級革命派和激進的民主主義者從根本上否定了「中體西用」這一直接支配高等教育培養目標的文化觀念，提出要用「民主共和」和「科學民主」的精神來改造中國傳統的封建主義文化，這也為高等教育培養目標的進一步發展演變提供了思想基礎。 從1912 年至1949年的近40年間，民國政府和後來的國民政府制定頒布過幾部重要的關於高等教育的法令、規程。就培養目標而言，從法律條文上看，最大的變化在於取消了封建社會高等教育的政治方向。1912年的《專門學校令》提出，「專門學校以教授高等學術、養成專門人才為宗旨」。同年頒布的《大學令》規定，「大學以教授高深學術、養成碩學閎才、應國家需要為宗旨。」在這里強調的是高深學術，是培養「碩學閎才」和「專門人才」。高等教育領域中大學和專門學校的區分標準是「學」與「術」，前者重在學術研究，後者重在應用技術。政治上、思想上的種種限制與要求，即所謂「忠君」、「尊孔」，在培養目標中被取消了。特別在民國前期，由於蔡元培的努力和他的廣泛的社會影響，中國近代高等教育得以在教育理念上有了一次大的飛躍。正如有些研究者所指出的：「只有在這一時期，中國才真正開始致力於建立一種具有自治權力和學術自由精神的現代大學。」[7] 西方高等教育理念的核心即學術自由和大學自治的觀念，通過蔡元培的理論倡導和身體力行第一次較全面地被國人所認識和接受。蔡元培對北京大學的改造，他所反復強調的學術自由、兼容並包的辦學方針，他對大學功能的理解與認識，即所謂「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等等，使中國近代高等教育對西方的移植上升到一個新的高度。從一定意義上可以說，正是通過蔡元培在北京大學的努力，使中國高等教育在教育理念和培養目標上，從根本上動搖了以培養「內聖外王」的「賢士」、 「君子」、「循吏」為目標的主流傳統。在這里要強調說明的是，蔡元培在宣傳、倡導西方大學理念的同時，也充分利用了中國封建社會高等教育的非主流傳統，即張揚古代書院濃厚的學術氛圍、師生間砥礪德行互相切磋的融洽之情以及相對的獨立地位，等等。1922年，毛澤東等人「鑒於現在教育制度之缺失，採取古代書院與現代學校二者之長，取自動的方法，研究各種學術，以期發明真理，造就人才」[8]，在湖南創辦自修大學。蔡元培聞訊後，高興地寫下了《湖南自修大學介紹與說明》一文為之鼓吹：「合吾國書院與西洋研究所之長而活用之，其諸可以為各省新設大學之模範者與？」[9] 對西方大學理念的移植與中國高等教育主流傳統和非主流傳統的排斥、融合，在「五四」新文化時期特定的環境中得到了最充分的體現。
1929年，南京國民政府制定頒布了《大學組織法》和《專科學校組織法》。其中關於培養目標的表述，分別為「大學應遵照……國民政府公布之中華民國教育宗旨及其實施方針，以研究高深學術養成專門人才」，「專科學校應遵照……國民政府公布之中華民國教育宗旨及其實施方針，以教授應用科學養成技術人才。」在 20年之後的1948年，南京國民政府公布的《大學法》和《專科學校法》，關於培養目標的表述，與20年前幾乎完全一致。上述情況說明，在1912年至 1949的近40年間，高等教育培養目標是研究高深學術的學者和研習應用科學的技術人才這條主線一直貫穿其間。
在課程體系和教學內容方面，民國時期與清末比較，最大的變化是廢除了反映封建傳統文化的科目，增加了體現西方文化精神的大量新學科，人文社會科學方面如此，在自然科學和技術科學方面更是如此。據統計，民國初年《大學規程》中所開列的課程科目總數比清末《癸卯學制》所規定的多300多門；專科學校課程也比清末相應學堂科目增加了1-2倍。蔡元培主持下的北京大學20年代開設的課程中，有許多在歐美各著名大學中也是剛剛起步。在課程體系方面的另一顯著變化是，從參照日本到直接借鑒西方高等學校的課程設置。許多大學和專科學校的教材直接用西方大學的原版教材。似乎可以認為，在課程體系和教學內容方面，對西方高等教育的移植在20世紀的二三十年代出現了第二個高潮。直到30年代後期才陸續開始有中國學者自己編著的教材被冠以「大學叢書」的字樣在各大學和專科學校採用，而且仍主要限於人文社科類學科。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關於高等教育培養目標的明確表述，最早見之於政府法規文獻的是1950年7 月政務院批準的《高等學校暫行規程》。其中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高等學校的宗旨為根據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第五章的規定，以理論與實際一致的教育方法，培養具有高級文化水平、掌握現代科學和技術的成就，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建設人才。」[10]在這里，除去頭、尾兩處有關政治方向的要求之外，核心內容是「培養具有高級文化水平、掌握現代科學和技術成就的建設人才」。與民國時期高等教育的培養目標相比較，政治上提出了不同的要求，這是十分自然的；應該說，作為高等教育的特點還是體現出來了，「高級建設人才」的提法也可以說涵蓋了學術人才與專門技術人才。當然，由於特定的國際國內環境，所謂學術自由、大學自治等等，在剛剛取得政權的社會條件下，是不會受到關注的。相反，對大學中舊知識分子的改造很快就提上議事日程。在課程體系方面，特別強調了廢除國民黨政府開設的政治教育課程，代之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著作為基礎的新的課程體系。進一步發展的結果，則是全面地照搬蘇聯的課程體系。1955年有個統計，當時的浙江師范大學開設的153門課程中，有41門是以直接從蘇聯翻譯過來的教科書為基礎而設立的，另有79門課程所用教材是在蘇聯模式的基礎上改編而成的[11]。可以說，在這一歷史時期，對國外高等教育的移植在課程體系方面出現了第三個新高潮。
在1956至1957年間，中國高等教育領域出現了一股追求學術自由、大學自治的風潮。知識分子們響應中國共產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號召，對於機械地照搬蘇聯模式，大學中專業設置過窄、高等教育中忽視社會科學以及把馬列主義奉為教條等現象提出了激烈的批評。著名代表是北京大學的馬寅初。這可以看作是中國高等教育非主流傳統與移植而來的蘇聯高等教育模式（高度集中統一）的一次頑強對抗。眾所周知，這次風潮的結果是以「反右斗爭的全面勝利」而告終。 1957年，毛澤東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的著名講話中，提出了指導中國近30年的教育方針，即「應該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體育幾方面都得到發展，成為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1958年9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在《關於教育工作的指示》中把毛澤東的講話用政府法律的形式作了肯定：「黨的教育工作方針，是教育為無產階級的政治服務，教育與生產勞動結合。為了實現這個方針，教育工作必須由黨來領導。」[12]從此，這個方針成了中國所有教育機構，包括大、中、小學的辦學宗旨。
196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直屬高等學校暫行工作條例（草案）》（簡稱《高教六十條》）頒布，對高等學校的培養目標作了前所未有的詳細規定：「高等學校學生的培養目標是：具有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精神，具有共產主義道德品質，擁護共產黨的領導，擁護社會主義，願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為人民服務；通過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著作的學習，和一定的生產勞動、實際工作的鍛煉，逐步樹立無產階級的階級觀點、勞動觀點、群眾觀點、辯證唯物主義觀點；掌握本專業所需要的基礎理論、專業知識和實際技能，盡可能了解本專業范圍內科學的新發展；具有健全的體魄。」[13]可以說，這是近代以來關於高等教育培養目標的字數最多的一次表述。應該說，較之1957年毛澤東的論述和1958年中共中央、國務院指示中的規定，培養目標更明確，對專業有一定的要求。考慮到20世紀 60年代中國所處的國際國內環境，這已是一個很大的轉變。而且，也確實對實踐產生了積極的影響。但是，這種狀況沒有持續多久，隨著「千萬不要忘記階級斗爭」口號的提出，高等教育培養目標的泛政治化傾向愈演愈烈，直至「文革」十年，高等教育的培養目標變成了「反修、防修，培養革命事業接班人」一句空洞而抽象的政治標語。與此相適應，在課程體系、教學內容等方面，在大量突出政治學習、觸及靈魂、思想改造的同時，專業知識被壓縮至最少程度，大學變成了短訓班。
1957至1977年的20年間，中國高等教育在培養目標、教育理念等方面所發生的變化， 同樣可以從移植與傳統的沖突中得到解釋。如果說1949至1956年的全盤蘇化期間，我們所提出的高等教育培養目標仍然強調的是學術人才和專業技術人才，是對民國以來形成的主線的繼續，體現的是外來因素的移植，同時融合了傳統的影響（政治方向、政治要求）；那麼，後20年間則是傳統對移植的激烈反抗並戰勝之。在這里，所謂傳統包括兩個方面，一是指中國傳統高等教育所積淀而成的根深蒂固的重視倫理道德教育、培養政治人才的主流傳統；二是指中國共產黨在長期的革命戰爭環境中，在培養幹部隊伍中所形成的理念和方法。20年間，特殊的國際環境和國內環境使中國的高等教育關閉了與世界交往的大門，為傳統的復歸和高揚提供了適宜的土壤和氣候。1978年4月召開的全國教育工作會議，否定和拋棄了「文革」中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教育目的，將現代化的實現確立為教育的主要目標。同年10月，教育部對1961年頒布的《高教六十條》略作修改，印發全國高校組織討論，關於高等教育的培養目標完全是原來的表述。盡管如此，至少說明在改革開放的初期，注重專業知識的問題已被提到議事日程之上。 1980年2月，全國人大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學位條例》，規定對在高等學校和科研機構的畢業生和科研人員經過嚴格考核，分別授予學士、碩士和博士學位。其目的是為了促進科學專門人才的成長，促進各門學科學術水平的提高和教育、科學事業的發展。1985年5月，中共中央頒布了《關於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決定》指出，「高等學校擔負著培養高級專門人才和發展科學技術文化的重大任務。」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來第一次如此明確地把高等教育的任務歸結為培養高級專門人才和發展科學技術文化。這次會議的另一項與高等教育理念有關的重大決定是，明確提出要擴大高等學校的辦學自主權，改變政府對高等學校「統的過多的管理體制」，使高等學校具有主動適應經濟和社會發展需要的積極性和能力。」[14]盡管在實際實施過程中高等學校所獲得的自主權遠未達到文件中所給予的自由度，但是，我們仍然可以說，《決定》給予了我國高等學校建國以來從未有過的自主權。此外，《決定》還強調高等學校是教學、科研中心，而不是像蘇聯模式那樣，要麼負責教學，要麼負責專業培訓；強調改革教學內容、教學方法、教學制度，強調提高教學質量，開展教學改革試驗，改變專業過窄的狀況，增加選修課，實行學分制和雙學位制等等，努力借鑒和移植先進國家高等教育的課程體系和教學內容。
進入90年代，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和經濟體制的轉變，中國高等教育的發展進入一個新的歷史時期。1994年7月，國務院頒發《關於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的實施意見》，提出要進一步發揮高等學校在國家科學技術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實施「211」工程，面向21世紀，重點建設100所左右的高等學校和一批重點學科。1998年8月，全國人大制定並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高等教育法》。《高等教育法》規定：「高等教育的任務是培養具有創新精神和實踐能力的高級專門人才，發展科學技術文化，促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高等學校應當面向社會，依法自主辦學，實行民主管理」，突出強調了培養高級專門人才和辦學自主權。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50年來制定頒布的第一部高等教育法，它全面肯定了改革開放20年來我們在高等教育辦學理念、培養目標、管理體制等方面所取得的共識。與此同時，隨著經濟的發展和人民群眾接受高等教育要求的不斷高漲，西方發達國家高等教育大眾化的理念正在日益被人們所接受，並轉化為政府的教育政策，中國高等教育面向社會精英階層的傳統正在成為歷史。可以說，中國近代高等教育在經歷了整整一個世紀的曲折之後，終於有了明確的、與世界高等教育發展同步的理念、目標與方向。

3. 小學教育的歷史與現狀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20年，是政治經濟體制改革的20年，也是學校德育工作改革發展的20年。本文
試從分析德育發展狀況和發展趨勢的角度，以德育科學化和規范化問題為中心，追溯德育改革的軌跡，探索德
育改革的主要線索和實踐走向，以求對廣大教育工作者有所啟示和幫助。

一、中小學德育發展的歷程

改革開放以來，學校的德育工作總體上經歷了如下幾個發展階段：

（一）第一階段：十一屆三中全會到1986年。這是一個撥亂反正，強調又紅又專的時期，主要解決的
是德育正位問題

這一階段，在剎住十年教育動亂、恢復和建立良好教育秩序、狠抓科學文化知識學習的同時，強調了學校
德育，既要重視德育的政治性，又要重視政治思想工作落實到業務工作之中，做到又紅又專；重申了德智體全
面發展的教育方針；加強了學校德育的宏觀管理。這一時期最重大的教育事件是恢復高考，結束了以階級斗爭
為綱的政治化推薦升學制度，學校德育在深刻反思的基礎上開始從泛化的政治束縛中解脫出來。但是，這一階
段仍普遍存在著德育方式單純灌輸、德育內容成人化等問題。

（二）第二階段：1986年到1992年。這是一個建立制度、探索規范的時期

這一時期國內開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學校德育受到了來自兩個方面的嚴重沖擊：一方面，社會
上的不正之風搖動了學校德育的管理、削弱了德育隊伍的力量；另一方面，西方侵入的資產階級的自由化、拜
金主義、享樂主義搖撼著我國傳統的信念和價值觀。社會上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建設「一手硬、一手軟」的問
題在教育界的直接反映就是抓智育硬、抓德育軟。宏觀和微觀背景條件正在發生深刻的歷史性變化，學校德育
工作出現了「不到位」的問題。「老辦法不行，新辦法不會」，「說起來重要，做起來次要，忙起來不要」，
重智輕德、應試教育等問題日益嚴重，形成了學校教育忽視思想政治教育和道德品質教育的傾向，德育工作成
為學校工作的薄弱環節。不少學校處於矛盾彷徨之中，建立制度，制定規范，保證德育到位的呼聲越來越高，
大量德育序列化實驗開展起來。1988年，黨中央制定和頒布了《中共中央關於改革和加強中小學校德育工作的
通知》，首次確立了學校德育工作實行校長負責制，國家教委頒布了《中學德育大綱》和《小學德育綱要》，
對學校德育工作的方向、內容和管理提出了明確的系統的要求，結束了建國四十年學校德育無綱少范、簡單服
從社會成人運動的局面。這幾個文件對推進中小學德育工作的整體改革，進一步加強中小學德育工作管理，實
現中小學德育工作的科學化、規范化、制度化，起到積極的指導作用。

（三）第三階段：1992年以後，進入了構建現代學校德育體系時期

這一時期，黨中央根據新形勢又進一步制定頒發了《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加強和改進中小學德育工作的意
見》和《愛國主義教育綱要》。學校德育的社會背景和內在要求基本清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對精神文明
建設的強烈需求、廣大人民群眾對精神文明的迫切願望和廣大教育工作者的高度責任感，使學校德育在改革開
放十幾年經驗教訓的基礎上，開始出現了從宏觀背景到教育管理直到教學過程的方方面面的系統探索，並取得
了很多可貴的經驗和研究成果。這些方方面面的經驗正在互相磨合、交互融合，逐步形成學校德育的學科理論
、管理規范和教育內容、方法的體系。

這一時期，學校德育工作的一些基本問題，諸如德育內容不系統不科學，隨意性的問題，德育目標缺乏針
對性、層次性，德育活動缺乏計劃性等問題，以及「小學講共產主義，中學講社會主義，大學講行為規范」的
德育現象，引起了專家、學者和廣大教育工作者普遍關注，進而通過研究提出了德育的層次性、針對性、系統
性、計劃性、科學性等一系列對策和實踐措施。

二、中小學德育的基本情況

改革開放以來，學校德育的內部和外部環境發生了深刻變化。從總體看，學生思想道德面貌的主流始終是
好的，也可以說教育是我國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最好的行業，學校是全社會系統中德育工作做得最好的部門
。但是，新形勢下的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對教育提出的新的更高的要求，中小學德育工作新格局
尚未真正建立，建立起較完善的現代中小學德育體系尚需時日。

（一）關於對德育的認識與管理問題

改革開放以來，人們對學校德育的重要性、地位、任務總體上是趨於認同的，但存在著社會、家庭與學校
認識不同步、不一致現象。

近十年來，不少學校和地方黨政部門都意識到學校德育綜合治理的必要性，並且進行了社區、家庭與學校
齊抓共管的大量探索，取得了豐富的經驗，但由於對市場經濟、社會的不可控因素認識不足，沒有形成綜合治
理的機制和規范。人們對社會和家庭影響因素在學生思想品德形成中作用增強的趨勢還沒有充分估計，因而導
致了社會、家庭教育與學校教育的不協調或配合不當。

改革開放以來，中小學以教學為中心的思想樹立得還比較牢固，但學校德育建設對教學工作的目的性和動
力意義，還未被更多的人所認識。有些學校還錯誤地認為教學工作上去了，分數成績上去了，學校的德育就無
可指責。學校德育的重要性並無多少異議，但如何統一全社會對於學校德育的認識，卻是國家和教育面臨的重
大問題。

從學校內部的管理看，大部分學校對德育工作抓得較緊，強調德育的計劃，保證德育的活動時間，明確方
方面面的責任等等。這些措施對守住德育陣地、頂住逆流沖擊、防止學校「污染」起了很大作用。但是，學校
還沒有形成有效的德育校長負責制的管理體制，以校長掛帥、班主任為骨幹、課任老師全員參與、黨團組織積
極配合的德育工作系統還不健全，黨支部、團隊、工會、政教處、教導處、年級組、教研組、班級德育工作的
相互關系尚未形成有效的規范和常規。大多數學校的所謂德育人人有責，實際上是班主任對方方面面負責。在
由應試教育向素質教育轉軌時期，如何把教學工作與德育工作很好地結合起來，需要深入地研究。

（二）關於德育的內容與方法

改革開放以來，學校德育內容越來越豐富。從德育的范疇看，心理素質教育、道德素質教育、思想政治教
育、日常行為規范教育等都成為學校德育涉及的領域；從具體內容看，傳統美德教育、國情教育、「五愛」教
育、時事政治教育、理想教育、集體主義教育、社會主義教育、法紀教育以及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教育等
30多項內容都進入了學校德育。豐富的德育內容為我國學校德育的現代化奠定了基礎。目前，如何整合極為廣
泛的內容，推進學校德育課程化是急需解決的問題。

內容豐富的同時是方法的多樣靈活，民主性、實踐性的生動活潑的教育方式大量涌現，已經產生了極為豐
富的經驗。但是，長期以來德育工作過分強調思想改造，片面強調「曉之以理」的灌輸，忽視通過「循循善誘
」去激發學生在道德上自我完善的內在需要和機制，經常把對學生的德育要求和學生道德發展的自我需要和內
在機制對立起來。因而大多數校長和教師仍然長於「管」和「灌」，而短於「放」與「導」。所以，如何把靈
活多樣的德育方法系統化、常規化，使廣大教師習以為常是一個非常現實的問題。

（三）關於學生思想道德現狀

總體上講，學生思想道德的主流是好的，愛祖國、愛學習、有理想、守紀律、團結同學、尊敬老師，是我
國中小學生的優秀品質和基本特點。但是，在現代社會中特別是在經濟體制發生質變的過程中，中小學生有了
更多耳濡目染的機會，也有更多的接受不可控強烈刺激的可能。市場經濟的雙重效應在他們身上發生的作用就
更為明顯：他們政治上關心國家大事，但對了解和參加政治活動缺乏熱情；他們思想活躍、自我意識強，有強
烈的獨立自主需要，卻對學校的馬列主義世界觀教育有逆反心理，苛求社會和他人為其提供更多的條件，卻缺
乏社會責任感；他們生理的成熟、能力的發展先於心理的發展和社會的成熟，卻盲目自信，認識事物只會橫向
比較，不會縱向分析，處理事情則自律少，規范差。這些矛盾使相當數量的（20％左右）青少年出現心理健康
問題，莫名其妙的煩躁、波動、消沉、狂熱等現象經常發生。「雙重效應」背景下「學壞容易，學好難」導致
了中小學生的一些普遍性弱點：艱苦奮斗、勤儉節約和勞動觀念淡薄，自理能力、自控能力較差，正視困難、
克服困難的能力不足，缺少同壞人壞事做斗爭的正義感等等，這些缺陷已經成為學校德育工作必須解決的難題
。

三、德育改革發展趨勢

近年來，圍繞構建新形勢下的德育工作新體系，廣大教育工作者進行了一系列的探索和研究，取得了許多
研究成果，並在以下幾個方面取得認同，成為中小學德育改革的主要發展方向。

（一）德育管理的發展趨勢

1.德育組織形式社會化。前幾年，我們的中小學德育工作之所以未盡人意，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互為環境
的學校、家庭、社會之間協調不夠，缺乏相適應的組織形式和工作經驗，未形成一股巨大的合力。近年來的德
育研究與實踐告訴人們，要取得中小學德育的最佳效果，光憑學校單方面德育管理是不行的，必須實行社會全
方位綜合治理。各行各業，校內校外，家庭、政府都要負責，齊抓共管，一起把青少年培養成有理想、有道德
、有文化、有紀律的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當前不少學校都在嘗試這條途徑。上海市政府與社會積極配合
，通過成立學校德育社區教育委員會，劃片治理，包校到區，明確社區教育的職責、任務、目標、分工等問題
，並逐級落實的辦法，收到了較好的效果。煙台市芝罘區在80年代中期就開始構建「一主兩翼」的社區教育模
式，這種模式以學校為主，社會和家庭密切配合，以德育為中心開展共建、共管、共育活動，優化了德育的外
部環境，極大地增強了學校德育效果。這種學校、家庭、社會三結合的社區教育格局，已被越來越多的人們所
認識，並付諸於實踐。然而，在總體上，我國大面積的真正意義上的社區教育網路尚未形成，黨政、工青婦、
文化宣傳等有關擔負精神文明建設主要職責的部門齊抓共管的德育運行機制尚未真正建立。

2.學校內部德育管理由黨支部為核心、團隊組織活動為主發展到校長負責、團隊配合，以班主任為骨幹，
課任教師全員參與，班級活動為主。以往我國中小學德育工作主要依靠黨團組織全面管理。多年的德育實踐證
明，此種把社會模式直接移進中小學的做法不太符合學校工作特點和中小學生發展規律，效果不太理想。近年
來，校長負責制已逐步成為中小學管理的主要制度。學校德育不論是黨團為主管理還是校長負責管理，都要依
靠班主任和教師落實到班級。因為廣大教師和學生是教學過程的全程參與者和主體，二者之間相互作用的時間
和空間比學校的其他任何部門和人員都長，在時空上具有同一性和互溶性，教師對學生的思想道德情況最了解
、最清楚，因而做工作最具有及時性、針對性，也最具有號召力和說服力。班級是學校實施教育教學的基本單
位，班級和教學過程理所當然地應成為德育的主陣地。中小學德育工作實行校長負責，黨、團配合的制度更為
合理。天津一中以班主任為中心組織教學活動和煙台市萊陽一中的班級教導會的經驗說明，校長負責、班主任
為骨幹、教師全員參與的德育管理應是中小學德育發展的主要方向。

（二）中小學德育目標的發展趨勢

中小學德育目標從過去單一的高要求開始走向分階段分層次實施的基本要求和較高要求。建國後，伴隨著
社會的階級斗爭和思想改造運動，學校德育高度政治化和成人化，德育目標不視年級高低、年齡大小，從幼兒
、小學到中學、大學都是培養共產主義接班人，都要求做到政治掛帥，大公無私。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發展，
鄧小平同志首先提出了培養「四有」新人的朴實要求，1988年中共中央下發了《關於改革和加強中小學德育工
作的通知》，明確指出要「實事求是地確定中小學德育工作的任務和內容」，提出了「中小學德育工作的基本
任務是，把全體學生培養成為愛國的具有社會公德、文明行為習慣的遵紀守法的好公民。在這個基礎上，引導
他們逐步確立科學的人生觀、世界觀，並不斷提高社會主義思想覺悟，使他們中的優秀分子將來能夠成長為堅
定的共產主義者」。這個通知，明確了我國中小學德育工作要以培養合格公民為基本要求，以造就共產主義接
班人為更高要求。同年，國家教委制定下發了《小學德育綱要》和《中學德育大綱》，明確提出了小學德育目
標要為培養社會主義公民打下初步的思想品德基礎，中學德育目標要把學生培養成「四有」的社會主義公民。
近十年來，不少地區和學校根據目標分階段、分層次的思想，制定了學段、學年乃至學期的具體德育目標，形
成了目標系列和相應的德育評估標准。

（三）實施德育內容的發展趨勢

德育內容課程化，是學校實施德育內容發展的主要趨勢。隨著學校德育工作目標進一步明確，學校德育內
容逐步實現全面、系統、具體。學校德育與智育、體育、美育有不同的特點，它必須充分考慮教育的社會性和
現實性，有效的教育內容必須與社會的、區域的乃至學校的具體背景相聯系。這很容易造成學校德育寬泛、無
序。各個學校通常都能夠從實際出發，聯系具體實際，進行大量的德育活動，這些活動雖然大都對提高學生德
育素質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對學生整體素質發展而言，其全面性、系統性、必要性從量和質上缺乏教育的規
定性，必然造成德育的盲目性。克服盲目性、明晰規定性的基本途徑，就是德育課程化，使德育的目標內容、
計劃和方法成為廣大教師自覺操作的規范。世界上不少國家都以課程方式明確規定了德育的訓練項目、時間和
程序，這種課程與學科課程從規定上和實施上的不同特點在於，有共同的明確目標和相對統一的教育要求，但
在內容和方法上有相對的選擇性。目前，我國的學校德育工作課程化也正是這種趨向。

（四）德育方法的發展趨勢

從重視理論灌輸、說理教育發展到強調養成和實踐。長期以來，我國傳統德育存在著重共性輕個性，重他
律輕自律，重外顯輕內化，重灌輸輕養成，重理論輕實踐，片面強調限制、防範和改造，忽視引導、熏陶、塑
造的傾向，造成了目標結構的片面性和不合理，導致了德育功能的不完整。前幾年，學校德育過分突出政治功
能，甚至以政治功能代替德育的認知功能、情感功能和審美功能，排斥德育促進和完善人自身發展的功能，因
而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學校德育陣地大大縮小，嚴重影響了德育效果。德育實踐告訴人們，道德素質教育只有
針對學生生理心理特徵及其對道德的認識能力水平，遵循人的身心發展和思想道德形成發展規律，才能真正增
強德育實際效果。近年來，人們在科學育人思想的指導下，根據學校德育規律，對德育方法進行了大量的改革
探索，成果主要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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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非典」重在追究責任
呂日周

防治非典「五字歌」
二○○三年，世界鬧非典。疫情猛於虎，傳播又蔓延。 中國重疫區，數千已感染。疫驚黨中央，情牽國

放大學生的亮點
德國著名的科學家奧斯特瓦爾德在讀中學時，父母開始想讓他成為作家，便要他主修文學，結果老師對他

4. 小學語文教材的發展歷程

1951年秋，由人民教育出版社重新編寫或修訂的中小學教材出版，在全國正式使用。這是人民教育出版社（以下簡稱「人教版」）第一套全國通用的小學語文教材。第一套小學語文教材的課文較為簡單，內容中很多是關於毛澤東的，常常開篇就是毛主席祝詞。
1956年秋，人民教育出版社編寫的第二套小學課本出版，但這套教材只使用了兩年——1958年「大躍進」之後，在「教育大革命」的影響下，有關部門停止了這套教材的使用。
，人民教1961年秋育出版社新編的十年制中小學教材開始向全國供應。這是人教版第三套全國通用的中小學教材。此後，人民教育出版社開始進行十二年制教材的研究、准備工作。1963年秋，新編各科課本的第一冊在全國正式供應。這是人教版第四套全國通用的中小學教材。
1976年到1978年間，國內的中小學教材使用較為混亂。
1977年，教育部決定以十年制為中小學的基本學制。1978年秋，中小學各科課本的第一冊同時在全國供應。這是人教版第五套全國通用的中小學教材。
粉碎「四人幫」之後，中國社會進入了一個相對穩定的時期。此後的教材使用也相對的穩定。其中有些小學語文教材的使用年限超過10年。
1982年秋，人民教育出版社編寫出版的十二年制中小學教科書開始向全國供應。這是人教版第六套全國通用的中小學教材。
1987年秋，人民教育出版社根據新頒布教學大綱，對中小學教材進行全面修訂、改編後開始陸續出版。這是人教版第七套全國通用的中小學教材。
1986年7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法》施行。1988年國家教委據此制定頒布了九年義務教育階段各科教學大綱初審稿。1990年秋季，人民教育出版社編寫的九年義務教育實驗教材出版。這是人教版第八套全國通用的中小學教材。
1992年8月，國家教委發布九年義務教育小學和初中共24科教學大綱（試用）。1993年秋，人民教育出版社按照新大綱重新編寫九年義務教育小學教科書，開始供應全國。這是人教版第九套全國通用的中小學教材，前後共使用了十幾年。
現行的人教版小學語文教材被稱為「義務教育課程標准實驗教科書」，這也是人教社編輯出版的第十套教材。該教材根據2001年5月教育部頒布的全日制義務教育課程計劃和各學科課程標准（實驗稿）編訂。2001年開始使用，由一年級開始，逐年推開。
2001年1月，教育部基礎教育司發布《關於啟動國家基礎教育課程改革實驗工作的通知》，全國的基礎教育開始實行「課程改革」。此後，國家放開了教材的編寫權，過去的教材是圍繞教學大綱，必須使用人教版教材；實行「課程改革」後，各出版社都可以編寫教材，各地也可以選用不同的教材教學。

5. 小學歷史

歷史非常簡單！只要上課聽講！在答題時多看看！一般老師講的就是考試考得！所以認真聽講很重要！但也不是認真聽講就能答好題的！一定要看好題，因為很多題都有坑！記住這兩點！就好了！

6. 五角場小學的發展歷史

我就是五角場小抄學的呀~~襲~~~~~今天老師讓我們寫徵文，停了一下五角場小學的歷史，好像是這樣的：
1949年建國後五角場小學成立（當年），當時這里屬於虹口區。好像是上海市虹口區什麼小學，後來有一個學校與五角場小學合並，接下來有別的兩個學校合並後，又合到了五角場小學。後面的不大清楚。
還有後來這塊地區劃分到了楊浦區地段，歸楊浦教育局管。這時，這個學校便改名為五角場小學。

7. 法國小學教育發展的歷史(重要事件)

法國法國風格後黃金季節

8. 小學數學發展歷史有哪些內容

古希臘學者畢達哥拉斯（約公元約前580~約前500年）有這樣一句名言：「凡物皆數」。的確，一個沒有數的世界不堪設想。
今天，人們對從1數到10這樣的小事會不屑一顧，然而上萬年以前，這事可讓人們煞費苦心。在7000年以前，他們甚至連2以上的數字還數不上來，如果要問他們所捕的4隻野獸是多少，他們會回答：「很多隻」。如果當時要有人能數到10，那一定會被認為是傑出的天才了。後來人們慢慢地會把數字和雙手聯系在一起。每隻手各拿一件東西，就是2。數到3時又被難住了，於是把第3件東西放在腳邊，「難題」才得到解決。
就這樣，在逐步摸索中，華夏民族的祖先從混混沌沌的世界中走出來了。
先是結繩記數，然後又發展到「書契」，五六千年前就會寫1~30的數字，到了2000多年前的春秋時代，祖先們不但能寫3000以上的數學，還有了加法和乘法的意識。在金文周<※鼎>中有這樣一段話：「東宮乃曰：償※禾十秭，遺十秭為廾秭，來歲弗償，則付秭。」這段話包含著一個利滾利的問題。說的是，如果借了10捆粟子，晚點還，就從借時的10捆變成20捆。如果隔年才還，就得從借時的10捆漲到40捆。用數學式子表達即：
10+10=20
20×2=40
除了在記數和演算法上有了較大的進步外，華夏民族的祖先還開始把一些數字知識記載在書上。春秋時代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修改過的古典書籍之一<周易>中，就出現了八卦。這神奇的八卦至今在中國和外國仍然是人們努力研究和對象，它在數學、天文、物理等多方面都發揮著不可低估和作用。
到了戰國時期，數學知識已遠遠超出了會數1~3000的水平。這一階段他們在算術、幾何，甚至在現代應用數學的領域，都開始了耕耘播種。算術領域，四則運算在這一時期內得到了確立，乘法中訣已經在<管子>、<荀子>、<周逸書>等著作中零散出現，分數計算也開始被應用於種植土地、分配糧食等方面。幾何領域，出現了勾股定理。代數領域，出現了負數概念的萌芽。最令後人驚異的是，在這一時期出現了「對策論」的萌芽，對策論是現代應用數學領域的問題。它是運籌學的一個分支，主要是用數學方法來研究有利害沖突的雙方，在競爭性的活動中，是否存自己制勝對方的最優策略，以及如何找出這些策略等問題。這一數學分支是在本世紀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或以後，才作為一門學科形成的，可是早在2000多年前，戰國時期著名的軍事家孫臏（公元前360~前330年）就提出過「斗馬術」問題，而這一問題的內容，正反映了對策論中爭取總體最優的數學思想。「斗馬術」問題說的是，齊威王要和大將田忌賽馬，他們每人各有上、中、下等馬各1匹，田忌那3匹馬比起齊威王的來，都要略遜一籌，如果用同等級的對應較量法，田忌必輸無疑，田忌為此急得不知如何是好。這時，孫臏從旁點撥，田忌用了孫臏的辦法，以2:1取勝齊威王。
孫臏用的是什麼方法呢？請看下面的示意圖：
田忌 齊威王
下等馬 上等馬
上等馬 中等馬
中等馬 下等馬
看到這，你不覺得我們的祖先實在是很聰明嗎？
當歷史推進到秦漢時期，祖先們不再往骨頭上刻字了。他們把需要記的事都用毛筆寫在竹片上、木片上，這種寫了字的竹、木片被稱為「簡」或「牘」。這種簡或牘以西漢時期的流傳下來最多。
從那些漢簡中，我們發現，秦漢時期在算術方面乘除法算例明顯增多，還出現了多步乘除法和趨於完整的九九乘法中訣。在幾何方面，對於長方形面積的計算以及體積計算的知識也具備了。
這個時期最值得一提的，要算是算籌和十進位制系統了。有了它們，祖先們就不再為沒有合適的計算手段而發愁了。在我國古代，直到唐朝以前，一直用著這一套計算系統。
算籌的確切起源時間至今還不清楚，只知道，大約在秦漢時期，算籌已經形成制度了。
要明白算籌是怎麼回事，先得知道什麼叫籌。籌就是一些直徑1分、長6分的小棍兒，這些小棍兒的質料有竹、木、骨、鐵、銅等。它們的功用同算盤珠相仿。目前，籌的實物已出土多批，1971年在陝西千陽縣出土的一座長方形男女合墓中發現，那具男屍的胯部系著一個絲絹帶囊，囊內裝有一把骨籌。1980年在石家莊南郊出土的一批早期骨籌，也是掛在死者的腰部。由引可見，算籌在漢代知識分子中已經通用。關於如何使用籌，根據記載是這樣的：在計算時，將籌擺於特製的案子上，或隨便擺放都可。對於5以下的數字，是幾就放幾根籌，而對6~9這4個數字，則需要用一根橫放或豎放的算籌當5，餘下的數則仍是有幾擺幾根算籌。
為了計算方便，古人規定了縱橫表示法。縱表示法用於個、百、萬位數字；橫表示法用於十、千位數字，遇到零時，則空一位。
十進位制系統，正是我們今天日常生活中常用的逢十進一法。就是說，對正整數或正小數而言，以十為基礎，逢十進一，逢百進二，逢千進三等等。十進位制系統的產生，為四則運算的發展創造了良好的條件。

發展繁榮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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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數學發展繁榮時期大約在西漢末期至隋朝中葉。這是中國數學理論的第一個高峰期。這個高峰的標志就是數學專著<九章算術>的誕生。至少有1800年的《九章算術》，其作者是誰？由誰編纂？至今無從考證。史學家們只知道，它是中國秦漢時期一二百年的數學知識結晶，到公元1世紀時開始流傳使用。
這本書全書共分為九章：
①方田（分數四則演算法和平面形求面積法）。
②粟米（糧食交易的計算方法）。
③衰分（分配比例的計算方法）。
④少廣（開平方和開立方法）
⑤商功（立體形求體積法）
⑥均輸（管理糧食運輸均勻負擔的計算方法）。
⑦盈不足（盈虧類問題解法，也涉及能夠用這種解法處理的其他類型問題）。
⑧方程（一次方程組解法和正負術）。
⑨勾股（勾股定理的應用和簡單的測量問題的解法）。
全書收錄了246道數學應用題，每道題都分為問、答、術（解法。有的一題一術，有的一題多術）三部分，而且每章的內容都與社會生產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
這本書的誕生，不僅說明中國古代完整的數學體系已經形成，而且在世界上，當時也很難找到另一本能同媲美的數學專著。
在這一數學理論發展的高峰期，除了《九章算術》這部巨著之外，還出現了劉徽注的《九章算術》以及他撰寫的<海島算經>、<孫子算經>（作者不詳）、<夏侯陽算經>、<張丘建算經>和祖沖之的<綴術>等數學專著。
這一時期，創造數學新成果的傑出人物是：三國人趙爽、魏晉人劉徽和南朝人祖沖之。

全盛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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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數學的全盛時期是隋中葉至元後期。
任何一個國家科學的發達，都有離不開清平開明的社會環境和雄厚的經濟基礎。從隋朝中葉到元代末年，由於統治者總結了歷代王朝傾覆的教訓，採取一系列開明政策，經濟得到了迅速發展，科學技術也得到了很大提高，而作為科學技術一部分的數學，也在此時進入了它的全盛時期。
在這一時期，數學教育的正規化和數學人才輩出，是最主要的特點。
隋以前，學校里的教育並不重視數學，因此，沒有數學專業一說。而到了隋朝，這一局面被打破了，在相當於大學的學校里，開始設置算學專業。到了唐朝，最高學府國子監，還添設了算學館，其中博士、助教一應俱全，專門培養數學人才。這時，數學教育的受重視，還反映到了選官問題上。據古書<唐闕史>記載，有這么一個故事：唐代有個大官，名叫楊損。他讓手下的人推薦一個優秀的辦事員加以提升。手下的人經過千篩百選，最後剩下兩個人時，拿不定去掉哪一位好。因為這兩個辦事員各方面的條件太一樣了：職位相同，「工齡」一樣，評語類似……選誰好呢？沒辦法，只好把矛盾上交了。楊損得知這個消息之後，也費了不少心思，斟酌再三，最後決定出一道數學題來考考他們。他對這兩位候選人說：「作為辦事員，職業決定你們應該有算得快的能力，我出一道題，誰先答對就提升誰。」後來，先答對的人，理所當然地得到了升遷，而另一個人也心悅誠服地回到了原位。由此可見，唐代對數學的重視程度。
有了數學專業。就少不了好教材。這個時期，有唐朝數學家李淳風（？~公元714年）等人奉政府的命令，經過研讀、篩選，規定出了國子監算館專用教科書。這套教科書名叫<算經十書>，全套共十部：<周髀算經>、《九章算經>、<孫子算經>、<五曹算經>、<夏侯陽算經>、<張丘建算經>、<海島算經>、<五經算術>、<綴術>和<緝古算經>。
對這套專業教材，國子監還規定了學習年限，建立了每月一考的制度。數學教育從這時開始走向逐步完善。
在日趨完善的數學教育制度下，涌現出了一代名垂青史的數學泰斗，他們是：王孝通、劉焯、一行、沈括、李冶、賈憲、楊輝、秦九韶、郭守敬、朱世傑……
科學歷來是全人類共同的財富，當時中國的數學水平很快引起了朝鮮、日本的注意，他們開始往中國派留學生、書商。經過一段學習，在演算法引進了關於田畝、交租、穀物交換等知識；在辦學中吸取了國子監的課程設置和考試制度。由此看來，在這一階段，中國已處於世界數學發展的潮頭。

緩慢發展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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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在元後期至清中期，中國數學的發展緩慢，和上面講的數學盛世相比，這一階段幾乎黯然失色。
從宋朝末年到元朝建立中央集權制，中國大地上烽火連年，科學技術不受重視，大量寶貴的數學遺產遭受損失。
明朝建立以後，生產曾在一個短暫時期里有所發展，但馬上又由於封建統治的腐敗，走向了衰落，直到清朝初年才緩過一口氣來。
處在這樣一種政治腐敗、經濟落後、農民起義此起彼伏的環境中，數學跌入低谷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然而世界發展的潮流歷來是不等人的，乘中國數學衰落的功夫，西方數學悄悄地追上來，並且反過來滲透進中國。
當西方資本主義開始萌芽的時候，為了尋求發展，天主教傳教士、海盜、商人紛紛涌進中國。他們除了從中國帶走了原料、市場、廉價勞動力，也帶來了一些文化知識。
16世紀~18世紀來華的傳教士中，以義大利人利瑪竇（公元1552~公元1610年）影響最大。在1583~1599年，當他活動於中國肇慶、韶州、南昌、南京等地時，結識了不少中國著名學者，如李贄、徐光啟、李之藻等人。這些人正處於不滿空談理學，渴望富國強兵的思想狀態中，為此他們迫切希望世界上的最新科技成果。而利瑪竇的到來，無疑是起了一拍即合的作用。
利瑪竇與徐光啟和李之藻分別合譯了兩部數學著作：<幾何原本>、<同文算指>。
其中《幾何原本》文字通俗，很少疏漏。盡管當時原著中的拉丁文沒有現成的中國詞彙可對照，但是徐光啟仍是克服困難，創造出許多恰當的譯名，使全書達到信、達、雅的水平。
從利瑪竇與中國學者合譯專著開始，西學東漸的勢頭越來越大。
那麼這個時期中國自己的數學「特產」是什麼呢？是珠算。
在隋唐時期，人們已經開始在改進籌算上打主意了。他們想辦法簡化籌算方法、編口訣……然而，在迅速發展的數學領域中，籌演算法必然會被其他演算法所代替。
元朝末期，小巧靈便的算盤出現了。人們看著這計算簡捷、攜帶方便的新工具欣喜異常，甚至有人把它編到了俗語、詩歌、唱詞中。
算盤的出現，很快就引出了珠算口訣和珠演算法書籍，16、17世紀，在中國大量的有關珠算的書籍中，最有名的是程大位的《直指演算法統宗》。珠算普及以後，籌算便自動銷聲匿跡了。
就在中國人發明珠算後不久，1642年，19歲的法國數學家巴斯加（公元1623~1662年）推出了世界上最早的計算機。目前，雖然世界已進入了計算機時代，然而珠算仍有它的一席之地。有人試過，在加減法運算中，它的速度甚至超過小型計算器。

中西合流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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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數學發展緩慢的時候，西方數學已大跨步超前，於是在中國數學發展史上出現了一個中西數學發展的合流期，這一時期約為公元1840年~1911年之間。
前面講到，16世紀前後，西方傳教士帶來了一些新的數學知識。盡管有些洋人懷有個人目的，但不管怎麼說，新知識能傳進來，這對中國的數學進展總是有好處的。然而，1723年清朝雍正皇帝登基時，有人就提出大批傳教士在華，對他們的統治不利。皇帝一想，也是。於是馬上下令，除了少數在中國編制新歷法的外國人之外，其他傳教士一律不留。
這一命令產生的後果是，在以後大約100年的時間里，西方的數學知識也很難「進口」；中國數學家只好把眼光從學習西方新知識，轉回到研究自己的舊成果了。
古代數學迴光返照的局面沒持續多久，鴉片戰爭失敗了，閉關自守的局面被打開了，帝國主義列強紛紛進來瓜分中國，中國一時間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
19世紀60年代開始，曾國藩、李鴻章等為了維護腐敗的清政府，發起了「洋務運動」。這時以李善蘭、徐壽、華蘅芳為代表的一批知識分子，作為數學家、科學家和工程師參加了引進西學、興辦工廠、學校等活動，經過他們的不懈努力，奠定了近代科技、近代數學在中國的發展基礎。
當1894年「洋務運動」以軍事失敗而告終時，工廠、鐵路、學校卻保留了下來，科技知識也在一定的范圍內傳播了開來。
這一時期的特點是中西合流。所謂中西合流，並不是全盤西化，數學工作者們在研究傳統數學的同時吸收新的方法，一時間，出現了人才濟濟、著述如林的好勢頭。
這時，中國數學家在冪級數、尖錐術等方面已獨立地得到了一些微積分成果，在不定分析和組合分析方面也獲得了出色的成績。然而，即使是這樣，在世界的同行們之中，中國也仍然沒達到領先的地位。

現代數學開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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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數學的開端主要集中在公元1911年~1949年這一時期。
到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國數學界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派出大批留學生，創辦新式學校，組織學術團體，有了專門的期刊，中國從此進入了現代數學研究階段。
從1847年，以容閎為代表的第一批學生出國後，形成了一個出國留學的高潮。當時出國留學人數每年要達到數千人之多，他們學成回國後，在中國形成了一支不可忽視的現代科學隊伍。
早期出國留學的人中，學數學的人不多，其中做出突出成就的有：蘇步青、陳建功、陳省身、周煒良、許寶、華羅庚、林家翹等人。
這樣一批海外學子歸來之後，在科研、教育、學術交流等方面都有了新轉變。
科研上，1949年以前共發表652篇論文，盡管數量不多，范圍也僅限於純數學方面，但是其水平卻不低於世界上的同行們。要知道，就是這點微薄的成果還是在克服了政治、經濟等多方面難以想像的困難下取得的。
教育上，建立了正規的課程設置，數學的學時多於文科，對教科書也進行了更新。到1932年為止，中國國內各大學已有一支約155人的數學教師隊伍，可以開5至10門以上的專業課。
學術交流上，1935年7月成立「中國數學會」，創辦<中國數學會學報>和<數學雜志>。1932年至1936年召開的第9、10次國際數學會議，中國均有人參加。這時，應邀到華講學的各國數學家也紛至沓來，給過去閉關自守的數學領域，帶來了現代的氣息。

建國後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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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新中國成立之初，國家雖然正處於資金匱乏、百廢待興的困境，然而政府卻對科學事業給予了極大關注。1949年11月成立了中國科學院，1952年7月數學研究所正式成立，接著，中國數學會及其創辦的學報恢復並增創了其他數學專刊，一些科學家的專著也競相出版，這一切都為數學研究鋪平了道路。
解放後的18年間，發表論文的篇數占解放前總篇數的3倍多，其中不少論文不但填補了中國過去的空白，有的還達到了世界先進水平。
正當數學家們奮起直追，力圖恢復中國數學在世界上的先進地位時，一場無情的風暴席捲了中國。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社會失控，人心混亂，科學衰落。在數學的園地里，除了陳景潤、華羅庚、張廣厚等幾個數學家掙扎著開了幾朵花，幾乎是滿目凋零，一片空白。
當10年政治災難過去之後，人們抬頭一看，別的國家數學研究早已是高峰迭起，要想追上又需花費不少力氣。
中華民族歷來就有自強不息的光榮傳統和堅韌不拔的耐力。浩劫以後，隨著郭沫若先生那篇文采橫溢的《科學的春天》的發表，數學園地里又迎來了萬物復甦的春天。1977年，在北京制訂了新的數學發展規劃，恢復數學學會工作，復刊、創刊學術雜志，加強數學教育，加強基礎理論研究……
盡管中國目前在世界數學的賽場上已處落後地位，然而，路遙識馬力，今後鹿死誰手，仍然是個「x」。

古代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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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古代數學發展史中，祖先摘到的金牌足可以開一座陳列館，這里只開一個「清單」，使讀者有一個直觀印象。
（1）十進位制記數法和零的採用。源於春秋時代，早於第二發明者印度1000多年。
（2）二進位制思想起源。源於《周易》中的八卦法，早於第二發明者德國數學家萊布尼茲（公元1646~1716）2000多年。
（3）幾何思想起源。源於戰國時期墨翟的《墨經》，早於第二發明者歐幾里德（公元前330~前275）100多年。
（4）勾股定理（商高定理）。發明者商高（西周人），早於第二發明者畢達哥拉斯（公元前580~前500）550多年。
（5）幻方。我國最早記載幻方法的是春秋時代的《論語》和《書經》，而在國外，幻方的出現在公元2世紀，我國早於國外600多年。
（6）分數運演算法則和小數。中國完整的分數運演算法則出現在《九章算術》中，它的傳本至遲在公元1世紀已出現。印度在公元7世紀才出現了同樣的法則，並被認為是此法的「鼻祖」。我國早於印度500多年。
中國運用最小公倍數的時間則早於西方1200年。運用小數的時間，早於西方1100多年。
（7）負數的發現。這個發現最早見於《九章算術》，這一發現早於印度600多年，早於西方1600多年。
（8）盈不是術。又名雙假位法。最早見於《九章算術》中的第七章。在世界上，直到13世紀，才在歐洲出現了同樣的方法，比中國晚了1200多年。
（9）方程術。最早出現於《九章算術》中，其中解聯立一次方程組方法，早於印度600多年，早於歐洲1500多年。在用矩陣排列法解線性方程組方面，我國要比世界其他國家早1800多年。
（10）最精確的圓周率「祖率」。早於世界其他國家1000多年。
（11）等積原理。又名「祖暅」原理。保持世界紀錄1100多年。
（12）二次內插法。隋朝天文學家劉焯最早發明，早於「世界亞軍」牛頓（公元1642~1727）1000多年。
（13）增乘開方法。在現代數學中又名「霍納法」。我國宋代數學家賈憲最早發明於11世紀，比英國數學家霍納（公元1786~1837）提出的時間早800年左右。
（14）楊輝三角。實際上是一個二項展開式系數表。它本是賈憲創造的，見於他著作《黃帝九章演算法細草》中，後此書流失，南宋人楊輝在他的《詳解九章演算法》中又編此表，故名「楊輝三角」。
在世界上除了中國的賈憲、楊輝，第二個發明者是法國的數學家帕斯卡（公元1623~1662），他的發明時間是年，比賈憲晚了近600年。
（15）中國剩餘定理。實際上就是解聯立一次同餘式的方法。這個方法最早見於《孫子算經》，1801年德國數學家高斯（公元1777~1855）在《算術探究》中提出這一解法，西方人以為這個方法是世界第一，稱之為「高斯定理」，但後來發現，它比中國晚1500多年，因此為其正名為「中國剩餘定理」。
（16）數字高次方程方法，又名「天元術」。金元年間，我國數學家李冶發明設未知數的方程法，並巧妙地把它表達在籌算中。這個方法早於世界其他國家300年以上，為以後出現的多元高次方程解法打下很好的基礎。
（17）招差術。也就是高階等差級數求和方法。從北宋起中國就有不少數學家研究這個問題，到了元代，朱世傑首先發明了招差術，使這一總是得以解決。世界上，比朱世傑晚近400年之後，牛頓才獲得了同樣的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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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東湖小學的發展歷程

結合現代教育的發展，立足本校特點，學校確立了「沉靜慎思慧於心，執專著掘進敏於行，屬化知識為智慧，積文化為品 格」的智慧教育理念，聚教師個體勞動，集教師實踐經驗，匯專家教育智慧為成果，用教師的智慧發展學生的智慧。
在智慧教育理念的統領下，學校以科學嚴謹的教學管 理，規范合理的課程設置，豐富多彩的校園文化和科學教 育為發展路徑。確立 「培育校園文化,植養人文內涵,營造 書香校園」並舉,奠基智慧人生，彰顯和諧的校園文化。
學校從激發教師專業發展內驅力入手，通過多元診斷 分析、摸清教師的專業發展個性與共性需求。採取菜單式 集中培訓、專題介入、合作反思、學科組捆綁發展、「教 師點菜,專家下廚」、墨香沙龍、慧心工作坊等方式， 提 升教師的教育教學智慧，凸顯學校智慧教育特色。我們著 力科普課程的開發和科普活動的開展，以此啟迪學生心智， 歷練學生能力，拓寬學生的學習空間，培養學生的觀察、 思維、創造能力和知識遷移能力。
學校以師資隊伍建設為掘進點，整體謀劃學校發展，積 極探索實踐以「三大運行機制」、「五大推進策略」和「兩個創新模式」為核心的發展行動綱領，分層推進智慧教育。

10. 富都小學的發展歷史

10年的辦學歷來程，富自都人創造了一系列驕人的教育教學成績。1998年學校被評為番禺區達標學校；2000年評為番禺區一級學校；2001年評為番禺區安全文明小區；2002年評為廣州市綠色學校；2006年評為「廣州市一級學校」；2007年學校評為「番禺區紅領巾示範學校」； 2003和2006年學校連續獲得廣州市第九屆第十屆學校合唱節校際合唱比賽一等獎。
如今，富都小學在以廣州市名校長蔡中華為首的新一屆領導班子帶領下，乘著番禺區人事制度改革的東風，遵循「培養創造型學生；造就科研型教師；催生民主型領導；打造學習型學校」辦學思想，全面推行 「規范加自主」式學校管理模式，著力構建「全面加個性」化創新教育體系；堅持走以「自主管理，促師生全面發展」特色教育之路，正滿懷信心的朝著「高質量，輕負擔，現代化、有特色」「打造市橋基礎教育富強之都」的整體辦學目標昂首闊步，走向輝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