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博物館的發展歷史

Ⅰ 中國股票博物館的發展歷史

建館
1、2002年'以轉讓股票遺產與文物的形式，協助湘財證券公司成功創辦中國第一家證券博物館。
2、1998年'以轉讓股票遺產與文物的形式，協助上海證券證交易所創設「中國證券陳列室」。
3、2003年'以捐贈股票遺產與文物的形式，協助四川長虹股份公司創設「中國上市公司股票紀念館」。
4、2005年，協助與加強上海財稅局建立財政證券遺產檔案。以轉讓債券遺產與文物的形式為，協助上海財稅局建立財稅歷史陳列館做好了基礎工作。
著作
1、1999年與中央財經大學協作出版了《中國證券精品圖錄》。
2、1999年受復旦大學出版社邀請協作出版《中國老股票》，主要任務是到四川自貢鹽業博物館聯系解決出譜中國目前發現最早的乾隆1779年的股份制契約「類股票」，並擔任第二主編。
3、2001年協助深圳證券交易所出版了《百年中國證券典藏》。
4、2001年協助九州出社出版《中國證券》，主要協作解決書中的中國證券實物提供與編排出譜，並擔住副主編。
5、2004年由北京大學金融與研究中心、西南財經大學貨幣證券博物館、申中國人民大學金融與證券研究所、中央財經大學證券與期貨研究所授權出版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上市公司股票圖譜大系》。並擔任主編。
6、2006年協助淮北市政府、淮北市博物館完成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上市公司股票經典絕藏》。並擔任主編。
展覽
1。1998年11月17日，在北京大學展覽中國股票遺產與文物。
2。1998年11月，在中央財經大學展覽中國股票遺產與文物。
3。1998年11月9日，在中國人民大學展覽中國股票遺產與文物。
4。1998年12月26日，在上海證券交易所展覽中國股票遺產與文物。
5。1999年4月13日，在深圳證券交易所展覽中國股票遺產與文物。
6。2003年3月15日，在香港展覽中國股票遺產與文物。
捐贈
1。2003年12月，向四川長虹「中國上市公司股票紀念館」捐贈中華人民共和國上市公司股票遺產與文物。
2。2004年3月7日，向上海證券報捐贈中國早期股票遺產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上市公司股票遺產與文物與文物。
3。2004年5月18日，向中國人民銀行、中國銀幣博物館捐贈中國各歷史時期股票遺產130件與文物。
4。2004年5月22日，向北京大學金融與研究中心捐贈中國各歷史時期股票遺產130件。
5。2004年5月25日，向中央財經大學研究所捐贈中國各歷史時期股票遺產130件。
6。2004年5月19日，向中國保利藝術博物館捐贈中國各歷史時期股票遺產135件。
7。2005年1月12日，向財稅局捐贈中國清末、民國、革命根據地時期證券遺產375件。
8。2005年10月，向淮北市博物館捐贈中華人民共和國上市公司股票遺產。
9。2005年11月，向西南財經大學貨幣證券博物館捐贈中國證類遺產600件。

Ⅱ 中國性文化博物館的發展歷史

1995年春，當劉達臨不惜舉債30萬元，在青浦徐涇創辦中國第一家性文化博物館時，他並沒有計劃公開展覽，只是給自己多年來從事的性學理論研究一個實物支撐，給辛辛苦苦搜集來的幾千件性文物一個歸宿。1999年8月，性博物館自青浦遷至鬧市區的南京東路，從閉門納客到公開展示。「之所以做這個決定，一方面希望更多人了解中國古代的性文化，另一方面也出於經濟上的考慮。」劉達臨坦言。
然而，繁華地段並沒有帶來預期的門票收入。
「博物館說是在南京路，入口其實開在距南京路十幾米的一個支弄里，遊客找起來非常困難，」談及往事，劉達臨的無奈仍然溢於言表，「本來，問題不難解決，只要掛一個指示牌就迎刃而解了。但是管理部門堅決不同意，理由很簡單：『中華第一街』上不能出現『性』字。那麼，『生殖』兩字可不可以呢？回答是『也不行』。」
博物館入不敷出，與之合作的一家百貨公司終於失去投資興趣，打了退堂鼓。無奈之下，2001年4月30日，劉達臨撤離南京東路，舉館搬到較為僻靜的武定路。雖然是被迫易址，劉達臨卻有一種如釋重負的感覺：「以前和百貨公司合作，對方是董事長，我這個總經理徒有虛名，任何事都要得到他們首肯才可以做。搬到武定路就不一樣了，我們完全是自主經營。」
盡管，獲得了精神上的愉悅，卻失去了財力後盾，博物館在武定路上的日子也不好過。「主要是缺乏環境烘托。周圍既不是繁華商業區也沒有旅遊景點，很少有人特意上門參觀，客源又成了問題。」兜兜轉轉之間，劉達臨發現，資金依舊是他繞不開的最大障礙。
「一開始租了上下兩層，房租要5萬多元，半年後難以維系，只好將樓下退掉。只保留樓上一層，每月房租加物業管理費也要3萬多元，門票收入肯定不夠。」無奈，劉達臨只能靠貼補「養」著博物館，「貼補的渠道主要有三種：我的稿費和版稅、抽出部分展品到各地巡展的收入、以及胡宏霞博士開辦鋼琴修配廠的收入。」
即便如此，博物館的日常運轉仍然岌岌可危，2002年年底尤其嚴重，幾乎挺不過去。為了保住博物館，胡宏霞賣掉鋼琴修配廠填補虧空，由於出手急，當時只賣了10萬多元，如今想起來，劉達臨還禁不住替她惋惜。
從1999年起，劉達臨就著手申請「旅遊定點單位」的資格。「如果能申請到這塊牌子，博物館就可以列入旅行社游覽名單，從而吸引大批團體遊客，保證穩定的資金來源。但是，『旅遊定點單位』的牌子始終沒能批下來。」
命運多舛的性博物館進退維谷，又一次站在命運的十字路口。為了它的生存和發展，劉達臨奔走呼籲，希望能在上海找到生存之地。「東方明珠、豫園乃至北京、大連的很多單位，都有過合作意向，但由於種種原因均未談攏，直到同里古鎮出現。這也許就是一種緣份吧。」劉達臨說。
8月1日，性文化博物館與同里鎮正式簽約，2004年4月之前將完成整體搬遷。「我們雖然被迫搬來搬去，但也一直在發展。性博物館提倡性文明、性科學，是開風氣之先，不可能一步到位，要慢慢爬台階，我對此有足夠的思想准備。」劉達臨說，「至於說這次搬遷有什麼遺憾的話，那就是：我們不得不離開上海。」
·1995年春，劉達臨舉債30萬，在上海青浦徐涇創辦了中國第一家性文化博物館。
·1999年8月，性博物館遷至繁華的南京東路。政府禁止打出「性」字招牌，慘淡經營而入不敷出。
·2001年4月30日，博物館撤離南京東路，搬到較為僻靜的武定路。劉達臨開始自主經營，失去了財力後盾，加上地處偏僻，日常運轉岌岌可危。
·2001年11月底，性博物館被新浪文化頻道搬到網上，一度車水馬龍，並引起海內外廣泛關注，性博物館起死回生。
·2002年年底，命運多舛的性博物館又一次站在十字路口。為了它的生存和發展，劉達臨奔走呼籲。
·2003年8月，性博物館與同里鎮正式簽約，2004年4月之前將完成整體搬遷，最終抱憾遷離上海。

Ⅲ 近代中國博物館的發展概述

浙江博物館
100多年來，博物館在中國走過了一條極不尋常的道路。大約在19世紀六七十年代，中國出現了類似於博物館的設施，至1905年，主張實業救國、教育救國的張謇在江蘇南通創辦了中國人自己興建的第一座博物館——南通博物苑。南通博物苑的誕生，無疑屬於近代以來「公共領域」在中國不斷拓殖的一樁大事。頗堪玩味的是，張謇創建南通博物苑時，一面敦勉家鄉的「大雅宏達，收藏故家，出其所診，與眾共守」（《通州博物館敬征通屬先輩詩文集書畫及所藏金石古器啟》），另一面又在博物苑的石額上殷切題語：「願來觀者，各發大心，保存公益若私家物，無損無缺。」（據《南通博物苑文獻集》）題語是在20世紀初，當時自然尚無文物保護法規，有關的市民意識亦極度匱乏，不然張先生的話語中不會透露出如許的無奈。然而，即使到文物法規頒定，乃至一直到今天，似這位狀元實業家所要防範的形象，又在多大程度上杜絕了呢？ 1914年，以被接收的奉天（今沈陽）、熱河（今承德）兩地清廷行宮的文物古玩為主要藏品，於北京故宮的文華殿、武英殿設立古物陳列所。此為中國第一個以帝王宮苑和皇室收藏辟設的博物館，開皇宮社會化之先例。1925年10月10日，故宮博物院正式成立，並對外開放，京城內「萬人空巷，咸欲乘此國慶佳節，以一窺此數千年神秘之蘊藏」。（轉引自《中國大網路全書？文物博物館卷》「中國博物館史」條）實現皇宮及其珍藏的社會化，其深層意義在於繼辛亥革命從政治體制上打倒皇權，進一步通過改造文化事業，沖擊、盪滌由「家天下」政治形態所模塑的各種傳統觀念。「家天下」轉化為「公共」的天下，新型的「國家」意識及與之相伴生的市民意識，有可能藉此而喚醒，或更深入人心。當時一篇題為《故宮博物院中東兩路參觀記》的文章說：「……清宮全部開放之期，數千年宮殿尊嚴，昔為夢想所不可得到者，今則略破慳囊，即允吾人昂首闊步，眺望談笑於其間。」該文贊譽這是民國成立以後山，惟一「差強人意」的事情。 從一般原理上講，博物館作為現代民主的成果，作為民主信仰在普及性的終身教育過程中的實際體見，它是基於法律賦予的明確權利而建立並維持、發展是的。惟有這樣，它追求科學和為公眾服務的宗旨，才能得到落實和保障。博物館行為與國家意志之間的關系，可由以下一個事例得到說明。1929年，在無錫經濟、文化發展的基礎上，「無錫市政籌備處『』（這年無錫由縣改市，並設立該行政機構）提出」籌設歷史博物館「的計劃。此時正值國民黨政府推行文化專制主義，提倡尊孔讀經，並頒布了《孔廟整理辦法》。於是無錫縣教育局便擬議在無錫孔廟原址，在既有的祭器、樂器基礎上，徵集文獻古物，創設」縣立歷史博物館「。該方案因與國家意識形態的要求相一致，故很快獲得通過。 大連自然博物館
近半個世紀以來，中國博物館工作取得了前所之有的成就，這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中國社會所發生的深刻變化。但是，在奉行極左路線的那些年代，博物館工作所暴露出的問題也著實不少。比如：由於受經濟模式的影響，也由於公共文化機構的過度」行政化「、」機關化「，更深層地看則是由於社會公共空間的嚴重扭曲和萎縮，不少博物館透出一股官衙氣，其行為常有違於為公眾服務的宗旨。更需要引以為戒的是，在」一切為政治服務「的口號下，博物館工作曾一度喪失其應有的科學精神。例如曲解、篡改或偽造藏品。一位博物館專家事後承認：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文化大革命中以及以後一段時間，他曾篡改過幾十種復製品；採用」移位法「、」蟲蛀法「、」挖補法「、遮蓋法」等方法與技術，將某人、某事的名稱與位置進行掉換、刪改、除掉、增添、挪位、移植在復製品上。（肖貴洞：《必須停止使用被篡改過的復製品》）這都極大地阻礙和破壞了中國博物館事業的健康發展。

Ⅳ 中國書院博物館的發展歷史

嶽麓書院副院長陳松長表示，中國書院博物館和嶽麓書院相輔相成，嶽麓書院是中國傳統書院的典型個案；中國書院博物館則通過現代化陳列手段，展現豐富多彩的書院文化。該博物館建築總面積4768平方米，陳列總面積3180平方米，總投資5000多萬元。他還特別提到台灣星雲大師的慷慨資助。
2007年，星雲大師出席嶽麓書院明倫堂會講時，得知了中國書院博物館籌建的消息，當即決定捐出1000萬元資助這一「文化善事」。記者在博物館看到，它的外部建築具有強烈的現代氣息，而內部陳列布展路線則體現了古代書院曲徑回環的風格。館內分為展示中國古代書院千年發展歷史的弦歌千年展廳、陳列學慣用品和教學方法的書院教育展廳、介紹「名院」和代表人物的書院學術展廳，以及書院祭祀、藏書、刻書展廳等。館內展品也極為豐富，除古代應試教材、各類匾額和教條、珍貴古籍、文房四寶外，還有北宋真宗親筆題寫的「嶽麓書院」石碑，明代代表性書院東林書院麗澤堂、韓國陶山書院典教堂、白鹿洞書院明倫堂、清代學海堂的復原場景，以及明萬曆朱應台鐫朱文公先生真像碑拓和清代朱子造像等。

Ⅳ 博物館里的中國歷史是什麼

《博物館里的中國歷史》是一套有深度、有廣度、面向少年兒童的文化通識類作品，叢書按照華北東北、華東、華中、西北、東南西南的地域分冊，故宮單列一冊。

每冊按照原始時期至清代的歷史時間順序作為講述線索，涉獵范圍全面，包括書法、繪畫、壁畫、雕塑、器物等各類重要歷史文物和國家寶藏。

(5)中國博物館的發展歷史擴展閱讀

博物館是一個濃縮歷史的窗田，文物寶藏是各個時代社會發展、歷史、文化、審美等方方面面的高度濃縮。

「博物院」一詞，出現於中國圖書典籍者，始見於清同治年間孫詒讓撰周禮政要觀外新。清代西方文化傳入中國顯見於一般。

以近代西方博物館之形態出現於我國者，始於清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法籍神父韓伯祿在上海首創自然歷史博物院，後續建新館，又稱徐家匯博物館。同治十三年英國亞洲文會在上海設立自然歷史與考古類博物館。光緒三十年（1904）設於天津租界的新學中學設立華北博物院，是自然歷史及民俗類博物館。以上三館均屬西人建設。

國人自設博物館者，乃光緒三十一年張謇開辦南通博物院為肇始。次為宣統元年（1909）濟南市山東省立圖書館附屬山東金石保存所成立，收藏出土古器物及碑龕等萬余件。宣統二年，南洋勸業會教育館成立，以上皆民間建設。

Ⅵ 中國傘博物館的發展歷史

中國傘博物館綜合展示以中國為代表的傘文化、傘歷史、傘故事、制傘工藝專技術以及傘藝術屬的博物館，是世界首創的傘主題博物館。
中國傘博物館展廳建築面積2411㎡，臨時展廳建築面積527㎡。坐落於拱宸橋橋西歷史文化街區，以拱宸橋為地標，與杭州工藝美術博物館、中國刀剪劍博物館、中國扇博物館、手工藝活態展示館作為一個整體形成了充滿濃郁歷史文化的博物館群落，成為了杭州城北新人文景觀。穿行於博物館間，是一次枕著運河記憶流淌的、帶著懷舊情懷的尋知之旅。
傘因雨而媚，中國傘博物館和雨密不可分，館內有多媒體演繹的虛擬雨景、小水霧等作為渲染，整個場館以白牆灰瓦色調為主，讓人回憶起戴望舒筆下，那個悠長又寂寥的雨巷裡，撐著油紙傘獨自彷徨的姑娘。
博物館還設有互動區，可為傘組裝零件，畫傘面，修傘。

Ⅶ 中國民族博物館的發展歷史

中國民族博物館復,是國家為保制護和弘揚各民族優秀文化遺產，宣傳黨和國家的民族政策，促進各民族共同團結奮斗、共同繁榮發展而建立的國家級博物館，是承擔國家民族和文化工作重要任務的公益性文化事業單位。其功能定位為民族文化遺產的收藏保護中心、民族文化資源的信息數據中心、民族文化遺產的科學研究中心、民族文化的宣傳教育中心、愛國主義和民族團結的宣傳教育基地、民族文化工作的人才培養基地、世界人類學民族學研究交流和展示基地、相關社會工作的咨詢服務機構 。
1956年，費孝通等一批專家學者向中央領導同志建議，希望在首都北京建立一個適應社會主義建設需要並與我國的地位相稱的民族博物館。後來，由於國家經濟困難等原因，中國民族博物館項目建設一直沒有落實。
1987年以來，國家民委多次向黨中央、國務院及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原國家計委）報送關於中國民族博物館立項的請示報告。全國人大代表和全國政協委員也多次呼籲盡快建設中國民族博物館。
該館已籌備28年，至今尚未正式立項建設。但已列入國家」十二五「文化發展改革綱要，目前仍在做前期准備工作。自籌建以來，中國民族博物館相關業務工作一直未曾間斷，為正式立項建設奠定了良好基礎。

Ⅷ 中國圍棋博物館的發展歷史

圍棋是中華民族燦爛的傳統文化瑰寶，中國智慧的獨特創造，它將科學、藝術和競技三者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幾千年來長盛不衰，它已發展成為世界范圍內廣受歡迎的益智運動。為生動記錄圍棋這一國粹文化的發展歷程，見證歷史、補充歷史，杭州市將要打造中國圍棋博物館。
中國圍棋歷史悠久，留下了豐富的文化遺產。但當今時代，圍棋更多地被當作一種競技，針對於圍棋文化的發掘、整理、研究則相對薄弱，更沒有真正意義上的「中國圍棋博物館」。杭州在做大做強中國棋院杭州分院的過程中，決定依託中國棋院杭州分院所在地天元大廈建設「中國圍棋博物館」，提升中國棋院杭州分院文化內涵，展示和傳播我國深厚的圍棋文化。「中國圍棋博物館」，將充分發揮天元大廈的優越條件，成為集圍棋實用、展示、收藏、交流、培訓於一體的具有高品位和傳世價值的精神文化殿堂，為杭州整座城市打造「沒有圍牆的博物館」奠定基礎。

Ⅸ 國家博物館的歷史

中國國家博物館（National Museum of China）位於北京市中心天安門廣場東側，東長安街南側，與人民大會堂相對稱布局，是一座系統展示中華民族文化歷史的綜合性博物館，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博物館之一。國博藏品數量為100餘萬件，集收藏、研究、展覽於一身。2011年3月1日國家博物館新館竣工。

命名
中國歷史博物館的前身為1912年7月9日成立的「國立歷史博物館籌備處」。1949年10月1日，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同日，更名為「國立北京歷史博物館」，1959年更名為「中國歷史博物館」。中國革命博物館的前身為1950年3月成立的國立革命博物館籌備處。1960年正式命名為「中國革命博物館」。 1959年8月，位於北京天安門廣場東側的兩館大樓竣工，為建國十周年十大建築之一。同年10月1日，在國慶十周年之際，開始對外開放。

發展理念
中國國家博物館堅持「以人為本」的建設發展理念，以「貼近實際、貼近生活、貼近群眾」為原則。堅持「與我們這樣一個大國地位相稱，與中華民族悠久的歷史和燦爛的文明相稱，與蓬勃發展的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相稱，與廣大人民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相稱」的建館方向。以「國內領先、國際一流」為建館目標。

職能
中國國家博物館是世界上建築面積最大的博物館，將會在保護國家文化遺產、展示祖國悠久歷史、弘揚中華文明，進行愛國主義教育，開展對外文化交流，體現中華文化軟實力等方面發揮積極而重要的作用。為適應構建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和建設學習型社會的需要，將成為廣大公眾特別是青少年學習歷史和文化知識、接受文明熏陶、進行終身學習的文化陣地和課堂。
設備
2007年3月至2010年底，中國國家博物館進行了改擴建工程，館舍總建築面積19.19萬平方米，硬體設施和功能為世界一流。藏品數量為100餘萬件，展廳數量為48個，設有「古代中國」、「復興之路」兩個基本陳列，設有十餘個各藝術門類的專題展覽及國際交流展覽。
特色
與我國現有的博物館相比較，國家博物館還會帶給觀眾不一樣的變化，即能夠得到非常高質量的，文化精神上的一種享受。在歷史含量方面，文化底蘊方面也是如此。在風格上，國家博物館將保持庄嚴、宏偉的建築風格，高度概括、濃縮我們的發展歷程。展覽手段上，將不局限於故有的陳列方式，而是綜合運用多種現代化展示方法，如大視屏，大屏幕，超薄電視等多媒體手段，盡量為觀眾還原歷史氛圍並增加展覽的動感。

Ⅹ 中國科舉博物館的發展歷史有哪些

中國科舉博物館的前身江南貢院始建於南宋孝宗乾道四年後(公元1168年)，當時屬縣學、府學考場。
明朝建立後定都金陵，改為鄉試、會試的場所，規模隨之擴大。
明清鼎盛時期，用於考試的號房多達二萬余間，可同時容納20644名考生參加考試，被稱為中國古代最大科舉考場。[2]
明成祖遷 北京以後，專門用作鄉試考場。
博物館在2012年論證、規劃，2014年8月11日開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