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比較法的意義

A. 簡述語言研究中的歷史比較法

「歷史比來較法」就是通過自兩種或幾種方言或親屬語言的差別來探索語言發展規律的方法。
從符號的任意性出發,必須要區分語言的共時研究和歷時研究。探討語言的狀態(共時態)和演化的階段(歷時態)是區分的關鍵。
歷史體現了個別成分在時間中的演化,歷史產生形式,系統使用這些形式。
研究的重點是形式在系統中的作用,無需解釋其歷史的變化或產生的原因,因為這種解釋僅說明語言成分的變化,而不能說明語言系統。
語言學從結構上進行解釋,說明形式及其組合規則。

B. 何謂歷史比較法,如何正確評價與將今論古有區別嗎求大神指教

歷史比較法定義：「歷史比較法」是歷史教學中特別是中學歷史教學中經常使用的一個方法。回它是指將有一定關聯的答歷史現象和概念，進行比較對照，判斷異同、分析緣由,從而把握歷史發展進程的共同規律和特殊規律，認識歷史現象的性質和特點的一種教學方法。被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認為是分析歷史事物和評析歷史人物的常用而又行之有效的方法。

C. 歷史比較法的運用原則

一、相關性原則
相關性指歷史事件與事件比較，歷史人物和人物比較。同一時期性質相同或不同的事物、現象，做比較，才能進一步認識這些事物或現象的共性或個性特徵。對同一歷史時期性質不同的歷史事件或歷史人物也可以進行比較，可以從差異性掌握本質特徵。對不同歷史時期的同類歷史事件或歷史現象進行比較，才能認識此類事物或現象的特徵變化和發展規律。
二、對應性原則
進行比較的歷史事件、歷史現象等必須有對應的比點，即比較項。如對中國歷史上兩次典型的資產階級運動──戊戌變法和辛亥革命進行比較。從運動存在的背景、領導的階段、革命綱領、斗爭方式，歷史意義及其失敗原因、經驗教訓進行全面比較。
三、重點性原則
歷史比較是多方位、多層次的，但並不是不擇要領，而是要有重點地進行比較。如將林則徐、魏源的思想與洋務派的思想進行比較：主要比項包括背景、目的、主張、影響及階級屬性。而這些比項中的重中之重則應是對根本目的、核心主張的比較。
四、時代性原則
比較並不只是為了通過比較歷史事件，歷史現象區分出異同，更重要的是通過比較，揭示歷史事件、歷史本質特徵，挖掘歷史表象中蘊藏的規律，探尋歷史發展的共同規律和特殊規律，因此在進行比較中要將歷史事件、歷史現象、歷史人物放在特定的歷史時期，與事件、人物所處的時代特徵發展主張緊密聯系在一起，才能得出有價值的結論。

D. 比較法的作用

對比論證的作用
2019-12-12 11:40:16
文/董月
對比論證是一種求異的思維方式，它側重於從事物的相反或相異的屬性比較中揭示需要論證的論點的本質，即從正反兩個方面去闡述道理，使文章的論證更加充分。

1對比論證

分類

對比有縱比和橫比兩種。

所謂縱比，是指時間上的前後時期、事物的前後階段的對比。如用八旗子弟前期能征善戰、建功立業與後期縱情享樂而喪權誤國對比，可用來證明「創業而不守業就會有亡國之災」的道理。

所謂橫比，是指同類事物間的對比。如《贊公僕精神》一文，用兩個事例作對比：1994年11月，孔繁森同志不幸殉職，他留下的遺物是8元6角人民幣和發展阿里經濟的12條建議;原北京市副市長王寶森任職期間，利用人民給他的權力，大肆貪污受賄，造成了嚴重的損失和極其惡劣的影響。這樣一比，孰清廉孰貪婪，涇渭分明，有力地凸現了作者的觀點。

注意事項

運用正反對比論證時，要防止出現兩種弊病：

1、生硬對比。有些人在使用正反對比的論證方法時只將兩件事物照章寫上，看不出其可比之處，不知為何而設;有時更是生搬硬套，令人不知所雲。

2、不加分析。即不注意在比較上下功夫，未能指出其相異之處以證明觀點的正確。相比前一種失誤，這更是通病。

事實上，我們應牢記正反對比論證的目的，不在敘例的生動、完整，而在從中歸納出一個能證明論點的道理，是為證明論點服務的。所以對比之例既已舉出，必然要分析其蘊含的證明論點的意義。

2論證方法及其作用

引用論證

是「道理論證」的一種，也叫「引證」，即引用名人名言或名人的觀點等作為論據，引經據典地分析問題、說明道理的論證方法。可以增強文章說服力或文采，使論證更有力或更有吸引力，進一步說明文章論點。

比喻論證

用打比方形象地對論點進行證明的一種論證方法，又叫喻證法。是用人們熟知的事物作比喻來論證觀點的正確。

對比論證

是正反對比論證的簡稱，也稱比較法，它將兩種矛盾或對立的事物加以對照比較，從正反兩方面進行說理，從而揭示事物的本質，使所闡述的事理更加深刻，更有說服力。

舉例論證

是指運用典型事例來證明論點的方法。列舉確鑿、充分、有代表性的事實，能夠增強論述的力量和說服力。所舉的具體事例能證明論點的。舉例論證是通過典型事例加以論證，從而使論證更具體、更有說服力。

E. 20世紀國際比較法的歷史意義和局限性

歷史意義：就比較法學而言，1900年在巴黎召開的第一屆國際比較法大會，無版疑是劃時代的。自此，權比較法學漸漸興起，更確切地說，比較法學的發展開始由隱性轉為顯性，其在法學教育、法學研究及法律實踐中的地位日漸彰顯。20 世紀對於比較法學較之於其他法學學科更具有特殊的跨越性意義。

沒有什麼特別的局限性

F. 舉例說明什麼是歷史比較法

「歷史比較法」就是通過兩種或幾種方言或親屬語言的差別來探索語版言發展規律的方法。權缺點是不能聯系社會發展和語言的各個方面。歷史比較法是歷史教學中特別是中學歷史教學中經常使用的一個方法，被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認為是分析歷史事物和評析歷史人物的常用而又行之有效的方法。

G. 歷史比較法的語言學中的「歷史比較法」

「歷史復比較法」就是通過兩種或幾種制方言或親屬語言的差別來探索語言發展規律的方法。 從符號的任意性出發,必須要區分語言的共時研究和歷時研究。探討語言的狀態(共時態)和演化的階段(歷時態)是區分的關鍵。共時語言學研究同一個集體意識感覺到的各項同時存在並構成系統的要素間的邏輯關系和心理關系。歷時語言學,相反地,研究各項不是同一個集體意識感覺到的相連續的要素間的關系,這些要素與一個代替一個彼此間不構成系統。研究共時態的尤為重要。在索緒爾看來,語言是形式不是物質,語言是由互相聯系著的價值構成的系統,分析語言就是揭示出構成語言現狀的價值系統。歷史體現了個別成分在時間中的演化,歷史產生形式,系統使用這些形式。研究的重點是形式在系統中的作用,無需解釋其歷史的變化或產生的原因,因為這種解釋僅說明語言成分的變化,而不能說明語言系統。語言學從結構上進行解釋,說明形式及其組合規則。其方法是從具體的共時性中揭示出潛在的關系系統,因為正是這種關系創造並確定共時系統中的一切成分。

H. 將歷史比較法用在研究漢語的歷史變化方面主要有什麼具體體現

符合客觀實際，生動再現和解釋漢語的發展過程，民族統一

I. 為什麼說歷史比較語言學在語言學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歷史比較語言學在語言學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歷史語言學產生以前版,語言學還不是嚴格意權義上的語言學,一般稱之為語文學,和不是獨立的學科,只是別的學科的附庸。語文學時期的學者,對語言的研究多是主觀的規定和臆測,缺少客觀的描述和檢驗,研究對象往往僅限於書面語,目的是校勘古書,解釋傳統經典中的微言大義,不準違背古人的說法,忽視語言本身的結構與發展,更不理解語言作為交際工具和思維工具的社會功能。歷史語言學建立了比較的方法,既注意語言古今的對比,又注意現代不同語言的對比,重視當代活的語言的研究,運用達爾文的進化論觀點,考察語言的歷史來源和親屬關系,為語言建立了譜系,對各種語言作了譜系分類。所以,歷史比較語言學是語言學走上獨立發展道路的標志,是語言學史上的一個里程碑。歷史比較語言學所採用的比較方法,給其它學科以很大的影響,像比較法學,比較宗教法,比較史學,比較文學等學科,都是仿效比較歷史語言學的比較研究方法建立起來的,這可以說是語言學對社會科學的一大貢獻。

J. 對比歷史有什麼意義

對比歷史的意義就是，以史為鑒，揚長避短，「師以長技以制夷」。學習的是他們的治國精神和策略。吸取的是他們的經驗和我們的教訓。只有承認差距，才有前進的動力。
19世紀中葉以前的日本，在西方觀察家的眼中如同當時的中國一樣，是一個與世隔絕的沉睡國家，這是因為日本早在公元六、七世紀就拜中國為師，派出不少「譴隋使」和「譴唐使」全面學習中華文化，以至於幾乎全部傳承了中國的文化，英國人盧瑟夫·阿爾科克評價說：「日本實在是一個充滿反常與逆說的國家」,這與當時西方人對中國的評價幾乎是大同小異。繼1840年的鴉片戰爭，英國人用武力打開了中國的大門後，1853年，美國人的「黑船」（軍艦）也敲開了日本幕府封閉達218年的國門，日本也同樣緊隨中國面臨著被西方列強宰割的命運。此時，雖然中、日兩國的國門被打開，但西方列強自身也面臨著不少困難，他們對東亞國家的侵略和瓜分尚未准備妥當，也就是說中國的「洋務運動」和日本的「明治維新」開始的時候，就其外部環境來說，中、日兩國都有成為東亞強國的機會。然而， 中國保守的落後文化觀念左右了中國的發展方向，「洋務運動」並沒有觸及到中國社會的根本問題；而日本的維新派則及時抓住機遇，選擇了決定性的「倒幕」，使日本「沖出了最危險的關口」（井上清《日本近代史》）。

在1868年日本的「明治維新」過程中，明治天皇率領文武百官向神明宣誓的《五條誓文》中，有一條為「求知識於世界」，學習外國一切先進的科學文化成了日本的綱領性國策。著名學者黃仁宇說：「日本民族注重自然，不沉湎於抽象觀念，日本人經常在技術工作中體現出精研獨到的能力，以及人與人之間易於協調的特點。」一個事例很能說明這一問題，1543年，一艘葡萄牙的商船在日本的一個島上失事，船上的船員以上千兩黃金的價格賣給當地首領一支火槍，葡萄牙人欣喜若狂。但是，日本人很快學會了製造火槍並且加以了改進，到17世紀初，火槍的價格已經降到了每支1.2兩黃金。人類學家魯思·本尼迪克特在研究日本人性格特徵的著作《菊與刀》中，形容日本人的個性是一種菊花般的雅緻、內斂和刀劍般的剛烈、堅韌的矛盾性格，這種性格以及「大和民族」本身多民族的構成體系，使日本傳承了中華文化的精髓，但是，卻更能清晰地把握文化的走向。

大和民族歷來是一個善於學習的民族，不僅在科技領域，而且在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宗教等諸多領域，也都以善於學習先進民族的長處而著稱與世。著名經濟歷史學家G·C·阿倫說：「日本不是突然（1868年後）獲得如此影響西方世界的能量與無休止的野心，從它的整個歷史發展過程來看，日本人有迅速吸收消化新觀點與新方法的才能，更重要的是有訓練有素並不斷大膽實踐的組織能力。」此時，正值世界工業革命的黃金時期，一種工業經濟時代的新文化正在逐漸形成，而在日本人眼中一直被視為東亞龐然大物的中華帝國，竟然被勞師遠征的小股英軍輕而易舉地擊敗，這使日本人受到了極大的刺激。然而，直接促使日本開始「明治維新」，並將目標轉向了新的學習對象，宣布「脫亞入歐」的真正原因，是日本人對中國文化已經有了清醒的認識，即「華而不實，缺乏雄心壯志，注重虛名，漠視實效。」 以至於在北洋海軍即將全軍覆沒之際，日本海軍司令伊東佑亨在給北洋海軍提督丁汝昌的勸降信中說：「清國而有今日之敗者，固非君相一己之罪，蓋其墨守常經不諳通變之所致也。」

當時，慈禧皇太後一天的生活費用是4萬兩白銀，實際價值可以購買吉野級巡洋艦一艘，兩月的費用可以購買一艘超級主力艦艇。當年擊沉中國「致遠」號的日本「吉野」號軍艦，就是清政府在德國漢諾威船廠訂購的，因為後續的海軍軍費被挪用，無錢支付，才被日本買走。所以，中國在鴉片戰爭中失敗的原因，並不是我們被人家打垮的，而是我們自己首先就已經垮掉了，因為一個貪圖自己享樂的小朝廷是不會顧忌國家的利益與民眾的疾苦的。驚醒過來的日本在「明治維新」中提出了「富國強兵」、「殖產興業」和」文明開化」的三大國策，開始了追趕西方的急行軍。日本驚人的學習和復制能力此時充分地表現出來了，「明治維新」後僅8年即1876年，日本的「黑船」就撬開了朝鮮市場；1894年的中日戰爭中，日本又在中國得到了大筆賠款；10年後，日本又打敗了強大的俄國。而中國人則一直固守著洋務派「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思想，認為中國的根本體制和文化是最優秀的，只要把西方的科學技術學過來就行。所以，對西方社會的一切變化視而不見，因而一敗再敗，最終成為西方列強任意宰割的對象。

中國遭受西方列強侵略的境遇雖然讓人感到同情和憤怒，但是，這樣一個東方大國竟然毫無還手之力也著實讓人感到困惑。馬克思就在《鴉片貿易史》一文中對中國表示出一種不解：「一個人口幾乎佔世界1/3的大帝國，不顧時勢，安於現狀，人為地隔絕於世，並因此竭力以天朝盡善盡美的幻想自欺，這樣一個帝國註定最後要在一場殊死的決斗中被打垮的。」其實，中國的悲哀早在南宋抗金民族英雄岳飛被以「莫須有」的罪名謀害以後就已經開始了，而元朝初期血腥的屠戮政策更是註定了中國民族精神的徹底消亡。「數字化之父」尼古拉斯·尼葛洛龐帝認為：「從某種意義上說，一種文化的自身力量越強（無論是國家的、制度的、代際的還是其他類型的文化），它就越不可能孵化出創新精神。習以為常並根深蒂固的觀念、廣為流傳的規范以及各種行為標准都是產生新想法的敵人。任何以和諧以及均衡為驕傲的社會，幾乎不可能誘發另類思想。」一個體系的和諧是自然達成的，而創新與協調的基礎才是和諧中最重要的內容，這就是創新的價值之所在啊。

從1298年馬可·波羅在獄中撰寫《馬可·波羅行記》開始，到1687年柏應理、殷鐸澤等四位神父編譯的《孔夫子：中國哲學家》在西方的出版之前，西方人對中國文化是無比崇拜和嚮往的。但是，當伏爾泰等啟蒙主義者將中國奉為一種浪漫理想並達到極端的時候，很快一種否定力量開始強大起來。1736年，尼古拉·布朗傑在其《東方專制制度的起源》一書中就已經指出，中國人固步自封，將自己與世界隔絕開來，施行的是一種古老、僵化、衰落、殘暴的專制制度，隨後，西方人用他們特有的審視眼光和標准，對中國的經濟和文化進行了嚴肅的剖析。所以，西方人對中國的入侵在很大緣由上，是基於對中國文化本質的認識和對中國專制制度弊病的了解。

但是，日本在近代發展中的表現卻與中國的表現恰恰相反，他們提倡「中學為用、西學為體」，虛心學習西方的文化結構和科學教育體系，然後再充分地發揮自己的創造力和聰明才智進行改造。可以說日本在「明治維新」以前除了對中國亦步亦趨以外，幾乎是與世隔絕的，而日本的發展模式也與其他資本主義國家不同，但是，從日本所採取的戰略來看無疑是成功的。[u]研究近代日本發展的規律，我們發現日本一直是把歐美作為合作夥伴，把中國視為競爭對手，把世界作為自己的市場；而中國長期以來則一直是以大國心態自居，始終是把歐美作為競爭對手，把日本作為合作夥伴（從來沒有把日本作為競爭對手），把自己的市場當成世界來開發。這兩種截然不同的發展戰略，最終的結果表現明顯不同，中國一直在發展中國家長期徘徊，日本則早已跨入發達國家的行列。[/u]當然，日本人的這種創新從本質上來說，並非全是源於自己的創新，而是說它採納和仿效他人的創新更加快速有效，這種區別來源於對商業文明本質的理解與核心體系的建立。

中、日之間的這種發展變化，究其原因是因為中國人一直將中國的文化引以為榮，要迫使中國人接受西方的文化實在是一件極其丟「面子」的事情，甚至至今希望振興所謂的「國學」的觀點仍然大有市場，因而，有人始終不能單純理解西方文化的廣度與深度。然而，正是日本這樣驚人的變化徹底動搖了中國人的自信，終於迫使中國人認識到變革的重要性，這個社會再不變革真是不行了，於是，中國社會近代變革的歷史終於拉開了帷幕。從日本的發展歷程來看，最大的特點就是「以變求變」，擁有快速變化的發展能力，而日本之所以在近代取得經濟奇跡的關鍵，就是因為私營企業很好地把握了「以變求變」的精髓，所以呈現出非常卓越的表現。尤其是在強大的競爭對手面前，日本企業不但能迅速地汲取歐美企業的管理精華，而且，更能結合自身的特點加以發揮創造，所以，日本製造的產品反而比歐美更具有獨特的優勢。日本戰略之所以成功的最突出的特點就是經濟發展十分迅速，從一個封建國家一躍成為了一個「後工業化國家」，可以說日本是東方文明向西方文明學習的成功典範，但是，由於種種歷史的原因和中日兩國之間歷史的糾葛，我們一直沒有真正研究和承認日本的這種範例。

中日兩國之間的差別還體現在教育制度上：中國人的戰略失誤和落後意識集中體現為至今沒有建立起與世界同步發展的、先進的教育制度上。19世紀末的史密斯曾評價當時中國的教育說：「中國的教育根本無法使接受教育者在能夠理解和能夠運用的意義上掌握一門學科。」，事實也的確說明至今中國的教育仍然沒有更大的長進，因為100多年過去了，從1901年第一個諾貝爾獎頒發截止到2004年，在672位獲獎者中至今中國學者仍然是一個零的記錄。美國著名的日本研究專家賴肖爾總結說：「事實上對日本社會影響最大、使日本獲得成長的最主要原因就是它的教育制度。」早在「明治維新」以前，日本的教育就與當時最先進的西方國家相差無幾，此後，更是把教育放在首要位置，僅明治時期的第一個年代，就從23個國家請來了2400多個外國人教授西方的組織管理與生產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