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上的基本經濟區與水利事業的發展

Ⅰ 經濟歷,求問: 1、經濟政策：包括土地制度和賦稅制度,把中國古代的全部找出來

上面的不對吧，土地政策與賦稅政策不是這些吧。
原始社會實行氏族公社土地公有制度；夏商周時期，實行土地國有制——井田制；春秋時期，井田制瓦解；戰國時期，井田制被廢除，封建土地所有制確立，一直延續了兩千多年。曹魏時期曾經實行屯田制；北魏到唐朝中期，實行均田制。唐朝是兩稅法，明朝是一條鞭，清朝攤丁入畝。我上學時總結過，現在記得不清楚了。
2006屆高三歷史專題復習
專題九 中國古代經濟發展史
作者：陸芳喜

專 題 提 示
本專題主要包括中國古代經濟發展的原因及其表現、歷代的經濟政策、中國古代土地制度、中國古代賦稅制度及其演變趨勢、中國古代經濟重心的轉移等主幹知識。

知 識 梳 理
一、中國古代社會經濟發展的原因及其表現
1、中國古代史主要應掌握以下幾個歷史時期社會經濟的發展狀況：①夏、商、西周三代時期；②春秋戰國時期；③隋唐時期；④明清時期。
2、中國古代社會經濟發展的原因：
①歷代經濟發展的共同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政策：歷代統治者制定的有利於經濟發展的土地政策、賦稅政策，或者調整統治政策的變法、改革等，一定程度上調整了生產關系。
科技：工具的改進和生產技術的提高；興修水利，免除水旱災害；政府推廣優良品種；歷代總結生產經驗的著作可以指導人們直接把先進的技術轉化為生產力。
人民群眾辛勤勞動：各族人民互相融合，共同勞動，相互學習，提高生產技術。
②古代經濟發展的原因，在不同時期也是有所不同的。總體來講，主要包括如下因素：A、新的社會制度和新的經濟制度的確立；B、國家統一或局部統一，社會安定，是經濟發展的重要前提；C、正確的經濟政策是經濟發展的重要條件；D、水利是農業的命脈，重視興修水利，是促進農業生產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E、科技是第一生產力，生產工具的改進和生產技術的進步是經濟發展的根本原因；F、中外之間和各民族之間的友好交往和經濟文化交流；G、適時調整農業種植結構，有利於農業生產的發展；H、利用外來的勞動力，可以促進經濟的發展；I、人民群眾的辛勤勞動是推動社會經濟發展的最直接因素。
3、中國古代社會經濟發展的表現：
①農業生產的發展：A、生產工具的改進。如：商、西周開始使用青銅農具，春秋戰國時期鐵農具和牛耕的使用和推廣，隋唐時期創制了筒車及江東地區出現了曲轅犁；B、耕作技術的進步。如：夏、商、西周已懂得施用糞肥、草木灰和綠肥，隋唐時期南方地區兩年三熟耕作制的推廣等；C、農作物的推廣。如：五穀在商周時期都已種植，隋唐時期江淮地區大面積種植水稻，棉花種植在明代由江南推向江北，明代由國外引進的高產農作物新品種玉米和甘薯在清代不斷推廣種植，棉花、蠶桑、茶葉和油料等經濟作物的種植面積擴大；D、水利工程的興修。如：夏、商、西周三代農田水利的有較大發展，春秋戰國時期中原地區已普遍用桔槔來灌溉農田，芍陂、都江堰、鄭國渠的興修，隋朝大運河有利於農田灌溉，唐朝設專職官員管理水利事業，各地興修了不少水利工程，北宋王安石實行農田水利法；E、土地資源的開發。如：隋唐時期江南地區的土地資源進一步開發，圩田、開墾山地、圍湖造田，明清時期貧瘠土地得到利用；F、農產品商品化程度提高。如：唐代茶葉已成為生活必需品，唐中期政府開始徵收茶稅，明清時期經濟作物種植面積擴大，清代前期還形成了一些專業生產區域。
②手工業生產的發展：A、夏、商、西周三代時期：青銅鑄造業、玉器加工業、紡織業、陶瓷業和漆器業的成就；B、春秋戰國時期：青銅鑄造業、漆工藝、煮鹽業、釀酒業和手工業工藝專著等成就；C、隋唐時期：冶鑄業、造船業、絲織業、陶瓷業等成就D、明清時期：紡織業、冶鐵業、印刷業等成就。
③商業和交通的發展：A、夏、商、西周三代時期：夏朝交通運輸有一定規模，交通工具種類很多；商朝重視商業和交通運輸業，商民善於經商，以貝為貨幣，商朝都城成為繁榮的商業都市；西周交通發達，從鎬京到全國有幾條寬廣的大道，沿途設有旅舍並建立了郵驛傳遞制度；B、春秋戰國時期：商業發達，中原市場形成；C、漢朝：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的開通，同中亞、西亞、南亞諸國和歐洲的大秦進行貿易往來；D、隋唐時期：商業更加繁榮，私家店肆、水運、貨幣、市場及邸店、櫃坊、夜市和草市的出現、胡商等；E、明清時期：商業繼續繁榮，國內市場擴大，大量農產品和手工業品投放市場，區域間長途販運貿易發展較快，北京和南京是全國性商貿城市，全國還出現了數十座較大的商貿城市，商品經濟向農村延伸，江浙地區的市鎮興起，但到清朝以後統治者開始實行閉關政策。
④城市的發展：A、夏、商、西周的都城是全國政治、交通中心；B、春秋戰國時期許多城市成為繁華的商業中心；C、隋唐時期長安、洛陽是全國的政治、文化中心，也是全國的商業大都會；揚州、成都是長江流域東西兩個商業都市；C、隋唐時期北京和南京是全國性商貿城市，全國還出現了數十座較大的商貿城市。
二、中國古代的經濟政策
1、歷代的主要經濟政策：①秦國：廢井田，開阡陌；重農抑商，獎勵耕織。②秦朝：實行土地私有制；統一貨幣和度量衡；統一車軌，修馳道。③唐朝：沿用均田制，實行租庸調制；武則天獎勵農業生產；中期後實行兩稅法。④北宋：王安石變法時推行青苗法、募役法、農田水利法、方田均稅法和市易法。⑤明朝：一條鞭法。⑥清朝：獎勵墾荒；宣布「更名田」；實行「攤丁入畝」。
2、歷代經濟政策的主要內容：①休養生息、輕徭薄賦、減輕刑罰。②保證人民的生產時間，不誤農時。③抑制土地兼並，保護小農經濟。④對外開放，積極進行對外貿易；加強國內各地區、各民族之間的經濟文化交流。⑤移民屯田。⑥推廣先進技術和優良品種，興修水利。⑦官營工商業政策。⑧重農抑商政策。
3、重農抑商政策：①表現：A、強調農業為本，商業為末。B、抑制土地兼並，防止農民破產。C、強調戶口管理，限制人口流動。D、對商人進行諸多方面限制，並課以重稅。②認識：A、在封建社會國家推行重農抑商政策，是由其經濟基礎和統治者的階級地位決定的。封建社會的經濟基礎是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農業又是古代最具決定性的生產部門，農業生產的狀況直接關繫到國家興衰和人民生計。因此，以農立國，必然成為歷代統治者的治國綱領。B、重農抑商政策在封建社會前期，對新興地主階級政權的鞏固起了促進作用；但在封建社會後期，也曾起過一定的消極作用，此時，資本主義萌芽已經出現，統治者繼續推行重農抑商政策，在認識上把農業和商業對立起來，並限制（資本主義）商業的發展，違反了經濟發展，違反了經濟發展的規律；中國也因此喪失了與西方競爭交流的歷史機遇，最終導致近代中國的落伍。

三、中國古代的土地制度
1、奴隸社會：井田制，是我國奴隸社會的土地國有制，盛於西周，瓦解於春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是其典型特徵。
2、封建社會：封建土地所有制一般可分為三種類型——封建地主土地私有制、封建土地國有制、農民土地私有制。
①封建地主土地私有制：是封建社會占統治地位的土地所有制，也是封建社會的經濟基礎。它產生於春秋戰國時期，到新中國建國初的土地改革完成後最終被消滅。
②封建土地國有制：主要形式為屯田制和均田制。A、屯田制：古已有之，代表有曹操、魏蜀吳三國屯田，分為軍屯和民屯兩種。基本特點是土地國有，屯田民只有土地使用權；它使流民與土地結合起來，穩定了社會社會秩序。B、均田制：是我國歷史上一種較為完備的封建土地國有制。它始於北魏，沿用至唐朝中期。其基本特點是：以政府手中掌握大量的土地為前提，在不觸動地主階級的條件下，以法律形式確認受田者的土地佔有權和使用權，一定程度上減輕了自耕農的負擔，有利於社會經濟的恢復和發展。同時，均田制也是府兵制和租（庸）調制賴以存在的經濟基礎。
③農民土地私有制：雖不佔主要地位，但卻是對封建社會土地私有制的重要補充。
四、中國古代的賦役制度
1、中國古代的主要賦役制度：
①「相地而衰征」：春秋時期齊國管仲推行的，主要是根據土地的多少和田質好壞徵收賦稅，實質是承認土地私有。
②初稅畝：公元前6世紀初魯國實施的，主要是用法律規定將公田交給耕者，按畝收稅，實質也是承認土地私有。
③編戶齊民：兩漢管理百姓的制度，主要是指被編入政府戶籍的平民百姓。編戶齊民具有獨立的身份，依據財產的多少承擔國家的賦稅和徭役、兵役。編戶齊民制度的實施標志著我國封建社會完整的賦稅制度正式形成。
④租庸調制：隋唐時期實行，其源於北魏實行的租調制。租庸調制建立在均田制的基礎之上，受田農民每年向官府納租（穀物）、調（絹和布）、服徭役（不去服役的可以納絹或布代役，叫做庸）、兵役（府兵制）。
⑤兩稅法：780年唐朝宰相楊炎開始實行。其主要內容是：每戶按資產交納戶稅，按田畝交納地稅，取消租庸調制和一切雜稅、雜役；一年分夏季和秋季兩次納稅。兩稅法的實行改變了自戰國以來以人丁為主的賦役制度，表明封建政府對農民的人身控制有所放鬆，是我國封建社會賦稅制度的一次重大改革和進步。
⑥募役法和方田均稅法：北宋王安石變法時實行的理財措施，募役法的實質是納錢代役，方田均稅法的實質是按土地的多少和肥瘠納稅。
⑦一條鞭法：1581年，明朝內閣首輔張居正推行，其內容是將原來的田賦、徭役、雜稅合一，折成銀兩，把從前按戶、丁徵收的役銀，分攤在田畝上，按人丁和田畝的多寡來分擔。一條鞭法是我國賦役史上的重大改革，說明農民對封建國家的人身依附關系鬆弛；賦役征銀的辦法，適應了商品經濟發展的需要，有利於農業生產的商品化和資本主義萌芽的增長。
⑧地丁銀制度：清朝雍正帝推行攤丁入畝，把丁稅平均攤入田賦中，徵收統一的地丁銀。這樣，人頭稅廢除了，封建國家對農民的人身控制進一步鬆弛。
2、中國古代賦役制度演變的規律：①征稅標准由以人丁為主逐漸變為以田畝為主，人頭稅在賦稅中所佔的比例越來越少並最終廢除，分別以唐朝的兩稅法和清朝的地丁銀制度為標志。②由農民必須服徭役、兵役發展為可以納絹代役，以隋唐的庸為標志。③由實物地租向貨幣地租過渡，明朝的一條鞭法是其轉折點。④征稅時間逐漸固定，以唐朝的兩稅法為標志。⑤稅種由繁多逐漸減少，並趨向單一，分別以兩稅法和一條鞭法為標志。⑥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封建國家對商業徵收重稅。
3、對中國古代賦役制度演變的認識：①中國古代賦役制度演變的實質是封建生產關系的調整；②封建國家對農民人身控制的鬆弛是歷史發展和進步的必然結果；③用銀兩收稅是封建社會後期商品經濟發展和資本主義萌芽的反映。
五、中國古代的經濟重心轉移
1、經濟重心轉移的過程：①黃河流域是中華民族的主要發祥地，從戰國到兩漢，這里一直比南方發達，經濟重心在北方。②從魏晉到唐宋，經濟重心逐漸南移，南方開始超過北方。③宋元明清時期，南方成為中國經濟重心所在。
2、經濟重心轉移的規律：由北向南從黃河流域轉移到長江流域和江南一帶；由內地向沿海逐漸轉移。
3、經濟重心轉移的原因：①北方長期戰亂，南方則相對穩定；②北方農民大批南遷給南方帶來了勞動力和先進生產技術；③南方統治者從維護自身統治出發，重視發展生產；④都城南遷，政治中心南移，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南方的開發；⑤南方自然環境優越，發展海上交通便利。
4、經濟重心南移的特徵：①北方人民南遷，帶去先進的技術和經驗，體現了當時生產力的最高水平；②南移趨勢往往在國家分裂或封建割據、戰亂時較為突出；③政治中心的南移對經濟重心的南移有一定的影響。

聯 系 點 撥
一、關於中國古代社會經濟發展
1、關於社會經濟發展的原因：古代經濟發展的原因，在不同時期也是有所不同的。在分析某一時期社會經濟發展的原因時，首先應從歷代經濟發展的共同原因——政策調整、科技（生產力）進步和人民的辛勤勞動來思考，其次則應根據上述諸要素對這一歷史時期的社會發展狀況進行分析，從中尋求相關因素。
2、分析某一歷史時期社會經濟發展的表現，首先應從農業、手工業、商業、交通和城市等五個方面進行概括。其次，對農業生產的發展，應分別從生產工具的改進、耕作技術的進步、農作物的推廣、水利工程的興修、土地資源的開發、農產品商品化程度提高等方面加以分析。對手工業生產的發展，則應抓住紡織業、陶瓷業、造船業、冶鑄業等中國古代的主要手工業部門，從生產規模擴大、生產技術進步、分工更細、品種增多等方面進行分析思考。
3、關於農業生產的發展，需要注意的是生產工具的改進、耕作技術的進步、農作物的推廣、水利工程的興修、土地資源的開發、農產品商品化程度提高等生產工具的改進、耕作技術的進步、農作物的推廣、水利工程的興修、土地資源的開發、農產品商品化程度提高等既是發展的原因，也是發展的表現。
二、關於中國古代的經濟政策
1、中國古代經濟政策調整的核心是對農村生產關系的調整。從主觀動機上看是為了發展封建經濟，維護地主階級的根本利益，但客觀上有利於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推動了社會的進步。
2、重農抑商政策是中國歷代封建王朝最基本的經濟政策。其基本主張是重視農業，以農為本，限制工商業的發展。就其實質而言，重農抑商政策是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的反映，是生產力水平低下的必然產物，實行重農抑商政策的根本目的則是維護封建社會的經濟基礎。
三、關於土地兼並
1、土地兼並的影響：土地兼並是中國封建社會時期的普遍現象，對中國封建社會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政治上，土地兼並直接導致封建國家財政收入的減少，加劇貧富分化，導致階級矛盾激化；經濟上，由於封建地租較重，導致工商業者以末致富，以本守之，買田置地，影響了手工業的擴大再生產，在封建社會後期阻礙了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的成長。
2、土地兼並的成因：封建土地私有制是封建社會占統治地位的土地所有制，由於土地佔有關系的不固定，土地買賣盛行，必然導致土地兼並現象的出現。因此，土地兼並現象一直貫穿封建社會的始終，歷代封建王朝為確保財源、鞏固統治都曾實行過抑制土地兼並的政策，如均田制、王安石的方田均稅法等，但都無法解決土地兼並問題，其根本原因就在於封建土地私有制。
四、關於中國古代經濟重心的轉移
經濟重心的移動對今天的啟示：1、治穩定是經濟發展的必要條件，要正確處理穩定和發展的關系。2、重視吸收和引進先進的技術和經驗，引進外來的人才，並合理地利用。3、經濟的發展需要有相應的政策的穩定性和持續性。4、開發與環保相結合。黃河流域開發較早，卻失去了領先地位，生態環境惡化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因素。

例 題 解 析
我國古代封建國家對農民的人身控制主要表現在哪裡？在封建社會中後期賦役制度的重大變革中，是如何逐步放鬆對農民的人身控制的？其實質是什麼？
【解析】本題以中國古代賦役制度中的人頭稅為切入口，考察學生再認、再現和歸納、概括歷史知識的能力，以及運用唯物主義基本觀點分析歷史現象和歷史事物，揭示其本質的能力。回答第一問的關鍵在於必須了解中國古代賦役制度的內容並從中分析、概括出封建國家對農民人身控制的主要表現。回答第二問必須抓住三點：其一，抓准時間范圍——封建社會中後期；其二，賦役制度的重大變革主要有哪些；其三，這些賦役制度中同放鬆對農民的人身控制有關的內容及其意義。第三問主要考查學生對中國古代賦役制度實質的掌握和理解。
【參考答案】①表現：農民被編入國家的戶籍，人口、性別、年齡成為國家徵收賦稅、徭役、兵役的的主要依據之一。②過程：唐朝的兩稅法規定按資產和田畝納稅，改變了自戰國以來以人丁為主的賦役制度，表明封建政府對農民的人身控制有所放鬆；明朝的一條鞭法把按戶、丁徵收的役銀，分攤在田畝上，按人丁和田畝的多寡來分擔，說明農民對封建國家的人身依附關系鬆弛；清朝雍正帝推行攤丁入畝，把丁稅平均攤入田賦中，徵收統一的地丁銀，廢除了人頭稅，封建國家對農民的人身控制進一步鬆弛。③實質：調整封建生產關系。

Ⅱ 歷史小作文

歷史經濟
我國古代不同經濟區，對封建社會經濟的發展具有很大影響。20世紀30年代冀朝鼎曾作文 提出基本經濟區的概念，「中國歷史上的每一時期，有一些地區總是比其他地區受到更多的 重視。這種受到特殊重視的地區，是在犧牲其他地區利益的條件下發展起來的，這種地區就 是統治者想要建立和維護的所謂基本經濟區。」「中國的統一與中央集權問題，就只能看成 是控制著這樣一種經濟區的問題：其農業生產條件與運輸設施，對於提供貢納穀物來說，比 其他地區要優越得多，以致不管哪一集團，只要控制了這一地區，它就有可能征服與統一全 中國。這樣的一種地區，就是我們所要說的基本經濟區。」即每個時期封建王朝都有一個或 幾 個基本經濟區，是這個王朝生存的經濟基礎。當基本經濟區衰落時，這個王朝也由此衰落。 而新王朝的崛起必需尋找新的基本經濟區。（註：冀朝鼎：《中國歷史上的基本經濟區與水利事業的發展》，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8、10－12頁。）由於當時資料條件的限制，冀文在具體論述上 尚有可商榷處，但其基本觀點是可取的。從這個問題上剖析進去，我們將發現對古代中國經 濟區及其演變的研究，是對中國古代王朝興衰的原因深層次認識的重要條件，同時也能對今 天全國區域經濟的形成和變化的歷史背景有深刻的理解，從而有利於現有經濟區域的改造和 規劃。

Ⅲ 古代中國在水利建設的三項重大成就

我國自古重農，舉凡「水利灌溉、河防疏泛」歷代無不列為首要工作。如就我國古代重大水利工程而言，其中尤以下列三項：

一、連通二江的廣西靈渠

二、灌溉成都平原的都江堰

三、溝通南北的大運河

最稱偉構，舉世推崇，不僅為中國古代三大水利工程，即在世界水利史上亦屬罕見。這3項我國歷史上的偉大水利工程，先後經歷了二千年以上的拓建與經營，工程浩大，人力開鑿，歷千百年而不衰，迄今仍有灌田、水運、及調 洪濟水之利，誠古今中外水利史上的奇跡。

Ⅳ 灌溉的發展歷史

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人口多、耕地少、水資源緊缺、水旱災害頻繁，特殊的氣候、地理等自然條件以及社會條件決定了中國農業必須走灌溉農業的發展道路。
春秋戰國時期
我國是世界上從事農業、興修水利最早的國家，早在5000年前的大禹時代就有「盡力乎溝洫」、「陂障九澤、豐殖九藪」等農田水利的內容，在夏商時期就有在井田中布置溝渠，進行灌溉排水的設施，西周時在黃河中游的關中地區已經有較多的小型灌溉工程，如《詩經，小雅?白華》中就記載有「泥池北流，浸彼稻田」。意思是引渭河支流泥水灌溉稻田。春秋戰國時期是我國由奴隸社會進入封建社會的變革時期，由於生產力的提高，大量土地得到開墾，灌溉排水相應地有了較大發展。著名的如魏國西門豹在鄴郡(現河北省臨漳)修引漳十二渠灌溉農田和改良鹽鹼地，楚國在今安徽壽縣興建蓄水灌溉工程芍陂，秦國蜀郡守李冰主持修建都江堰使成都平原成為「沃野千里，水旱從人」的「天府之國」。
秦漢時期
秦漢時期是我國第一個全國統一國力強盛時期，也是灌溉排水工程第一次大發展時期。特別是西漢前期的水利建設大大促進了當時社會經濟的發展。鄭國渠(建於公元前246年)是秦始皇統一六國前興建的灌溉工程，當時號稱灌田4萬頃，使關中地區成為我國最早的基本經濟區，於是「秦以富強，卒並諸侯。」漢武帝時，引渭水開了漕運和灌溉兩用的漕渠，以後又建了引北洛河的龍首渠，引涇水的白渠及引渭灌溉的成國渠。漢代除在統治的腹心地區渭河和汾河谷地修建灌溉工程外，還為了鞏固邊防、屯兵墾殖，在西北邊疆河西走廊和黃河河套地區也修建了一些大型渠道引水工程。
隋唐北宋時期
我國第二個灌溉排水工程發展時期是隋唐至北宋時期。唐朝初年，定都長安，曾大力發展關中灌溉排水工程，安史之亂後，人口大量南遷，江浙一帶農田水利工程得到迅速發展，沿江濱湖修建了大量圩垸，排水墾荒種植水稻，塘堰灌溉更為普遍。同時提水工具也得到改進和推廣，擴大了農田灌溉面積。到晚唐時期，太湖地區的賦稅收入已超過黃河流域，成為新的基本經濟區。到北宋時期，長江流域人口佔全國人口的比重已從西漢時的不足20%上升到40%多。宋神宗支持王安石變法，頒布了《農田利害條約》(又名《農田水利約束》)，這是第一個由中央政府正式頒布的農田水利法令，同時還設立全國各路主管農田水利的宮史，使農田水利建設得到進一步發展。南宋王朝偏安江南後，又進一步推動江南水利的發展，不僅蘇浙一帶水利得到長足發展，而且東南沿海及珠江三角洲水利建設也開始有所發展。
明清兩代
明清兩代是我國歷史上第三個灌溉排水工程發展時期。這一時期全國人口有了較大增長，從元代的5000多萬人，發展到明代的9000萬人，到清代康熙年間超過了l億多，到清代末年已達到4億人，全國人口在500多年間增長了7倍多。人口的增長，耕地面積和畝產必須相應地擴大和增長，所以，也促進了水利的大發展。明、清時期長江中下游的水利已得到廣泛開發，僅在洞庭湖區的築堤圍墾，明代就有200處，清代達四五百處，所謂「湖廣熟而天下足」，可見兩湖地區已成為全國又一個基本經濟區。與此同時，南方的珠江流域，北方的京津地區，西北和西南邊疆地區灌溉事業都有了很大的發展；東北的松遼平原在清中葉開禁移民以後，灌溉排水工程也有所發展。
19世紀後期
19世紀中期以後，由於帝國主義的入侵，我國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這一時期水利在局部地區雖有所發展，但是總的來說則是日趨衰落。19世紀後期，由於西方近代科學技術傳入中國，一批水利學者從國外學習歸來，開辦水利學校，傳播先進科學技術。 1914年，我國第一所水利專科學校——河海工科專門學校在南京成立。 1917年以後，長江、黃河等流域相繼設立水利機構，進行流域內水利發展的規劃和工程設計工作。 1930年由李儀祉先生主持，開始用現代技術修建陝西省涇惠渠，以後又相繼興建了渭惠渠、洛惠渠等灌區。

Ⅳ 有關我國古代水利工程的專題總結

歷代興修的水利工程
（1）戰國：秦國的都江堰、鄭國渠。
（2）秦：開通了秦渠、靈渠和江南運河。
（3）兩漢：農田水利地區特色明顯。
①黃河流域以營建灌溉渠系為主，著名工程有六輔渠、白渠、龍首渠等。
②江淮、江漢之間以修治天然陂池為主，著名工程有六門陂。
③東南以排水築堤、變濕淤之地為良田為主，著名工程有鑒湖等。
④西北主要利用雪水或地下水，修築特殊的水利工程—坎兒井。
（4）三國兩晉南北朝：曹魏興復了芍陂、茹陂等許多渠堰堤塘。北魏孝文帝下令有水田之處，都要通渠灌溉。
（5）隋唐：開通大運河有利於農田灌溉。唐朝設專官管理水利事業，各地修建了不少水利工程，僅江南興建和修復的水利工程，就大大超過了六朝的總和。
（6）五代十國：興修水利工程，如安豐塘（南唐）、捍海塘（吳越）。
（7）元：開鑿會通河（山東東平到臨清）、通惠河（通州到大都）。
★古代開挖的運河
（1）古江南河——開挖於春秋時期的吳國，溝通蘇州和揚州間的水道，它是中國開挖最早的運河。
（2）邗溝——開挖於春秋時期的吳國，溝通長江與淮河水系。
（3）靈渠——開挖於秦朝，秦始皇伐南越時，由史祿負責興修，溝通了湘水和灕水。這條運河連接了向北流的湘江和向南流的灕江，使長江水系和珠江水系之間溝通，以後歷代又曾多次修繕利用。
（4）隋朝大運河——開挖於605年，分為永濟渠、通濟渠、邗溝和江南河四段，全長四五千里，以東都洛陽為中心，東北通到涿郡，東南到餘杭，成為南北交通的大動脈。
（5）元——開鑿了從山東東平到臨清的會通河。後來又開鑿了從通州到大都的通惠河。這就使原有的運河連接起來。
★古代對黃河的治理
（1）大禹用疏導的方法治理黃河。
（2）西漢武帝、東漢明帝都進行過大規模的黃河治理工程。
（3）元朝政府多次征發農民和兵士，治理黃河。
★古代著名的建築工程
（1）趙州橋——隋朝工匠李春設計建造，是現存世界上最古老的一座石拱橋。（注意：趙州橋的特點，與地理、物理等學科聯系。）
（2）萬里長城——從戰國到明，歷代都修建長城。最重要的是秦長城，西起臨洮東到遼東；明長城西起嘉峪關，東到鴨綠江。
（3）隋唐長安城——13朝古都，唐長安城的布局和特點。
（4）明清北京城——1417年明政府開始營建北京，1421年正式遷都北京。北京城有三重，從里到外依次是宮城、皇城和京城。 同步導學 中國古代水利建設上的經驗教訓：古代最重要的生產部門是農業，農業受自然因素的影響極大。這在古代科學技術不發達，人們抵禦自然災害能力低下的情況下更是如此。因此中國歷代王朝都十分重視農業基礎建設，興建公共水利工程。同時，興修水利不僅直接關繫到農業生產的發展，而且還可以擴大運輸，加快物資流轉，發展商業，推動整個社會經濟繁榮。（另外水和土一樣又是作物生長的條件，在今天水又是最為重要的資源。）正是由於興修水利具有如此的重要性，所以古代不僅在平定安世時期，就是在紛爭動亂歲月，國家也往往不放棄水利事業的興辦。如三國時期蜀國在諸葛亮的輔佐下，十分重視水利工程的興辦和對都江堰的修繕。諸葛亮指出：「此堰為農本，國之所資。」所以國家專置管理堤堰的「堰官」，負責維護都江堰。由於歷代政府的重視，中國古代的水利事業處於向前發展的趨勢。夏朝時我國人民就掌握了原始的水利灌溉技術。西周時期已構成了蓄、引、灌、排的初級農田水利體系。春秋戰國時期，都江堰、鄭國渠等一批大型水利工程的完成，促進了中原、川西農業的發展。其後，農田水利事業由中原逐漸向全國發展。兩漢時期主要在北方有大量發展（如六輔渠、白渠），同時大的灌溉工程已跨過長江。魏晉以後水利事業繼續向江南推進，到唐代基本上遍及全國。宋代更掀起了大辦水利的熱潮。元明清時期的大型水利工程雖不及宋前為多，但仍有不少，且地方小型農田水利工程興建的數量越來越多。各種形式的水利工程在全國幾乎到處可見，發揮著顯著的效益。公共水利工程建設，是古代東方和古代中國國家管理經濟的帶有決定性意義的重要內容和重要職能。中國歷史上還留下了不少高層領導（皇帝）重視農業基礎設施建設的佳話，如西漢武帝親往黃河工地視察，命令隨行將軍、大臣負草堵河，自己作歌鼓動。隋煬帝興修大運河，清代康熙帝親自研究水利學和測量學，為組織治理黃河和永定河，還曾六次南巡，到治河工地勘察。
大運河帶給我們的啟示：（1）在中國歷史上，許多運河，像浙東、江南、淮南運河都是分裂時期的歷史產物。地區性運河的出現，對不同時期分裂政權的作用和影響是巨大的。中國古代歷史上有這樣一種現象：輝煌的文治武功、燦爛可觀的典章制度，盡管多出現於國家統一時期，但區域經濟文化的發展卻往往在分裂時期更為顯著。因為統一時期只有王都及少數重鎮才有優先發展的機會。各地區不平衡現象往往在交替出現的分裂時期逐漸得到彌補。而分裂時期地區經濟發展又給以後出現的統一局面提供了更高的經濟文化基礎。這是一個周期性的發展過程。分裂時期修鑿的這些運河，給區域經濟文化的成長帶來了實惠。例如，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東晉、南朝在長江以南的開發；五代時的南唐、宋金對峙時期的南宋，經濟的成熟和富庶都超過了北方。（2）把分裂時期鑿成的這些運河改造為發揮全國效益的大運河的一部分，沒有統一的國家是不可能的。因此，我們對秦始皇、隋煬帝、元世祖不僅應該肯定他們對中國的統一所做的貢獻，而且應該承認他們在中國運河三個發展階段上所做出的功績。大運河效益發揮的程度直接影響著唐、宋、明、清統一王朝政權的興衰。大運河的開通推動了沿線經濟的發展，特別是沿岸城市經濟與文化的發展。正是運河的存在，才使運河城市最先突破了封閉的坊市制城牆對城市經濟活動的桎梏，帶來了一場「中國城市革命」。大運河的作用也不限於封建帝國內部，它們是東方世界對外交通路線中穩定的一環，它們是古代「絲綢之路」向東方的延伸，使我們與鄰邦朝鮮和日本的聯系更為緊密。遣唐使、學問僧身影不斷，外銷瓷、真臘象相映成趣。運河與「絲綢之路」作為古代歐亞大陸橋所起的溝通作用，也只有在中國統一的時代才能實現。（3）運河是中華民族智慧的結晶。大運河的開鑿是中華民族科學技術發展的結果，是在對自然地理環境深刻認識的基礎上，千百萬人民辛勤勞動的結果。它集中體現了古代中國人民在水利水運、建築、測量等工程領域的科學成就、智慧與創造。（4）運河與地理環境的相互作用和影響。我國東部平原氣候乾燥，雨量不均勻；各自然河流的大大小小沖積扇鑲嵌交疊，地面起伏，給運河保持載船的水量帶來困難。例如，黃河沖積扇與發源於魯西、魯中南山脈的河流沖積扇相互交疊地區，運河必須建造眾多船閘才能通航。太湖是個沉降區，吳江城南方塔之頂與海寧長安壩水面相平。這就使運河一定要建設眾多的閘門。許多河段無牽引是無法通行的，限制了船行速度和運河的承載量，歷代統治者必須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不時疏浚，漕運給社會財富帶來極大浪費。運河與農田水利灌溉相互爭水，從王安石變法時就開始了，尤其到了明清時期，運河沿線諸水源皆不準用於灌溉，遂引發社會問題。京杭大運河的堤岸阻礙運河以西地區的排水，使運西地區常遭受洪澇之災，土壤逐漸鹽漬化。我們應該全面地考察和估價我國運河的作用和影響。（5）古為今用。古代服從於帝王的巡遊征戰或南糧北調的運河，在新中國誕生之後，一度成為北煤南運的動脈。如今當我們進入21世紀的時候，運河或許將為南水北調工程重新煥發出青春。歷史上的運河傳遞的絕不僅僅是物質的文明，也不單單是文化的交融，更重要的是運河把人類社會發展的脈搏及時地傳給了與它息息相關的人民，而這一點對當今的現代化社會也是有所啟迪的。我們應該記住：中國人在二千五百年前就學會了修建運河，修了兩千五百多年之久!二千五百年來，社會的進步，文明的發展，離不開流淌著人民的血與汗的運河，離不開傳遞歷史前進腳步的運河。

Ⅵ 冀朝鼎的人物生平

冀朝鼎（1903—1963），是中國著名的經濟學家、國際活動家、開展民間外交工作的傑出領導人，在國際上享有很高的聲譽。
1918年組織暑假修業團，任社長。
1919年參加北京五四學生愛國運動，在六三大宣傳中被捕。參與組織校學生自治會，任評議部委員，成立唯真學會，編輯出版《清華通俗周刊》，並組織工讀團。
1924年秋畢業赴美國留學，考入芝加哥大學攻讀歷史學。1924年赴美前夕，冀朝鼎曾專門去北京大學拜訪了李大釗。
1926年參加留美學生和華僑響應上海五卅運動的反帝愛國活動，任《芝城僑聲報》編輯，並被推選為大學國際學生會委員長及會計。同年冬被選為芝加哥中國留學生會會長，擁護孫中山三大政策和國共合作的北伐戰爭。
1927年前往歐洲出席世界反帝、反殖民主義大同盟大會，經與會的中共代表團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不久參與組織美國共產黨中央中國局，任委員兼《先鋒報》編輯。
1928年被組織派回國參加斗爭，途經莫斯科見到周恩來，改留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不久參加中共出席共產國際六大代表團工作，隨後調任中國駐赤色職工國際代表鄧中夏的秘書兼翻譯。
1929年被派到美國，參加美共《工人日報》和美共中國局工作，創辦《今日中國》和《美亞雜志》。同時繼續攻讀經濟學，撰寫出《中國歷史上的基本經濟區與水利事業的發展》專論，獲得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此後應聘在美國各大學講學，曾在太平洋研究所從事研究工作。
冀朝鼎結識了美國財政部貨幣研究室的柯弗蘭，並發展他加入了美國共產黨。柯弗蘭又將冀朝鼎介紹給美國財政部的經濟學家，其中包括羅斯福的助手居里和美國財政部長摩根索的助手白勞德。學者們將其意見作為自己對華政策的依據，這些對中國問題的預測和意見就來自延安。
冀朝鼎的經濟學博士論文《中國歷史上的基本經濟區與水利事業的發展》，給他帶來聲譽。李約瑟稱贊這本書。
陳光甫則是擁有中將軍銜的國民政府大本營貿易委員會主任委員。根據陳光甫向友人講述，美國財政部的官員愛德爾向他介紹了冀朝鼎。愛德爾1935年開始為美國共產黨工作。冀朝鼎獲得了陳光甫的信任，並擔任總務處主任。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1938年作為留美學生代表曾回國考察。
1941年回國，被中共組織派到國民政府從事經濟工作。先後任平準基金會秘書長、國民政府外匯管理委員會主任、中央銀行經濟研究處處長，並兼任聖約翰大學、暨南大學商學院教授等。抗日戰爭勝利後任中央銀行稽核處處長，到上海接收日、偽金融機構。他利用合法身份和經常接近國民黨要人的機會，為中共中央提供了許多重要經濟情報，為解放區購買醫葯器械，掩護許多地下黨員工作。
回國後，冀朝鼎逐漸脫離了陳光甫，開始接近孔祥熙。冀朝鼎與孔祥熙同是山西人，他的父親還曾是孔祥熙的老師。冀朝鼎回到重慶後，就住在孔祥熙公館。和他同住的還有已擔任美國使館經濟參贊的愛德爾。他們經常陪孔夫人宋藹齡打牌。廖訓振說，冀朝鼎生前曾告訴他，當時他白天通過美使館獲得了情報，晚上就匯報。
1944年，孔祥熙任命冀朝鼎為中央銀行外匯管理委員會主任。由於法幣與外匯具有密切的關聯，領導外匯核心部門的冀朝鼎，開始對國民政府的貨幣政策具有相當重要的發言權。孔祥熙和後來任行政院長的宋子文都很信任冀。孔、宋兩人都因冀很能幹，結果冀為共黨在財政方面做設計工作。他專門替孔、宋出主意，都是損害國家和損害政府信用的主意。冀朝鼎參與了金圓券改革。陳立夫將內戰時期國民政府控制通脹失利歸罪於冀朝鼎。
1948年到北平任「華北剿總」經濟處處長，曾數次與傅作義商談和平解決北平的問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歷任中國國際貿易促進會副主席兼中國人民銀行副董事長、中國拉丁美洲友好協會副會長等職，創辦並主持貿促會研究室工作。曾多次率外貿代表團赴西歐訪問和舉辦展覽，被譽為「中國最干練的經濟學家」。
1963年8月9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Ⅶ 論水利工程的發展現狀及趨勢

—— 以下數據來源於前瞻產業研究院《中國水利工程行業市場前瞻與投資戰略規劃分析報告》

1、2019年我國水利建設投資計劃規模達7462億元，其中完成額達7260億元

水利是現代農業建設不可或缺的首要條件，是經濟社會發展不可替代的基礎支撐，是生態環境改善不可分割的保障系統。加快水利改革發展，不僅事關農業農村發展，而且事關經濟社會發展全局;不僅關繫到防洪安全、供水安全、糧食安全，而且關繫到經濟安全、生態安全以及國家安全。從而國家對我國水利建設高度重視，投資規模不斷擴大。

從我國水利建設投資計劃規模來看，2010-2019年我國水利建設投資計劃規模在波動中增長，2019年全國水利建設計劃投資規模為7462.23億元，同比增長13.10%。

8、多元化、多層次、多渠道將成為未來水利投資主要方向

目前我國水利建設投資已由投資主體主要是國家、投資渠道主要是國家財政撥款的單一投資體制，近幾年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改革發展，逐步轉變為以國家投資為主，社會、個人和外資等共同參與的多元化、多層次、多渠道的投資格局。目前水利投資來源渠道有30多項，可積極利用市場機制籌集水利建設資金。

由於水利建設資金投入巨大，國家引入社會資本以拓寬融資渠道。對於准公益性和經營性水利工程，國家採取批准特許經營權、放寬社會資金參與水利建設的限制條件和提高回報保障等措施，同時建立財政信貸機制、實行財政貼息、提供長期優惠貸款、增加水利利用國內外貸款的額度，以達到採取多種形式向社會籌集資金的目的，並積極推行利用債券籌資建設水利設施，鼓勵外商、社會各界及企事業單位、個人，積極參與城鎮供水、節水灌溉、中農村水電等項目的投資建設和運營。

Ⅷ 論述水利的發展與社會政治 經濟變革的關系

水利事業在其發展過程中，固然有它自己內在的規律性，但是，它同社會發展的許多方面都有密切的關系。因此，在研究水利發展的時候，不能不注意到它同社會發展的許多方面的聯系和相互作用。

水利的發展，首先同生產工具的發展密切相關。

我國自原始氏族社會開始，經歷了兩千年漫長的石器、蚌器和木器的時代。與石器、蚌器、木器的生產工具相適應，水利事業也經歷了漫長的原始階段。在這個階段中，人們只是在比較易於施工的黃土平原上開挖小型的溝洫和陂塘從事農業灌溉，在較小的范圍之內修築一些原始堤壩（最初只稱作「防」），抵禦洪水，保護住處和莊稼。隨著人類活動范圍的擴大，農業作物的不斷增加，原始水利事業就其規模和數量來說也都不斷地發展。但是，人們還不能擺脫主要是靠天的狀態；「琴瑟擊鼓，…••以祈甘雨」，「有濸萋萋，興雨祈祈，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詩經•小雅》中這一類的詩句反映了當時人們盼天降雨的情況。但是，在長期實踐中，人們已經初步認識到，天是靠不住的，水旱災害的經常發生，必須備水防旱，止水防淹。「以瀦蓄水，以防止水」，是在當時生產水平下人們同水旱災害作斗爭的有效辦法。石器時代以後出現的青銅器時代，標志著社會又向前發展了一步，它為鐵器出現奠定了基礎，並推進了原始水利工程的發展，使原始的、分散的小陂塘、小水溝發展成初步的灌溉系統。但是，青銅工具還不能為大型水利工程提供最基本的條件。在青銅器時代，還看不到大型水利工程。

鐵制工具的出現則不同，正如恩格斯所說：「鐵使更大面積的農田耕作，開墾廣闊的森林地區，成為可能；它給手工業工人提供了一種其堅固和銳利非石頭或當時所知道的其他金屬所能抵擋的工具。」所以，自出現鐵制工具以後，到了春秋戰國時期鐵制工具逐漸代替幾千年來的舊的工具，而宣告石器時代和青銅器時代的結束。畜耕普遍使用，加上深耕細作、播種、施肥、田間管理等一系列農業技術的革新，運輸車具的廣泛使用，使春秋戰國時期整個社會生產力提高到一個新高度。生產力大發展推動了社會的大變革，剩餘勞動更多的出現，使從事較大規模的工程建設成為可能，而大量的鐵制工具則為大規模的、艱巨的施工提供了最重要的手段，大型水利工程開始出現。我國的水利事業也發展到一個劃時代的新階段。這個新階段是以眾多的著名大型水利工程項目的出現和水利事業領域的擴展為特點的。在楚國，修建了我國最早的大型灌溉工程棗期思雩婁灌區，以及芍陂蓄水灌溉工程。這是擺脫靠天祈雨而求得更有效的在較大范圍內實行穩定灌溉的重要開端。

由於鐵制工具的廣泛使用，黃河下游地區的進一步開發，耕地面積進一步擴大，黃河沿岸的村莊市鎮大量興建，對黃河的防洪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在這時便產生了較大規模的堤防工程。

生產力的發展也為航運的發展提供了新的條件，「以著名的邗溝和鴻溝為代表的較大運河的出現，為我國水利發展史開辟了一個與灌溉及防洪同樣重要而且有時規模更大、更為艱巨的領域，對社會的文明進步產生更為深遠的影響，邗溝和鴻溝的建成，首次溝通了長江與黃河、淮河兩大流域的航運，開辟了南北水路交通運輸的道路，對當時以及後代的社會進步都有著重大的意義。

在春秋戰國時期分裂割據的局面下，就一個諸侯國的水利建設成就來說，首屈一指的要算是秦國了。在不長的歷史時期里，秦國接連興建了我國古代最著名的都江堰、鄭國渠兩項大型灌溉工程。秦統一以後，很快又開鑿了溝通長江與珠江兩大水系的人工運河棗靈渠。這三項工程不但以其巨大的政治、經濟意義，而且以其巧妙的設計和高超的施工技術而卓卓稱著。秦國水利事業這樣迅猛發展，除了商鞍變法等政治革新比各國更為徹底等條件外，泰國的生產力較為發達也是重要的原因。當時秦國擁有數量不少的可供開採的鐵山，木材也很豐富。戰國後期東方諸侯國已很羨慕「秦以牛田，水通糧。」泰國的農業勞動生產效率也處於領先的地位。它的水利成就比其他各國更為顯著，絕不是偶然的。

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一方面為水利事業的發展創造了先決條件；另一方面又對水利發展提出新的要求，促進水利事業向新的高度繼續發展。如三國以後南方地區不斷開發，使社會財富不斷增加，整個社會生產力大大地提高了。南北經濟交流對南北交通提出了新的要求，促使航運事業向前發展。手工業各部門的普遍發展要求提供更多的動力，手工業便從主要是依靠人力發展到更多地依靠畜力，進而運用水力，開拓了水利事業的新領域，使水利事業在社會生產力中佔有更為重要的位置。

水利事業一方面受社會生產力各個部門的發展所推動；另一方面卻又受到社會生產力各部門發展速度所約制，不能超越社會生產力所允許的速度和規模單獨向前發展。漢代的水利事業，在春秋戰國的基礎上繼續迅速向前發展。為了解決關中糧食補給，漢代曾經試圖開辟一條溝通秦嶺南北水系運道的褒斜道，並組織過開鑿三門砥柱之險的工程。這兩項工程異常艱險，反映了漢代勞動人民艱苦卓越英勇奮斗的精神，這是十分可貴的。當時生產力的發展雖然提出了這樣的任務，但卻不能完成這樣的任務。因為當時社會生產力還無法控制黃河和褒河湍急的流速。宋代圩田的大發展，曾極大地促進了農業經濟的發展，提高了社會生產力。可是，這種圩田濫加發展，又給社會生產力提出了新的問題，如《宋史•食貨志》所述；「浙西圍田相望，皆千百畝。陂據(三婁)瀆，悉為田疇，有水無地可瀦，有旱則無水可戽。」造成湖泊面積逐漸減少和水旱失調的嚴重問題，以致宋代的最高統治者不得不明令禁止這種盲目圍墾的現象。一方面說明生產力各部門之間必須按照自己內部的辯證規律向前發展；另一方面又說明由於歷史的局限，封建社會既不可能認識社會生產力發展的規律，更不可能運用這種規律，只能任其自發地走到極端，然後再來進行調節。

社會政治經濟的變革和水利發展

在以農為主的我國幾千年封建社會中，水利的盛衰往往同社會制度、生產關系的變革有直接的關系。

縱觀幾千年的水利發展史，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一方面水利作為社會生產力的一部分直接作用於社會，引起社會的變革；另一方面社會的變革又反過來影響水利事業的發展。從奴隸制轉變到封建制的社會大變革中水利事業的勃然興起，出現了我國水利發展史上大型水利工程建設的第一個高潮。戰國期間，秦國興建的大型水利工程，對秦國完成我國第一次大統一事業起了重要的作用。司馬遷對鄭國渠曾這樣評價說：「渠就，用注填淤之水，溉澤鹵之地四萬余項，收皆畝一鍾，於是關中為沃野，無凶年，秦以富強，卒並諸侯。」司馬遷把秦完成統一事業歸功於一兩項水利工程，未免不甚恰當，但是他對當時歷史條件下這些大型水利工程對社會進步的影響所作的高度評價，是值得我們重視的。應該特別指出的是，人民群眾是創造歷史的根本動力。毛澤東同志說：「在中國封建社會里只有這種農民的階級斗爭、農民的起義和農民的戰爭，才是歷史發展的真正動力。因為每一次較大的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的結果，都打擊了當時的封建統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動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

秦末陳勝、吳廣領導的農民大起義推翻了腐朽的秦二世的統治，狠狠打擊了當時的封建統治階級，使西漢初期的統治者不得不執行多少有利於社會生產力向前發展的方針政策，削減賦稅，鼓勵生產。漢武帝發布了興修水利的諭令，當時水利大興，不但出現了不少「灌田各萬余頃」的大型水利工程，而且小型水利工程遍及各地，出現了「用事者爭言水利」國的局面。秦漢統一的黃河防洪大堤的出現，標志著我國治河防洪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漢武帝曾親臨現場督促瓠子堵口工程的進行。

隋末農民大起義，又一次沉重地打擊了封建統治階級，使唐代的封建統治者不得不對某些束縛生產力發展的封建生產關系作一些調整，多少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因此，水利事業又一次得到較大的發展。其中運河的管理和維修、通航都達到了一個新的水平。

歷代統治階級雖然處於興修水利工程的發動者和組織者的地位，而其反動、腐朽的一面對水利事業發展卻起著阻礙甚至破壞的作用。我國北方早期幾項著名大型水利工程如鄭國渠、白渠以及運河的荒廢，正是由於封建統治階級無力駕馭社會，不管勞動人民死活的結果。在各個封建朝代的末期，水利工程很多被破壞和荒棄；在分裂割據的戰爭中「以水代兵」，更是統治階級為了適應軍事需要而採用的手段，它不但直接摧殘水利事業，而且給人民帶來極大的災難。僅此一點，就記錄著反動統治階級數不清的罪惡。尤其明顯的是黃河自漢代以後災害較多，中唐以後又頻頻決溢，至南宋時期黃河更加紊亂，一直延續到解放以前，成為華北平原勞動人民的嚴重威脅。其主要原因之一，是由於封建統治階級的反動性和腐朽性所釀成。封建統治階級驕奢淫逸以及它們之間的爭機斗爭引起的連年戰爭，對社會生產力造成極大的破壞，河堤失理，決溢後又久不修治，加上中上游林木植被遭受極大破壞，水土流失日見嚴重，下遊河床逐年淤高等等，都成了黃河災害的綜合病因。一部治黃斗爭的歷史，同樣是我國封建社會階級斗爭史的重要組成部分。

水利事業不僅直接影響社會的政治生活，也影響著人們的思想。一項巨大的水利工程，往往伴隨著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激烈的思想斗爭。戰國時期西門豹主持漳水十二渠灌溉工程的興建，不但使鄴地生產面貌為之改觀，而且大破迷信河神之類的唯心主義思想。它是我們祖先在改造客觀世界的同時改造人們主觀世界的生動詩篇。西漢元光三年（公元前一三二年），黃河瓠子決口，當時的最高統治集團中，曾有人宣揚什麼「江河之決皆天事，未易以人力強塞，強塞之未必應天。」 這種唯心主義思想使洪水災害持續二十三年，嚴重危害農業生產，人民流離失所，「關東餓死者以千數」。直到元封二年（公元前一零九年），通過廣大勞動人民英勇奮戰，才堵住了決口，這就是治黃史上著名的瓠子堵口。

隨著水利事業的發展，大型水利工程的不斷出現以及水利工程的普遍興建，水利經營管理的問題逐漸突出，矛盾比較多，有時候甚至成為尖銳的社會問題和政治問題。

唐代由於水力機械的普遍發展，水力得到廣泛的利用。但是豪強貴族、寺僧到處興建私人磑碾，搶占水源，這在京城附近的鄭白渠上非常突出，當時「鄭白支渠磑碾，擁隔水利，人不得灌溉。」

蓄水和排澇的矛盾，歷史上也數見不鮮，漢晉時代汝南和沿淮地區湖泊窪地的興廢就是一個例子。宋元時代太湖地區的圍墾和蓄水灌溉，以及清代洞庭湖的圩坑興修和「廢田還湖」的爭論，又是另外一種矛盾。又如人工運河，一般都有航運、灌溉兩種效益，兩者往往又有矛盾，互相影響。

在封建社會後期，一方面因為統治者依賴漕運搜刮南方民脂民膏；另一方面，運河兩岸農田需要灌溉。統治者往往為了保漕，禁止灌田引水，這在明清兩代幾乎是經常出現的。明清的封建統治者為了確保漕運，甚至還犧牲防洪治河。為通運而治理黃河是他們公開宣布的方針。

以上事例說明，水利經營管理不單是個技術問題，而且是個政治問題、社會問題，它對於水利事業的發展影響很大，必須認真總結這方面的經驗教訓。

水利學家和水利科學實驗

在我國幾千年水利發展的歷史中，各代勞動人民與大自然進行了英勇卓越的斗爭，創建了各朝代眾多的大小水利工程，推動水利事業不斷的發展，他們是歷史的創造者，是歷史的主人。而在這個發展過程中，也曾經涌現出不少水利專門家，他們善於總結和推廣勞動人民的經驗和創造，為發展我國的水利事業作出卓越的貢獻，為後人所懷念。

戰國時期的李冰主持興建舉世聞名的都江堰特別為後人贊頌。

鄭國是戰國末期的水利家，他興建的關中第一條大型灌溉渠道花了十多年的辛勤勞動。當時人們為了紀念他把該渠道命名為鄭國渠。

召信臣在漢元帝時任南陽郡（今河南南陽一帶）太守，比較注意發動勞動人民大興水利，先後興建穰西石堨、鉗盧陂等著名水利工程，形成一個規模較大效益顯著的南陽灌區。 東漢初王景發動數十萬勞動人民治理黃河和汴渠。自此之後，自河南至海口一段八百多年沒有重大改道。這一事實雖然可以有各種解釋，但王景的貢獻是不能抹殺的。

唐代以四處搞水利著名的姜師度，曾先後在海河和黃河等流域興建了許多水利工程，為防洪、排澇、灌溉、航運作出了多方面的貢獻。

高超是北宋時具有長期生產實踐經驗的治河工人。慶歷八年（公元一零四八年）堵築黃河商胡決口時，在多次失敗後他提出了分節依次壓埽堵合法，堵口成功，這充分體現了我國勞動人民在發展水利事業中所表現的智慧。

元代賈魯在任工部尚書總治河防使期間，於至正十一年（公元一三五一年），徵集民工二十五萬，軍工二萬，並從北京附近及寧夏靈武等地征調卷埽、堵口等技術工人對黃河進行了大規模堵口，並提出了疏、浚、塞三種方法。歷時半年多，使黃河復歸故道。賈魯在治河史上建立的功績是應當肯定的，但他曾帶兵鎮壓過農民起義，也是應當批判的。

明代潘季馴自嘉靖末至萬曆間，曾四任總理河道，負責治黃工作達十餘年。他重視調查研究和治河實踐，他根據前人的經驗和理論，提出一整套治河辦法：築堤防溢，建壩減水，以堤束水，以水攻沙，河行舊道，反對分流，講究修防，借黃通運。尤其是「束水攻沙」的主張，符合現代河流動力學的基本原理，至今仍然不失其參考價值。

康熙時靳輔任河道總督期間，在另一水利家陳潢的協助下，採取開河、浚淤、分洪、堵口、築堤、疏通海口等多種措施，認真治理蘇北地區黃、淮、運，從而減少了災情，保障了運河通航。他在實踐中繼承和運用前人提出的「束水攻沙」的經驗，治河有功。明清問治河理論的出現是我國勞動人民治河實踐經驗的總結，是我國治河事業的寶貴遺產。靳輔和潘季馴等人所留下的治河理論專著，至今仍有一定參考價值。

還應當提出的是出身老河工的王全一和郭大昌，他們把長期生產實踐的經驗總結提高，再用於實踐，獲得良好的效果。他們的事跡和技術論述還可以從《安瀾紀要》、《回瀾紀要》和《中衢一勺》等書中看到。最可貴的是他們在反對統治階級和治理黃河水害的雙重斗爭中，技術上獲得了一定的成績。在封建統治階級極端蔑視勞動人民的情況下，史書上還出現了北宋老河工高超、清代老河工王全一和郭大昌在黃河堵口上的出色技巧與不屈不撓的斗爭精神的記載，生動地體現了我國治黃事業的歷史是勞動人民用自己的血汗寫成的。 作為例證，我們舉出人工運河的成就來進一步說明水利發展和生產工具的進步，水利發展和社會政治經濟變革之間的關系，以及水利科學實驗在水利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我國隋唐運河的建成，不僅是我國水利發展史上一件大事，而且也是我國幾千年文明史中的一件大事，是我國勞動人民的智慧和創造力的結晶，是人類文明史上有數的重要建設。過去，地主階級、資產階級的史學家們對隋唐運河議論紛紛，他們從歷史唯心主義出發，或者把運河的創建當成一種歷史罪過，或者把它歸結為一兩個帝王隨心所欲的產物，或者把它看成是一代王朝衰敗的原因。他們不可能對大運河這樣的歷史事件作出科學的評價。馬克思主義認為，「歷史事件似乎總的說來同樣是由偶然性支配著的。但是，在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這種偶然性始終是受內部的隱蔽著的規律支配的，而問題只是在於發現這些規律。」隋場帝楊廣從公元六零五年至六一零年間的確曾經下令整理和修建了永濟渠、通濟渠、山陽瀆、江南運河，從而溝通了長江、淮河、黃河、海河四大水系，形成了一個以洛陽為中心，總長四千多里，溝通南北的交通大動脈，使我國人工水運事業進入了一個重要的階段。但這絕不能因此就把大運河的開鑿僅僅看成是楊廣個人的行為。它不僅是隋代政治經濟發展的迫切要求，是封建社會政治、經濟、科學、文化長期發展的必然結果，也是前代運河逐漸擴建的結果。

漢代以後，我國歷史上出現了魏晉南北朝四百年的長期分裂局面，對社會生產力的破壞極大。勞動人民處於國家分裂的水深火熱之中，迫切要求國家的統一。而江淮以南的廣大地區，經過漢代繁榮的影響，以及三國以來各對立政權的不斷經營和發展，改變了原來的「地廣人稀，飯稻羹魚，或火耕而水耨」的不發達狀態，成為舉足輕重的經濟地區。因此，在鞏固北方的同時，能否控制南方，溝通南北政治經濟的密切聯系，已成為當時國家統一的極為重要的條件。封建社會商業的進一步發展，也推動著航運事業的發展。運河的開鑿和改進，是當時政治經濟發展的迫切要求。

馬克思說：「人類始終只提出自己能夠解決的任務，因為只要仔細考察就可以發現，任務本身，只有在解決它的物質條件已經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過程中的時候，才會產生。」自春秋戰國邗溝和鴻溝的興修至隋代運河的開鑿，先後經歷了近一千年的歷史，在這段歷史時期里，我國科學技術有了很大的發展。我國冶煉技術到了南北朝時期有了很大進步，煉鋼法已經比較發達。我國的造船技術，也有相當水平，秦漢時期，我國已經能建造載重二十五噸至三十噸的大木船了。

當時數學、測量、建築技術、土工工程施工方法等都有很大進步。數學上的勾股定理已有嚴格證明，二次方程已經可以用幾何方法解決。祖沖之推算的圓周率有效數字已准確到八位。數學上的這些成就為大規模的建築工程計算奠定了基礎。隋代工匠李春設計建造的著名的趙州橋，生動地反映了當時力學水平和建築結構、土石施工技術水平。

漢代在興建渭水至黃河長達三百餘里的漕渠時，曾令齊人水工徐伯進行水準測量，即所謂「表」。可見那時的水準測量已具有相當的准確度。水準測量的進一步發展，也是後代運河開鑿的一項重要技術准備。此外，北魏酈道元所著《水經注》一書，對我國主要河川的情況以及當地地形作了詳細的描述，為後代運 河的大規模興建提供了規劃工作所必需的參考資料。這些科學技術的進步，都為後代運河的誕生打下了技術基礎。

就運河本身來說，也有一個逐漸發展和演變的過程。我國初期的人工運河始於春秋戰國，先後有江淮之間的邗溝、黃淮之間的鴻溝出現。到了秦代，為溝通長江、珠江水系而開鑿的靈渠，從工程的布局以及施工技術，都有了很大的進步。秦漢以後鴻溝 演變為重要的汴渠，江南太湖一帶自先秦以來也開鑿了一批人工運河，初步形成了江南運河的輪廓。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運河工程不斷發展，已經形成北方運河系統，並且以汴渠和白溝 等為骨幹，初步形成了溝通江、淮、黃、海四大水系的人工運道網。隋代運河只是在此基礎上加以系統整修和擴建而已。隋代以前人工運河的不斷興建和發展，也為運河進一步擴大提供了勘測、設計、施工和管理的一系列重要的經驗，所以防代運河的出現，是水運工程合乎規律的發展，是我國勞動人民世世代代辛勤勞動的積累。

Ⅸ 中國古代水利發展的歷史

戰國

戰國末期，秦國國力殷實，重視水利，及至統一中國，生產力更有較大發展。四川的都江堰、關中的鄭國渠（見鄭白渠）和溝通長江與珠江水系的靈渠，被譽為秦王朝三大傑出水利工程。國家的昌盛，使秦漢時期出現了興修水利的高潮。

漢武帝瓠子堵口，東漢王景治河等都是歷史上的重大事件。在甘肅的河西走廊和寧夏、內蒙古的黃河河套，也都興建了引水灌溉工程。

隋唐

隋唐北宋五百餘年間，是中國水利的鼎盛時期。社會穩定、經濟繁榮，水利建設遍及全國各地，技術水平也有提高。隋朝投入巨大人力，建成了溝通長江和黃河流域的大運河，把全國廣大地區通過水運聯系起來，對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

唐代除了大力維護運河的暢通，保證糧食的北運外，還在北方和南方大興農田水利，包括關中的三白渠、浙江的它山堰等較大的工程共250多處。唐末以後,北方屢遭戰亂，人口大量南移，使南方的農田水利迅速發展。水利法規、技術規范已經出現，如唐《水部式》、宋《河防通議》等。

元明

從元明到清中期，中國水利又經歷了六百年的發展。元代建都北京，開通了京杭運河。黃河自南宋時期奪淮改道以來，河患頻繁。明代大力治黃，採用"束水攻沙"，固定黃河流路，修建高家堰，形成洪澤湖水庫，"蓄清御黃"保證漕運。

這些措施對明清的社會安定和經濟發展起了很大作用，但也為淮河水系留下嚴重的後患。在長江中游，強化荊江大堤，並發展洞庭湖的圩垸，促進了兩湖地區的農業生產。珠江流域及東南沿海的水利建設也有很大發展。但從整體而論，自16世紀下半葉起，中國水利事業的發展已趨緩慢。

清朝

清末民國時期，內憂外患頻繁，國家無力興修水利，以致河防失修、灌區萎縮、京杭運河中斷，水利處於衰落時期。但是海禁漸開，西方的一些科學技術傳入中國，成立了河海工程專門學校等水利院校，培養水利技術人才。

在這一期間也修建了一些工程，如1912年在雲南建成了石龍壩水電站，20年代修建了珠江的蘆苞閘，30年代修建了永定河屈家店閘、蘇北運河船閘和陝西的關中八惠灌溉工程等。但在全國范圍內，水旱災害日益嚴重，整治江河、興修水利，已成為廣大人民的迫切要求。

(9)中國歷史上的基本經濟區與水利事業的發展擴展閱讀：

「治國必先治水」。新中國成立後，黨和政府把水利建設放在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的重要地位。毛澤東主席先後號召「一定要把淮河修好」，「要把黃河的事情辦好」，「一定要根治海河」，華夏大地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水利建設熱潮。

黨的十四屆五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的建議》，把水利擺到了國民經濟基礎設施的首位，標志著我國水利發展進入一個新階段，堤壩設防標准大幅提高，逐步完善的防汛抗洪減災體系，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堅實屏障。

Ⅹ 求 我國經濟發展的歷史和狀況

改革開放以來，全國各族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堅持黨的基本路線，深化改革，擴大開放，極大地解放和發展了社會生產力，成功地走出了一條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中華大地發生了歷史性變化，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
綜合國力顯著增強
經濟總量不斷擴大。1997年國內生產總值達到74772億元，按不變價格計算，是1978年的5.92倍。據世界銀行公布的資料，1997年我國國民生產總值在世界排名第七位，居發展中國家首位。
經濟持續快速增長。1979—1997年，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9.8%，大大快於改革開放前26年年均6.1%的速度。特別是出現了兩個高速增長的好時期：1982—1988年，年均增長11.4%；1991—1997年，年均增長11.2%。我國不僅保持了較快的發展速度，經濟穩定性也不斷增強，國民經濟呈現出「高增長、低通脹」的良好態勢，開始走上持續、快速、健康發展的軌道。
主要工農業產品產量位居世界前列。我國穀物、棉花、油菜籽、肉類、煤炭、化學纖維、紗、布、服裝、水泥、電視機、數字程式控制交換機、鋼等產量均居世界首位，發電量、農用化肥產量居第二位。國家儲備大幅度增加。糧食儲備遠遠超過歷史最高水平，外匯儲備已居世界第二位。
溫飽問題基本解決
農業生產實現歷史性跨越。糧食總產量，1978年只有6095億斤，1997年在北方大面積乾旱的情況下，仍達9850億斤。如果以1000億斤為一個台階，可以說，已連續躍上了四個台階。目前，糧食人均佔有量接近800斤，達到世界平均水平。棉花、油料、肉類、蛋和水果也大幅度增長。1997年，棉花產量430萬噸，比1978年增長近1倍；油料2150萬噸，增長3.12倍；肉類5354萬噸，增長5.25倍；水產品3561萬噸，增長6.65倍；水果5045萬噸，增長6.68倍。肉、蛋和水產品人均佔有量分別達到43.3公斤、17.5公斤和28.8公斤，超過世界平均水平。
經濟發展帶來了人民生活的改善。1996年，全國城鎮居民家庭人均生活費收入達到4377元，比1978年實際增長1.97倍，年均增長6.2%，1997年人均可支配收入達到5160元。1997年，全國農民人均純收入達到2090元，比1978年實際增長4.8倍，年均增長9.7%。城鄉居民生活質量不斷提高。現在，城鎮居民食品支出占總消費支出的比重為48.6%，比1980年下降8.1個百分點；農村居民為56.3%，比1978年降低11.4個百分點。城鎮居民人均居住面積從1978年的3.6平方米增加到8.7平方米，農村人均居住面積由8.1平方米增加到21.7平方米。城鄉居民儲蓄存款大幅度增長。城鎮實行了每周五天工作制。我國人民不但解決了溫飽問題，而且有越來越多的居民進入小康。
短缺經濟悄然逝去
商品供應緊張現象基本消失，市場供求關系實現了由賣方市場向買方市場的歷史性轉變。工業消費品供應充足，人均佔有量大幅度提高。在這20年中，輕紡產品成倍增長，人均佔有量顯著增加。家電產品發展迅速。彩色電視機由3800台增加到2643萬台，家用電冰箱由2.8萬台增加到986萬台。適應城鄉居民消費結構升級的要求，空調器、錄像機、VCD機、鋼琴、組合音響、電腦和轎車等，數量迅速增長，質量不斷提高。
主要生產資料供應緊張局面已經改變，結構調整步伐加快。1997年，鋼達到10757萬噸，比1978年增加了2.38倍；水泥5.1億噸，增長6.8倍；硫酸1946萬噸，增長1.9倍；純鹼703萬噸，增長4.3倍；汽車159萬輛，增長9.7倍。隨著產量的提高，結構調整力度加大，產品更新換代步伐加快，價格也逐步同國際市場接軌，在滿足國內市場需求的同時，越來越多的產品開始走出國門，參與國際競爭。
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明顯增強
我國經濟體制和運行機制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的以行政分配為主的資源配置方式被摒棄，市場機制在我國生產、流通等各個領域發揮著重要的調節作用。
改革開放以前，我們實行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計劃管理。目前，已全部取消了農產品生產的指令性計劃，國家只對9種主要農產品生產實行指導性計劃管理。實行指令性計劃管理的工業品只有12種，而且只限於其中的部分產量，僅佔全國工業總產值的4.1%，與改革前相比減少了90%。95%以上產品的生產，由生產者根據市場供求狀況自主決定。
市場形成價格的機制基本確立。目前，絕大多數商品價格已由市場形成，在社會商品零售總額中市場調節價所佔的比重已達92.5%；在生產資料銷售收入總額中市場調節價佔81.1%；在農副產品收購總額中市場調節價佔79%。
對外經濟活動基本按照國際市場規則進行。
「瓶頸」制約明顯緩解
長期以來，能源、交通運輸和郵電通信等發展滯後，成為制約國民經濟快速增長的「瓶頸」。改革開放以後，我們堅持把基礎工業和基礎設施的發展放到優先地位，充分發揮各方面積極性，制定扶持政策，多渠道籌集資金，促進了這些產業的快速發展。
能源工業高速發展，供應緊張狀況基本消除。1978—1997年，能源生產總量由6.3億噸標准煤增加到13.4億噸標准煤。其中，原煤產量由6.2億噸增加到13.9億噸。年發電量由2566億千瓦小時增加到11320億千瓦小時。從1988年開始，已連續10年每年投產大中型發電機組1000萬千瓦以上。目前，除個別地區外，電力供應基本上能夠滿足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需要。
多種運輸方式全面發展，運輸結構在競爭中不斷改善。20年來，鐵路建設取得重大成就，營運里程由4.86萬公里增加到6.49萬公里，電氣化線路里程和內燃機車牽引線路里程比重由15.6%提高到70%，貨物周轉量由5345億噸公里增加到13098億噸公里，旅客周轉量由1093億人公里增加到3522億人公里。公路特別是高等級公路迅速發展。公里路程由89萬公里增加到121萬公里，高速公路從無到有，建設進度不斷加快，達到4735公里。公路貨物周轉量由274億噸公里增加到5168億噸公里，旅客周轉量由521億人公里增加到5188億人公里，佔全社會客運周轉量的比重由30%提高到54%，已遠遠超過鐵路。1978年，沿海主要港口貨物吞吐量只有2億噸，1997年增加到8.8億噸，翻了兩番。水運貨物周轉量由3779億噸公里增加到19352億噸公里，旅客周轉量由101億人公里增加到153億人公里。1978年，我國民航使用的機場只有34個，且多為軍民兩用，而到1997年，民用航班機場達到142個，民航運輸飛機由不到80架增加到485架，民用航空線里程由15萬公里增加到142萬公里，旅客周轉量由28億人公里增加到774億人公里。
郵電通信業突飛猛進，技術裝備水平不斷提高。郵電通信是基礎設施中增長最快、變化最大的領域。郵電業務總量由1978年的12億元增加到1997年的1779億元，公用電話交換機總容量由405萬門增加到11097萬門，增長26倍。全國縣級以上城市全部實現電話交換程式控制化，電話網規模已居世界第二位。電話普及率由1980年的每百人0.43部提高到1997年的8.1部，其中城市達26.1部。數字程式控制交換機、光纖通信、數字微波、衛星通信、移動通信等先進技術裝備得到廣泛運用。建成了京漢廣、西蘭烏、京沈哈、京呼銀蘭、杭福貴成、蘭西拉等干線光纜。1997年，長途光纜總長度達15.6萬皮長公里。移動通信成為世界上覆蓋范圍最廣的行動電話網之一，用戶達到1323萬。初步形成了多種通信手段相結合，公眾通信網為主體，專用通信網為補充的通達全國、聯通世界的現代化通信網路。
開放型經濟基本形成
從建立經濟特區、開放沿海城市，到開辟沿海經濟開放區，帶動了全國的對外開放。進入90年代後，隨著上海浦東地區和沿江、沿邊、沿主要交通干線對外開放的展開，內陸地區開放程度明顯提高，形成了多元化、全方位、寬領域對外開放的格局。對外經貿合作取得重大成績，吸收外商直接投資取得突破性進展。
地區經濟梯次推進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在實踐中不斷探索，實行了以梯次推進為特徵的區域經濟發展戰略，支持東部地區快速發展，鼓勵東部地區帶動中西部地區加快發展，促進地區生產力合理布局。
東部地區依靠優越的地緣條件和較好的經濟基礎，積極引進國外資金和技術，大力發展外向型經濟，推動了經濟的快速發展。1979—1997年，東部沿海12省市區國民生產總值年均增長速度達到10.85%，比全國同期平均增長速度高出0.87個百分點。經濟增長質量不斷提高。一批代表經濟發展方向、帶動產業結構升級的資金、技術密集型工程，相繼建成投產。
在鼓勵東部地區繼續快速發展的同時，中央增加了對中西部地區的政策支持和資金投入，充分發揮中西部地區自身優勢，優先安排資源開發和基礎設施建設項目。鼓勵東部地區到中西部地區投資，東部地區與中西部地區之間的橫向聯合和對口支援，緩解了東部地區能源、原材料供應緊張的矛盾，也促進了中西部地區的快速發展。
扶貧開發成效顯著。到1997年底，全國貧困人口已由1978年的2.5億人減少到5000萬人左右。
科教興國成效顯著
堅持科教興國戰略，優先發展教育事業，推進教育改革，提高辦學質量和效益。各級各類教育迅速發展。
科技進步成績顯著。科技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已達到30%以上。「六五」以來，共組織近300個重大項目的科技攻關，取得了一批重要科研成果。我國自行研製的長征系列火箭，在技術性能和可靠性方面達到國際先進水平。我國自行設計、建造的首座核電站——秦山核電站已達到商業運行水平，有關技術和設備進入了國際市場。鐵路重載運輸和准高速技術產業化工作取得進展，有效提高了運輸能力。研製成功的高速率光纖通信系統和大型程式控制交換設備，為實現我國通信現代化奠定了堅實基礎。基本掌握了2000萬噸級露天礦、60萬千瓦大型火電機組、50萬伏交流輸變電、大型乙烯、大型化肥、寶鋼二期等成套技術裝備或部分關鍵設備的設計和製造技術。建成了正負電子對撞機、同步輻射裝置、重離子加速器、核聚變裝置、大型天文望遠鏡等重大科學工程，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就。
各項社會事業全面進步
改革開放為文化建設注入了新的活力。1997年末全國共有公共圖書館2690個，比1978年增加1.15倍。廣播電台1244座，增加12.4倍；電視台880座，增加26.5倍。出版規模和出版物品種已躍居世界前列。1997年出版全國性和省級報紙193億份，比1978年增加65.2億份；各類雜志25億冊，增加17.4億冊；圖書71億冊，增加33.3億冊。衛生事業發展出現了新局面，中醫葯事業得到繼承和發展。到1997年底，全國醫院病床總數達216萬張，比1978年增加105萬張。防病治病工作取得顯著成績。法定報告傳染病發病率，從70年代的每10萬人發生7061起，下降到1997年的每10萬人發生201.66起，婦女兒童保健狀況明顯改善。人民健康水平不斷提高。體育事業進入了全面發展的新時期，群眾體育運動在全民健身計劃的推動下出現熱潮。競技體育成績輝煌，1978—1997年，我國運動員共獲得1097項世界冠軍，創造和超過720項世界紀錄。改革開放極大地促進了我國旅遊業的發展。1997年，旅遊外匯收入達到120.74億美元，在世界旅遊業中的排序從第41位上升到第9位。
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取得明顯成效。人口過快增長的勢頭得到有效控制。全國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長率，分別由1978年的19.28‰和12.00‰下降到1997的16.57‰和10.06‰。人口的城鄉構成也發生了顯著變化，城市化進程明顯加快。城市化水平已從1978的17.92%上升到1997年的29.92%。勞動就業規模迅速擴大。1997年我國從業人員達到69600萬，比1978年增加29448萬，年均新創造就業崗位1550萬個。社會保障工作取得很大成績。到1997年末，全國有8770萬城鎮企業職工參加了基本養老保險，約佔全部城鎮企業職工總數的84%，有1300萬職工參加了大病醫療費用社會統籌，103萬離退休人員參加了醫療費用統籌，有330多個城市和204個縣建立和實施了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環境保護取得進展，初步扼制了主要工業污染物排放量快速增長的趨勢。國防現代化建設取得很大進展。國防科研和武器裝備達到了一個新的水平。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不斷取得新成就。
改革開放20年發展積累了許多寶貴的經驗，值得我們認真總結，初步概括有五條：一是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二是堅持黨的基本路線，抓住機遇，加快發展；三是堅持市場取向的改革，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四是堅持發展開放型經濟，積極利用國際國內兩種資源、兩個市場；五是堅持黨的領導是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取得成就的根本保證。
展望下世紀，我們的目標是，到2010年實現國民生產總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寬裕，形成比較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到下世紀中葉基本實現現代化，建成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國家。我國的發展既存在許多機遇和有利條件，又面臨著嚴峻的挑戰和問題。我們要抓住機遇，加快發展，努力實現第三步戰略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