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經典藝術作品的歷史意義

① 作為紅色經典 紅梅贊現代舞劇存在的價值和意義

在文藝的百花園里，軍旅舞劇、舞蹈藝術呈現出一派生機勃勃，繁花似錦，萬象更新的勝景。

由空政歌舞團創演的大型現代舞劇《紅梅贊》在先後榮獲了國家文化部頒發的第十屆「文華大獎」和代表國家級藝術水準的「舞台藝術精品工程劇目」兩項大獎後，又榮獲了新設立的「解放軍文藝大獎」。這個標致新時期軍旅舞劇創作高水平的精品之作，也是部隊舞劇、舞蹈創作的新成就。近年來軍旅舞蹈藝術的成果可謂碩果滿園，它們中有獲全國「五個一工程」獎、中國藝術節大獎、「文華獎」、中國舞蹈「荷花獎」（舞劇年）的劇目；有以香港回歸為題，反映中華民族抵禦外侮的民族抗爭史的民族舞劇《虎門魂》；有以媽祖文化為背景，溝通兩岸三地及海外華夏子孫親情，推進祖國統一大業的舞蹈詩《媽祖》；有展現新時期軍訓生活和士兵情趣的中型舞蹈詩《士兵旋律》；有在國際現代舞比賽獲大獎，反映與命運頑強抗爭，對生命理想充滿希冀的現代舞《和夢一起上岸》；還有諸如在全國舞蹈比賽、中國舞蹈「荷花獎」、CCTV電視舞蹈大賽中獲金獎的反映新時期我軍不同層面的軍旅生活，表現現代軍人豐富內心世界和高尚精神情操，塑造多姿多彩的軍人形象的舞蹈《走、跑、跳》、《雲上的日子》、《穿越》、《邊關沉月》、《無言的戰友》、《同行》；有反映新時期軍民關系，刻寫魚水情深和謳歌時代新生活的舞蹈《哈達獻給解放軍》、《酥油飄香》、《頂碗舞》；有反映我軍革命歷史斗爭題材的《天邊的紅雲》、《千層底》等等；並且通過全國「桃李杯」舞蹈比賽推出了一批優秀的青少年表演人才。正是這種斐然成績使軍旅的舞蹈家們成為在全國具有示範意義的、展現高質量精品力作、在專業賽事中摘金攬銀的藝術勁旅，成為令人矚目的亮麗風景線。真是一花引來百花開，奼紫嫣紅春滿園。春華秋實，在上述累累碩果中飽含的是綠色沃土的滋養，是軍事題材舞蹈作品獨特的藝術魅力與品牌優勢，更是軍旅舞蹈藝術家們不忘人民是母親、堅持關注時代，積極反映現實生活的優良傳統，貼近實際，貼近生活，貼近官兵和人民群眾，高昂時代的主旋律，弘揚中華民族的偉大精神，在藝術創作上求新求異，勇於開拓創新、與時俱進的具體體現。

梅花香自苦寒來，成果來自於辛勤的耕耘者。以《紅梅贊》為範例，它不僅標志著軍旅舞蹈創作的獨特優勢和發展軌跡，也帶給人們創作上的思考與啟迪。

其一，與時俱進的創新精神。藝術貴在創新，這也正是該劇的成功之處，不循窠臼，大膽探索，採用西方現代舞的編排技法，以時代藝術手段解構發生在昨天的故事，由舞劇長於情感宣洩入手，以人物情感設置舞段，藉助現代舞肢體語言情感張力自由奔放的優勢，用外來藝術手段，展現中華民族的精神情愫，從而做到「洋為中用」，創作出江姐等一組紅岩英烈的藝術群像，從人性情懷向精神境界升華，以期揭示共產黨人、革命先烈為理想信念而英勇獻身的崇高精神。正是這種合於時代和今天人們的藝術視角與欣賞習慣的審美定位，使其作為弘揚時代主旋律的作品，達到了思想性、藝術性與觀賞性的統一，成為演出已達九十六場，中外觀眾已逾九萬二千餘人次的一部精品力作。它用藝術實踐印證了「創新是一個民族進步的靈魂」。

其二，深入生活是藝術創作的源泉與生命力之所在。《紅梅贊》的編創者，以軍旅藝術家的社會責任感與使命感，為塑造紅岩英烈的民族魂魄，藝術地宣揚我們民族的革命英雄主義和愛國主義的偉大精神，曾幾番赴渣滓洞遺址體驗生活，以貼近實際、貼近生活、貼近群眾的藝術視角去打造紅岩英烈的舞劇形象，再現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達到由生活真實向藝術真實的提升，使其成為站在時代藝術發展的前沿，在人民群眾中打下印跡，具有鮮活的藝術生命力和時代特徵的作品，而經得住時代與歷史的檢驗。

其三，為追求高品位作品的藝術質量而執著的磨礪精神。一部精品劇目的產生，是要在「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的境界中，在藝術的千錘百煉中鑄就，在艱辛而執著的追求中獲取。《紅梅贊》今天取得的藝術成就就是對這種磨礪精神的見證。在歷時四年的創演藝術實踐中，該劇進行了六十餘次修改加工，大到主體道具，小到在一投足一舉手的瞬間舞姿所展現的藝術質感。為了錘煉主題，不斷提高演出水平，曾向四百二十餘人次的專家和領導徵求意見，在演出現場直接向觀眾徵求意見達二三百餘人次，就是這種精益求精的敬業精神，和敢於在藝術上攀岩、敢於超越自我的拼搏向上的團隊意識，不僅用藝術征服了觀眾，也讓觀眾從他們充滿藝術激情、技巧嫻熟、揮灑自如、表現人物淋漓盡致的舞姿舞風中，看到了一支訓練有素的高水平的藝術團體的素質和藝術家對藝術執著追求的精神境界。它告訴人們，只有在崎嶇的小路上，不畏艱難的攀登者才有希望達到光輝的頂點。

藝無止境，希望這個美好的開始，能成為一個良好的創作勢頭。我們翹首以待的是軍旅舞蹈藝術家們能夠在新時期軍事變革的偉大實踐中，努力把握時代精神，堅持現實軍事題材為主的創作，著力反映部隊官兵的精神風貌，強化精品意識，以充滿個性魅力的創作實踐，開拓創新，不斷進取，弘揚主旋律，堅持「三性」統一。以高質量的藝術精品滿足廣大官兵的精神文化需求，在為提高部隊戰鬥力服務的同時，面向社會，走入市場，為人民群眾服務，為「兩個文明」建設增光添彩！
一口氣寫了這么多。
如果我的答案讓你滿意的話，請採納我的答案，不要辜負了我的苦心哦.

② 唱紅歌的意義是什麼

一、紅歌能喚起人們的紅色記憶。紅色歌曲大都是當時歷史實踐的產物，它是當時革命實踐的真實寫照。有許多紅歌首先就是在廣大人民群眾中傳唱的，後經詞、曲作者收集、加工和整理被推廣的，它膾炙人口，便於記憶。因此人們每當聽到紅歌就會產生對那段革命歷史的記憶。列寧說過：忘記過去，就意味著背叛！唱響紅色歌曲是喚起人們的紅色記憶，加強革命傳統教育的好辦法。

二、紅歌能促進我們的改革開放工作。一提起紅歌，有些人就認為這是老一套，與我們的改革開放工作沒有什麼聯系，其實這種觀點是不全面的。正因紅歌不但產生在革命戰爭年代而且也產生在改革開放的年代。如，《春天的故事》（王佑貴作曲、蔣開儒、葉旭全作詞）、《走進新時代》（印青作曲、蔣開儒作詞）等都是在改革開放的年代產生的。《春天的故事》無論從歌詞還是旋律都十分優美動聽、和氣可親。

三、紅歌的歌詞健康向上，音樂旋律優美動聽、鏗鏘有力。當人們聽到紅歌時就覺得十分激動，有時也會跟著唱上幾句，隨著旋律的起伏和歌詞的傳唱，人們的心靈受到了振奮，久而久之人們受到了潛移默化的教育。紅歌不但凈化了人們的靈魂，鼓舞了人們參與改革開放的熱情，還能教育人們熱愛中國共產黨和我們的祖國，啟發人們健康向上、樂觀大度，勤奮工作、熱愛生活。

四、紅歌能使人們得到藝術的享受。紅歌不是抽象的政治口號，也不是千篇一律的.音樂旋律，它是有著具體資料的綜合藝術。許多紅歌都與影視藝術結合在一齊，成為它的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使一部影視作品錦上添花，流傳至今。如，電影《冰山上的來客》和舞劇《紅色娘子軍》就是紅歌與影視作品的完美結合。觀眾不但受到了影視作品故事情節的教育，而且還學會了唱紅歌。

五、加強新時期的思想工作不妨來點「灌輸」，正因先進的思想從來就不會自然生成。為了發揚革命傳統，傳承中國文化，促進我們的改革開放工作，筆直推薦我們的文化教育部門，要經常向人們和少年兒童推薦紅色經典歌曲，我們的領導幹部也要像薄熙來同志那樣，用心推薦紅歌、帶頭唱響紅歌，促進我們的改革開放工作，讓紅色歌曲唱遍全中國。

③ 紅色經典的現實意義是什麼

經典不是真理，只能說它有某些優越性，不一定是完全沒有缺點錯誤的。就像傳統經典文化一樣，它的優越性絕對要高於紅色經典，因為它傳承了幾千年。但紅色經典有它的先進性，因為它是在與時俱進中產生的，但並不表明它是完全的正確，真理是要靠時間來檢驗的。正確的精華我們要保留，錯誤的糟粕我們要堅決剔除，來保證紅色經典的純粹性。

一代又一代過去了，紅色經典傳承的重任又落在了我們的肩上，不知道我們是否有能力喚起紅色經典時那激情燃燒的歲月，也不知道我們是否能保證嚴肅的歷史記憶和反思不完全演變成脫離現實的懷舊時尚。但堅信這樣的時代、這樣的經典、這樣的一群人會創造別樣的輝煌。

(3)紅色經典藝術作品的歷史意義擴展閱讀

紅色經典的產生是歷史的必要，在那個由傳統經典文化導致政局動盪的年代，紅色經典就是對傳統經典的批判和否定，但只是局部的否定，可以說紅色經典是基於傳統經典文化而超越於傳統經典文化。歷史的車輪在轉，一個時代更替又一個時代，前一個時代在傳統經典的掌控下走向了滅亡，而新的時代要靠新的經典來開啟，紅色經典就這樣應運而生。

可以說紅色經典創造了一個時代的思想，沒有了封建思想的束縛；沒有了陳腐的世界觀、人生觀的禁錮；沒有了腐朽的三大主義的羈絆。剩下的是思想的解放、言論的自由和與這個時代的相契相和。

④ 紅色經典小說的社會意義！！！！～急救！！！！！！！！！！！！！！！

摘的論文呵呵，要什麼自己找吧

紅色經典小說的接受現狀及意義
04級漢語言文學 李思

紅色經典小說（以下稱紅色經典）特指新中國成立以來十七年的文學，它是中國現代農民革命史詩的激情寫作，又稱為革命敘事，是文學「一體化」目標的實現和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產物。在黃修己《20世紀中國文學史》中他稱這段時期為理想主義文學時期。基本特點是現實性，能反映整個時代風貌，氣勢雄渾。不僅情節有趣、充滿英雄傳奇色彩，思想也積極樂觀，並反映當時的政治意識形態。它「是以理想主義的藝術思維和浪漫主義的表現方式，全面去梳理和營造中國無產階級革命的光榮傳統，並以史詩性的龐大氣魄感染和凝聚新一代中國人對於現代政治革命理念的價值認同。」[1]不管後代對紅色經典的批判如何強烈，不管它的文學藝術性如何缺乏，它的存在對我們整個中國歷史發展過程、整個文學史及喚起民族記憶都有一定的意義。
一 當下環境中的紅色經典
當下環境紅色經典思想教育在學校漸趨空白，學生學習革命烈士愛國精神和了解共和國成立史已經不如以前濃烈。同時社會影視改編中出現一股改編紅色經典的熱潮和風氣，《林海雪原》、《紅色娘子軍》、《小兵張嘎》等多次被搬上熒幕。但其內容卻與原著出現很大差距，一般都趨向於娛樂性、低俗化，愛情取代了革命而成為中心，反響也並不盡如人意。面對這股改編熱，一些專家學者已提出了反對意見，並給出了改編紅色經典的基本原則：如尊重原著基本的主題、人物關系、故事結構；尊重原著的價值導向；創作改編從現實出發，尊重原著的時代背景。戲劇理論家郭漢城說：「現在的一些改編者把人性卑微化，認為只有七情六慾才是人性，英雄的人性就是七情六慾，這是對文化遺產的破壞，是『自毀精神長城』。」作為審美意識的某種反映，並非改編一定不行，而是得把握一個度。，紅色經典不是通常意義上的文學經典。它不僅僅具有文學史上的意義，還承載著整整一代人的生命經驗，包含著一種質朴的、豐厚的道德情感。因此，每一個改編，無論對於創作者還是接受者，都是一次歷史意識、道德信心和生活趣味的考驗。
北京大學的李道新、中國藝術研究院的祝東力以及首都師范大學的張志忠等都認為，「紅色經典」中所包含的英雄主義、理想主義、青春激情等精神性內涵對於今天這個時代仍然有重要意義。無論怎樣改編，都不能把這些精神財富改沒了。改編必須要尊重原著尤其是原著的精神內涵。《文藝研究》雜志社的陳劍瀾認為，「紅色經典」改編熱持久不衰，一個基本原因就是它抓住了當代人的懷舊情緒。他說，作為美學范疇的懷舊是歷史意識退化的產物或替代品，彌漫在「紅色經典改編劇」的生產、消費過程中的懷舊情緒在一定意義上顯示了我們的「歷史記憶的空洞化」。由於歷史記憶的空洞化，在重述「紅色經典」時就出現了一個十分普遍的現象：用我們今天的價值觀念、生活經驗去演繹歷史，彷彿不這么做，革命生活就得不到合乎邏輯的再現。這究竟是編導刻意迎合當代「大眾」的口味，還是他們根本就沒有理解歷史的能力？或者二者兼而有之？革命時代的經驗和邏輯離我們今天的現實生活確實十分遙遠，但是在「紅色經典」重述中，差異沒有理由成為我們理解的障礙，相反倒應該成為藝術創造的前提和動力。簡單地以今天的人情世故「同化」昨天的歷史，看似順理成章，實際上表明了歷史意識的缺失。
隨著時代的發展，物質文明的進步，把紅色經典小說進改編成電影或電視劇是歷史的必然，也是順應歷史發展的表現。但改編過程中必須注意保持其內容的嚴肅性問題。雖然這個年代日趨個性化，靈動化，不固守一個或幾個成規，但紅色經典中那種愛國精神還是不應遺忘的。我們沒有處於戰火紛飛的年代是我們這一代人的幸運，但國與國之間的競爭仍然存在甚至更加激烈，我們仍需全民一致的愛國精神來保衛自己的熱土，國家的強大才有自己個人的榮耀。中國沒有自己的信仰，隨著全球化腳步，傳統逐漸消失殆盡。這是我們所有中國人該思考的問題。

二 紅色經典對於文學史的意義
中國現代文學史自1919年新文化運動以來一直斗爭著向前發展，每個階段都會有新的成果。20、30年代的魯迅、巴金、老舍、矛盾、曹禺等；30、40年代的沈從文、錢鍾書、張愛玲等，都是名留文學史的大家。但新中國成立後，政治意識形態佔主流，知識分子精英意識逐漸受到排擠而被邊緣化。在政權的干預下，文學史由這批紅色經典來填寫，大部分作家紛紛響應國家的號召，投身創作贊頌革命的小說。就算有些仍堅持個人自由主義的創作精神的作家繼續地下精英寫作，可他的作品也很難進入文學史。因此，若完全否定紅色經典，新時期的文學史將是一段空白。紅色經典是一批經過時間考驗的作品，過濾和淘汰之後留下來的肯定具有價值，盡管時代的局限性不可避免，但這並不能成為否定經典的理由。
1949年至1976年文革結束的27年間，文學創作（尤其是小說）經歷了一個波浪的形態，處於浪峰的正是那批史詩性的紅色經典小說。小說藝術地展現了農民革命的全過程，文中所表現出來的那種氣勢可以說是那個年代全國上下所有人的精神支柱，這就是他們的信仰。且不論這「信仰」本身如何，但對於一個民族來說有無信仰將會有質的區別。現在人們已普遍認識到信仰的巨大力量，沒有信仰的民族決不是個強大的民族。
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文學反映現實又高於現實。雖然作品中所反映的人物語言與思想過分崇高化，但這是那個時代的反映，也是那個時代的需要。新中國作家的創作源頭是對革命勝利後中國如何走上革命康莊大道的歷史復述或追憶，這些小說的出現是歷史的必然，社會發展的必然。從整個歷史發展縱深看，缺失這階段的文學，中國文學史便出現斷裂現象。這時期小說所表現的內容就是其價值所在，而藝術性次之。馮雪峰在《論<保衛延安>》提到「從我們文學工作上說或從人民文藝生活上說，都是有重要意義的。」[2]丹納《藝術哲學》也說種族、環境、時代是文學發生的動因，他認為藝術作品是一種社會現象。他還提出了判定藝術價值的標准。即，藝術作品再現種族、環境和時代特徵的程度及效果。農民革命軍的勝利必然決定文學得歌頌農民。建國後，農民英雄形象及他們驚天地、泣鬼神的英雄傳奇故事，隨著以農民為主體的現代革命政權的確立，被人為地加以神化：農民出身地革命英雄被作家賦予思想的絕對先進性（《暴風驟雨》、《保衛延安》、《紅旗譜》），農民在建設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中被描繪成絕對主力軍（《山鄉巨變》、《創業史》、《艷陽天》）。周立波的《暴風驟雨》描寫土地革命，農民是革命的主角，革命徹底；黨員英明果斷。都是反映當時現實並拔高農民形象，為當時意識形態服務；馮德英《苦菜花》表現共產黨怎樣領導農民走上革命道路：生活在水深火熱中的貧民姜永泉在黨的指揮下完成了對日本人的反掃盪；《山鄉巨變》講述的是清溪鄉建立初級社和發展高級社的故事。文本中無私的黨團員形象便是這時期主流意識形態的代言人；趙樹理《三里灣》描寫農村生活中習以為常的小事，以鄰里間人事糾葛為主要內容來表現農村社會變遷中農民的命運和思想變化過程。作者自己就希望他的小說「老百姓喜歡看，政治上起作用。」除了這些寫農民革命和土地革命的小說外，很大一部分的紅色經典是革命戰爭小說。《紅日》講的是共產黨領導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經過萊蕪和孟良崮兩場戰役，打敗了國民黨的王牌軍七十四師的故事。《保衛延安》則更直白地進行意識形態宣傳，如周大勇明確地說「我軍能打勝仗，那是因為憑借著偉大的毛澤東軍事思想和人民們群眾」。那個時代的愛國精神及那種集體主義思想全由作品中人物的語言和動作、神態表現出來。
所有這些作品都在政治意識形態下進行，充當著國家的喉舌，宣傳黨的宗旨。所取題材注重革命的歷程性，「這種現象在過去時代或在其他國家小說創作中，是罕見的，所以是中國當代小說的特性之一。」〔3〕紅色經典的作者們大部分放棄城市生活，紮根農村，全身心融入其中，對農村有了真實的感官體驗，所寫的東西也就不會出現邏輯錯誤。藝術真實是源於生活而又高於生活。雖然有過分拔高共產黨和農民形象，體現了人性完美的理想化追求，但人物還是有個生活原型的，而非作者憑空捏造。比如《夜之交流》就是作者梁斌根據1932年家鄉發生的高蠡暴動改編而成，其中犧牲的小馬同志就是主人公原型。梁斌說《紅旗譜》「朱老鞏大鬧柳樹林，是我母親給我講的一個故事，只是沒有我書中所寫的那樣強烈和完整。」[4]當下去看《青春之歌》的內容與思想會讓人覺得升華得過分偉大和崇高，但作者楊沫在後記中這樣說「這些人長期生活在我的心中，使我多年來渴望有機會能夠表現他們。所以這書中許多人和事基本上都是真實的。」[5]因此無論怎麼說，這批作品都真實記錄了中國成立的艱辛與不易，成為經歷過那段時期的人們的精神支柱。可以說生活在那個年代雖然物質生活很艱辛，但在精神上是充實的，從某些角度說我們當下的精神生活正趨荒蕪，較之後退了。其次將按段歷史以文本形式記錄下來也是對那些革命者的一種精神獎勵和鼓舞，有利於振奮士氣；同時流傳後世，成為愛國主義教育的良好素材。最主要的是這十七年的紅色經典，為中國文學史的完整作出不可磨滅的貢獻。因為文學史強調的就是它的連續性，而不是單以作品的文學藝術特性為唯一標准。當一部作品被拉入「史」的范疇來討論時，就必須聯系時間上（歷史發展延續性）、空間上（各類文學樣式共時性存在）的因素來考查、定性。
三 紅色經典對於喚起記憶的意義
新中國成立之初，共產黨的領導權還不穩定，仍面臨著一系列政治、經濟上的問題。為了鞏固政權，統一意識形態，增強凝聚力，進行了一系列的文藝運動，如整風運動、「反右」、以及後來波及全國的文化大革命，這些所謂的文藝運動都是出於一定的政治需要，都是為統一思想、鞏固政權而做的。「文藝為政治服務」可以概括那個時期文學創作特點。文學的社會政治效用，是毛澤東的文學思想的核心問題。毛澤東不承認具有獨立品格和地位的文學的存在，他認為「在現實世界上，一切文化和文學藝術都是屬於一定的階級，屬於一定的政治路線的。為藝術而藝術，超階級的藝術，和政治並行和互相對立的藝術實際上是不存在的。」 這樣，從40年代的延安文學開始，文學寫作、文學運動，不僅在總的方向上與現實政治任務一致，而且在組織上，具體工作的步調上，也要與政治完全結合。紅色經典就是產物之一。
所謂「紅色」，在我們中國就指共產黨的范疇。紅色經典大多描寫共產黨領導下的農民革命戰爭，運用宏大敘事展示現實，緬懷革命戰士，具有現代民族史詩的品格。「廣而言之，從清末民初的民主與帝制之爭(李六如《六十年的變遷》)，大革命時代的風起雲涌(歐陽山((三家巷)、《苦鬥》)，紅軍時代的艱苦卓絕(梁斌《紅旗譜》、王願堅《黨費》和《七根火柴》)，抗戰八年的血肉長城(馮德英《苦菜花》、知俠《鐵道游擊隊》、劉流《烈火金剛》)，到解放戰爭時期的摧枯拉朽、風卷殘雲(杜鵬程《保衛延安》、昊強《紅日》、曲波((林海雪原))，都在表現現代中國的歷史進程方面，在文學範式的創建上，作出了積極的貢獻。」[6]紅色經典里的積極樂觀，理想主義，在現在看來是很不切實際，甚至有些浮誇，可那是時代使然。在那種艱難的戰爭年代，為了革命，為了自己的「信仰」，熱情高漲，生命都可以拋棄，缺少理性的思考是必然。在付出血汗努力後終於獲得了戰爭的勝利，獲得了相應的權利，共產黨的威信逐漸提高。在新中國成立出氣出現這大量的紅色經典小說，用富有傳奇色彩的英雄革命頌歌，謳歌了人民解放軍英勇機智、勇於獻身的精神和革命勝利後的全民狂歡。革命歷史敘述是國家意識形態維護自身合法性與延續性的重要文學手段，因而各個時期均有國家體制約束及支持下的革命歷史書寫；另一方面，「革命歷史小說」還以否定性的方式構成了所謂精英文學或「純文學」的內在組成部分（劉再復《從革命歷史小說到新革命歷史小說》）。當然除了鞏固新生的革命政權，加強意識形態控制外，用文字記住革命傳統和歷史、讓後代銘記他們開國建業的豐功偉績也是統治者的意圖之一。
我們新時代的幾代人，沒有經歷過革命，若沒有這些紅色經典系列，我們對祖國的歷史將了解地更少，甚至斷裂。我們都知道「前車之鑒」這個詞，歷史的苦難只有在它被記憶的時候，才有可能轉化為積極的思想資源，為現在的事業所用。可對於戰爭，人們向來喜歡選擇遺忘，忘記歷史、忘記疼痛，自動迴避讓我們痛苦與尷尬的階段。魯迅一直深惡痛絕的也包括我們中國人缺少直面現實的勇氣：「我們都不太有記性。這也難怪，人生苦痛的事太多了，尤其是在中國。記性好的，大概都被厚重的苦痛壓死了；只有記性壞的，適者生存，還能欣然活著。」 [7] 社會進程的高速商業化，使我們新一代輕易地推開了一切的歷史重負，轉而尋求心靈新的滿足方式，陷於物質和慾望的旋渦不能自拔。在這種精神家園逐漸被慾望腐蝕的關鍵時刻應該以這批紅色經典來鼓舞一下鬥志。西方有位哲人雅克•德里達曾說「喚起記憶就是喚起責任。」無論紅色經典是文本形式還是被改編成電影電視，都廣為農民所喜聞樂道。《鐵道游擊隊》、《敵後武工隊》等農民抗日的片子，不僅上一代中國人喜歡，我們這80一代及90一代都對其有很大興趣。它在一種拔高中國人、貶低日本人的氛圍下宣傳黨的意識形態和愛國主義，無形中喚起了國人的愛國熱忱。這比一味地用語言宣傳要好的多。那個年代對於愛國、愛黨都非常熱情直白，是整體意識形態在起作用。然而如何，個性張揚，沒有比較統一的意識形態，愛國主義的話題已被邊緣化，處於被嘲諷的狀態。這不能不引起我們的重視。我們民族沒有信仰，若再沒有相對統一的國家意識來增強凝聚力，中國強大的出路在哪？時下漠視紅色經典不說，甚至胡亂改編，完全違背原義，將之低俗化。這都是急功近利的商業心態的產物。我們需要重新拿起經典來沉靜我們的心靈，喚起我們的責任意識，但不是用如此嘲諷和庸俗的方式，而需要一種顆嚴肅莊重的責任心。
四 結語
紅色經典小說是現代農民革命史詩的激情寫作，有著許多可以學習的精神和處事作風，譬如愛國主義、集體主義，艱苦奮斗等等。雖然作品被政治意識形態占據大部分空間，出現藝術的缺席和人性的缺席，但作為一種可資利用的文化資源，其潛在價值和對保證文學史、革命史的完整性有不可忽視的意義，同時也維護了歷史與現實的對話。

⑤ 關於《長征》這篇紅色經典的教育意義是什麼（須詳細作答）

長征精神的主要內涵是：樂於吃苦，不懼艱難的革命樂觀主義；勇於戰斗，無堅不摧的革命英雄主義；重於求實，獨立自主的創新膽略；善於團結，顧全大局的集體主義。其主題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其最顯著的特點就是革命英雄主義精神。長征精神，是中華民族百折不撓、自強不息的民族精神的最高表現，是保證我們革命和建設事業從勝利走向勝利的強大精神力量。

關於"長征"的演講稿

今年是紅軍長征勝利七十周年，關於長征的紀念活動自然也就很多，最先引起我注意的是中央電視台崔永元做的一個節目，叫「我的長征」，就是要找20名志願者重走長征路。我報了名，不過沒選上，我想是因為他們看了我的照片後覺得我太象專業演員了，不適合參加這種平民化的紀實性節目。報名的時候我就在想一件事，如果見到了崔永元，他一定會用他那因為抑鬱症而失眠而熬的布滿血絲的眼睛看著我，然後問我一個問題：「你為什麼要走長征路？」我想答案可以有很多，比如要體驗艱苦奮斗、勇往直前的長征精神；比如要宣傳長征的偉大歷史意義；比如要考察長征沿途革命老區的風土人情，為老少邊窮地區的群眾做一點貢獻；甚至可以說是為了磨練自己的意志等等，當然我不會告訴他我是為了減肥。其實這些理由都沒錯，但對於我來說，都不太真實。一個人如果願意在他的一生中拿出10個月甚至更長的時間，去走完一萬公里的路，他的目的是什麼呢？這個問題很難回答。不知道當年那些參加長征的紅軍戰士們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但當我每次看到關於長征的故事的時候，我總在想，是什麼讓這些人能夠走完這么長的路，而且是在那麼艱苦的環境下，冒著隨時可能失去生命的危險。答案可以很簡單，是偉大的共產主義理想，可以再具體一點，是為了打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者和蔣家王朝，建立一個新中國。這些理由都很崇高，也很正確，但我不禁又想起了一件事。在鄧小平晚年的時候，他的子女曾問他：為什麼很少聽他講過去戰爭年代的事情，在長征的時候您做了什麼呢？鄧小平只說了三個字—「跟著走」。

紅軍的全稱應該是中國工農紅軍，而其實它的主要組成成分是農民，是大多數不識字的農民。我不清楚馬克思的哲學思想，列寧的革命理論他們能夠知道和理解多少，但我想有一點是清楚的，就是他們有堅定的反抗意志，反抗現有的政權統治，反抗外來民族的侵略，反抗階級壓迫和剝削，而他們知道，共產黨是能夠領導他們實現這些目標的，所以他們堅定地跟隨著共產黨，組成了黨領導的軍隊，不惜冒槍林彈雨，不惜拔山涉水，長征二萬五千里。他們在很長的一段時間里並不知道這次遷徙的目的的在那裡，甚至連我們的黨中央也是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下才知道在陝北還有一塊革命根據地，那裡的領導人是劉志丹。但正是這些堅定的跟著走的大多數紅軍戰士，創造了人類戰爭史的奇跡，在歷史上留下了一個讓後人震驚的字匯——長征。

跟著走是大多數人在長征中的選擇，是長征勝利的保證，但不是長征勝利的原因，長征的勝利開始於遵義會議，在此之前紅軍可以說是大潰敗，而且損失慘重。正是遵義會議確立了新的領導指揮集體，而新的領導指揮集體又實行了正確的方針路線，所以中國工農紅軍才擺脫了幾乎被徹底消滅的命運。由此可見，正確的領導，正確的方針路線對於一個團體、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乃至一個社會發展的重要意義。

在中國共產黨的發展歷史上，與遵義會議有著同等重要地位，並且有著驚人相似性的另一個轉折點是1978年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兩個會議同樣是用和平、民主的方式更換了中央領導集體，並重新確定了方針路線，一個與過去完全不同的方針路線，一個在過去可能被視為背叛革命、大逆不道的方針路線。

為什麼會有這樣開天闢地的轉折？為什麼會有這樣歷史性的會議？原因很簡單，形勢所迫。在遵義會議以前，紅軍失去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根據地，傷亡近十萬人。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我們的國家經歷了十年浩劫，國民經濟處在崩潰的邊緣。正是嚴峻的現實促使人們去重新思考，思考過去的方針路線是不是錯了；去重新選擇，選擇一條新的符合實事求是原則的道路。所以，我們取得了長征的偉大勝利，取得了改革開放的輝煌成就。但我們在此之前付出了什麼呢？付出了十萬人的生命，付出了一個國家十年的時間。

歷史進入了二十一世紀，進入了2006年，在年初的人大會議期間，一條新聞引起了社會的廣泛關注和討論，就是所謂「物權法草案違憲，背離社會主義基本原則」的質疑。因為時間的關系，在這里我不想就兩種觀點的孰是孰非談自己的看法。但我想說的是，作為一個法律專業畢業的學生，我知道中國到現在為止還沒有自己的民法典，而作為民法重要組成部分的物權法，卻也因為這種爭論而推遲審議。

鄧小平在改革開放初期曾經提出不要討論姓資姓社的問題，發展才是硬道理。這一指導思想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是非常正確的，而且也取得顯著的成效。但時至今日，改革開放已近三十年，成績固然是巨大的，新的問題也出現了。醫療改革以後我們看不起病了,教育改革以後我們上不起學了,房地產改革以後我們買不起房了,而現在"八榮八恥"的提出也正證明了一個時代價值判斷的迷失.一個社會物質文明發展到一定程度，而相應的制度、體制、觀念和文化等方面卻不能隨之發展的話，就必然成為其進一步前進的瓶頸。

如果說在三十年前我們不知道白貓和黑貓那一隻會抓老鼠，所以我們說「不管白貓黑貓，能抓住老鼠就是好貓」的話，那麼經過三十年的考察，是到了該選擇一隻貓的時候了，以便這只有本事的貓能夠繼續抓老鼠。

如果說剛下水的時候我們可以摸著石頭過河的話，那麼現在我們已經越走越深了，手已經摸不到石頭了，是該挺直身板，看看河面，選擇一條正確航線的時候了，以便我們能造一艘可以走的更遠的船。

在建國前夕，毛澤東曾經說過：「奪取全國勝利，這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國的革命是偉大的，但革命以後的路程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到現在建國已經快57年了，我們的萬里長征走到了第幾步呢？

1935年長征路上的遵義會議，1978年建國三十年後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歷史向我們不止一次的證明了，一條正確的路線在一個國家發展道路上的重要意義，只有有了一條正確的路線，人民才能跟著走，才能取得象長征一樣的偉大勝利，象改革開放一樣的輝煌成就。但歷史也告誡我們，不要等失去了十萬人的生命，浪費了十年的時間以後，才知道那一條道路是正確的。

弘揚長征精神，繼續新的長征（演講稿）
「紅軍不怕遠征難，萬水千山只等閑。」每次聽到這首豪邁激昂的《七律·長征》時，我的眼前都會浮現出這樣的一組場景：瀘定橋邊、大渡河畔珍藏了他們英勇無畏的身影；雪山草地、高山峻嶺留下了他們堅毅執著的腳步；四齣奇兵，赤水河記錄著他們勝利後的笑容；三軍會師，會寧載歌載舞恭賀他們創造人間神話。七十年前，先輩用他們的熱血和生命譜寫了「驚天地，泣鬼神」的長征之歌。七十年後，作為新世紀的主人，我們又會做出怎樣的回答呢？
今天，我們重溫長征的歷史，並不是號召大家再次用腳步去丈量那漫長的征程，而是要我們用心靈去感受去領悟長征精神，去傳承去發揚長征精神，進而培育我們新時代的長征精神。
堅定的信念和必勝的信心是戰勝困苦的精神動力。長征途中，先輩們腳下踏著華夏堅實的土地，手中高擎著民族振興的大旗，心中升騰著祖國飛翔的夢想。正是這樣的信念將他們緊緊地凝聚在一起，築成一道摧不垮、壓不倒的鋼鐵長城。正是這樣的信念支撐著他們走過艱難，走過凶險，走出希望，走出了一片藍天。今天，我們面前雖然沒有了雪山和草地，但前進的道路依然漫長而曲折。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中國走向繁榮富強的必由之路，也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又一次偉大而艱巨的長征。進行新的長征，我們同樣需要有堅定信念，堅強的意志和必勝的信心。
艱苦奮斗、甘於奉獻的革命精神是取得勝利的根本保障。長征途中，在強大的敵人和險惡的自然環境面前，紅軍正是憑著這種精神，征服千難萬險，戰勝了強大敵人，取得了最終的偉大勝利，為中國革命闖出了一條嶄新的道路。今天，步入新世紀的我們，是否還需要這種精神呢？輕歌曼舞的歡樂，鳥語花香的芳馨，相敬互愛的甜蜜，燈紅酒綠的痴迷，艱苦的環境似乎已離我們悠然遠去，然而，親愛的朋友，你可曾想到，伴隨著時光流逝的不僅僅是我們的青春，還有我們絢爛的嚮往和似錦的前程啊。我們需要艱苦奮斗的精神，需要甘於奉獻的精神。有了這樣的精神，我們才能從容地藐視困難、頑強地面對困難、樂觀地克服困難，有了這樣的精神，我們才能以蓬勃向上的風貌，激發創新能力，燃燒創業的激情，煥發無堅不摧的力量。這樣的精神是我們人生走向輝煌的基石。
七十年前的長征，已經作為一個符號，走進了歷史，銘刻在我們記憶的深處。而歲月積淀的長征精神，卻像古酒一般在我們的心中釀出了感情，釀出了味道，成為我們多彩人生的一道美味佳餚。
新世紀，新時代，新希望，新藍圖，一切都是新的。作為有著鴻鵠之志的新青年，你可曾想過，在新的長征中，我們肩上負載著怎樣全新的理想？ 「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為了民族的偉大復興，就讓我們一起努力吧，一起書寫我們新的長征。

今年，是中國工農紅軍長征勝利七十周年。想那七十年前，工農紅軍在黨中央毛主席的領導下，經過了艱苦卓絕的斗爭，克服了難以想像的困難，做出了重大的犧牲，翻過了一道道山，涉過了一道道水，行程兩萬余里，陸續到達陝北，終於完成了一、二、四方面軍的勝利大會師，為悲慘壯烈、史無前例的長征，畫上了一個圓滿的句號。

實事求是地說，長征，是我們黨和軍隊，由於一錯再錯的錯誤路線的領導，迫於嚴酷形勢的一次無奈的戰略大轉移。「紅旗飄，軍號響，子弟兵，別故鄉。紅軍主力上征途，戰略轉移去遠方……」這是老紅軍蕭華同志所創作的《長征組歌》里對中央紅軍離開江西革命根據地時的悲壯寫照。但是，正是在這個戰略大轉移的過程中，一次次失敗的教訓和血的事實，使我們的黨和軍隊認清了錯誤路線的本質和危害，從而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黨內的領導地位。毛澤東同志用他那政治家的敏銳目光洞察形勢，用他那軍事家的雄才大略指揮紅軍，戰勝了無數的艱難險阻，終於到達了陝北，取得了長征的偉大勝利，也使中國革命走向了一個新的起點，從此踏上了勝利的坦途。

在長征勝利以後的歲月里，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同志領導著中國人民前赴後繼，用不屈不撓的革命精神，又經過了十幾年的艱苦鬥爭，終於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社會主義新中國。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沒有長征，就沒有中國革命的勝利，就沒有改革開放的今天。而在堅苦卓絕的長征過程中所形成的長征精神，正是我們中國共產黨人能夠領導中國人民取得輝煌勝利的強大精神保證。

歲月悠悠，轉瞬已經七十年過去了。當年那支衣衫襤褸、疲憊不堪，依靠著堅貞不屈的革命精神和實現共產主義，建立社會主義新中國，讓全中國人民過上好日子的堅定信念走出雪山草地的軍隊，已經成為了一支強大的、現代化的國家武裝力量，成為了一支所向披靡的威武之師。撫今追昔，讓我們深深的理解到，人是要有理想和信念的。「革命理想大於天」，紅軍二萬五千里長征那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跡，就是最有力的證明。正因為有了理想和信念的支撐，我們的紅軍才走出了雪山草地，才完成了艱苦卓絕的二萬五千里長征。理想和信念，是革命勝利的可靠保證！可以設想，如果沒有了理想和信念，或者說失去了理想和信念，那我們的黨，我們的軍隊，我們的國家會變成什麼樣子呢？

現在，經歷了社會主義革命和改革開放的祖國，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可千變萬變，人民群眾的理想和信念沒有變，對黨和政府的期望和信任沒有變。人民群眾渴望革命老傳統、老作風的回歸，期盼著革命老前輩為之奮斗的目標早日實現的願望沒有變。

隨著時光的流逝，老一輩紅軍戰士大都作古，離開了我們，但他們的精神和信念卻留存了下來，成為了我們黨，我們國家的寶貴財富。現在，在我們的黨內，特別是在一些領導幹部中，很有一些人對長征精神，對老紅軍的革命精神和信念、對革命的老傳統不屑一顧，有的甚至於肆無忌憚地糟蹋這些寶貴財富，這是非常令人震怒和痛心的。誰褻瀆了紅軍的精神和信仰，誰就是人民的敗類，就是人民的罪人！

現在，我們的黨中央領導集體，正在率領全黨和全國人民，為把我們國家建設成為偉大的社會主義強國，讓人民都過上幸福美滿的生活進行著新的長征。而長征精神必將為激勵和教育全黨、全國人民「發揚革命傳統，爭取更大光榮」，在新的長征中實現我們的最終理想而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紀念紅軍開始長征70周年紀念》演講稿
尊敬的領導：
每當五星紅旗隨太陽一同升起，耳邊又響起雄壯昂揚的《義勇軍進行曲》，總會令我感動，每次我感動就會憶起我們人民革命的艱苦歷程，想起舉世聞名的兩萬五千里長征。
七十年前的今天，由於王明的「左」傾錯誤，八萬紅軍被迫離開中央根據地，從南中國的崇山峻嶺中開始了漫漫長征。長征路上，面對著自然界種種艱難困苦，地方軍閥、國民黨反動派的圍追堵截，他們都毅然挺過去了。瞧！那冰冷的空盪盪的十三根鐵索，他們「飛」過去了；瞧！那高聳入雲的大雪山，他們翻過去了；瞧！那杳無人煙的草地，他們踏過去了。在整個長征的368個日日夜夜裡，他們一共爬過了18座崇山峻嶺，渡過了24條湍急的河流，穿越了12個省份，佔領過62座大大小小的城市，突破了10個地方軍閥部隊的包圍，挺進和順利通過了6個不同的少數民族地區。這支由年輕人組成的紅色大軍，面對著30萬武裝精良的敵軍，攜帶著數量龐大的輜重，在一個地球上最為險峻的地帶迂迴穿插，最終征服了二萬五千里的艱難險阻。這一切，讓今天的人們，長久地發出神奇的感慨。
這讓我不禁想起了毛澤東主席寫的《七律.長征》
詩：
紅軍不怕遠征難，
萬水千山只等閑。
五嶺逶迤騰細浪，
烏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雲崖暖，
大渡橋橫鐵索寒。
更喜眠山千里雪，
三軍過後盡開顏。
正是這些肩負著偉大使命的中華兒女，以一種勢不可擋的力量，走完了如此漫長的道路。是他們，嚇得敵人聞風喪膽，狼狽而逃；是他們，突破了「一夫當關，萬夫莫開」的婁山關；是他們，用自己的熱血，將共和國的國旗抹成了紅彤彤的顏色；是他們，憑著一股執著的精神，創造了這樣一個歷史的奇跡，走向抗日的最前線，提起了祖國生死存亡的重擔！
怪不得毛主席會這樣說：「自從盤古開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歷史上曾經有過像我們這樣的長征嗎？12個月光陰中間，天上每日幾十架飛機偵察轟炸，地下幾十萬大軍圍追堵截，路上遇到了說不盡的艱難險阻，我們卻開動了每個人的兩只腳，長驅2萬余里，縱橫12個省。請問歷史上曾有過我們這樣的長征嗎？沒有，從來沒有的。」
沒錯，這正是我們這些中華民族的子孫後代引以為驕傲的。我們不會忘記這一輝煌的斗爭業績。今天，我們要從紅軍長征的精神中汲取勇氣、力量和智慧，繼承先烈們的遺志；把我們祖國建設成現代化強國，讓我們的人民自由幸福！
我們年輕一代，正走在先烈們為我們開辟的社會主義大道上，走向現代化燦爛的未來。

紀念長征勝利70周年的獲獎演講稿

——總有一種精神讓我們淚流滿面

「年輕人，你難以理解我們這些老人面對浴血奮戰換來的太平盛世是一種什麼樣的心情，在九死一生的險境里我們始終不動搖，就是因為我們堅信我們的努力能換來今天的安定繁榮！」這是14歲參加紅軍，曾經三過草地，戎馬生涯半個世紀的老紅軍戰士，原濟南軍區副政委任思忠老人的肺腑之言。說起過去的崢嶸歲月，這位83歲的老人的話匣子打開了，神情激動起來，雙唇有些顫抖：1933年15歲的他成了171名紅小鬼的「頭領」，在他的帶領下，夜襲扇子隊，一戰成名。任老前段時間堅持每天收看電視連續劇《長征》，他看得比家裡每個人都專注，他為這部電視連續劇感動，但仍然對家人說，「有些苦他們拍不下來」。一過草地，竹簽穿透了他的腳堂。任老頭頭上的三塊傷疤和腳弓部位所受的一次穿透傷都是長征時留下的。二過草地，鬼門關口揀回性命。任老在和平年代練起了書法，每當朋友求字時他總忘不遞上一個章，或者是「長征戰士」，或者是「倖存者」，這是老人晚年給自己的定位。因為當年任老帶171人參加紅軍，但經歷歷次事件，解放後任老再沒能見到其中的任何一位。他說：「戰爭年代，我們身邊倒下了太多的好戰友，比起他們，我是一名倖存者，更是一名幸運者」,」我能親眼看到自己為之努力的目標實現就是最大的幸運，真正的榮譽歸於那些光榮獻身的烈士們。」
任老的經歷是紅軍長征的縮影。1934年10月開始的二萬五千里長征，縱橫十一個省份，攻佔七百多座縣城，進行了三百於次戰斗，突破敵人的重重包圍，巧奪金沙江，強渡大渡河，飛奪瀘定橋，跨過了千里冰封的皚皚雪山，穿過了人跡罕至的茫茫草地，終於勝利的到達陝北革命根據地，開創了中國革命的新天地，創造了人類歷史上的偉大奇跡。這段可歌可泣的歷史已經一往不復，但一段段膾炙人口的長征故事流傳至今，為人傳頌，林莽沉沉，裸山如刃，黃沙大漠，激浪長河，刻下長征者鏗鏘的足音；寒風刺骨，雪壓冰封，矗立起長征者英勇的雕像。
70年了，整整70年了。紅軍長征的壯舉已經成為歷史，但那烙印在中華兒女靈魂深處的「長征精神」，與我們黨和人民在我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壯麗進程中創造的井岡山精神，延安精神，「九八」抗洪精神，抗非典精神，航天航空精神一樣。是中華民族自強不息，艱苦奮斗精神的延續與升華，是中國共產黨人與時俱進的時代創造，凝聚民心，催人奮進!在近幾年中一些鮮活的事例也漸漸浮現出來。
任長霞，她是中原大地上的又一個女英雄。掃惡打黑，除暴安良，她鐵面無私；噓寒問暖，扶危濟困，她柔腸百轉。十里長街，白花勝雪，挽幛如雲，那是流動在百姓心中的豐碑！
孫必干，他於花甲之年臨危受命，遠離故土只為續寫使命傳奇。為了達成和平，他游刃於戰火之間，為了挽救生命，他斡旋在死亡邊緣。「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趨避之」。前方，是他必赴的使命；身後，是讓他驕傲的祖國。
還有背妹求學的洪戰輝，堅守承諾的陳鍵，用一個人的長征傳郵萬里路的王順友……
這些可歌可泣的動人事跡，不正是聯系群眾，艱苦奮斗，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長征精神在新時期的真實體現嗎?
作為一名有著百年光輝歷史的師大附中的莘莘學子，凝望著校園內的革命英雄紀念碑，讀著碑文中先烈的赫赫功績，紅軍長征途中，那大無畏革命英雄主義壯舉，驚天地、泣鬼神、震山河、撼心靈，那一幕幕歷史畫面感人肺腑，催人淚下，那濃濃的炮聲，震天的吶喊，成為激人奮進的咚咚戰鼓！長征中那無數烈士和無數動人的事件折射出來的「長征精神」，必將成為我們奮進的動力和學習的源泉，成為我們成長進步的催化劑。
「紅軍不怕遠征難，萬水千山只等閑。五嶺逶迤騰細浪，烏蒙磅礴走泥丸。……」長征，是一首雄壯豪邁，大氣磅礴的革命交響曲；是一幅波瀾壯闊，無堅不摧的歷史畫面；是一種獨立自主，勇往直前的不朽精神。
有一種力量，正從你的指尖悄悄襲來，你感覺到了嗎？有一種關懷正從你的眼中輕輕放出，你看到了嗎？那種力量它讓我們淚流滿面，讓我們抖擻精神，它驅使我們不斷尋求「正義、愛心、良知。它就是長征的力量！

弘揚長征精神演講稿
一位小女孩天真地問父親：「紅軍爺爺長征時為什麼不喝健力寶，為什麼不吃巧克力呢？」對於他們，長征已成為一個老外婆的傳奇故事。然而隨著歲月流逝，長征精神以越來越深刻的魅力，吸引著眾多的人們到長征路上去追尋，去思考。
1934年10月16日傍晚，八萬中央紅軍由於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而被迫突圍西行，中央紅軍從瑞金出發，歷時兩年整，行程兩萬五千里，途經十四個省，開始了「萬水千山只等閑」的長征。
在長征中，有這樣一個故事：一位紅軍將領的母親，當她看到戰士們吃的是清水煮的樹皮、草根，外加一段牛皮帶時，她落淚了。她把自己要飯討來的生芋頭全部倒進了鍋里。就這，竟成為將士們難得的一頓美餐。 「牛皮腰帶三尺長，草原荒地好乾糧，熬湯煮菜別有味，端給媽媽來品嘗。」老媽媽聽著戰士們自編自唱的＜牛皮腰帶歌＞，掛滿淚花的臉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還有一次過草地，一位在戰斗中剛剛入黨的警衛員，為了搶救陷入泥沼的文件箱，獻出了年僅18歲的生命。當他漸漸沉下去的時候，手裡緊緊攥著一塊銀圓，這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交黨費。長征中，這樣的事情幾乎天天都有，然而隊伍每天都在頑強地向前，向前……
這就是長征精神，這就是在槍林彈雨，雪山草地之間打不爛，拖不垮的硬骨頭精神，這就是面對敵人的屠刀與誘惑，沒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的大無畏精神！
在21世紀的今天，我們的民族又開始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長征。雖然再沒有雪山和草地，但我們同樣面臨著歷史和時代的挑戰。這種挑戰，是一種更為長期、更為嚴峻的考驗。它表面上看起來並非那麼艱難，那麼壯烈，但要取得勝利，卻是相當不易的。
同學們，當你沉溺於網路游戲，失去自我的時候；當你留連於武打小說，不思進取的時候；當你吃著美味，喝著鮮奶，為超女瘋狂的時候……想一想長征吧，想一想72年前的那些人和事。如果說當年所面臨的是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民主政權的話，而我們今天所面臨的，則是用我們的勤勞和智慧使我們的祖國闊步邁入世界經濟強國的行列。這關繫到當代中國的國際地位，關繫到每一位華夏子孫的命運！作為當代的熱血青年，我們應該有自己的遠大理想，那就是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這也是一次充滿艱辛的長征，這是時代賦予我們青少年的新的長征！少年興則國興，少年強則國強。我們要接過長征精神的光輝旗幟，適應時代發展的要求，銳意進取，自強不息，真正把愛國之志變成報國之行。今天為振興中華而勤奮學習，明天為創造祖國輝煌的未來貢獻自己的力量！
同學們，讓我們重踏長征路，弘揚長征精神，努力拚搏，去追尋金色的理想，追尋明媚的春光，追尋火紅的太陽！

⑥ 對「紅色經典」的看法

商業大潮下的感傷回首——由「紅色經典」的重現與再造看「世紀末文學」
商業大潮下的感傷回首
——由「紅色經典」的重現與再造看「世紀末文學」

隨著世紀末的降臨，人們似乎是習慣性地對歷史作一一的檢視，隨之產生的就是一種懷舊情緒。在這種懷舊情緒的影響下，「紅色經典」又重新浮出水面。所謂「紅色經典」,「是指1942年以來，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指導下，文藝工作者創作的具有民族風格、民族作派，為工農兵喜聞樂見的作品。這些作品以革命歷史題材為主，以歌頌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為主要內容。」⑴「紅色經典」的重現，除了以傳統的再版重印作品的形式（如1997年人民文學出版社推出「紅色經典叢書 」，重印五六十年代的一批長篇小說，包括《林海雪原》、《野火春風斗古城》等），以及對於淡出舞台的「樣板戲」的重新搬演（如1995前後，上海京劇團在北京、上海、廣州三地的巡迴演出京劇「樣板戲」，受到了熱烈的歡迎），更為突出的是多媒體時代的多種表現形式：「紅色經典」被大量改編成電影電視劇（如《林海雪原》、《紅岩》、《小兵張嘎》、《紅色娘子軍》、《烈火金剛》等等先後開播或投入拍攝，收視率可觀，引起了很大的反響），MTV、卡拉OK等新的大眾電子娛樂形式也熱衷於「紅色」題材，中國媒體包括互聯網大量報道和評論「紅色經典」的流行。可以說，「紅色經典」的重現已不僅僅是一個文學現象，而成為了一個引起廣泛關注的文化現象。
從建國後的蓬勃發展，六七十年代的獨領風騷，到八十年代起由於對文革的否定而帶來的銷聲匿跡，到了90年代中期(特別是1993年毛澤東誕辰100周年紀念之後)又逐漸重返中國文學舞台，直至今日掀起的「紅色經典」浪潮，「紅色經典」所遭遇的沉浮因其與主流意識形態的密切聯系而成為了社會發展的風向標。作為「中國革命真正骨幹」的知識分子在經歷了文革的創傷之後，在中國社會向以個人物質消費為中心的市場經濟模式轉變的時候，自覺地成為國家意識形態體系的反文革的主力和鼓吹改革和現代化的主力。「紅色經典」因被視為封建傳統的現代表徵和革命文化霸權的產物而受到知識分子的無情鞭笞。在10多年的時間中，「紅色經典」的正面形象幾乎完全消失，惟有以負面形象出現在反映文革悲劇的背景之中。而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深入，人文和社會科學知識分子的主力地位逐漸被企業管理、金融、營銷、工程技術等科技、經濟領域的專家所取代。知識分子被逐漸邊緣化和市場化，從而失去了對於文化的主導力量。同時，因為「紅色經典」為大眾文化產業所帶來的巨大市場和商機，到了90年代末，國家意識形態機器終於與商業性大眾文化產業聯手，轟轟烈烈地推出了新的「紅色經典」熱。⑵從這個意義上說，「紅色經典」的重新崛起絕不是一個自然現象，它是被「推出」的，被製造出來的，它必須服從國家意識形態和市場需求的雙重製約。
「紅色經典」之所以能夠帶來如此巨大的商機，是與一種懷舊情緒分不開的。中國社會20多年來的轉型，使得懷舊成為新的時尚，這是一個時代消失後普遍的社會情緒。在二十世紀走向尾聲之時，這種懷舊情緒就更為明顯地表現出來。而懷舊情緒在商業社會往往成為打造新時尚的契機。「紅色經典」的重現，無外乎是當今中國文化多元多極狀況中不大不小的一種時尚而已。追隨這種時尚的人群，大部分是中年以上的大眾，他們大多親歷過「紅色經典」所表現的時代，或是在「紅色經典」的包圍中長大，在重溫「紅色經典」的同時，也重溫當時的青春歲月，重溫那段歲月給自己留下的印記，這種懷舊帶著強烈的追憶色彩。同時，年輕人群對於「紅色經典」也不僅僅是厭惡和排斥，而是用一種新奇的眼光審視其中體現出的特殊美感，追尋那一段顯得陌生而神秘的歷史，顯示出一種獵奇狀態下的懷舊。無論是偏向何種色彩的懷舊，都可以說是「在實用主義、商業大潮和消費主義即將全面獲勝之前，對一個理想主義時代不無戲噱、亦不無感傷的回首」。⑶
在世紀末的懷舊情緒中，也蘊含了對於舊世紀的告別，在懷舊的同時也對其進行著摧毀和重建，為其加入了新的元素。「紅色經典」的重現就不是簡單的對於其原始文本的重新呈現，它在重現的同時已經經歷了再造的過程。拿《林海雪原》、《野火春風斗古城》等被改編成電視劇的「紅色經典」來說，這些文學作品的作者按當時的話說，「懷抱深厚的階級感情，擁有豐富而切實的戰爭生活和實際生活的體驗，掌握活潑的群眾語言和來自生活深處的感人故事，以至可以沖破觀念的硬殼，在今天仍具備某種魅力，仍然有人愛看，經得住時間的磨洗。」⑷但如果依舊按照原先的階級斗爭的主題來表現，恐怕很難引起觀眾的興趣。於是，在重現的過程中，原本佔主要地位的階級斗爭的元素被有意地虛化和弱化，而與此相對的，英雄的個性化，情愛的多種可能性，這些過去被遮蔽和掩蓋了的一面，就有可能構成新的想像空間，並成為賣點。不可否認，這樣的再造的背後有龐大的市場的影子。面對這樣的改編和再造，引發了廣泛和持久的爭論。
如果說電視劇的改編為「紅色經典」的再造掀起了不小波瀾的話，那麼青年作家薛榮在浙江作協主辦的大型文學刊物《江南》2003年第1期上發表的中篇小說《沙家浜》就無疑為文壇投下了一顆重磅炸彈。在根據滬劇《蘆盪火種》加工改編的京劇樣板戲《沙家浜》里，劇中的主要人物阿慶嫂、郭建光作為智勇雙全的抗日英雄的形象已經深入人心。但在薛榮的小說里，人物形象及彼此的關系完全變成了另外一種樣子。在小說中，阿慶嫂「風流成性」，胡傳魁、郭建光都使她的公開情人。郭建光遇事束手無策，只知道依賴阿慶嫂。相反，胡傳魁倒成了江湖豪傑，「有一股義氣在，有一股豪氣在。」由於阿慶嫂的牽線，作為新四軍某部指導員的郭建光與「忠義救國軍」司令胡傳魁做了一筆交易：以提供一批軍火為代價，請胡傳魁出兵救出被日本鬼子抓走的新四軍傷病員。這對人們熟知的故事，幾乎是採取了全盤「翻案」的寫法，因此小說一發表便在文壇掀起了軒然大波。
爭論一開始就出現了嚴厲批評和極力回護兩種截然不同的意見，隨後批評的意見逐步居於上風。《浙江日報》在2003年2月18日發表蕭何的文化時評，認為小說《沙家浜》是「有嚴重政治錯誤的小說」。《北京娛樂信報》在2003年2月24日發表李庚辰的文章，針對小說《沙家浜》指出：「在這個缺少英雄的時代，我們應該歌頌英雄，張揚英雄的這種氣概。但是這篇小說將我們心中的英雄醜化了，將英雄鄙俗化了，這是一種悲哀。」郝鐵川在題為《小說〈沙家浜〉不合理不合法》⑸的文章中認為「說其不合理，是因小說作者既要搬用名著標題，又要詆毀名著內容。」「說其不合法，是因為小說已違反了我國現行民法，以及現代多數國家民法所規定的『公序良俗』原則。」董鍵、丁帆、王彬彬隨即以《「樣板戲」能代表「公序良俗」和「民族精神」嗎？》的文章⑹與郝鐵川進行商榷。三人認為「在今天還認定『樣板戲』代表著所謂『公序良俗』和『民族精神』是分外荒謬和可怕的。」三人表示無論對樣板戲《沙家浜》還是小說《沙家浜》都「不欣賞」，但認為無論如何「這是一個文學問題」，「任何在政治上和法律上『上綱上線』的做法，都是荒謬的。」而《江南》的主編張曉明認為：「我們這個小說只是一個試驗性地否定這種『高大全』的形式的文藝創作，作者只是從人性化的角度，站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進行的創作，這跟『戲說』是沒有關系的。」除此之外，據說故事發生地沙家浜對小說《沙家浜》的描寫更為惱火，鎮政府的領導已表示，小說作者和小說出版社如不認錯，將與之對簿公堂。⑺
無論是哪一種看法，其實背後都蘊藏著其對於樣板戲的看法，認同樣板戲的，必然認為游離於原作精神的改造是離經叛道之舉；而厭惡樣板戲的，則並不把問題看得如此嚴重。同樣的，關於「紅色經典」再造的爭論也是由對於「紅色經典」原始文本的認同程度而決定的，試圖從「紅色經典」中追憶過去的人們往往因為原始文本所留下的深刻印痕而無法接受對於「紅色經典」的再造，而對原始文本的記憶為空的年輕人懷著獵奇的審美心態，就比較能夠認同和接受這樣的再造。無論是贊同還是反對，有一點是肯定的：這的確是文學范疇的事，沒有必要上升到政治和法律的高度來討論。然而，文學是否就如此純粹？文學是否真的拒絕政治、經濟、法律的一切干涉？答案卻又是否定的。小說作者、出版商以至於電視劇改編者，從一開始恐怕就未必是懷著一種十分鄭重的心態來對待這樣一種文學的再造，某種程度上還是帶有游戲和媚俗的意味的。公眾的懷舊情緒被敏銳地抓住，文化商人們適時地將通俗劇的因子穿上「紅色經典」的外衣投入市場，最終目的仍是賺取商業利益。2004年廣電總局《關於認真對待紅色經典改編電視劇有關問題的通知》明確禁止戲說「紅色經典」，無疑也是在限制「紅色經典」再造的走向，使其繼續發揮其國家意識形態的傳播工具的作用，不能忽視的是，許多「紅色經典」的再度推出正是以「獻禮」這一形式出現的。無論「紅色經典」被冠以何種名目（民族精神、公序良俗、英雄事跡或是愛國主義），它都是國家意識形態機器與商業性大眾文化產業的共同產物。
「紅色經典」曾深刻地感動過幾代人，因此，作為重要的主流意識形態領導下的文化資源，它得到了長久的重視並不斷被發掘利用。更為重要的是，其中顯示出的懷舊情緒和商業化氣息可以說是「世紀末文學」的重要表徵。90年代中後期至今「紅色經典」的再度風行，已經失去了其原有的意義，它之所以被投入市場，獲得再次啟動的機會，是為了讓「紅色經典」能夠進入消費領域，而不是為了使人們再次進入紅色風潮的世界。無論是「紅色經典」的文學作品被改編成電視劇等形式（如曲波的小說《林海雪原》被改編成電視劇《林海雪原》），還是「紅色經典」的其他形式被重新進行文學創作（如根據樣板戲《沙家浜》寫作的小說《沙家浜》）都多多少少帶有商業化的成份，最終目的是為了賺取大量的商業利益。 同時，對於大眾來說，這些熟悉的故事和場面，讓他們緩解了現實的焦慮和失落，在心理上越過了歷史的斷層，回到了一個充滿了強烈情感和浪漫表達的青春歲月。在商業大潮的沖擊下，理想主義也只能以這樣一種形式出現在懷舊中了。
最後也許需要說明的是，因為現今文學與影視等等多媒體形式的聯系如此緊密，我已無法將「世紀末文學」甚至「文學」這一概念從整個文化中獨立出來，進行單獨的討論了。隨著各種發明創造（如電視機、電影、互聯網等）進入我們的生活，文學的概念似乎顯得更不明確。在電子傳媒的全面掌控下，文學應該進一步向商業性大眾文化靠攏，還是與其保持一定距離以保持一些較為純粹的特徵，這是一個值得繼續思索的問題。在充滿商業意味和懷舊情緒的「世紀末文學」大潮中，順應現實，保持批判，這也許是逐漸失去精英地位的人文、社科知識分子無奈而又唯一的選擇。

[注釋]
⑴引自孟繁華《當下中國大眾文化的兩種時間》，《中華讀書報》2000年10月19日。
⑵參見劉康：《在全球化時代「再造紅色經典」》（轉引自文化研究網）
⑶引自賀桂梅：《世紀末的自我救贖之路——對1998年「反右」書籍出版的文化分析》（轉引自文化研究網）
⑷引自雷達：《我對紅色經典改編問題的看法》（原載《人民日報·海外版》，轉引自中國圖書信息網）
⑸載《文匯報》2003年4月25日。
⑹載《文藝爭鳴》2003年第4期。
⑺參見白燁執筆的《小說〈沙家浜〉招致批評》，《2003年中國文情報告》第120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年5月第一版。

⑦ 紅色經典宣傳畫具體指什麼年代的藝術作品 從圖形、文字、色彩來看，都有什麼特點

一般西方認為是毛澤東的時代 毛澤東應該是貫穿始終的核心 油畫是一般認為是紅光亮時期
基本集中在5、60年代7、80年代吧，解放後建國初期文革時期
紅色經典宣傳畫，那時候受俄羅斯影響，用色偏粉些，顏色鮮艷，帶點俗氣的感覺
文字和形象、圖形上，就是典型的紅、光、亮，什麼xxx思想育新人、中國人民力量大、沿著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前進等等
人物形象豐腴健康，正面高大
具體你可以網路圖片看看啦

⑧ 「紅色經典」的意義

紅色經典，這本是一個後文革詞彙，卻蘊涵著與現實相連的文革記憶。最初（1980年代）被用來指稱文革中出現的樣板戲；後來（1990年代以後）被懷舊情緒驅使著的人們，泛化推廣到用它指稱在毛澤東《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1942）精神指導下創作的反映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政治運動和普通工農兵生活的典範性作品。不同時期的作品被冠以相同的稱呼，說明兩者在其基本理念、價值取向（社會理想、道德繼承）、創作範式、美學風格上存在某種內在同一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