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歷史發展

A. 百度翻譯的發展歷程

2011年6月30日，網路正式推出web端網路翻譯。此次上線的網路翻譯版是網路自主研發的翻譯核心技術，權這項服務的基本原理是機器自動從大量語料中學習並自動生成翻譯結果，即翻譯結果是沒有經過任何人工整理與編輯的。
2013年2月28日，網路翻譯發布Android客戶端，成為全球Android平台首款支持離線翻譯的應用。
2013年3月7日，發布iOS客戶端。手機客戶端提供權威結果和例句，支持離線翻譯、語音翻譯、攝像頭翻譯、跨軟體取詞翻譯和實用口語等功能。
2015年4月，網路機器翻譯獲得中國中國電子學會科技進步一等獎，項目成果被院士專家鑒定為「在多策略融合翻譯等技術方面取得突破，在翻譯質量、翻譯語種方向、響應時間三個指標上達到國際領先水平，並取得了顯著的經濟效益和巨大的社會效益」。
2015年11月，網路翻譯正式推出網路翻譯開放平台，為廣大開發者提供網路翻譯API服務。
2016年1月，網路機器翻譯獲得2015年度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網路機器翻譯項目成為BAT中首個獲此殊榮的互聯網項目。

B. 中國翻譯發展有幾個階段

我國的翻譯有著數千年的歷史。打開這一翻譯史冊，我們可以看到翻譯高潮迭起，翻譯家難回以計數，翻譯理答論博大精深。了解這一歷史不僅有助於我們繼承我們的先人的優秀文化遺產，而且也有助於我們今天更加深入認識和發展我們的翻譯事業。簡單說來，中國的翻譯史大致可以分為以下幾個階段：一、漢代-秦符時期； 二、隋-唐-宋時期； 三、明清時期； 四、五四時期； 五、新中過成立至今。

C. 外國翻譯機構發展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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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中國翻譯發展史

我國的翻譯有著數千年的歷史。打開這一翻譯史冊，我們可以看到翻譯高潮迭起，翻譯家難以計數，翻譯理論博大精深。了解這一歷史不僅有助於我們繼承我們的先人的優秀文化遺產，而且也有助於我們今天更加深入認識和發展我們的翻譯事業。簡單說來，中國的翻譯史大致可以分為以下幾個階段：一、漢代-秦符時期； 二、隋-唐-宋時期； 三、明清時期； 四、五四時期； 五、新中過成立至今。一、漢代-秦符時期中國的翻譯活動可以追溯到春秋戰國時代。當時的諸侯國家相互之間交往就出現了翻譯，如楚國王子去越國時就求助過翻譯。當然這種翻譯還談不上是語際翻譯。中國真正稱得上語際翻譯的活動應該說是始於西漢的哀帝時期的佛經翻譯。那時有個名叫伊存的人到中國來口傳一些簡單的佛經經句。到了東漢桓帝建和二年（公元一八四年），佛經翻譯就正式開始了。譯者安世高是安息（即波斯）人，他翻譯了《安般守意經》等三十多部佛經。後來月支人支婁迦讖（又叫婁迦讖）來到了中國，他翻譯了十多部佛經。支婁迦讖譯筆生硬，基本上是字對字、句對句地翻譯，中國讀者不易看懂。中國翻譯界現在的直譯和意譯之爭大概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的。支婁迦讖有個學生叫支亮，之亮有個弟子叫支謙。他們三人號稱"三支"，是當時翻譯佛經非常有名的譯者。與"三支"同時從事佛經翻譯的還有竺法護。他也是月支人，是當時的佛經翻譯名家，總共譯了一百七十五部佛經，對佛經在中國的流傳貢獻不小。竺法護和"三支"一道被人稱作月之派。不過，這一時期的佛經翻譯活動還只是民間私人事業。到了符秦時代，佛經翻譯活動就組織有序了。當時主要的組織者是釋道安。在他的主持下設置了譯場，開始了大規模的佛經翻譯。由於釋道安本人不懂梵文，惟恐譯文失真，因此他主張嚴格的詞對詞、句對句(word for word, line for line)的直譯。當時的佛經《鞞婆沙》就是按此方法從梵文譯成漢語的。為了把握好譯文的質量，釋道安在此期間請來了著名的翻譯家天竺（即印度）人鳩摩羅什。鳩氏考證了以前的佛經翻譯，批評了翻譯的風格，檢討了翻譯的方法。他主張意譯，糾正了過去音譯的弱點，提倡譯者署名，以示負責。他翻譯了三百多卷佛經文獻，如《金剛經》、《法華經》、《十二門論》、《中觀論》、《維摩經》等。其譯文神情並茂、妙趣盎然，堪稱當時的上乘之譯作，至今仍被視為我國文學翻譯的奠基石。到了南北朝時期，梁武帝特聘印度佛教學者真諦（Paramartha,499-569）到中國來翻譯佛經。真諦在華期間共翻譯了四十九部經書，其中尤以《攝大乘論》的翻譯響譽華夏，對中國佛教思想影響較大。二、隋-唐-宋時代從隋代（公元五九0年）到唐代，這段時間是我國翻譯事業高度發達時期。隋代歷史較短，譯者和譯作都很少。比較有名的翻譯家有釋彥琮（俗姓李，趙郡柏人）。他是譯經史上第一位中國僧人。一生翻譯了佛經 23部100餘卷。彥琮在他撰寫的《辨證論》中總結翻譯經驗，提出了作好佛經翻譯的八項條件：1）誠心受法，志願益人，不憚久時（誠心熱愛佛法，立志幫助別人，不怕費時長久）；2）將踐覺場，先牢戒足，不染譏惡（品行端正，忠實可信，不惹旁人譏疑）；3）荃曉三藏，義貫兩乘，不苦闇滯（博覽經典，通達義旨。不存在暗昧疑難的問題）；4）旁涉墳史，工綴典詞，不過魯拙（涉獵中國經史，兼擅文學，不要過於疏拙）；5）襟抱平恕。器量虛融，不好專執（度量寬和，虛心求益，不可武斷固執）；6）耽於道術，淡於名利，不欲高炫（深愛道術，淡於名利，不想出風頭）；7）要識梵言，乃閑正譯，不墜彼學（精通梵文，熟悉正確的翻譯方法，不失梵文所載的義理）；8）薄閱蒼雅，粗諳篆隸。不昧此文（兼通中訓詁之學，不使譯本文字欠准確）。彥琮還說，"八者備矣，方是得人"。這八條說的是譯者的修養問題，至今仍有參考價值。在彥琮以後，出現了我國古代翻譯界的巨星玄奘（俗稱三藏法師）。他和上述鳩摩羅什、真諦一起號稱華夏三大翻譯家。玄奘在唐太宗貞觀二年（公元六二八年）從長安出發去印度取經，十七年後才回國。他帶回佛經六百五十七部，主持了中國古代史上規模最大、組織最為健全的譯場，在十九年間譯出了七十五部佛經，共一三三五卷。玄奘不僅將梵文譯成漢語，而且還將老子著作的一部分譯成梵文，是第一個將漢語著作向外國人介紹的中國人。玄奘所主持的譯場在組織方面更為健全。據《宋高僧傳》記載，唐代的翻譯職司多至11種：1）譯主，為全場主腦，精通梵文，深廣佛理。遇有疑難，能判斷解決；2）證義，為譯主的助手，凡已譯的意義與梵文有和差殊，均由他和譯主商討；3）證文，或稱證梵本，譯主誦梵文時，由他注意原文有無訛誤；4）度語，根據梵文文字音改記成漢字，又稱書字；5）筆受，把錄下來的梵文字音譯成漢文；6）綴文，整理譯文，使之符合漢語習慣；7）參譯，既校勘原文是否有誤，又用譯文回證原文有無歧異；8）刊定，因中外文體不同，故每行每節須去其蕪冗重復；9）潤文，從修辭上對譯文加以潤飾；10）梵唄，譯文完成後，用梵文讀音的法子來念唱，看音調是否協調，便於僧侶誦讀；11）監護大使，欽命大臣監閱譯經。玄奘在翻譯理論方面作出了自己的貢獻。他根據自己的理解和翻譯實踐提出了"既須求真，又須喻俗"的翻譯標准，意即"忠實""通順"，直到今天仍有指導意義。他還在翻譯實踐中創造性地運用了多種翻譯技巧。據印度學者柏樂天和我國學者張建木的研究結果顯示，玄奘運用了下列翻譯技巧： 1）補充法（就是現在我們常說的增詞法）；2）省略法（即我們現在常說的減詞法）；3）變位法（即根據需要調整句序或詞序）；4）分合法（大致與現在所說分譯法和合譯法相同）；5）譯名假借法（即用另一種譯名來改譯常用的專門術語）；6）代詞還原法（即把原來的代名詞譯成代名詞所代的名詞）。這些技巧對今天的翻譯實踐同樣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導意義。與玄奘同時的還有失義難陀、義凈、一行、不空等譯者，也都譯了許多佛經。唐末無人赴印度求經，佛經翻譯事業逐漸衰微。到了宋代，佛經翻譯已遠不如唐初的極盛時期。在北宋的乾德開寶年間，宋太祖曾派人西去求經，印度也派名僧東來華夏傳法。宋太祖也曾在開封的太平興國寺內興修了譯經院，專事佛經翻譯。雖譯場組織極其完備，譯經種數幾乎接近唐代，但質量卻不如唐代。當時有名的僧侶譯者主要有天息、法護等人。在翻譯理論方面頗有貢獻的要數贊寧（俗姓高，今浙江德清人）。他曾歸納了以往譯經的各種情況，提出了解決翻譯過程中各類矛盾的六種辦法。這是對我國唐代翻譯理論的繼續和發展，是我國翻譯論庫中的寶貴財富。到了南宋，由於社會動盪等原因，佛經翻譯已是寥寥無幾，史書的記載中無一例翻譯。在其後的元代，統治者曾下昭拔合恩巴、管主八等人翻譯佛經，但譯作只有十幾部，翻譯理論方面的探討更是無從談起。翻譯事業基本處於停滯狀態。三、明清時代在明代的二百多年歷史中，佛經翻譯呈現一片衰落的局面。佛經譯者只有智光等一、二人，譯了幾部經書。但到了明代萬曆年間直至清朝"新學"時期，我國出現了以徐光啟、林紓（琴南）、嚴復（又陵）等為代表的介紹西歐各國科學、文學、哲學的翻譯家。明代徐光啟和義大利人利馬竇合作，翻譯了歐幾里得的《幾何原理》、《測量法義》等書。清代的林紓（1852.11.8-1924.10.9）和他的合作者以口述筆記的方式翻譯了一百八十四種西方文學作品，達一千萬字以上。所譯小說中最著名的有《巴黎茶花女遺事》（La Dame aux Camelias）、《黑奴呼天錄》（Uncle Tom's Cabin）、《塊肉餘生述》（David Copperfield）、《王子復仇記》（Hamlet）等。林紓本人不懂外文，因而他的譯作刪減、遺漏、隨意添加之處甚多。但是林紓的翻譯對於中國讀者了解西方文學作品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嚴復（1954.1.18-1921.10.27）是我國清末新興資產階級的啟蒙思想家。他從光緒二十四年到宣統三年（公元1898-1911）這三十年間翻譯了不少西方政治經濟學說，如赫胥黎（T。H。 Huxley）的《天演論》（Evolution and Ethics and Other Essays）、亞當﹒斯密（A。Smith）的《原富》（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孟德斯鳩（C.L.S. Montesquieu）的《法意》(L'esprit des Lois)、斯賓塞爾（H。Spencer）的《群學肆言》（On Liberty）、甄克思（E。Jenks）的《社會通詮》（A History ofPolitics）等。嚴復每譯一書，都有一定的目的和意義，常借西方著名資產階級思想家的著作表達自己的思想。他譯書往往加上許多按語，發揮自己的見解。嚴復"曾經查過漢晉六朝翻譯佛經的方法"（魯迅《二心集》），在參照古代佛經翻譯經驗的基礎上，結合自己的翻譯實踐，在《天演論》（公元一八九八年出版）卷首的《譯例言》中提出著名的"信、達、雅"翻譯標准。他說："譯事三難：信、達、雅。求其信，已大難矣！顧信矣，不達，雖譯，猶不譯也，則達尚焉。"有人因此認為嚴復偏重於"達"，把"信"、"達"相互對立起來。事實上，嚴復曾緊接著解釋道："至原文詞理本深，難於共喻，則當前後引襯，以顯其意，凡此經營，皆所以為達，為達即所以為信也。"這說明嚴復並沒有把"信"、"達"割裂開來，他主張的"信"是"意義不倍（背）本文"，"達"是不拘泥於原文形式，盡譯文語言的能事以求原意明顯，為"達"也是為"信"，兩者是統一的。但嚴復對"雅"的解釋今天看來是不足取的。他的"雅"是指脫離原文而片面追求譯文本身的古雅。他認為只有譯文本身採用"漢以前字法句法"--實際上即所謂上等的文言文，才算登大雅之堂。嚴復自己在翻譯實踐中所遵循的也是"與其傷雅，毋寧失真"，因而譯文不但艱深難懂，又不忠實於原文，類似改編。有人說嚴復用一個"雅"字打消了"信"和"達"，這個批評不是沒有根據的。不過從積極的一面來看，嚴復重視譯文文字潤飾這一點卻是值得我們注意的。盡管嚴復對"信、達、雅"翻譯標準的解釋因時代的限制而有一定的局限性，但許多年來，該標准始終沒有被我國翻譯界所廢棄，原因在於：這三個字的提法簡明扼要，又有層次主次突出；三者之中，信和達二者之中，信猶為重要。因此有些翻譯工作者仍然沿用著三個字作為當今的翻譯標准，但舊瓶裝新瓶，已賦予新的內容和要求。例如，他們認為"雅"已不在是嚴復所指的"爾雅"和"用漢以前字法句法"，而是指" 保存原作的風格"問題。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嚴復出版《天演論》前數年，《馬氏文通》的作者馬建忠於公元一八九四年在他寫的《擬投翻譯書院議》中已發揮了他所認為的"善譯"的見解。馬建忠的"善譯"標准包括三大要求：第一、譯者先要對兩種語言素有研究，熟知彼此的異同；第二、弄清原文的意義、精神和語氣，把它傳達出來；第三、譯文和原文毫無出入，"譯成之文，適如其所譯"。這些要求是很高的，都有一定的道理，但由於他本人專研究語法而沒有搞翻譯的工作，因此他對"善譯"的見解，被後人忽略了。四、五四時期"五四"是我國近代翻譯史的分水嶺。"五四"以前的最顯著的表現是以嚴復、林紓等為代表翻譯了一系列西方資產階級學術名著和文學作品。"五四"以後，我國翻譯事業開創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開始介紹馬列主義經典著作和無產階級文學作品。《共產黨宣言》的譯文就發表在"五四"時期。這一時期的翻譯工作在內容和形式上都起了很大變化。白話文代替了文言文。東西方各國優秀文學作品，特別是俄國和蘇聯的作品，開始由我國近代翻譯史上卓越的先驅者魯迅、瞿秋白等前輩介紹進來。魯迅是翻譯工作上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典型。他和瞿秋白兩人關於翻譯問題的通訊，為我們提供了一些應遵循的基本翻譯原則。他譯過許多俄國和蘇聯的優秀文學作品，如《毀滅》、《死魂靈》等。他和瞿秋白通過翻譯實踐，總結了許多寶貴的經驗。魯迅對翻譯標準的主要觀點是："凡是翻譯，必須兼顧著兩面，一當然力求其易解，一則保持著原文的風資。"魯迅竭力反對當時那種"牛頭不對馬嘴"、"削鼻剜眼"的胡譯，亂譯，他針對有人所謂"與其順而不信"而提出了"寧信而不順"這一原則。當然，魯迅這條原則有"矯枉必須過正" 的意味，但與藉此作擋箭牌的"硬譯"、"死譯"實無共同之處。魯迅主張直譯，是為了照顧輸入新表現法和保持原作的風貌，這於借直譯作擋箭牌的"死譯"也是絲毫無共同之處的。他們二人對待翻譯工作的態度都十分嚴肅，至今仍是我們學習的榜樣。五、新中國成立至今一九四九年，隨著新中國的成立，翻譯事業也得到了解放。從那時起，翻譯工作在黨的領導下，一直是社會主義新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不斷迅速發展，取得巨大成績，在翻譯理論方面也日益充實完善。這一時期的翻譯工作有以下幾個特點：（一） 翻譯工作者在黨的領導下，有組織、有計劃、有系統的進行工作，逐步取代了搶譯、亂譯和重復浪費的現象；（二） 翻譯作品質量大大提高，逐漸克服了粗枝大葉、不負責的風氣；（三） 翻譯工作者為了更好地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開展了批評於自我批評，逐漸消除了過去各種不良現象和無人過問的狀況；（四） 翻譯工作者不僅肩負者外譯漢的任務；（五） 對翻譯標準的認識日趨統一，有效的推動了我國的翻譯工作。特別是在過去的二十年中，我國廣大翻譯工作者也積極響應黨的號召，通過認真的辛勤的翻譯勞動，介紹和交流先進科技知識、優秀文藝作品以及民族文化，為我國四個現代化和世界和平不斷做出新的貢獻。

E. 歷史要發展 翻譯

Historic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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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中國翻譯學是什麼時候興起的以及發展歷程

中國的翻譯理論和實踐在世界上有顯著的地位.《禮記》已有關於翻譯的記載.《周禮》中的「象胥」,就是四方譯官之總稱.《禮記·王制》提到「五方之民,言語不通」,為了"達其志,通其欲",各方都有專人,而"北方曰譯".後來,佛經譯者在「譯」字前加「翻」,成為「翻譯」一詞,一直流傳到今天.
在中國,佛經的翻譯自後漢至宋代,歷一千二三百年,這樣歷久不衰的翻譯工作,在世界上是空前的.從實踐中產生的理論,也以佛家為最有系統,最深刻.晉代道安(314～385)主張質,即直譯.他提出了"五失本",意思是,在用漢文翻譯佛經時,有五種情況允許譯文與原文不一致.他又提出了「三不易」,意思是,三種不容易做到的情況.苻秦的鳩摩羅什(344～413)則主張除「得大意」外,還須考慮到「文體」.他說：「天竺國俗,甚重文制,其宮商體韻,以入為善.凡覲國王,必有贊德;見佛之儀,以歌嘆為貴,經中偈頌,皆其式也.但改梵為秦,失其藻蔚,雖得大意,殊隔文體,有似嚼飯與人,非徒失味,乃令嘔噦也.」(《高僧傳》卷二《鳩摩羅什傳》)隋代彥琮(557～610)最推崇道安的理論,他主張直譯,提出「八備」和「十條」.「八備」指翻譯者必須具備的八項條件;「十條」指他對譯文體例、格式的十種規定.到了唐代,玄奘(602～664)是中國翻譯史上集大成的人,文質並重,但似以質為主.他沒有留下專門闡述翻譯理論的文章.《翻譯名義集》中記載了他的「五種不翻」的學說,指出有五種詞語只能譯音.北宋贊寧總結了前人的經驗,提出翻譯佛經的「六例」,詳細探討了翻譯中六個方面的問題.他給翻譯下的定義是："翻也者,如翻錦綺,背面俱花,但其花有左右不同耳."這個生動的比喻,說明翻譯是一種藝術(如翻錦綺),它將(語言的)形式加以改變(左右不同),而內容不變(背面俱花).
北宋(960～1127)初期還有翻譯活動,以後逐漸衰微.它的重新興起始於明代(1368～1644)永樂五年(1407).那時由於對外交通的需要,創立了四夷館,培訓翻譯人才.明代末期,西學東漸,翻譯工作更活躍起來.但此時翻譯的方向已完全改變,不再是印度的佛經,而是歐洲的天文、幾何、醫學等方面的典籍,中國翻譯史已達到了一個新的階段.
明代一些著名的翻譯家對翻譯工作也提出自己的看法.義大利傳教士利瑪竇(1552～1610)說：「且東西文理,又自絕殊,字義相求,仍多闕略.瞭然於口,尚可勉圖;肆筆為文,便成艱澀矣.」這是說,中西語言結構不同,文章脈絡不同,西方有的術語為中國所無,口頭解釋一下還可以做到,筆譯成文,人家就看不懂了.同時代的一位中國科學家李之藻(?～1631)在描寫當時外國傳教士的譯書態度時說：「諸皆借我華言,翻出西義而止,不敢妄增聞見,致失本真.」此時的翻譯往往用合作方式,同初期佛典翻譯相似,即中國學者與外國人合作翻譯,潤文的責任則放在中國學者身上.
鴉片戰爭以後,中國有識之士痛感學習西方之必要,翻譯活動又逐漸興起,在中國翻譯史上形成又一個新階段.馬建忠(1845～1900)強調譯事之難.梁啟超(1875～1929)鼓吹佛典翻譯之高明.畢生從事西方社會科學翻譯的嚴復(1853～1921)在幾篇序文里申述了他在翻譯中遵循的原則.在《天演論》序中他說：「譯事三難：信、達、雅.」「信」是忠於原作,"達"是忠於讀者,"雅"是對於文學語言的忠誠.信、達、雅雖然只三個字,但體現了作品、讀者、語言三者之間的關系.在嚴復那些譯本當中,《天演論》接近意譯,《原富》則近於直譯.他說：「是譯與《天演論》不同,下筆之頃,雖於全節文理不能不融會貫通為之,然於辭義之間無所顛倒附益.」不過他對本書「繁贅而無關宏旨」的地方,則又有所刪除.在《群己權界論》譯凡例中他說：「原書文理頗深,意繁句重,若依文作譯,必至難索解人,故不得不略為顛倒,此以中文譯西書定法也.」可以看出,《天演論》是意在達旨的述譯,《原富》是辭義無所顛倒的嚴譯,《群己權界論》是不依文作譯的寬譯.但是不論譯法如何,有一點是始終如一的：即避免按字直譯,努力用新的詞或片語以求詞義的全部傳遞.例如evolution中文沒有與之相應的詞,於是採用「天演」一詞;liberty這個法制觀念中國當時還沒有,於是用"群己權界"這一片語.嚴復對於西文詞義的翻譯作出了可貴的嘗試,但是這方面的研究還有待開展.
「五四」運動以後,中國歷史進入了現代,翻譯的重要性遠邁前古.中國新文學的興起同翻譯是分不開的.第一個重視翻譯並大力加以倡導的人是魯迅.魯迅主張直譯.他這樣做的目的是：在介紹外國思想以供借鑒的同時,還要通過譯文改造我們的語言.1931年12月28日他在給瞿秋白的信中談到嚴復.他說：「他的翻譯,實在是漢唐譯經歷史的縮圖.中國之譯佛經,漢末質直,他沒有取法.六朝真是『達』而『雅』了,他的《天演論》的模範就在此.唐則以『信』為主,粗粗一看,簡直是不能懂的,這就彷彿他後來的譯書.」魯迅不主張譯文完全中國化.不完全中國化的譯本「不但在輸入新的內容,也在輸入新的表現法.」他認為中國語法不夠精密.「這語法的不精密,就在證明思路的不精密,換一句話,就是腦筋有些胡塗.」
在主張直譯方面,瞿秋白和魯迅見解一致.他說:"翻譯──除出能夠介紹原來的內容給中國讀者之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幫助我們創造出新的中國的現代言語.」但是他同時指出：「當翻譯的時候,如果只管『裝進異樣的句法』等等,而不管是否活人嘴裡能夠說得出來,──那麼,這些『異樣的句法』始終不能『據為己有』.」他認為,「新的言語應當是群眾的言語──群眾有可能了解和運用的言語.」現代許多翻譯家基本上都是直譯派.所謂「直譯」是指:原文有的,不能刪掉;原文沒有的,不能增加.這與譯文的流暢與否無關.魯迅譯的《苦悶的象徵》等書,文字就非常流暢,但仍然是直譯.所謂「意譯」是指對原文可以增刪.古代的鳩摩羅什屬於這一派.郭沫若一方面說：「我們相信理想的翻譯對於原文的字句,對於原文的意義,自然不許走轉,而對於原文的氣韻尤其不許走轉」;另一方面,他也主張:「我知道翻譯工作絕不是輕松的事體,而翻譯的文體對於一國的國語或文學的鑄造也絕不是無足重輕的因素.」茅盾更是簡潔了當地指出：「翻譯文學之應直譯,在今日已沒有討論之必要."他又說："『直譯』這名詞,在『五四』以後方成為權威."傅斯年、鄭振鐸、周作人、艾思奇等都主張直譯.因此,可以說,在近現代中國翻譯史上,直譯是壓倒一切的准則.
比較歐洲和中國翻譯的歷史,以及翻譯的理論,可以看出,東西雙方探討的問題基本相同.雙方都討論翻譯的可能與不可能的問題,也討論直譯與意譯的問題.但是雙方也有不同之處.西方談翻譯理論,偏重於可能與不可能的問題,以及可能的程度.他們得出的結論是:文學翻譯難,科技翻譯易.直譯與意譯問題,也偶爾涉及;但不是重點.在翻譯的基礎或背景方面,歐洲與中國不同.在歐洲,除了最早的希伯來語以外,基本上是同一語系的語言之間的互相翻譯.因此才產生了某一些理論家主張的翻譯三分法：一,翻譯;二,變換;三,逐詞對照本.這種三分法對中國是完全不適用的.中國決不可能有變換.因為在中國幾千年的翻譯史上都是不同語系語言之間的翻譯,在同一語系語言間才能變換.中國偏重於直譯與意譯之爭,所謂文與質者就是.這是由於從佛經的翻譯到現代科學文學著作的翻譯,都有其特殊的文化和歷史背景.中西雙方的思維方式有所不同,在這里也表現了出來.中國討論翻譯的人沒有對語言本質做細致的分析,而是側重於綜合,側重於實際應用方面,因此談翻譯技巧多,而談抽象理論少.在直譯與意譯的問題解決以後,如何解決具體作品和文句的譯法問題將提到日程上來

G. 怎麼翻譯這是歷史發展的產物

this is the proct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H. 中國翻譯發展有幾個階段

1.古代翻譯史----起於先秦時有關翻譯的零星論述，至於清乾隆初年《番清說》；
2.近代翻回譯史----起於鴉片戰爭答，止於五四運動；
3.現代翻譯史----起於五四運動，止於1949年新中國成立；
4.當代翻譯史----新中國成立之後......；

I. 翻譯歷史！！

Muhammad Ali Jinnah: Baba-e-Qaum ("Father of the Nation")

Jinnah was born into a merchant's family in Karachi. He was called to the Bar in England when he was not yet eighteen years old. He came back to India two years later, and soon became a renowned lawyer in Bombay. In 1896, he began to participate in politics by joining the Indian National Congress. In 1913, he joined the All India Muslim League. Jinnah resigned from the Congress by 1920 e to political disagreement with Indian National Congress(particularly Gandhi). In the late 1930s and early 1940s, Indian Independence Movement reached a new peak. At the same time, the outcry from ninety million Muslims in India for independence grew stronger e to differences in history, religions, languages and cultures. Jinnah actively participated and led this fight for independence. All India Muslim League became the most influential political organization among all Muslims in India. From 22 to 24 March, 1940, All India Muslim League held a conference in Lahore, Jinnah hosted the conference. The Pakistan Resolution was adopted in this conference. On 23 March of the same year, Jinnah declared to one hundred thousand Muslims came from all over India that 'the northwestern and eastern regions(today's Bangladesh) of India where Muslims are the majority, should be independent sovereign state. '

J. 世界翻譯史大概有多少年歷史

一、中國的翻譯事業迄今已經歷了五次大高潮,即東漢至唐宋的佛經翻譯、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譯、鴉片戰爭至五四運動時期的西學翻譯、建國初期到文革之前的東西方文學翻譯和七十年代至今翻譯在各個領域全面開花的時期.

1．兩漢至唐宋的譯經時期

從兩漢至唐宋時期,佛教傳入中國並與中國傳統的儒、道糅合.伴隨著佛經的翻譯入傳,印度的哲學、文學藝術對我國發生了深遠的影響,印度的醫學、天文、算術乃至語言在我國也有一定的影響.佛經翻譯對於發生在我國的中西文化第一次大碰撞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但這一時期的翻譯活動還是以傳播宗教為主.雖然在佛經譯著中也夾帶有少量描述外國科學知識的書籍,但不能說在我國已經形成了獨立的科學翻譯活動.因此這一時期的科學翻譯充其量只能是宗教翻譯的附庸.

兩漢至唐宋時期一批著名的譯者就翻譯方法發表了不少論說,初步構築了中國早期的翻譯理論.例如,釋道安主張直譯,譯文不增不減,只是在詞序上作些調整；鳩摩羅什則傾向於意譯,常對原文加以改動,以適應中國的文體.他們關於翻譯方法的主張,對我國後來的翻譯理論發生過持久的影響.比如清代嚴復所提出的「信、達、雅」三字標准,就可從這一時期的翻譯方法的論說中找到淵源.

中國翻譯史上有「譯經三大家」的說法,指的是：鳩摩羅什、真諦和玄奘.

1) 鳩摩羅什（344-413）：東晉後秦高僧,他和弟子僧肇翻譯了《金剛經》、《法華經》、《維摩經》、《中觀論》和《百論》等共七十四部,三百八十四卷,對佛教在中國的發展起了重要作用.有人評論說,鳩摩羅什的譯著「有天然西域之語趣」,說明在譯文中仍然可見原作之神情.鳩摩羅什的譯文為我國的文學翻譯奠定了基礎.

2) 真諦：南北朝時,印度佛教學者真諦應梁武王之聘來到中國,譯經達49部,其中《攝大乘論》對中國佛教思想影響甚大.

3) 玄奘（602-664）：唐高僧,俗稱唐僧.貞觀二年（公元826年）,玄奘去印度求經,17年後回國,帶回佛經657部.玄奘主持了更大規模的譯場,用19年時間譯經75部1335卷.此外,他還把老子著作的一部分譯成梵語,是第一個把漢語著作介紹到國外去的中國人.唐代之後,譯經在中國雖不曾中斷,但規模均無法與唐代的盛況相比.

2．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譯時期

明代萬曆年間,徐光啟與利馬竇合作翻譯了歐幾里得的《幾何原本》、《測量法義》等書,標志著中國譯著的方向性轉變.以崇禎皇帝為代表的朝廷主要是出於修歷的目的,對翻譯西方歷算書籍感興趣.1629年朝廷設立了歷局,組織傳教士與我國歷算知曉人士系統編譯數學和天文書籍.徐光啟、李之藻和王征等有識之士,一方面自身喜愛科學技術,另一方面則力圖以科學技術改變我國的經濟狀況.他們除了奉旨參與歷局譯書之外,還翻譯了西方幾何、測量、算學、農業、水利、機械及哲學等有關書籍.

明末科學翻譯活動啟動了中國文化與外國文化的第二次大接觸.明末科學翻譯是中國少數有識之士企圖沖破長期封建保守與夜郎自大的氛圍,自覺睜眼看世界之始,不僅與西方傳教士熱衷傳教的翻譯目的不同,還不斷面臨保守官吏頑強的阻力.由於朝廷支持不夠,譯人不足,民間翻譯出版機構尚未形成,致使當時已傳入我國的一大批西方書籍未能得到譯傳,使我國錯過了一次全面學習西方先進科學知識的極好機會.

嚴格地說清初的科學翻譯活動主要是圍繞康熙皇帝的個人興趣開展的.他利用傳教士翻譯了少量關於天文裝置、歷表及地理、數學等書籍.但這些譯稿僅束之內廷高閣,對民間絲毫未產生影響.清初中國翻譯唯一有影響者是薛鳳祚.他與傳教士穆尼閣合作,翻譯了一些有關對數、天文和三角方面的書籍,使這些知識在民間得以及時傳播.

3．鴉片戰爭至五四運動的西學翻譯時期

鴉片戰爭時期中國譯著方面的代表人物首先是林紓和嚴復.林紓（1852-1924）字琴南,光緒年間的舉人.他與一些英美人士合作,譯出歐美文學名著達160多部.其中最著名的有《巴黎茶花女遺事》（La Dame aux Camelias）、《黑奴籲天錄》（Uncle Tom』s Cabin）、《塊肉餘生述》（David Copperfield）、《王子復仇記》（Hamlet）等.有趣的是林紓不懂英文,是由他人口述給他聽,然後由他筆錄並整理出來.林紓的譯著中遺漏刪減之處甚多,但可讀性很強,對介紹西方文學起了一定的作用.這些譯作第一次使中國讀者接觸到西方文學作品,引起了他們對西方文學的興趣,同時也打破了章回小說的舊格式,對中國的文學創作有很大影響.

嚴復（1853-1921）,字又陵,是中國歷史上的翻譯大家.從光緒24年戊戌變法失敗到宣統三年,嚴復潛心譯書,譯作多為西方政治和經濟學說,顯然有向國人介紹西方進步思想之意.所以,嚴復又被稱為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嚴復的譯著主要有《天演論》（Evolution and Ethics and Other Essays）、《原富》（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法意》（L』esprit des Lois）、《社會通詮》（A History of Politics）、《群學肄言》（Study of Sociology）和《群已權界論》（On Liberty）.嚴復提出的「信、達、雅」（faithfulness, expressiveness and elegance）翻譯標准,流傳至今近百年仍為許多譯者所推崇,可見其生命力之強.

五四運動至建國前時期,我國的翻譯活動為馬列主義和世界文學在中國的傳播作出了巨大的貢獻.比如馬列主義經典《共產黨宣言》（Communist Manifesto）（陳望道譯）,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李達譯）,世界文學名著《莎士比亞劇本》（梁實秋譯）和蘇聯文學作品《死魂靈》、《毀滅》（魯迅譯）.該時期譯作的典型特徵是以白話文代替了文言文,從而使東西方各國的優秀文學作品擁有了更多的讀者.對翻譯理論的研究也擴大到了語言學、哲學、美學和心理學的范疇,為我國翻譯理論的系統化和科學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4. 建國初期到文革之前的東西方文學翻譯

新中國成立後,我國翻譯事業的成就超過了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我們有組織、有計劃、有系統地翻譯了《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和《毛澤東選集》.我們對翻譯理論的研究成果令人矚目,翻譯水平大大提高,對翻譯的標准也達成了共識.我們把外國的文化和先進科學技術介紹到中國,也把中國的國情和發展情況介紹到國外.

從建國初期到文革之前,屈指算來17年,實際上真正繁榮的也就是五十年代.那十年的翻譯工作,重點放在譯介東西方的文學作品上,所譯作品的數量遠遠比不上今天.但由於組織得力,狠抓了計劃譯書和提高翻譯質量兩個環節,因而譯文質量普遍較高,涌現出一大批名著名譯.（孫致禮,1999,2）

5．七十年代至今翻譯在各個領域全面開花的時期

從七十年代開始至今仍然方興未艾的這一次翻譯高潮,無論在規模、范圍、質量水平還是對中國社會發展的貢獻上都大大超過了五十年代.我國的翻譯隊伍已不是那時候的數以千計,而是形成了一支浩浩盪盪的數十萬人的大軍.他們所投身的翻譯領域已不是文學藝術的「一花獨放」,而是社科、科技、軍事、外交、貿易、法律、文教、衛生等領域「全面開花」,在世界文化史上堪稱首屈一指.這一次翻譯高潮的出現,首先是全球信息時代降臨的結果.信息爆炸、知識爆炸,同時也就是翻譯爆炸.在今日的「地球村」,離開翻譯來談論知識和信息,是不可思議的.此外,這次翻譯高潮的出現又是以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走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現代化強國之路為契機的.中國若想在經濟、科學、技術和文化領域走在世界的前列,就必須學習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和管理經驗,加強與其他國家在學術和文化領域的合作與交流,而這些合作與交流活動都離不開翻譯.
二、（一） 古代西方翻譯
縱觀全過程,西方的翻譯在歷史上前後曾出現過六次高潮或可分為六個大的階段.首先是肇始階段.公元前四世紀末,盛級一時的希臘奴隸社會開始衰落,羅馬逐漸強大起來.但是,當時的希臘文化仍優於羅馬文化,因而對羅馬有著巨大的吸引力.翻譯介紹希臘古典作品的活動可能即始於這一時期或始於更早的時期.然而,在公元前三世紀中葉,有文字記錄的翻譯確已問世.被譽為羅馬文學三大鼻祖的安德羅尼柯、涅維烏斯和恩尼烏斯,以及後來的普勞圖斯、泰倫斯等大文學家都用拉丁語翻譯或改編荷馬的史詩和埃斯庫羅斯、索福克勒斯、歐里庇得斯、米南德等人的希臘戲劇作品.這是歐洲也是整個西方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的翻譯活動,其歷史功績在於：--它開創了翻譯的局面,把古希臘文學特別是戲劇介紹到了羅馬,促進了羅馬文學的誕生和發展,對於羅馬以至日後西方繼承古希臘文學起到了重要的橋梁作用.
第二個翻譯高潮湧現於羅馬帝國的後期至中世紀初期,是宗教性質的.在西方,宗教勢力歷來強大而頑固,基督教教會一向敵視世俗文學,極力發展為 自身服務的宗教文化.作為基督教思想來源和精神武器的《聖經》,自然成了宗教界信仰的經典.《聖經》由西伯來語和希臘語寫成,必須譯成拉丁語才能為羅馬人所普遍接受.因此在較早時期就有人將《聖經》譯成拉丁語,到公元四世紀這一譯事活動達到了高潮,其結果就是出現了形形色色的譯本.以哲羅姆於382至405年翻譯的《通俗拉丁文本聖經》為欽定本,標志著《聖經》翻譯取得了與世俗文學翻譯分庭抗禮的重要地位.尤其在羅馬帝國和中世紀初期,教會在文化上取得了公斷地位,《聖經》和其他宗教作品的詮釋和翻譯得到進一步加強.隨著歐洲進入封建社會,"蠻族"建立各自的國家,宗教翻譯便佔有更大的市場,《聖經》被相繼譯成各"蠻族"的語言,有的譯本甚至成為有關民族語言的第一批文學材料.
（ 二） 中世紀西方翻譯
中世紀中期,即十一至十二世紀之間,西方翻譯家門雲集西班牙的托萊多,把大批作品從阿拉伯語議成拉丁語.這是歷史上少有的基督徒和穆斯林的友好接觸,也是西方翻譯史上的第三個高潮.原來早在九世紀和十世紀,敘利亞學者就來到雅典,把大批希臘典籍譯成古敘利亞語,帶回巴格達.在巴格達,阿拉伯人又把這些著作譯成阿拉伯語,巴格達一時成為阿拉伯人研究古希臘文化的中心.後來,在托萊多譯成拉丁語的許多希臘典籍便是從這些阿拉伯文譯本轉譯的.於是,托萊多成為歐洲的學術中心（類似與巴格達的"翻譯院"）,翻譯及學術活動延續達百餘年之久,影響是非常深遠的.
（三） 文藝復興時期的西方翻譯
十四至十六世紀歐洲發生的文藝復興運動,是一場思想和文學革新的大運動,也是西方翻譯史上的一次大發展.特別是文藝復興運動在西歐各國普遍展開的十六世紀及爾後一個時期,翻譯活動達到了前所未見的高峰.翻譯活動深入到思想、政治、哲學、文學、宗教等各個領域,涉及大古代和當代的主要作品,產生了一大批傑出的翻譯家和一系列優秀的翻譯作品.在德國,宗教改革家路德順從民眾的意願,採用民眾的語言,於1522至1534年翻譯刊行第一部"民眾的聖經",開創了現代德語發展的新紀元.在法國,文學阿米歐先後用了十七年（1542-1559年）時間,譯出了普魯塔克的《希臘羅馬名人比較列傳》（簡稱《名人傳》）,查普曼1598至1616年譯的《伊利亞特》和《奧德賽》,弗羅里歐1603年所譯蒙田的《散文集》,乃是英語文學譯著中一群燦爛的明星.而1611年《欽定聖經譯本》的翻譯出版社則標志著英國翻譯史上又一次大發展.它以其英語風格的地道、通俗和優美贏得了"英語中最偉大的譯著"的盛譽,在長時期里成為英國唯一家喻戶曉、人手一冊的經典作品,對現代英語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總之,文藝復興時期乃是西方（主要是西歐）翻譯發展史上一個非常重要的時期,它標志著民族語言在文學領域和翻譯中的地位終於得到鞏固,同時也表明翻譯對民族語言、文學和思想的形成和發展所起的巨大作用.
文藝復興後,從十七世紀下半葉至十二世紀上半葉,西方各國的翻譯繼續向前發展.雖然就其規模和影響而言,這一時期的翻譯比不上文藝復興時期,但仍然涌現出大量的優秀譯著.其最大特點是,翻譯家們不僅繼續翻譯古典著作,而且對近代的和當代的作品也發生了很大的興趣.塞萬提斯、莎士比亞、巴爾扎克、歌德等大文豪的作品都被一再議成各國文字,東方文學的譯品也陸續問世.
（四） 現代西方翻譯
西方翻譯的第六個大發展極端表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的翻譯活動.二次大戰後,西方進入相對穩定的時期,生產得到發展,經濟逐漸恢復,科學技術日新月異.這是翻譯事業繁榮興旺的物質基礎.由於時代的演變,翻譯的特點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新時期的翻譯從范圍、規模、作用直至形式,都與過去任何時期大不相同,取得了巨大的進展.首先是翻譯范圍的擴大.傳統的翻譯主要集中在文學、宗教作品的翻譯上,這個時期的翻譯則擴大到了其他領域,尤其是科技、商業領域.其次,翻譯的規模大大超過了以往.過去,翻譯主要是少數文豪巨匠的事業；而今,翻譯已成為一項專門的職業,不僅文學家、哲學家、神學家從事翻譯,而且還有一支力量雄厚、經過專門訓練的專業隊伍承擔著各式各樣的翻譯任務.再者,翻譯的作用也為以往所不可企及.特別是在聯合國和歐洲共同市場形成之後,西方各國之間在文學、藝術、科學、技術、政治、經濟等各個領域的交流和交往日益頻繁、密切,所有這些交際活動都是通過翻譯進行的,因為翻譯在其間起著越來越大的實際作用.最後,翻譯事業發展的形式也有了很大變化和進步.這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興辦高等翻譯教育,如法國、瑞士、比利時設有翻譯學校或學府,英、美、蘇等國在大學高年級開設翻譯班（Translation Workshop）,以培養翻譯人員；（二）成立翻譯組織以聚集翻譯力量,最大的國際性組織有國際翻譯工作者聯合會（簡稱"國際譯聯"）以及國際筆譯、口譯協會和各國的譯協；（三）打破傳統方式,發展機器翻譯.這第三點實際上是新時期發展的一個重要標志.自1946年英美學者首次討論用計算機做翻譯的可能性以來,翻譯機器的研製和運用經過近四十年的曲折歷程,已日益顯示出生命力.它是對幾千年來傳統的手工翻譯的挑戰,也是翻譯史上一次具有深遠意義的革命.目前,西方翻譯事業仍處於第六次高潮之中；今後向何處發展,第六次高潮會持續多久,眼下尚難預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