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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上士族南遷影響意義文庫

發布時間:2021-03-11 19:48:09

1. 中國歷史上數次漢人南遷的原因 和對後世影響

永嘉之亂發生在西晉永嘉年間,腐朽的統治者對各族人民進行殘酷的剝削和壓迫,從而使黃河流域廣大人民流離失所,被迫大規模遷移到江淮流域(主要是流入江蘇、安徽、湖北、四川等地)。這次南遷人口約90萬,使秦漢以來人口分布顯著的北多南少格局開始發生變化,南方人口得到較快增加,促進南方經濟的迅速發展,這是中國人口分布中心向長江流域轉移的一個標志性事件。2.「安史之亂」時期發生在唐代,約有100萬人南遷,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人口分布以黃河流域為重心的格局,我國南北人口分布比例第一次達到均衡。3.「靖康之亂」時期發生在北宋,1125年金滅遼開始南下攻打北宋,黃河流域成為主要戰場,每次大的戰爭都造成黃河流域大量居民向長江流域遷移,主要遷移浙江、江蘇、湖北、四川,這是北宋末年人口遷移規模最大的階段。4.「金完顏亮」時期1161年金撕毀了與宋的合約,大舉南侵,淮河流域成為主要戰場,迫使淮河流域的居民南遷到長江流域,主要遷移浙江、江蘇、湖南、江西等地。5.「蒙古兵南侵」時期忽必烈等上汗位後,於1273年出動大批蒙古兵南侵,發動了消滅南宋的戰爭,主要戰場在長江中下游地區,當地居民為躲避戰亂大量向珠江流域遷徙,主要遷入廣東、廣西、福建等地。6.「走西口、闖關東」時期19世紀後期的舊中國,俄國和日本帝國主義侵入後,兩國競相在東北擴張勢力,修築鐵路、掠奪資源,需大批勞動力,迫使華北破產,農民移入東北,尤以山東、河北兩省農民最多.1923年-1930年間移入東北達300萬人,1937年一年就達到70萬人。此外,西北地區的甘肅、青海、新疆等地,也有很多來自河南、陝西等省的農民。7.「東南沿海下南洋」時期歐美資本主義侵入東南亞後,為掠奪東南亞資源,招收中國破產農民作為開發殖民地的勞動力資源,並販賣中國勞工,致使東南亞人口激增。黃河中下游平原是中華民族的發源地。從秦漢時期開始,我國人口就由黃河中下游平原向四周擴散,重點是向南方的長江流域和珠江流域擴散。由「安史之亂」而引發的人口大遷移,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人口地理分布的格局,使南方人口第一次超過了北方人口,中國人口地區分布的中心首次由黃河流域移到了長江流域。引起我國歷史上人口遷移的原因,其中最直接的就是移民支邊、戰爭和自然災害。如我國歷史上,每發生一場戰亂或者災荒,就會引起一次較大規模的人口遷移.人口遷移有利於各民族的大融合。

2. 史上三次南遷對中國的影響有多大

在中國歷史上,每逢改朝換代或外族入侵,便有世居於中原北方的名門望族和百姓向南方遷徙,其中尤以三次南遷的規模最大,又被稱作“衣冠南渡”。

衣冠:衣和冠,古代士以上戴冠,因用以指士以上的服裝。泛指衣著,穿戴,專指禮服。代稱縉紳、士大夫。借指文明禮教。

南渡:所謂“南度”,渡水而南,猶南遷。晉元帝、宋高宗皆渡長江遷於南方建都,故史稱“南渡”。


綜上所述,雖然發生於我國歷史上的三次南渡,對古代人民造成了不可磨滅的損害,但是,發生在戰爭之下的遷徙也給包括江南在內的部分南方地區帶來了盎然生機。

3. 南北朝時期的民族遷徙在我國歷史上有什麼重要意義

江南地區的開發(為經濟重心南移奠定基礎)
江南地區的開發:
魏晉南北朝時期,由於北方戰亂,人口大量南遷,促進了江南地區經濟的開發,這是我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人口南遷.
魏晉南北朝的社會經濟的特點:
江南開發迅速,中原發展相對緩慢;士族庄園經濟和寺院經濟佔有重要地位;商品經濟水平較低;各民族經濟交流加強.伴隨著民族融合的發展,各族相互學習,取長補短,促進了經濟的恢復與發展.
魏晉南北朝時期江南經濟迅速發展的原因:
1、北方地區的戰亂,導致北方人口的大量南遷,西晉末年以後,上百萬北方人口的南遷,充實了江南地區的勞動力,帶去了先進的生產技術.
2、南方少數民族於漢族融合,加速了當地經濟的發展.
3、南方政權的一些統治者推行勸課農桑、獎勵耕織、安撫流民、興修水利等有利於農業發展的政策.
4、由於魏晉南北朝時期戰亂集中在北方,南方的戰爭多為統治階級內部,為經濟發展保持了一個安定的社會環境.
5、南方優秀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環境,蘊含了發展農耕經濟的巨大潛力.
6、政治中心的南移對經濟中心的南移有影響.「永嘉南渡」不僅是北方百姓的南移,北方的士族大姓,甚至是晉朝政府的南移,也為江南的發展帶去了大批人才.
7、人民的辛勤勞動,北方的流民組要集中在荊州和揚州,其次是閩江流域及嶺南等地,為了重建家園,求得安定的生活,他們有著強烈的經濟開發願望.

4. 東晉南朝時,中原人口南遷在我國歷史上有什麼重要意義

促進了江南地區的開發和各民族間的融合.
分析:
江南地區的開發(為經濟重心南移奠定基礎)
江南地區的開發:
魏晉南北朝時期,由於北方戰亂,人口大量南遷,促進了江南地區經濟的開發,這是我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人口南遷.
魏晉南北朝的社會經濟的特點:
江南開發迅速,中原發展相對緩慢;士族庄園經濟和寺院經濟佔有重要地位;商品經濟水平較低;各民族經濟交流加強.伴隨著民族融合的發展,各族相互學習,取長補短,促進了經濟的恢復與發展.
魏晉南北朝時期江南經濟迅速發展的原因:
1、北方地區的戰亂,導致北方人口的大量南遷,西晉末年以後,上百萬北方人口的南遷,充實了江南地區的勞動力,帶去了先進的生產技術.
2、南方少數民族於漢族融合,加速了當地經濟的發展.
3、南方政權的一些統治者推行勸課農桑、獎勵耕織、安撫流民、興修水利等有利於農業發展的政策.
4、由於魏晉南北朝時期戰亂集中在北方,南方的戰爭多為統治階級內部,為經濟發展保持了一個安定的社會環境.
5、南方優秀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環境,蘊含了發展農耕經濟的巨大潛力.
6、政治中心的南移對經濟中心的南移有影響.「永嘉南渡」不僅是北方百姓的南移,北方的士族大姓,甚至是晉朝政府的南移,也為江南的發展帶去了大批人才.
7、人民的辛勤勞動,北方的流民組要集中在荊州和揚州,其次是閩江流域及嶺南等地,為了重建家園,求得安定的生活,他們有著強烈的經濟開發願望.

5. 這一時期民族遷徙在我國歷史上有什麼重要意義

答:促進了江南地區的開發和各民族間的融合。

分析:
江南地區的開發(為經濟重心南移奠定基礎)

江南地區的開發:
魏晉南北朝時期,由於北方戰亂,人口大量南遷,促進了江南地區經濟的開發,這是我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人口南遷。

魏晉南北朝的社會經濟的特點:
江南開發迅速,中原發展相對緩慢;士族庄園經濟和寺院經濟佔有重要地位;商品經濟水平較低;各民族經濟交流加強。伴隨著民族融合的發展,各族相互學習,取長補短,促進了經濟的恢復與發展。

魏晉南北朝時期江南經濟迅速發展的原因:
1、北方地區的戰亂,導致北方人口的大量南遷,西晉末年以後,上百萬北方人口的南遷,充實了江南地區的勞動力,帶去了先進的生產技術。
2、南方少數民族於漢族融合,加速了當地經濟的發展。
3、南方政權的一些統治者推行勸課農桑、獎勵耕織、安撫流民、興修水利等有利於農業發展的政策。
4、由於魏晉南北朝時期戰亂集中在北方,南方的戰爭多為統治階級內部,為經濟發展保持了一個安定的社會環境。
5、南方優秀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環境,蘊含了發展農耕經濟的巨大潛力。
6、政治中心的南移對經濟中心的南移有影響。「永嘉南渡」不僅是北方百姓的南移,北方的士族大姓,甚至是晉朝政府的南移,也為江南的發展帶去了大批人才。
7、人民的辛勤勞動,北方的流民組要集中在荊州和揚州,其次是閩江流域及嶺南等地,為了重建家園,求得安定的生活,他們有著強烈的經濟開發願望。

6. 中國古代歷史上三次南遷的歷程 原因 影響 啟示

我國歷史上曾進行過三次人口遷移,這三次大遷移對後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那麼,人口遷移的原因是什麼呢?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得弄清楚什麼是人口遷移。所謂「人口遷移」,一般是指人口分布在空間位置上的變動,這種變動通常涉及人口居住地由遷出地到遷入地的永久性或長期性的變動。黃河流域是中國最早的經濟文化中心地區,中國人口最初生活和繁衍在這一片地區。引起中國歷史上人口遷移的原因是多種多樣的,包括戰亂、移民支邊和自然災害等,但戰亂往往是人口遷移的主要原因,人們為逃避戰亂地區而進行大規模的人口遷移。

下面分別對三次人口南遷情況進行介紹: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第一次人口南遷高峰

1、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是中國歷史上一個罕見的社會大動亂時期,軍閥混戰,生靈塗炭,特別是東漢末年的「黃巾之亂」和西晉的「永嘉之亂」,黃河流域戰火連綿,長時間的戰亂對人民的生活造成了重大的災難,嚴重的破壞了人們經濟生產,北方人民為逃避戰亂不得舉族南遷,對於第一次的南遷描述,史稱「中州士女避亂江左者十六七」。

2、唐代安史之亂時期——第二次人口南遷高峰
在安史之亂前,唐朝的經濟文化和軍事國力經過「貞觀之治」和「開元之治」後達到鼎盛,在這段鼎盛時期內唐朝的土地制度——均田制和軍事制度——府兵制逐漸遭到破壞,由於均田制遭到破壞,府兵制失去了賴以生存的經濟基礎,逐漸被日益盛行的募兵製取代,募兵制的形成,使軍隊開始變為私人武裝,很快發展成為強大的地方割據力量——節度使,致使唐朝的軍事形成「外重內輕」的局面,為「安史之亂」的爆發形成條件,「安史之亂」致使黃河流域的經濟遭到嚴重破壞,人民被迫南遷,對於戰亂後的人口遷移的描述,史稱「四海南奔似永嘉」。

3、宋代靖康之亂時期——第三次人口南遷高峰
在宋代「靖康之亂」前的五代十國時期,中原混戰,南方相對安定,人們紛紛南遷,但這一時期的南遷規模不及「靖康之亂」後的人口遷移規模。由於宋代統治者實行的是「守內虛外」的政策,同時宋朝國內的冗官、冗兵、冗費,以及由此帶來的積貧、積弱,是構成北宋中期社會危機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是造成「靖康之亂」的重要因素之一。「靖康之亂」後,金兵大肆劫掠,中原戰亂又起,隨之出現了中國歷史上的第三次人口南遷高峰,對於這次南遷的描述,史稱「高宗南渡,民從之者如歸市」。

人口南遷對於南方地區的影響
北方人口的大量南遷,不僅增加了勞動力,有利於開墾荒地,而且帶來先進的生產技術和生產經驗,刺激的南方經濟的增長,為南方農、工、商各業的發展帶來了生機。伴隨著三次大規模人口南遷,所帶來的是中國古代南北經濟發展的巨大變化——經濟重心南移,經濟重心南移經歷了一個長期的歷史過程,自東漢末年,歷三國、兩晉、南北朝、隋唐、五代至兩宋最終完成。由於北方較南方戰亂較多,所以北方的經濟特點一般是反復的破壞和恢復,而南方社會比較安定,生產條件和自然環境比較優越,其經濟特點是持續的開發。
魏晉南北朝時期,中原人民為避戰亂開始了中國歷史上的第一次人口南遷的歷程,北方人民的南遷為南方農業生產增加了大批勞動力,特別是帶來了先進的生產技術和生產工具,他們同南方的漢族人民及山越等少數人民共同興修水利,開墾出大片良田,水稻栽培技術有所提高,小麥開始推廣,牛耕得到普及。長江中下游經濟迅速發展,福建地區也得到一定程度的開發。隋唐五代這一時期,南方經濟繼續發展,「安史之亂」後伴隨著第二次人口南遷,南方經濟迎來了第二次飛躍,南方農業、手工業、商業、對外貿易都呈現出前所未有的發展勢頭,史稱「天下大計,仰於東南」,經濟重心南移的趨勢愈加明顯。兩宋時期,南方經濟呈現出繁榮的景象,在「靖康之亂」後,隨著第三次的人口南遷的高峰出現,南方的糧食產量、農業技術、手工業技術與規模、商業貿易、城鎮數量都超過了北方,江浙一帶已經成為全國糧倉地帶和最大的紡織中心和商業中心,同時經濟重心南移的歷史進程也終於完成。
北方人口南遷者絕大多數為勞動人民,他們來自封建經濟文化高度發達的黃河流域,擁有比較先進的生產技術和豐富的勞動經驗。從《呂氏春秋》、《管子》、《汜勝之書》以及《四民月令》等文獻資料中可以清楚看到,自戰國秦漢至兩宋時期,黃河流域的生產技術水平已經達到相當的高度,相比同一時期的長江中下游平原及以南地區則要落後的多,北方人口南遷將黃河流域的先進生產技術與工具帶到長江流域,必然推動這一地區的農業與手工業生產,不論在質或量上方面均發生顯著的變化。有些南方地區開始實行區種法,並開始採取輪作復種制。這些進步雖不能完全歸功於北方移民,但是北方移民所帶來的文化影響的突出作用,是應該得到充分肯定的。
勞動是財富生產的唯一源泉。北方人口的大量南遷給南方地區帶來了大量的生產力。在南遷過程中,能夠順利到達南方地區並且能生存下來的,多為一些青壯年,他們能夠承受一路南遷的顛簸與艱辛,同時他們也是廉價的勞動力。當時南方的士族地主階級具有從事土地開發的強烈沖動和積極表現,他們迫切要求開發江南,建立強大的經濟基礎,以增強南方的軍事力量。北方南遷人民來到南方地區後,兩手空空,一無所有,而政府無法解決他們的生計問題,所以士族有需要勞動力來尋覓開發山川澤林的積極性,南遷人民有需要解決生計問題的積極性,在這兩個積極性的推動下,經過長期艱苦卓越的奮斗,終於使南方地區的面貌煥然一新。

人口南遷的意義
中國古代歷史上的三次大規模的人口南遷和其所帶來的中國經濟重心的南移過程,是南方地區逐步開發、發展的歷程,它改變了黃河流域「一枝獨秀」的歷史現象,使南方擺脫了「荊榛遍野,刀耕火種「的原始狀態,經濟得到飛躍發展,進而後來居上,成為全國經濟最發達的地區,對中國經濟的格局產生了深遠影響。經濟重心的南移也帶動了全國經濟的發展,中原地區先進的生產技術向南傳播,進而向邊疆地區滲透,使各地經濟的發展趨於平衡,並且南方經濟的發展也拉動了北方經濟的發展,促進了全國經濟的整體發展。同時,人口的南遷,促進了我國古代的民族融合,特別是中原地區漢族人民遷居到邊遠少數民族地區,邊遠少數民族內遷到內地,使各族人民交錯雜居,接觸頻繁,甚至互通婚姻,相互融合,豐富了各族經濟文化生活,大大促進了民族融合和我國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形成、鞏固與發展。人口的南遷使我國人口的地理分布趨於平衡、合理,改變了古代人口布局,促進了民族融合,經濟文化的交流和邊疆地區的開發建設。三次大規模人口南遷對於當代我國的經濟發展、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的格局產生,具有深遠的影響和重大意義。

7. 歷史上有哪些著名的「遷都」,產生了什麼深遠影響

北魏孝文帝遷都洛陽
軍事上,北魏原來的都城平城地理位置偏於北方,易受到北方少數民族的威脅,不利於對整個北方的軍事控制,同時也不利於加強北魏對中原地區的管轄和治理。經濟方面,舊都平城地方寒瘠。雖然從398年定都平城至遷都洛陽之時已有百年歷史,農業也有所發展,但糧食產量遠不夠供應軍需和不能滿足都城人口的需要,再加上無水路漕運之便,從外面運入糧食也困難,要解決糧食問題,就需要遷到農業發達、運輸方便的地區。政治上,為了鎮壓中原地區日益頻繁的武裝暴動,實現統一全國大業的需要,擺脫平城地區鮮卑貴族盤根錯節的勢力網,削弱他們對政治的影響力,尤其是盡快擺脫已故馮太後的陰影,不讓馮太後的勢力繼續左右政局。文化方面,北魏雖然實現了北方的局部統一,但民族之間存在著嚴重隔閡,文化沖突劇烈,不利於接受漢族先進的文化。改變鮮卑民族的舊俗,深化改革,使北魏王朝以華夏正統的姿態雄踞中原,達到長治久安的目的。
洛陽是歷代帝王建都立業之所,也是漢文化積淀深厚之地,遷都洛陽不僅有利於鞏固前期改革的成果,還有利於進一步推行深層次的改革。洛陽曾是多個漢族王朝建都之地,孝文帝要通過遷都洛陽取得漢族地主認可的正統地位。在加上當時的洛陽已很繁榮。

8. . 歷史上,對徽州文化帶來較大影響的三次士族南遷分別是

歷史上對徽州文化帶來較大影響了三次南京分別是什麼?他南京的目的是為了更好的嗯,帶來對它的文化帶來很大的影響的。

9. 哪位能給我講一下,中國古代「士」和「士族」的產生、發展、影響

士族——是以家族為基礎,以門第為標准,在社會上形成的地主階級中的特權階層(享有很高的政治、經濟特權的豪門大族)。世族又稱門閥土族,是地主階級中的一個特權階層。

特點(特殊地位)
(1)政治上:
按門第高低分享特權,世代擔任很重要官職;(九品中正制是士族制度的政治保障;)
(2)經濟上:
士族佔有大量土地和勞動力,建立起自給自足、實力雄厚的庄園經濟;(品官占田蔭客制為士族制度提供經濟保障;)
(3)社會生活:
不與庶族通婚,甚至坐不同席;
(4)文化上:
崇尚清談,占據高級文官職位。

庶族——是指士族以外的一般中小地主,也稱寒門。
演變

(1)萌芽(東漢)
政治:自漢武帝以來崇尚儒術,官僚多以經術起家,至東漢 時逐漸形成了累世公卿的狀況。曹魏實行九品中正制,使得世族地主能夠憑借家世出身參與政權。
經濟:西漢中後期,土地兼並十分嚴重,逐步形成官僚、商人、地主三位一體的豪強地主勢力。東漢政權是在豪強地主支持下建立起來的,因此,豪強地主在東漢王朝享有政治上經濟上的特權。他們在政治上把持中央和地方政權,經濟上兼並土地,經營庄園,漸成割據,逐漸成為名門大族。士族地主(又稱世族、門閥地主)在東漢開始形成,為後來魏晉南北朝時期士族制度的確立提供了階級、經濟基礎。
(2)形成(曹魏、西晉)
士族制度的形成,是指統治階級頒行各項法令,從制度上維護士族地主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活等各方面的特權。曹魏政權實行的九品中正制,是士族制度形成的重要標志。 中國東漢後期至南朝末年在社會上有特殊地位的官僚士大夫結成的政治集團。東漢時期,士人主要通過察舉、徵辟出仕。被舉、被辟的人成為舉主、府主的門生、故吏。門生、故吏為了利祿 ,甚至不惜諂附、賄賂以求固結。大官僚與自己的門生、故吏結成集團,以增加自己的政治力量。東漢後期的士大夫中,形成了一些累世公卿的家族。這些人都是最大的地主,而且世居高位,門生、故吏遍於天下,因而又是士大夫的領袖。所謂門閥大族,就是在經濟、政治、意識形態上具有這些特徵的家族。東漢時期選士首先看族姓閥閱,所以門閥大族的子弟在察舉、徵辟中照例得到優先。門閥大族是大地主中長期發展起來的一個具有特殊地位的階層。當政的外戚、宦官都要同他們聯結、周旋。門閥大族在本州、本郡的勢力更具有壟斷性,實際上統治了這些州郡。 漢末社會中的世家大族,魏晉時稱為士族,影響很大,名士多出於這個階層,或者在政治上與這個階層結合在一起。曹操由於其宦官家族的身世,一般說來不為名士所尊重,故而一再發布「唯才是舉」令,選用那些不齒於名教但有治國用兵之術的人。但曹操不但沒有籠統地否定世家大族素所強調的德行標准,而且很重視對名士的爭取。曹操死後,曹丕 在尚未代漢稱帝之前,採納了陳群建議的九品官人之法,即九品中正制。實行之初,士人品定之權掌握在政府的中正手裡,中正采擇輿論,按人才優劣評定品第高低,多少改變了東漢末年名士品評人倫、操縱選舉的局面。
(3)鞏固(西晉)
西晉建立後,司馬氏為取得世家大地生的支持,對他們繼續實行放縱和籠絡的政策,從而形成了典型的門閥政治。 西晉時雖仍襲用九品中正制,但中正一般只注意被評定者家世的封爵與官位,很少注意真正才能,不能起選擇人才的作用,以致於上品無寒族,下品無士族,九品中正制反而成為鞏固士族力量的工具。西晉規定高官顯爵者各按官品高下佔有田地,並在全國范圍內以法令形式承認私家依附農民。雖然法令規定免除國家租稅、徭役的戶數,但在佔有大量田地情況下,高官顯爵者必然擁有更多超過法令規定的從事勞動的依附人口。在佔有大量土地和依附人口的基礎上,後漢、曹魏以後世代高官而且世襲封爵的家族,在政治、經濟、社會各方面擁有特殊優越地位,形成門閥士族。
(4)鼎盛(東晉)
西晉亡後,在門閥士族的擁戴下,東晉王朝得以建立,東晉時士族制度得到充分發展,進入鼎盛階段。原因是東晉王朝依靠南北士族的支持才得以存在。東晉政權是司馬氏皇權和以王、庾、桓、謝諸大姓為代表的北方士族以及處於非主流地位的江南吳姓士族的聯合專政,這種政治格局一直延續到東晉末年,長達一個世紀之久。那時士族門閥的勢力足以與皇權並立,甚至超越皇權,皇帝都要依賴士族的支持,門閥政治達到鼎盛。這一時期,士族在政治上高官厚祿,壟斷政權,經濟上封錮山澤,佔有大片土地和勞動力,文化上崇尚清談。為維護這種制度,東晉南朝時,士族非常重視編撰家譜,講究士族世系源流,作為自己享有特權的憑證,於是譜學勃興,譜學專著成為吏部選官、維持士族特權地位的工具。這一時期土族政治上擁有特權,清官要職被士族壟斷;經濟上擁有田莊,佔有大量土地人口,還經常與官府爭奪勞動力人口;文化上家學傳承,占據壟斷地位,還大興譜牒之學,崇尚清談玄學,擅長長書法、繪畫等藝術;社會上不與庶族通婚往來等。士族把持大權,卻不願涉身實務,在優容奢侈中腐朽衰落。 但統治階級內部,存在著北人士族與南人士族、北人士族中的上層與下層、皇室司馬氏與僑姓大族、各大族之間、中央與地方(揚州與荊州)等錯綜復雜的矛盾。終東晉一朝,門閥士族在政治上居主導地位。桓玄曾一度推翻司馬氏統治,自立為帝,後失敗被殺。
(5)漸衰(南朝)
東晉後期到南朝時期士族制度逐漸走向衰落。根本原因在於士族自身的腐朽,士族制度下的門閥士族特別是高級士族憑借門第就可做官,世代控制高級官職。特殊的社會環境使許多士族不思進取,沉溺於清閑放盪的生活,不屑於政務軍務。加之士族是近親聯姻,身體素質極差,因此東晉與前秦淝水之戰以後,一些庶族出身的將領脫穎而出,顯示出較高的政治、軍事才能,聲望與權力迅速上升,南朝宋、齊、梁、陳開國諸帝均為庶族將領。南朝帝王雖無法改變高級士族壟斷高官的局面,但卻引用庶族官吏委以品位不高卻握有實權的職務,在實際執政中分享了士族的特權。這一時期士族制度走向衰落的原因之二是受到農民起義的打擊;原因之三是士族在統治階級內部矛盾中受到打擊、削弱。上述三種原因相互作用,極大削弱了士族制度的階級、經濟基礎。到了南朝時期,南朝宋武帝劉裕從東晉門閥專政、王權弱小、方鎮割據的積弊中汲取教訓,努力加強皇權,因而南朝世家大族雖然在社會上經濟上的優越地位未變,不僅擁有大量田地,而且封山占水,實行庄園經濟,佔有廣大田莊山澤和附屬於土地上的大量依附人口,但實際軍政實權大為削弱,政治權力主要已不在他們手中。南朝士庶之別非常嚴格,士族通過仕宦途徑和婚姻關系來維護門閥制度,形成封閉性集團。士族所居官都是被認為「清顯」的職位,一般不理政事。士族中又有高低階層之分,兩者之間一般也不通婚,低級士族擔任的某些官職,高級士族不屑擔任。侯景之亂使世家大族 遭受沉重打擊。承聖三年(554),西魏軍攻佔江陵,俘衣冠士族數萬口,驅入長安為奴婢。這是對南方門閥士族的一次沉重打擊。在陳朝,無論僑姓士族或江南士族,不僅政治上早已無所作為,社會聲望和經濟地位也都一落千丈,門閥制度已經沒落到徒具軀殼了由於門閥世族自身的腐朽。喪失了在政治上和軍事上的統治能力;社會階級矛盾的沖突和激化,農民起義此伏彼起,寒族地主乘機以軍功崛起,在鎮壓農民起義的同時,進而典掌機要,控制地方,統帥軍隊,以武功稱帝,如劉裕、蕭道成等,打破了門閥地主一統天下的局面。世族地主此時雖據高位,卻已無實權,走向必然的滅亡。後經候景之亂、隋滅陳等變化,門閥等級制已奄奄一息,庶族地主躍居政治舞台的主要地位。至隋唐兩代,廢止九品中正制,實行科舉制,"取士不問家世,婚姻不問閥閱",終於使產生於魏,盛行於晉的門閥士族制度在政治、法律制度上最終消亡。
(6)消亡(唐末)
隋唐時期士族制度走向消亡。其原因一是隋唐科舉制的實施使門第不高的庶族地主通過考試參加到政權中來,摧垮了士族制度的政治基礎「九品中正制」;而均田制和租庸調制的推行使一部分無地少地的農民得到了一些土地,也保證了農民的生產時間,其禁止無限占田和隨意買賣土地的規定,多少起到了抑制土地兼並和保護自耕農的作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士族制度的經濟基礎。二是唐朝統治階級內部爭權奪利的斗爭。三是農民戰爭進一步摧垮了腐朽的士族制度。從此,存續了六七百年的士族制度最終在歷史舞台上消失。

形成原因
(1)歷史根源:東漢以來的豪強地主勢力的發展。
(2)政治原因:魏晉政權統治基礎是士族,皇帝依賴於士族的支持;
(3)政治保障:九品中正制是士族制度的政治保障。(成為世家大族培植私家勢力,維護政治特權的工具,)

衰落原因
(1)自身腐朽:腐朽奢華的生活、與身俱來的特權導致士族缺乏執掌政權的能力,甚至缺乏生存能力;
(2)東晉、南朝統治集團內部斗爭激烈,庶族乘機逐漸典掌機要;
(3)侯景之亂的沖擊。晉朝南渡士族「寢略殆盡」;
(4)隋唐科舉制的實行動搖了士族的政治基礎;
(5)唐末農民起義的打擊。(徹底掃盪結束士族制度)

影響
士族制度貫穿整個魏晉南北朝時期最突出的政治特點,也是西晉政治腐敗黑暗的表現,決定了這一時期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的官僚門閥特色,對後世影響深遠。

消極作用
士族制度的政治、經濟特點,決定了魏晉南矛盾往往特別尖銳,導致南北長期分裂割據的政治局面。士族田莊經濟強化了封閉的自然經濟,阻礙了商品經濟的發展。士族是地主階級中的腐朽集團,越到後期愈發腐朽,是一群社會寄生蟲。

客觀上的積極作用
1.經濟上,士族田莊經濟是封建大土地所有制,士族佔有大量勞動力,強化了封建依附關系,在魏晉動盪的政治局勢下,編戶農民依附於世家大族,有較為保障的生產條件,這對封建經濟的發展顯然有利;而東晉南朝時期,南方相對安定,作為北方移民核心的士族地主來南方立國創業,客觀形勢使得他們成為開發南方經濟的組織者,他們在南方建立的田莊、山墅,畢竟對江南荒丘山澤地區的開發起了推動作用。
2.民族關繫上,士族士大夫在推動北方各少數民族封建化進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3.思想、科技文化上,士族生活優裕,有條件從事文化事業,部分士族蔑視禮法,倡導個性自由,思想上富有想像和浪漫色彩,因而東晉南朝時期在哲學、文學、書法、繪畫、科學上有較多的成就,並且富有特色。


中國古代社會中具有一定身分地位的特定社會階層,後演變為對知識分子的泛稱。
原來可能指原始社會末期與氏族部落首領和顯貴同族的武士,進入階級社會後,他們成為統治階級的一部分。因古代學在官府,只有士以上的貴胄子弟才有文化知識,故士又成了有一定知識和技能之人的稱呼 。春秋時代,各國之間征戰不休,步卒作用增加,車戰及武士的作用減小士的地位也出現了上升或下降的變化。有些卿大夫為擴大影響,鞏固地位,設法招徠士眾以張聲勢,很多士便投靠到他們那裡。
還有部分士為解決經濟困難去為人辦喪事,當贊禮,或經營工商業;也有人從事私人講學,傳授文化知識,從此中國歷史上又出現了一批專門從事文化活動的士。他們游學各國,思想活躍,為中國古代學術領域百家爭鳴局面的出現、促進文化科學的發展作出了很大貢獻。戰國時代,爭霸和兼並戰爭更為劇烈,於是朝秦暮楚的游說之士應運而生。他們穿梭於各國間,充當說客,縱橫家便是其代表。這時各國封君權貴的養士之風也很盛行。
秦漢時期,士的內涵發生了進一步的變化。士,稱為士大夫時,可以指軍隊中的將士,也常常是在中央政權和州郡縣供職的官吏的泛稱;稱為士人時,則一般特指具有較高封建文化素養、從事精神文化活動的知識分子。漢代,士人特重士名(即人格名望、風骨氣節及學識才能),一旦成為名士,功利官位會接踵而至,故士人或著意正心 、修身 、齊家 、治國 、平天下,恪守封建綱常名教;或浮華交遊,廣結朋黨,相互吹噓,以沽名釣譽。東漢後期,在士人中間清議品題人物之風極盛 。這種人物品題屬於民間范圍。魏晉時期,九品中正制確立 ,品評士人之權收歸政府。凡由中正品評者,皆據其德行才能、家族閥閱而給予不同品第(鄉品),然後授予各種官職。未經中正品評者,不得仕為品官。於是,士人遂具有了某種特定階層的含義。
士庶對立,漸露端倪。凡九品以上官吏及得到中正品第者,皆為士,否則為庶。士人中,又出現憑借父祖官爵得以入仕清顯並累世居官的家族,是為士族。士族在東晉時達到極盛,至南北朝始衰。隋唐以後,士族逐漸退出歷史舞台,但士作為一特定階層的觀念仍然保留。宋以後 ,士或士人一詞逐漸成為一般讀書人的泛稱,不再特指品官。

補充

戰國時期,從王廷到社會底層,到處都可看到"士的身影。探討這個階層的活動,對深入了解戰國的社會生活,特別是政治與文化,很有裨益。

一、士的類分
戰國文獻中,以"士"為中心組成的稱謂和專用名詞,據粗略統計有百餘種。這不僅說明士階層的復雜,也說明他們的行跡遍及社會各個角落。為了區分不同的士,當時的人便開始對士進行類分。《墨子·雜守》篇把士分為"謀士"、"勇士"、"巧士"、"使士"。《商君書·算地》把士分為"談說之士"、"處士"、"勇士"、"技藝之士"、"商賈之士"。《莊子·徐無鬼》把士分為"知士"、"辯士"、"察士"、"招世之士"、"中民之士"、"筋力之士"、"勇敢之士"、"兵革之士"、"枯槁之士"、"法律之士"、"禮教之士"、"仁義之士"等。根據士的特點、社會地位等情況,大體可分成三大部分:
(一)武士。其中又分不同類別。第一類是國家的武裝力量。由於技能、職掌、兵種以及國別等不同情況,又有各式各樣的稱謂:"選士"、"練士"、"銳士"、"精士"、"良士"、"持戟之士"、"射御之士"、"材伎之士"、"虎賁之士"、"劍士"、"死士"、"甲士"、"爪牙之士"、"教士"、"庶士"、"吏士"等。第二類是俠士。典籍中稱之為"俠"、"節俠士"、"游俠"。這些人的特點是見義勇為,為知己者死。第三類是"力士",指力氣大而勇悍之士。
(二)文士。《韓詩外傳》卷七說:"君子避三端:避文士之筆端,避武士之鋒端,避辯士之舌端。"這里把操筆桿的稱為文士。其實文化人,包括辯士,皆可稱為文士。早在戰國之初,墨子就曾對文士的特點與文士的不同類型作過劃分,他說賢良之士"厚乎德行,辯乎言談,博乎道術" 。德行、言談、道術應該說是對文士的類分。戰國史籍中有關文士的各種稱謂不下三、四十種。這幾十種稱謂,大體可歸入如下幾類。第一類可稱為道德型。這一類的士把道德修養作為奮斗目標。因此當時有不少人從道德品質意義上給士下定義或概括士的特點和本質。如孔子說:"士志於道。" 《呂氏春秋·正名》記尹文與齊王的對話:"尹文曰:'今有人於此,事親則孝,事君則忠,交友則信,居鄉則悌。有此四行者,可謂士乎?'齊王曰:'此真所謂士已。'"道德之士的稱呼計有:"通士"、"公士"、"直士"、"志士"、"修士"、"善士"、"信士"、"廉士"、"勁士"、"正士"。第二類可謂之為智能型。這些人重在知識和學以致用,有如下稱謂:"文學之士"、"游學者"、"法術之士"、"智術之士"、"有方之士"、"法律之士"、"弘辯之士"、"游說之士"、"遊宦之士"、"察士"、"巧士"、"博士"、"智士"、"賢能之士"、"策士"、"任舉之士"、"傾危之士"等。隱士可以說是以上兩類的附類或兼類,這類士因種種原因不為官。不出仕並不是都不關心國計民生、社會政治大事;相反,有些隱士發表了許多評論時政得失的言論,甚至提出系統的理論,成為一家之言。有些隱士在社會上具有很高的聲望,君主貴人派使臣再三延聘,卻拒不受命。也有些隱士是一時的,隱居只不過是靜觀待機之術。與"隱士"相同或相近的,還有如下稱呼:"居士"、"處士"、"山谷之士"、"江海之士"、"岩穴之士"、"貴生之士"、"高士"、"閑居之士"等。第三類可謂之技能型。這部分人又可分技藝之士、商賈之士、方術之士三部分。技藝之士指有一技之長和專門技能的人。《商君書·算地》說:"技藝之士資在於手。"《韓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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