述五大臣出洋考察的歷史意義

Ⅰ 清廷大臣出國考察，大臣出盡洋相後為啥弄了個動物園回來

晚清的內外交困中，朝廷無奈地掛起“預備立憲”的招牌，組織五大臣赴東洋西洋考察政改。按理說，這次考察應該有深遠的歷史意義與深切的現實意義。然而五大臣出洋之初，《大公報》主筆英斂之便做了預測性時評：“群疑滿腹，慮所遣之非人，未必能探取各國政治之精義，將有寶山空歸之嘆。”英先生堪稱烏鴉嘴，除了“中國之轉弱為強、化危為安，或此是賴”這句話落空之外，其他的悲劇性預測，全猜對了。

多少年來，都是番國來天朝朝聖，何曾有過天朝屈尊去拜訪人家的？但五大臣並不覺得屈尊，國朝大員歷來最會以旅遊解構考察之成果。要員們“每至都會繁盛之區，必有優游休息之地，稍得閑暇，即往游觀，輒忘車馬之勞，足益見聞之陋”。五大臣廣了見聞，看了西洋好景，收獲頗豐。除了旅遊外，還有什麼考察成果嗎？有，他們也帶回了些新事物。

魯迅說過，在中國搞改革啥的，搬個桌子都是要流血的。還真是。端方等五大臣去西方考察政改，沒帶什麼回國，能帶什麼回國呢？若真帶回政改，恐怕就不是搬搬桌子、流幾滴血的事了，怕有千萬頭顱會落地的。康梁只想搬桌子，沒想要翻倒鐵屋子，還被逼得逃亡海外；譚嗣同想搬動一下桌子，桌子還沒搬動丁點，腦袋就掉在了菜市口。

當年英斂之的“寶山空歸”論的確有道理，其所謂“慮所遣之非人”，卻未必如是。大清不遣端方去，若所遣得人，就能寶山獲寶歸？也不見得，有大清在，派誰去考察，都沒用，都不能“或此是賴”。端方沒引進西體，單引進西技，遭遇尚且如此，遑論其他？

唯一值得慶幸的是，大清派的是端方，也算得人，如果端方不是滿族，而是漢族，其十里長街持西洋相機拍國人相片之事故（照相獲罪，若傳到西洋去，大國如是形象，怕要讓洋人笑掉牙—那大清國就出洋相了）做案子來審，那就不是“大不敬”罪，多半是賣國罪，或將以滿奸定性，就不是撤職了事，早就被五花大綁，推出午門了。

Ⅱ 清末五大臣出洋：展現了怎樣的中國形象

1905年12月19日，上海吳淞口，清朝欽差大臣戴鴻慈和端方率領的政府出洋考察團，乘坐清軍的小火輪，直抵美國太平洋郵船公司的巨型郵輪「西伯利亞」號前。代表團的隨員們已經在恭候了。他們登上了「西伯利亞」號，下午2時，郵輪拉響汽笛，緩緩啟航，駛向日本。
自從西歷12月7日在北京正陽門火車站上火車，到天津後換汽車到秦皇島，再換乘當時中國最好的軍艦「海圻」號到上海，一路上都被袁世凱等官員精心安排嚴密保護。
約一個月後，1906年1月14日，中國政府出洋考察團的另一路由載澤、尚其亨、李盛鐸率領，登上法國輪船公司的「克利刀連」號後，也駛往了日本。
史無前例的出洋團
這是一個非同尋常的政府出訪團。在此前，清廷不是沒派出過官方考察團。第一次，如果可以算官派的話，很不倫不類。那是1866年，時任清政府總稅務司的英國人赫德要回國，清政府派了前山西襄陵縣知縣斌椿率其兒子和三個同文館學生一塊跟著去，算是開開眼界。
第二次，在1868年，應是朝廷正式派的代表團，但是團長卻是美國人，名蒲安臣，是剛卸任的美國駐華公使。當時中國與列強們簽的那些不平等條約要修約了，朝廷一是怕列強們「索要多端」，二是擔心中外禮儀不知怎麼擺平，靈機一動，竟然想到了派外國人去。這個使團訪問了11個國家，歷時2年8個月，走到俄國時，連團長都病故了，這樣使團中的中國人志剛才接任過來。再往後，1896年，有李鴻章訪歐美，事由是為賀俄國沙皇的加冕典禮，實際是想搞「聯俄拒日」，訪問完俄國，就順便歐洲美國游歷一番；1901年7月，因德駐華公使被殺一事，清廷特派醇親王載灃去德國道歉。
然而，以專程前往西方的政府代表團級別之高、目的之明確，這次的五大臣出訪團都是史無前例的。
五大臣中的頭一名，是載澤。載澤的身份是皇室宗親，康熙的第六代重孫，出生第二年就被封為鎮國公。他也是五大臣中年齡最小的一個，出洋時尚未滿30歲。其餘四人，都在四五十歲，最大的戴鴻慈，已經52歲。
五大臣中的端方，是個參與過戊戌變法又在地方上厲行新政的大員，時任湖南巡撫。另兩位，李盛鐸時任駐比利時大使，尚其亨是山東布政使。
出動這樣一個空前高規格的政府代表團，要去干什麼？1905年7月16日光緒發的諭旨說得很明確：「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擇善而從」。光緒說：方今時局艱難，百端待理，為什麼變法總是沒什麼實效？恐怕是承辦人員「未能洞悉原委」。所以要派人分赴東西洋各國，「悉心體察」。
1905年時的中國，義和團的庚子之亂剛剛過去數年。而在中國土地上剛剛結束的，是爭奪中國東北的日俄戰爭，立憲的日本勝出，專制的俄國落敗，這給當時中國朝野上下帶來的，又是一種立憲改革的刺激。社會上的報章雜志吵得熱火朝天，連袁世凱、張之洞等國內重臣也加入進來，聯名電奏要求立憲。
這就是清廷最終下決心派要員「考求一切政治」的背景。這份光緒的諭旨，已將身段放得相當低，昔日天朝帝國睥睨番夷諸國的威儀已經被列強打得一敗塗地，這時候，清廷的想法是：只要是富強之法，管它合不合祖宗先例，都先去看，拿來再說。
正在改變的聲望
1900年10月，美國傳教士、同文館總教習丁韙良回到美國。當時，八國聯軍剛進駐北京不久。丁韙良在紐約港上岸的時候，還挎著一桿長槍。替他搬行李的男孩問他，是不是剛打獵回來，丁回答說，是的，從亞洲，大海的那一邊回來。「打的什麼獵物？」男孩問。「老虎，哦，應該是鬣狗。」
在英語中，鬣狗代表著兇殘、陰險、貪婪。這里下意識流露出的，是西方人因義和團運動對中國人的惡劣印象，他們留辮子、打陽傘、動作呆板、抽鴉片、撒謊偷竊。
1901年，在倫敦街頭就出現過關於義和團在北京圍攻外國使館的木偶活報劇，而西方記者對義和團的報道和一批當時在北京外交官的「日記」出版，更讓西方民眾對中國人的野蠻愚昧印象深刻。
然而，清朝將派大員出洋考察政治這件事，讓外國人對中國人又有了正面看法。英國《新達泰晤士報》、《摩寧普司報》、《紐加司絡報》等紛紛發表文章評述，德國的著名漢學鼻祖福郎克在《科隆日報》上寫道：「他們此次出洋是為了學習日本、美國和重要的歐洲國家的憲法、政治制度和經濟體系，特別是有著極大的可能，將西方的憲法、政治制度和經濟體系結合中國的情況移植到中國去。」~

Ⅲ 欽定憲法大綱主要以五大臣出洋考察的哪些國家的憲法為藍本

1905年，清廷遂派親貴五大臣出洋，考察俄、美、義大利、奧地利、英、德、法、比利時、日本九國政治，為立憲決策提供依據。
《欽定憲法大綱》是清王朝在革命浪潮不斷高漲的形勢下於1908年制定和頒布的中國歷史上第一部憲法性文件，它以根本法的形式確認了日本在1889年確立的、從歐洲軍國主義色彩最濃厚的1850年《普魯士憲法》和1871年《德意志帝國憲法》，並且為1889年《大日本帝國憲法》所確立的、帶有濃厚的封建色彩的二元制君主立憲制（二元君主制），帶有濃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所特有的封建買辦性、同時又帶有一定的西方資產階級民主色彩的憲法性文件並且刪去了日本憲法中關於限制天皇權力的條款，使君權更加漫無限制。《大綱》以法律的形式規定了君上（君主）大權，意味皇權由法定，再把臣民的權利義務作為附則，表現了清朝統治者重君權（國權）、輕民權的一貫性，但它在中國法律史上第一次明確規定了臣民的權利和義務，這對於開啟民智，培養近代的法律意識具有一定的意義。

Ⅳ 清廷為何派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

1905年清政府派出的五大臣出洋考察團，實際上標志著清政府基本上確定要立憲改革了，而這次出洋考察就是為了進一步確認立憲的「好處」，要說目的的話，那麼可以說是達到了。實際上五大臣出洋更應當被看做是立憲決定以及國內輿論轉向的結果，而非起因。至於為什麼清廷要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實際上穩定應當是為什麼清廷決定立憲。

日俄戰爭中日本的勝利被看做是行憲政的結果，正是基於此才不斷的強盛，最終從被列強欺侮的國家迅速自強發展為強國，反而開始於沙俄叫板。日俄戰爭的結果也讓「立憲」成為了當時的流行語以及社會共識，各督撫大員紛紛奏請立憲（在8位總督中，就有5位：雲貴總督丁振鐸、兩廣總督岑春煊、兩江總督周馥、湖廣總督張之洞、直隸總督袁世凱）。清政府迫於「時局危艱，百端待理」，亦決定銳意振興，「起衰弱而救顛危」。

因此正是在這些呼聲之中，以及清政府希冀以此自救的期待中五大臣出洋考察憲政。

Ⅳ 「五大臣出洋」是哪五個人﹖

1905年（光緒三十一年）7月清政府為了挽救危局，不得不接受了資產階級改良派「立憲」的口號，掛起「預備立憲」的招牌，特派鎮國公載澤、戶部侍郎戴鴻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湖南巡撫端方、商部右丞紹英等五大臣分赴東西洋各國考察政治。 1905年12月11日，被清廷委派出洋考察西方政治的鎮國公載澤、山東布政使尚其亨、順天府丞李盛鋒，離京啟程前往日本、英國、法國和比利時等國。另2位出洋考察大臣戶部侍郎戴鴻慈、湖南巡撫端方已於12月2日啟程，前往美國、德國和奧地利考察。 五大臣出國一事由於發生了9月份的吳樾炸彈謀殺案而推遲至今。原定出國的兵部侍郎徐世昌已獲任巡警部尚書，商部右丞紹英在謀殺案中受傷，均不能成行，清廷另任命尚其亨、李盛鐸代替。五大臣出國的路線是由德國駐華公使代擬和安排的。 次年，出洋考察憲政的大臣先後歸國（李盛鐸留任駐比利時公使，未歸），向慈禧陳述實行立憲的種種好處，比如可使「皇位永固」、「外患漸輕」、「內亂可弭」，但主張「實行之期，可寬立年限」，妄圖借「立憲」之名緩和國內矛盾，防止革命，使清皇位永固，故而頗受慈禧賞識，決定採納施行。1906年9月1日清政府宣布實行「預備立憲」。

Ⅵ 五大臣出洋的背景

20世紀初，經過了義和團運動、八國聯軍侵華戰爭，清王朝內外交困，統治搖搖欲墜。1901年1月，慈禧太後被迫宣布要「取外國之長」以「補中國之短」，實行變法新政。同年，張之洞、劉坤一聯名所上《江楚會奏變法三折》中也明確提出「擬請敕派王公大臣」分赴各國游歷。其理由是，「親貴歸國，所任皆重要職事，所識皆在朝之達官，故其傳述啟發，尤為得力」。1902年（光緒二十八年）以後，逐漸出現官員出洋游歷尤其是赴日本考察的熱潮，對推動清末新政的進展起了一定的作用。
1905年（光緒三十一年），由於日俄戰爭和民族危機加深的影響，要求立憲的輿論日益高漲，駐外公使和地方督撫也紛紛奏請仿效日本及歐美政治，實行君主立憲。清廷決定派王公大臣出洋，深入考察歐美及日本等國政治，歸國報告後再做決策，於是就有了1905—1906年的五大臣出洋。

Ⅶ 1905年底清朝派五大臣出洋考察為什麼重點考察法國，才決定預備立憲

法國是資產階級共和制，而清政府是地主階級君主專制，只是預備，因為之前有英國君主立憲的先例，代表著先進勢力。

Ⅷ 清朝末年出洋考察憲政的五大臣是哪些人

他們分別是宗室鎮國公載澤、戶部左侍郎戴鴻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湖南巡撫端方、商部右丞紹英。

Ⅸ 誰能告訴我（晚清五大臣出洋考察的目的和結果，意義）急急急急。。。謝謝

目的
五大臣出洋(1905 —1906)———王公大臣走出國門考察政治推動立憲

結果
1905 年,由於日俄戰爭和民族危機加深的影響,要求立憲的輿論日益高漲,駐外公使和地方督撫也紛紛奏請仿效日本及歐美政治,實行君主立憲。清廷決定派王公大臣出洋,深入考察歐美及日本等國政治,歸國報告後再做決策,於是就有了1905 —1906 年的五大臣出洋這次五大臣出洋的特點是級別高、隨員多、目標明確、效果顯著。

19 世紀末至20 世紀初,隨著清末新政改革的需要和推動,晚清官員出國游歷考察逐漸形成風氣,而且出現要求王公大臣出洋的呼聲,考察外國政治特別是憲政,也被提上日程。1905 —1906 年的五大臣出洋,標志著晚清中國官員在走向世界的歷程上又邁出了一大步。

早在1895 年,張謇為張之洞起草的《條陳立國自強疏》中就建議「, 親貴大臣及滿漢世家子弟,尤宜選其賢者,遣出遊歷」,因為「風氣自上開之,視為下者事半功倍」。② 1898 年,戊戌維新期間,康有為特地代御史楊深秀起草了《擬請派近支王公游歷折》。禮部主事王照甚至上書請光緒皇帝奉慈禧太後東游日本「, 藉以考證得失,決定從違」,結果被頑固派大臣斥為「用心不軌」。
20 世紀初,經過了義和團運動、八國聯軍戰爭,清王朝內外交困,統治搖搖欲墜。1901 年1 月,鎮壓過戊戌維新的慈禧太後被迫宣布要「取外國之長」以「補中國之短」,實行變法新政。③ 同年,張之洞、劉坤一聯名所上《江楚會奏變法三折》中也明確提出「擬請敕派王公大臣」分赴各國游歷。其理由是「, 親貴歸國,所任皆重要職事,所識皆在朝之達官,故其傳述啟發,尤為得力」。④ 1902 年以後,逐漸出現官員出洋游歷尤其是赴日本考察的熱潮,對推動清末新政的進展起了一定的作用。

清廷所派考察政治出使大臣的人選幾經變動,最初曾想派貝子載振、軍機大臣榮慶、戶部尚書張百熙和湖南巡撫端方,後因榮慶、張百熙不願去,改為軍機大臣瞿鴻與戶部侍郎戴鴻慈。以後又因載振、瞿鴻公務在身,不能出洋,改派鎮國公載澤、軍機大臣徐世昌,不久又追加商部右丞紹英。1905 年9 月24 日,正值使團在北京正陽門車站上車准備出發時,遭革命黨人吳樾炸彈襲擊。紹英等受傷,徐世昌兼任巡警部尚書也走不了,又改派山東布政使尚其亨和順天府丞李盛鐸。因此,最後真正出洋的五大臣是載澤、戴鴻慈、端方、尚其亨、李盛鐸,全部是高級別的一二品大員。
鎮國公載澤,姓愛新覺羅,滿洲正黃旗人,是嘉慶帝第五子惠親王之孫,其妻與光緒帝皇後隆裕是姐妹,屬近支王公,宗室貴胄,故出洋後常被外國報紙稱為「親王殿下」。他是深得慈禧太後寵信的滿族親貴。出洋前任盛京守陵大臣,回國後不久就升任御前大臣、度支部尚書。戶部侍郎戴鴻慈與湖南巡撫端方都曾在慈禧西逃時護駕有功,獲慈禧賞識,剛出洋就分別被升為禮部尚書和閩浙總督,回國後端方更調任兩江總督兼南洋大臣。尚其亨是二品布政使,漢軍旗人,並與慈禧沾親。而李盛鐸原是慈禧寵臣榮祿之心腹,此時被任命為出使比利時大臣兼考察政治大臣。可見五大臣都是地位赫之高級官員。
五大臣出洋還選調了大批隨員,選拔標準是「必須擇其心地純正見識開通者,方足以分任其事」①。隨員不僅人數眾多,而且級別較高、素質較好,不少人後來成為政壇和外交界的風雲人物。他們先是奏調了38人名單,實際上後來分兩路出發時,僅載澤一路在其日記上提到的隨行或先遣人員名單已達54 人。② 戴鴻慈一路,其日記所記同行隨員也有48 人。隨員中包括部分京官,如御史、內閣中書、翰林院編修,各部郎中、員外郎、主事等,不少人級別已超過當年海外游歷使。還有地方官員,如道員、知府、知縣,海陸軍官如參將、都司,以及地方督撫派的隨員和留學生等,有些是精通外語和外國情況曾經留學歐美、日本的歸國留學生。其中包括民國時代當過內閣總理或部長、公使的熊希齡、陸宗輿、章宗祥、施肇基等人,還有袁世凱的長子袁克定。隨員們各有分工,分別擔任先遣聯絡、考察、翻譯、編撰等任務。
五大臣出洋目標遠大,任務明確,調研細致。1905年7 月16 日,上諭規定目的是「分赴東西洋各國,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擇善而從」,並要求在國外「隨事諏詢,悉心體察,用備甄采,毋負委任」③。臨行之前,慈禧太後和光緒皇帝連日召見考察大臣,認真聽取了端方演講《立憲說略》④,並讓考察大臣帶上些宮廷御點路上充飢。光緒帝還面諭軍機大臣:考察政治是今天當務之急,務必飭令各考察大臣速即前往,不可任意延誤。
載澤、尚其亨、李盛鐸一行於1905 年12 月11 日出京,1906 年1 月16 日抵達日本,後經美國赴英國、法國,最後到比利時,7 月12 日回到上海。戴鴻慈、端方一行於1905 年12 月7 日出京,也先到日本參觀,1906年1 月23 日抵美,後取道英、法,抵德國,然後考察奧地利、俄國、義大利,並游歷丹麥、瑞典、挪威、荷蘭、瑞士,7月21 日回到上海。實際上前者重點是考察日本和英國、法國,後者重點則是考察德國、美國和俄國。
戴鴻慈與端方在出洋途中船上與隨員詳細討論和制訂了考察方針和計劃,立宗旨,以考察各國政體、憲法為中心;並作分工、專責任、定體例,勤采訪,廣搜羅,以圖「他山攻玉」「, 綱舉目張」。⑤
兩路考察大臣出洋為時半年左右,前後到了14 個國家。每到一國游歷結束時,都及時向清政府奏報考察經過和心得,並介紹該國的政治體制和統治得失、經驗教訓。他們考察雖以政治特別是憲政為中心,但實際調查范圍很廣,包括議會、政府機關、工廠、銀行、學校、警察、圖書館、博物館、動植物園,以至監獄、浴池等。
並請外國政治家、學者講解憲政原理和各種制度,還大量收集、購買、翻譯各類圖書、資料。⑥
五大臣出洋收獲豐碩,效果顯著,推動了預備立憲的決策。1906 年回國後,載澤等編輯了書籍67 種146冊,並將其中30 種分別撰寫了提要,進呈光緒和慈禧御覽。另將購回的400 余種外交書籍送交考察政治館備考。戴鴻慈、端方也帶回許多書籍、資料,並趕寫出介紹歐美各國政體制度的《歐美政治要義》供朝廷采擇。以後又編寫了介紹各國政治的源流和概況的《列國政要》133 卷。這些書對清末新政和預備立憲的各項改革和制度建設具有重要參考價值。
五大臣出洋所起的最重要作用是推動了清政府預備立憲基本國策的確定。他們一回到北京就直奔頤和園復命,慈禧太後和光緒皇帝立即召見他們。
前後計召見載澤、戴鴻慈各2 次,召見端方3 次,尚其亨1 次。他們在召見時力陳「中國不立憲之害及立憲之利」,並一連上了好幾份奏摺,詳加闡述。其中最重要的是載澤的《奏請宣布立憲密折》,為解除慈禧太後對立憲的思想顧慮,著重指出君主立憲有三大利,即「皇位永固」、「外患漸輕」、「內亂可弭」① ,為維護清王朝的統治開了一副包醫百病的葯方,令慈禧讀後頗為動容。端方也上了《請定國是以安大計折》,洋洋萬言,闡述考察歐美各國政治的結論:「東西洋各國之所以日趨強盛者,實以採用立憲政體之故。」因此「, 中國欲國富兵強,除採取立憲政體而外,蓋無他術矣!」②1906 年8 月25 日,清廷命醇親王載灃和各軍機大臣、政務處大臣及北洋大臣袁世凱等共同閱看考察大臣的條陳各折並會議討論。這實際上是決定國策的重臣會議。會上多數人贊同立憲,少數人尚有保留。8 月29 日,慈禧太後與光緒皇帝召見諸大臣, 決定預備立憲。三天之後, 即1906 年9 月1 日,清廷正式頒布「仿行立憲」的上諭。可見,五大臣出洋在清政府確定實行預備立憲國策的過程中起了十分關鍵的作用。
然而,清王朝的腐敗專制統治已像一座基礎腐爛快要倒塌的房屋一樣不可救葯了。雖然清政府在預備立憲以後又推出了改革官制、頒布憲法大綱、設立諮議局和資政院等一系列措施,但1911 年後它又倒行逆施———鎮壓立憲派國會請願運動、成立皇族內閣、宣布鐵路干線國有等,最終引發了保路運動和武昌起義。1912 年2 月12 日,清帝正式宣布退位,統治中國二百六十多年的清王朝終於壽終正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